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宪法对公民的权利有若干规定，1975年、1978年、1982年的宪法同样沿袭了前届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但是，在保障人权的条款上没有进展，尤其在1988年、1993提、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中，都没有涉及保障人权的增设条款。而关注人权问题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纳入全球化过程而提出的。1998年，江泽民在《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五十周年纪念会召开之际，致中国人权研究会的信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0年，江泽民在《共同构筑面向新世纪的中美关系》的演讲中强调，“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而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健全民主制度要“尊重和保障人权”。第十届二次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人宪法条款，表明我国在人权的理念和实践上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人权保障在我国被提升到最高法律地位。
3．“人权入宪”表明我国法制建设同国际接轨的步伐加快
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独立的法律体系，中国的法律体系具有中国的特色。但是，在现代社会，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方面的联系日益密切，某些国际法规得到多数国家的认同，国际人权法规就是典型的一例。1997年和1998年，我国政府先后签署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表明中国政府对国际人权文件是持尊重、赞赏和认同的态度。这次全国人大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说明我国已把国际人权法转化为国内立法，表明我国在立法领域加快了与国际接轨的步伐。我国的人权事业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人权入宪”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对廉洁政府的建设，对形成广泛的民主气氛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首先，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和规定，有利于公民在广泛的范围享受民主自由权利。无论是“国际人权宪章”所属的三个国际人权公约所反映的人的权利，还是我国国内法律所表达的公民权利，可以看出人权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以《世界人权宣言》为例，其涉及的人权内容有：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权利和自由不得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有所区别；人人有权享受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人人享有法律人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权得到公正、公开审判；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自由不受侵害，名誉不受攻击；人人享有自由迁徙和居住权；人人享有国籍；人人有权寻求庇护等21种权利。而我国宪法所涉及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公民的人身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等，莫不与人权的法律保障有关。因此，宪法确立“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条款，将对公民从总体上享受自然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做出了宪法保障，进入了宪法程序。人权保障的宪法原则，可以向部门法和有关具体法规延伸，从而使公民在更大的范围内享受民主自由权利，形成“权为民所定，权为民所用”的民主政治格局。
其次，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条款有利于执政为民宗旨的贯彻落实。共产党奉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各级人民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机关。但是，在党组织的活动和政府公务活动中，往往出现一些人的公权不受限制，从而公民人权难以保护的现象。一些公务人员打着选拔干部、组织选举、征收税款、检查工作、审定项目、整顿治安等各种旗号，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形成对公民人权和其他权利的侵犯。如广州收容所致死孙志刚那样，肆意践踏人权。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条款，对公权是一种有效的法律约束，使执行公务的人员必须遵循“保障人权”的法律规定，防止侵犯人权的行为发生。公民可以用宪法来维护自己的人权，监督公务人员要严格按照宪法关于“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规定正确行使公权。这样的立法，能够引导国家各种权力机构更好地为民用权，为民掌权。
此外，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条款有利于我国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人权既有特殊性的一面，就是指人权具有民族的特点，国家的特点，实现方式的特点；同时，人权又具有普遍性、共同性的一面，这是指人权主体的普遍，人权内容的普遍，人权目标的普遍。中国签署国际人权条约，就表明对国际人权理念的认同，而在国内把人权纳入宪法条款，表明国际人权理念已在中国转化为实施步骤。这向世人表明，中国人权保障已进入了新的阶段。国外各类人士在中国是否有国籍，都会受到人权保障，他们会有很大的安全感。这对我国吸引国外人才，开展国际间的科学文化交流，提供了法律保障条件。有利于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历史时期发挥重大作用。
（二）中国特色的人权保障体系
虽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律条款第一次进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是，人权的法律实施在我国宪法和其他法律文件中却早已存在，而人权的理论探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人权的经济社会保障条件也日趋成熟。所以说，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多方面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保障体系。
1．人权理论发展形成的意识形态保障体系
人权的保护必须以系统的人权理论为思想支撑。在我国，人权理论经历了曲折的演变过程，才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
在中国，很长一个时期把人权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政治要求，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这一理论认识是教条式地引证马列经典得来的。马克思在肯定资产阶级提出的人权口号对摧毁封建专制的作用时，又揭露了人权口号的阶级实质是资产阶级实施其阶级统治的手段。马克思由此认为，人权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范畴的，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须越过人权目标，要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为己任。马克思明确提出“共产主义对政治权利、私人权利以及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即人权所采取的反对立场”。[13]中国在“左”倾思潮泛滥时期，一直把人权看成资产阶级口号，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的“革命大批判”，在实践上也出现了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这给国际敌对势力攻击中国不尊重人权提供了例证，也恶化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在国内一些人的思想观念中造成了漠视人权、敌视民主的倾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左”倾思潮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拨乱反正，对人权问题也进行重新的认识，明确了人权并不等同于资产阶级权利，人权也能适应于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人权理论在中国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人权保护也进入了党和政府的重要政策文件，特别是进入了法律文件，人权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建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中国形成了保障人权的理论保障体系，意识形态的支撑体系。这一成熟的人权理论体系主要有如下一些理论成就：
（1）人权具有普遍性与民族特殊性
人权具有普遍性，也就是具有全人类性。最早提出人权理论的是法国启蒙学派，认为人权是一个自然人享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与生俱来、造物主恩赐的“天赋人权”。18世纪美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把人权正式定为法律。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指出：“人类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能出让的权利，其中如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追求。”[14]1789年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列举了若干人的自然权利，如自由、平等、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后来，美国、法国的宪法把这些观点以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二次世界大战前，人权保护均属国内法的范围。二战前夕和二战期间，法西斯国家大肆践踏人权，进行种族灭绝，造成了人类的大灾难，于是就促使人们建立人权国际保护的法规。1945年通过的《联合国宪章》就确立了尊重人权和主权的两项基本原则。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以国际文件的形式对人权的国际保护做出了详细规定。后来，联合国又通过了《经济、社会和文化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同《世界人权宣言》一起合称人权宪章。国际人权保护宪章产生后，在世界范围内，从个体人权、集体人权、国家人权保护方面都促进了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尤其推动了一些国家的国内法也关注对人权的保护。尽管国际人权保护的法律文件渗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但又从多方面反映了人类对基本权利的共同要求，其普遍性是显而易见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面临和平与发展的新的世界态势。在人权领域不断回归国际社会，对国际人权保护的条约和文件有了新的认识，认同了人权的普遍性，并先后签署国际人权方面的17个条约。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同志曾明确指出，充分实现和享受人权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促进和保护人权是各国政府的神圣职责。任何政府都有义务遵照国际人权文书，并结合本国国情和有关法律，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民的人权与基本自由。
人权尽管有普遍性，但普遍性不是绝对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把他们自己的人权概念和对人权的解释，当成普遍的、通用的、绝对的人权概念。他们抹杀人权实现方式多样化，打着维护人权的旗号，肆无忌惮地干涉别国内政，每年利用公布人权白皮书，恶意攻击和诽谤别国的人权状况，对我国的人权状况也经常进行颠倒黑白的指责。美国还以保护人权为由，采取所谓先发制人的手段，发动侵犯别国领土和主权的战争。与此同时，他们又掩盖自己十分糟糕的人权记录。在国际人权保护方面，我们在认同普遍性的同时，深刻认识到人权的特殊性。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背景不同，历史发展水平和现实的国情不同。因此，人权的保护绝不能照搬一种模式，人权的内容和实现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应当是有差别的。2000年9月8日，江泽民同志在《共同构筑面向新世纪的中美关系》的演讲中指出：“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由于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各异，其性质、内容和实现形式也必然不同，这是很正常的。这种差异不应成为国家关系发展的障碍。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想要世界各国都实行同一种政治制度，用一国的价值观念去评判世界各国人民多样化的选择，那也是不民主的。”[15]这就深刻地揭示了人权普遍性原则必须要同本国国情相结合的道理。在保护人权方面，每个国家和民族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形成本国特色的人权保护模式。
（2）人权与主权是矛盾统一体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和法律专家，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哪一个国家如果出现违反人权的事件，国际社会可以不顾该国的主权，进行干预，直至用军事手段迫使该国政府回到保护人权的轨道。也可以用军事手段推翻违反人权的政府，扶持一个被认为尊重人权的新政府。这种理论，实际上是西方霸权主义在人权问题上的又一种表现。多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打着“保护人权”、推行民主的旗帜，曾对一些国家的内政进行粗暴干涉，采取策反和直接军事干涉的手段，使一些民选的政府倒台，而又扶持一些傀儡政权。
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是背离国际法准则的，《联合国宪章》就规定了国家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一些国家利用人权去强迫别国接受其意识形态，这不是保护人权，而是干涉别国内政。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失去了主权，由一些霸权国家去主宰，该国的人民便处于被奴役状态，该国被殖民化，就根本谈不到人权。由此可见，失去主权谈人权，是纯粹的无稽之谈。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占领的国家和地区，人权状况十分堪忧。占领者以反恐怖为名，肆意向平民开枪滥杀无辜，轰炸居民的住宅和村庄，而又规避被占领国的国内法的惩治，人权准则被破坏无遗。可见，国家主权是一国人民享受人权的基本保障。人权同主权不能绝对对立，人权不能作为干涉别国主权的借口。
当然，人权也有国际标准。例如，人的尊严和人格的维护是人权国际保护的基础，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应是国际人权保护的核心，公民权、政治权以及人的经济、文化、社会权利也是国际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我国政府明确指出，对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诸如由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外国侵略、占领造成的粗暴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灭绝种族、贩卖奴隶、国际恐怖组织侵犯人权的严重事件，国际社会都应进行干预和制止，实行人权的国际保护。
但是，人权的国际保护不能有双重标准，而应由统一的联合国人权宪章规定的标准去判断人权的侵犯与否，不能用一国的价值观去判断。而且，人权的国际保护行动应由联合国和有关国际组织授权参与，不能由某一国或几个国家单独行动。
目前，既存在一些国家严重践踏人权，违反国际人权保护准则的现象，同时又存在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的侵略行为。这就要求世界各国要正确对待人权与主权的关系。2000年9月6日，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对人权与主权的关系作了明确的阐述。他指出：“人权领域内的对话与合作，必须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开展，这是保护和促进人权事业最有效的途径。”[16]
（3）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人权保护的核心
西方国家从其自身的民主价值观出发，把人权的中心放在自由和尊严等范畴上，把言论自由和一些反政府行为作为人权保护的中心，他们严重忽视了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尤其忽视了发展中国家解决生存与发展任务的极端重要性。
19世纪晚期，奥地利法学家安东·门格尔就提出劳动权、劳动收益权和生存权是人的基本权利。认为在人的需求欲望中，生存欲望占优先地位。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人的生存需求具有第一、基础的地位，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离开了人生存的物质基础，就谈不上任何人的权利。[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