盛邦和[3]
何爱国近有新书《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1912—1949）》，详论中国民国时期经济思想实态，来信要我写序。爱国是我的学生，随我读博，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接获书稿，放下手中杂事，埋首展卷。假如一本书，能够搜集大量的资料让人有饱餐信息的快感；假如一本书，在综合资料的基础上提出有益的思想，启益今人，思考当前的问题，那就是一本好书。这两点，爱国新书都做到了，这是一本好书！
本书读完，掩卷长叹！回首近代是如何从一个进步经济思潮，坠落到民国期间的落后思潮，然后改革开放，回到进步思潮，这“正—反—正”三题转折是怎么过来的？民国经济思潮下行式转折起于1914年，会不会百年一轮回？今日思潮往何处去？
自魏源写《海国图志》（1844），到严复著《原富》（译《国富论》）（1902）。50余年之间，中国思想主流是“师夷长技”、强国富民、市场经济、议会政治。易之今言，即为普遍性的现代化论。代表者如郑观应、王韬、黄遵宪、严复、梁启超等一众人才，个个面目俊朗、心怀坦荡。杰出者有严复，译《天演论》、《国富论》、《法意》等，志将西方学理尽力输华。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启蒙高潮期应在严复的“原富”时代。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阐发的资本市场论，孟德斯鸠、卢梭、洛克著作呼吁的民权政治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述的更新文化论，逐渐普及于坊间，正要转为实践。
梁启超曾是传播现代理论的一把好手。笔墨挥洒，势将市场论、民权论、文明论阐释殆尽。身体力行，意欲现代文明立现于神州。1903年2月，梁自日本横滨启航，跨海赴美。回来发表《新大陆游记》，播说见闻，畅论心路，大谈“新大陆”的优长，勇揭旧中国的丑短，惊艳之情，溢于言表。
想不到1919年西游一年后回来，思想剧变，霄壤颠倒。发表《欧游心影录》，惊呼西方文明已经“破产”，感叹“现代化”已成“黑影”。中国的摸索进步，仅为追逐“黑影”的游戏。他呼吁：沉沦的西方哀哀绝叫，求着中国人去“超拔”呢！
辜鸿铭1915年抛出《中国人的精神》，直论“今日世界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人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杜亚泉1918年发表《迷乱之现代人心》，惊异地发现，当今地球变成“物质主义大炽”的地狱。
1922年章士钊欧洲考察回国，得出经济竞争导致世界“血战”的结论。他论市场经济有二恶。其一，“乡里”与“通都”格差对立：“一方田亩荒芜，食料不给，而一方互市海外，生涯畅遂”；其二，导致穷人与富人的尖锐矛盾：一方面“增造富族，豪侈无伦”，一方面又制造贫困，民不聊生。
1939年梁漱溟刊《乡村建设理论》，发现，“中国社会一村落社会也，求所谓中国者，不于是三十万村落，其焉求之？”主张在村落的基础上“均产”、“公田”、“合作”，实现梁氏“社会主义”。
上次的思想转向，并非空穴来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苏俄革命的成功、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称得上是主要的外部原因。有人说再加一条，美国凯恩斯将“社会主义”与资本制度“嫁接”成效。当然最引人的景致还是1914年战争的硝烟弥漫与3年后苏维埃朝日的喷薄而出，这一正一反的对比，让中国人兴奋惊愕，目光自然从西方骤转到北方。
其实单有外部原因不够，若无内因的接引，变化不会产生。近有拙著《亚洲与东方学研究——东亚文明的进化》，注意到被孟德斯鸠、黑格尔及马克思发现的原型亚洲三特征，这就是血缘村社的社会组织、原始公有的经济构造、东方专制的政治体制。血缘村社在中国体现为宗法村落，原始公有则对应中国的井田制度，古老的封建制度则是东方专制的中国写照。
原型亚洲特征让中国长期处于历史停滞的状态，在从古代土地社会向现代市场社会的跋涉中步履艰难。
旧亚洲特征在中国思想上体现为“不患寡而患不均”，阻滞改革的反市场理念；画地为“井”，阻滞物权改革的“井田”精神；维护封建宗法，延宕农村改造的“村落”主义。这些思想无时不与改革作对，维护原型亚洲的制度模型，形成顽韧的文化阻力与抵抗系统，而就是因其存在，成为引发20世纪中国大尺度、大面积思想倒退的内部原因。
这样我们就不能给予20世纪以梁启超、梁漱溟、辜鸿铭、章士钊等为代表的现代“反思”思潮打出好分数。研究梁漱溟比较著名的美国学者艾恺写有《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显见梁启超、梁漱溟等人哪里是在“反思”现代化，分明是一场“反现代化思潮”，客观效果是让改革的社会倒退，让进化的文明“返祖”。
平心而论，上述人士，我爱我敬，本为民族先贤，观其一生进步与功绩是主要的。一时失脚与转向，是可以理解的人生“试错”。严复不是也有“筹安会”话题吗？
爱国书中对此“反思”思潮，深刻写论，但不忙着做结论，而以史料的如实推出与思想的精辟解析，将人带引到一个悠远的思想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