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魏源《海国图志》提出“以农立国”和“以商立国”作为中西“立国之道”的根本差异，关于“以何立国”的“立国之道”问题就成为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核心问题。晚清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先后提出了“以商立国”和“以工立国”，但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以商立国”。“以商立国”与“以农立国”之争成为晚清中国现代化的核心话题。政治上的民主与专制之争也以此为基础。进入民国时期以来，“以何立国”之争非但没有解决，反而由于世界大战、俄国革命、经济危机、民族危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而更趋激烈，“以工立国”与“以农立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与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之间的论战接连不断。“以工立国”、社会主义、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成为主导性思潮。这些现代化共识的形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
自由经济思潮从晚清以来一直贯穿民国时期，但在社会主义思潮，特别是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兴起以后，不断削弱。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明显处于低潮，其流派主要包括放任主义或自由资本主义（个人资本主义）与非放任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包括自由资本主义的修正派与自由社会主义派等），胡适为“自由社会主义”代表，唐庆增为“自由资本主义”代表，马寅初主张“自由经济”与“福利经济”的结合，国民党主张“有计划的自由经济”。自由经济思潮属于一种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思潮。
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高涨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当时经济思潮的主潮。其流派纷呈，包括：“温和的统制经济”、“民主的统制经济”、“民生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或“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乡村建设”派、“新法家”（经济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统制经济”（经济协力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战国策派”（国家主义计划经济与国防经济）、“新民主主义”、“新资本主义”、“新社会主义”、“自由经济的统制经济化”等。基本类型大体可分成三种：一种是消灭市场机制的政府指令性计划经济；另一种为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政府指导型计划经济，这种计划经济本质上还是属于市场经济；还有一种就是主张市场与计划并立，但倾向于由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
在民国时期的自由经济、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里，占主导地位的是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即使在自由经济思潮中，占主导地位的也属于非放任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流派，其中含有“有意识的设计”（Conscious Control）、“经济法治”（Rule of Law）、全体社会成员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等基本原则。如果说文化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一直比较强劲的话，那么，经济自由主义则在整个20世纪都是比较微弱的。无论是国民党的民生主义计划经济学说，还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学说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学说，都对经济自由主义持严峻的批判态度。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微弱，不是偶然的。一是生不逢时，从晚清推行经济现代化以来，西方即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进而迈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贸易保护主义与扩张主义同时推进，结果，全球市场并不能够自由地平等地竞争，于是，以国营经济为主体，以政府干预为特征的经济体制，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体制的中心地位，从实践上阻碍了自由企业体制的成长。二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应对的社会主义思潮和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席卷中国，与中国传统的“抑商”经济思想与“官营”经济体制接榫，迅速地融合在一起，而获得本土化的阐述与更新，从而有效遏制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发展。三是近现代中国，不仅外患严重，而且有六次国难临头[4]，民族危机始终不断，于是，国家主义这根弦一直绷得很紧，经济的国家主义目标极其功利地宰制着人们的头脑，经济自由主义缺乏成长环境。
思潮中“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含义使用得比较含糊，没有严格区分。等同者多，区别者少。概念没有厘清，使得关于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的论争，往往陷入自说自话，而不是有效的争鸣。正因为此，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只能是一个思潮，而没有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思潮。整个思潮流派纷呈，除了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流派，还有“民生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或“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法西斯主义统制经济”、“新法家统制经济”、“温和的计划经济”、“民主的计划经济”、非政府“计划经济”的“乡村建设”派、新民主主义等。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已现。多数计划经济流派都宣称自己属于社会主义范畴，包括民生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市场经济”名词及其内涵已经由一些学者明确提出并阐述。马寅初于1948年在《经济学概论》中把“自由经济”界定为“纯粹的市场经济”，并断定“惟在进入大同世界以后，市场经济或可以取消”。而此前他对“自由经济”与“温和统制经济”的概念与内涵进行过详细的阐述。此外，吴世瑞在1947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也对市场概念与市场体系进行了详细阐述。但市场经济概念及其话语体系并没有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与推广。当时实际上表述“市场经济”的话语是“自由经济”、“竞争经济”、“价格经济”、“赢利经济”、“交换经济”、“个人主义经济”、“民主的统制经济”、“温和的统制经济”、“同业自动的统制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新资本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等。
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极其强劲，源于国际经济恐慌引发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而国内经济恐慌、业已存在的经济体制与思想资源，则提供了接受并强化这种思潮的土壤。影响所及，不少自由经济论者转化为新自由主义或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论者，包括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如马寅初等。当然，有不少人主要是话语体系的转换，其实质变化并不大，但也足够说明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话语体系之强大。还有不少自由经济论者一度对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怀有好感，如胡适与丁文江等。在当时，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想与自由经济思想的交叉和融合是两大思潮的共同特征。如“民生主义计划经济”，有时又称为“有计划的自由经济”。
在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中，对“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类型与性质没有得出一致看法。关于类型，有多种划分：有社会主义型，资本主义型，法西斯主义型，过渡型；民主型与独裁型；温和型与激进型；大规模型与小规模型；全面型与局部型；营利型与自足型等。关于性质，有中性说，社会主义说，资本主义说，过渡性说，政治性说，道德性说，两种性质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三种性质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等。
从中国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的内核看，深刻影响我国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的国外思想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德日意法西斯主义统制经济思想。受其影响的主要为中国新法家经济国家主义思想、战国策派国防经济计划经济思想、法西斯统制经济协力经济思想、民生主义计划经济思想等，这种统制经济思想虽然仍然承认私有产权与私营企业，但由于其奉行经济上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主义以及经济与政治国防的一体主义（即所谓“以平时为战时”；“民生与国防合一”），因此，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与实际上的全能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没有多大差异了。二是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受其影响主要为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民生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1948年以后的新民主主义计划经济思想等。苏联经济体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赢得了包括很大一部分政治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者在内的绝大部分国人的高度赞扬。甚至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论者也转而表示要吸取其合理内核。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典型的全能计划经济体制，私有产权被彻底取消，市场机制受到了最大限度的压缩，个人经济主权名存实亡，同时政府权力得到最大限度的扩张；三是欧美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政府干预经济思想（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受其影响主要为民主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想、温和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想、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等。这种体制仍然维护私有产权、企业自由与市场机制，但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干预，扩展了国家为经济服务的各种职能，甚至也允许国家直接经营一些关乎国家安全与国民生计的重大事业。
“计划经济”思潮顺应当时国内外经济形势与经济理论的更新而出现，有其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必要性，但作为特殊的经济与社会动荡时期的产物，是否也能够作为社会和平稳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手段，是值得商榷的。特别是其中的全能主义计划经济思想，不顾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基础，试图把指导能力有严重缺陷的政府变成一个万能的政府，无微不至地掌控经济发展，是绝对不应提倡的。阻碍人民在经济生活中满足经济需求、追求经济利益、发挥经济常识的政府，必然会限制经济发展。经济社会资源的市场配置、有限政府、法治经济、社会保障，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要件。
民国时期的市场经济思潮的具体名号不完全是叫市场经济，而是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其主导形态经历了一个从自由经济到统制经济，进而到新民主主义经济、新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化历程。主要流派大体有二：一类是倾向于资本主义的流派，主要有“自由经济”，“国家社会主义”型的市场经济，“同业自动统制”型的市场经济，“民主统制”型市场经济，“温和统制”型市场经济；另一类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流派，主要有“新民主主义”与“新资本主义”。民国时期的市场经济思潮具有根本的认识误区与内在缺陷，主要是没有清晰的市场经济概念与解释系统。基本上说，虽然出现了新民主主义与新资本主义经济流派，但完全是在资本主义的视野与框范下进行探讨与解释的。“市场经济”没有与“资本主义”分离，“统制经济”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搅混在一起。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存在认识误区，因此市场经济没有与社会主义真正结合在一起。因此，民国时期的市场经济思潮没有从根本上深入人心，其所表现的“自由经济”思想终究为“计划经济”思想全面覆盖。但不可否认，市场经济思潮仍然有其成就，这种成就既为计划经济全面实施时期提供了批判性思想资源，也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启发性思想资源，更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建设性思想资源。
马寅初与张君劢、张东荪属于调和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个个案。他们都认识到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利弊，试图扬弃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前者提出温和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后者提倡国家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方案。马寅初经济学说的话语，虽然从20世纪20年代的自由经济转向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但其主张以自由经济为骨干的市场经济基调并没有根本变化。一直到1948年，马寅初仍然强调，或许只有人类进入“大同世界”，市场经济才可能取消。市场经济必将长期存在，因为只要分工与短缺存在，市场就不会消亡。而只有分工，才能求生产快速增加。无论是自由经济，还是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工具，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产，增加社会财富，但马寅初强调劳工保护与社会保障均是不可或缺的。而且，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均富”，是建设“均富社会”。张君劢、张东荪主张调和自由经济和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走中间路线，即国家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道路。其计划经济思想，虽然吸纳了苏联全能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全盘计划思想，但并不主张全盘公有公营，而是主张公产与民产并存、公营与民营并进；而且主张全盘计划，却非全盘统制，仍然容许企业生产和人民消费有一定的选择自由；计划为了生产，但没有脱离市场；政治民主化，计划没有强制性，强调人民自觉，因此，本质上属于市场经济范畴，不过不是民营经济自发的市场经济，而是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并存、政府加以全面指导的市场经济。
孙中山与马寅初均主张调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利用资本的文明性，克服资本的野蛮性。孙中山认为资本具有双重属性，即文明与野蛮集于一身，其文明性在于生产性，而其野蛮血腥的一面在于其垄断性或专制性。提出“资本家无良心”的观点。孙中山主张利用资本文明性的一面，以发达实业，而限制资本野蛮血腥的一面，以增进民生幸福。具体方法是以“节制资本”限制资本家对资本的垄断；以“平均地权”限制地主对土地的垄断，特别提出要严防资本家与地主合二为一。马寅初提出“劳动果是神圣，资本也是神圣”的观点，强调“要增加劳动的能力，须先普及教育及增加资本”。主张既要化解资本流动的困难，多方解放资本，利用资本发达实业，也要进行劳工保护，使得劳动与资本能够结合双赢。
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关于工业化与农业化发展道路的三次论争高潮。论争的结果是，工业化道路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但农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也得到充分理解。不过，检讨论争史，联系现存的三农困境和新工业化问题，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应时化、简单化、公式化、理想化和非理性化的错误。论争过多地受国际环境和政治形势的影响，也由于中国社会转型和工业化进程极其缓慢，结构性制约导致论争没有得到充分的、理性的展开。论争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经传注疏思维的影响，成为为领袖人物的言论和政府政策做注释。论争并没有对长期困扰中国的三农问题提出一个既切合当时实际，又富有战略发展价值，并为学界、舆论界和公共政策界所广泛接受的基本思路。
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高涨期间，在《独立评论》上发生了关于乡村建设话题的多次论争，环绕的有关问题包括：其一，乡村建设运动有无必要？其二，乡村建设与都市建设的关系如何？其三，乡村建设理论错在哪里？其四，乡村建设实践是基本失败，还是颇有成绩？其五，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下乡指导或参与乡村建设？其六，政府在乡村建设中的地位如何？其七，对乡村建设运动的前途应该乐观，还是悲观？《独立评论》杂志社同人并不看好乡村建设运动，发表了大量的批评文章，但同时也发表了不少乡村建设运动的亲历者、支持者、同情者的申辩文章。考察、梳理并检讨这些论争，对我们今天更好地进行新农村建设不无裨益。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环绕乡村建设问题的讨论取得一定的成绩，但长期困扰与制约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没有得到深入探讨。特别是乡村建设派对本国国情与现代工业的看法有很大的歪曲与误解。而都市建设派也没有对城乡工农联动问题予以应有的重视，做出可行的制度安排。
章士钊与梁漱溟属于热心解决三农问题的两个个案。但他们的解决都误入歧途。章士钊提出非工业化非市场化的“农国”方案，充分认识到工业化市场化对人的异化的一面，却忽略了其解放的一面；倡导“以农国精神兴工”，有其人文精神张扬的一面，也有其严重复古的一面；其“农业救国”论，有渴望国家富强的一面，但在实际上却有着鄙弃物质文明的严重倾向；其向往“握笔为士，罢笔为农”的理想农民，有解放农民的一面，但主张“以拙胜巧”、诋科技为“奇技淫巧”，却存在愚民和鄙弃科学技术的倾向；其主张“农村立国”、“村治”，有使农村免遭破坏的一面，但不符合“万国交通”的普遍联系趋势。梁漱溟以乡村“社会”本位和乡村“理性”精神为基础的乡村建设构想，有其合理性，也有中国特色，但却根本不符合中国“人多地少”又亟需发展生产力的国情，也不符合世界普遍性联系发达的趋势，在以开放、竞合、拓展为特征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也难以独自幸存。
“保守与激进”之争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界的一个中心话题之一。论战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主潮是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还是自由主义？二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主潮引发的社会政治后果主要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旷日持久，争论却依然不休。取得的主要成绩有二：一是认识到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二者之间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关系。呼吁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中走出来，使得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在现实语境中达到某种均衡性。二是在认同本国传统可以创造性转化的同时，意识到：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或许更需要激进思想的激励，以唤起整个社会的开拓进取意识。从现代性的坐标来看，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处在保守主义的笼罩之下。
晚清以来至今先后兴起了三次西学、三次国学和三次现代化思潮。“西学”与“中学”、“国学”之争，开始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核心命题。自“五四”运动到1949年以前，中国文化建设路向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的一个中心话题。“西化”和“本位”间的论战形成了关于中国文化建设路向独特的视点和张力。交锋的结果，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那就是中国社会亟需现代化，包括科学化、工业化和民主化。“西化”和“本位”的概念最终归趋于“现代化”。这场论战不是简单的文化论战，也不能仅仅作为历史陈迹来看待，而应该把它看作中国现代化路向转换的一个坐标。重新发掘和认识这场论战，有助于更好地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晚清以来，儒家面临着现代化的滔天大势，不得不做出艰难的调整，以期适应现代化的需求。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既充满了反抗，也在不断地调适、整合和重建。在“现代化共识”初步形成以前的儒家对“西方化”和“现代化”没有加以分梳，对“西方化”的反抗是连带“现代化”一起反抗的，而此后的反抗则是反“西方化”，而不反“现代化”。儒家对“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反抗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调适过程。“反抗”与“调适”是互为作用的。从儒家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的调适和重建方式主要有：“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中西会通”、“接续主义”、“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本位文化”、“中国本位”或“民族本位”、“西体中用”、“合题”、“化西”、“创造性转化”等十二种。在“现代化共识”形成（1919—1935前后）以前，儒家现代化的总体架构是“体用论”（“中体西用”）；而后是“创化论”（“创造性转化”）。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经过重建后的中国现代性文化将是接续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整合异域现代文化精华的、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语境的新融构。
20世纪以来唯物史观流播中国，使得中国革命、思想、学术、史学发生了重大转型。《新青年》学人诠释唯物史观受到作为传播中介的日俄学界和中国社会需求的深刻影响，非常突出进化论和经济决定论，又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唯意志论发生了深层勾连。唯物史观被引入史学领域，中国史学发生了“科学化”转向。物质史观、经济史观、进化史观、平民史观受到推崇，神学史观、精神史观、恒定史观、循环史观、退化史观、英雄史观受到批判，对中国史学发展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回顾民国现代化思想的历程，我们发现，有几个时间节点对中国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较大，如1914年“一战”的爆发，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1919年巴黎和会的召开，1928年以后斯大林模式的急剧推进，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1931年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爆发，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特别是1914年、1917年与1929年。20世纪20年代的东方文化复兴思潮，包括东方文化论、人生观论、以农立国论、新人文主义等，源于中西方学术界对“一战”中西方文明为争夺世界市场自相残杀、物质文明空前破坏、先进科技用于大屠杀的反思。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流行，源于中西学术界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极端的贫富分化、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兴起和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反思。20世纪30年代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的高涨、乡村建设思潮的如火如荼、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思潮的兴起，源于对世界性经济危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的反思。而日本对华侵略由局部战争到全面战争的爆发，对中国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潮的高涨影响甚大。西方的凯恩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罗斯福新政和苏联计划经济分别对中国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法家与战国策派的兴起，源于世界紧张局势的不断加剧。
中国的现代化思想历程，一方面固然受欧美社会形势与学术界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出于对中国现代化出路的艰难探索与反复思考。晚清先进之士看到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跨海而来，以廉价的商品倾销中国，而商民在政治中的影响巨大，故认为西方富强之源在于“以商立国”、“兴民权，设议院”。民国学术界则发现西方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发展的歧途与中华民国的民主共和的虚化，同时俄国“十月革命”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则昭示了另一种值得向往的美好愿景，转而大力倡导社会主义、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民族文化建设。民国时期，西化思潮与民族本位思潮、以农业立国思潮与以工立国思潮反复较量，出现拉锯形势，相互排斥又相互吸纳，说明现代化探索存在一种内在挣扎与困境。从晚清到民国，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取代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取代以商立国、自由经济；东方文化、本位文化、民族文化取代欧化、西化；现代化取代西化；以工立国取代以农立国等，成为现代化思潮的主流，是历史的必然。而这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