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既充分说明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普通日本人的影响，可以看出普通日本民众对于国家政府的态度，同时启示我们不能不对日本文化进行深思。日本作为一个单一民族的岛国，无法产生诸如西方的上帝、印度的佛、中国儒家的仁义等具有超越和普世价值的文化思想，相反具有普世性的基督教传到日本之后，却发生了变异。"真的这样多的日本人死了？支那人还配杀日本人！......"在日本的野蛮侵略遭到中国的正义抵抗从而造成人员伤亡之后，日本民众的"岛国根性"便暴露无遗，彻底粉碎了所谓的东瀛"人情美"。中国学子蕙所遭遇到的，再也不是温柔的笑靥了，而是"难看与憎恶的眼色"。
在凌叔华另外一篇小说《千代子》中，生活清苦的京都小市民抵挡不住中国料理的诱惑，垂涎于中国大陆物产的丰饶，而一份战争的"号外"似乎更刺激了他们的想象，激起了他们对侵略扩张的狂热。日本主战派通过宣传，把中国建构成一个衰败不堪的国家，日本可以轻易征服中国。日本草根阶层接受了这种中国想象和战争说教，甚至责怪政府"如果我们去年什么都不管，打下去，此刻你我都可以放量吃支那料理，玩支那女人的小金莲了"。由此可见，在对外战争中，日本民众和政府保持了一种共谋关系，甚至"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二、救亡VS启蒙
崔万秋在小说《新路》中，把"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当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看待，在对外战争的问题上，他们是一个利益相关的民族共同体。政府对外侵略扩张的行为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因此，在日本政府对中国增兵的时候，日本青年总是踊跃参军，而家人及亲朋好友则热情送行。当然，也正是这种人员密集的场合，为中国留学生散发传单瓦解敌人军心，传播中国声音警告日本民众不要对不义战争盲目支持提供了方便。
在小说《新路》一开头，就有一个送别场面：在东京火车站送别本庄繁中将到大连就任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此次到中国东北履新，与平常司令官之维持大连一带租借地的治安任务不同，他是肩负了"发扬国威"的"重大的使命"的。所以，送行的人非常多，有军部大臣、各级将官、退伍军人、新闻记者，当然还有大量的平民。当列车启动的时候，"人山人海的欢送者，全脱帽呼万岁"。日本人的狂热，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看幻灯片时领教过，当时鲁迅对日本人的呼声"特别听得刺耳"，而在《新路》中唯一保持安静的也只有一个中国人袁安北。他所显示出来的沉默的症候，其实就暗示了一种中国立场。而他之所以参加这个送行仪式，只是因为作为东三省边防长官章杰一的秘书，受命常驻东京，代表章长官与日本朝野各界接洽公私事务，所以不得不到场。在日本人狂热的欢呼声中，"他敏锐的神经，感觉到日本对东三省的侵略一天露骨似一天，今天本庄繁出发，日本的欢送情形，俨然欢送出征的将军，他觉得这一年的东省，怕有大祸临头，他想，及早警告章长官是必要的"。
本庄繁赴中国东北履新，是日本积极备战策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俟长官到位，日本就要源源不断地向中国东北派遣军队了。由于当时还处在战争爆发前的沉寂期，"出征"的意味相对较淡，所以中国留学生没有举行示威和抗议活动。再说，小说《新路》中的主角冯景山，这个时候才从中国匆匆来到日本，中国留学生还处于一种群龙无首的局面，缺乏强有力的精神领袖的领导。
小说《新路》叙述的是1931年4月到1932年4月所发生的事情，在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侵略中国"师出有名"的目的，卑鄙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路轨，却诬为中国军队破坏，悍然发动了对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攻击。而东北军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悲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告别白山黑水和家乡同胞，退入了山海关内，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落入了敌人手里。
假如用小说《新路》中日本军人的话来解释，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现实原因，在于1931年共产党在中国南方活动频繁，北方又有石友三闹事，再加上全国性的大洪水，导致大量灾民流离失所，出现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局面，于日本而言"正是进攻的好时候"，所以日本抓住这个机会痛下毒手。而历史原因则在于，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企图以满蒙作为进入中国的据点和跳板，难怪日本军人说："日本的国策有夺取满蒙的必要，夺取满蒙，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国是。甲午之战，辽东半岛本来已经是日本的了，因为那时日本还是新进小国，所以抗不住德法俄的压迫，忍痛又归还给支那，现在是要复那次的仇，这是日本陆军积年的计划，岂是一朝一夕的事。"
基尔南说过："帝国必须有一套灌注其中的思想范式或者条件反应机制。""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出版了日军占领奉天的号外，使日本全体国民都沉浸在一片疯狂的欢乐之中。大街上都挂满了太阳旗，所有的人都在喜形于色地议论所谓东北事件。就连天真无邪的日本少女敏子，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挂上太阳旗，因为在她所接受的教育中，东三省"不是中国的领土东三省，而是日本生命线的满洲。日本占领满洲，在她的脑筋中并不觉得奇怪，更不觉得非礼，'侵略'两个字，当然不会浮现到她的脑里来"。而激进的日本军人除了挂旗之外，甚至打破了早餐不喝酒的惯例，"但今天太快活了，所以命内人特别烫了两瓶正宗，作为帝国陆军新发展的祝贺。"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因为战线不断扩大，日本不得不向中国东北不断增兵。当时由于日本整个国家都成为了一部战争机器，出兵不只是政府行为和军队行为，而是有许多民众热情参与欢送仪式的全民族行为。1899年冬天，梁启超漫步日本东京上野，目睹了在日本老兵退役、新兵入伍的新陈代谢之际，亲友热烈迎送的情景。"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有题曰欢迎某师团步兵某君，某队骑兵某君者，有题曰送某步兵某君，某炮兵某君入营者。盖兵卒入营出营之时，亲友宗族相与迎送之，以为光宠也。大率每一兵多者十余标，少者亦四五标。
其本人服兵役，昂然行于道，标则先后之，亲友宗族从之者率数十人。其为荣耀，则虽我中国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日本对于军人的尊崇以及军人强烈的自豪感让梁启超动容，然而最震撼心魄的，还是其间为入营者题写的标语"祈战死"，"余于就中见二三标，乃送入营者，题曰'祈战死'三字。余见之矍然肃然，流连而不能去"。因为感受深刻，梁启超将其记入正在《清议报》连载的《饮冰室自由书》，这一则标题即命名为《祈战死》。何海鸣与梁启超的观点颇为接近，可以引为同调。他曾经在《求幸福斋随笔》一书中说："予居日本一年余，见其人民似尚有中国古时代野蛮之风，纵酒酣歌，好谈武侠，......最易动以大义使之效死。"
更让梁启超深思的是中国和日本文化风习的差异，中国历来崇尚文官政治，对于投身行伍，则颇多不屑，所以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自古以来就有"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之说。而日本诗歌无不言从军乐，究其原因则和日本尚武习俗有关，"吾尝见甲午、乙未间，日本报章所载赠人从军诗，皆祝其勿生还者也。"中国送子入伍最典型的场面，大概要算杜甫的《兵车行》了："车辚辚，马啸啸，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种生离死别、悲痛欲绝的伤怀，和日本"祈战死"乐观豪迈的精神相对比，相距不可以道里计。
雷海宗曾把中国这种缺乏尚武精神的文化称为"无兵的文化"；林同济则把中国这种消极状态称为"活力萎顿"。梁启超《中国魂安在乎》一文好像就是从"祈战死"的反面来分析中国没有"兵魂"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之有兵也，所以钳制其民也。夺民之性命财产，私为己有，惧民之知之而复之也，于是乎有兵。故政府之视民也如盗贼，民之视政府也亦如盗贼；兵之待民也如草芥，民之待兵也亦如草芥"。为了铸炼出中国的"兵魂"，就必须结束这种人民与政府彼此不信任，甚至矛盾分裂的状态，使"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这种主张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维新派为了医治衰弱疲弊的中国所开出的药方。
由于日本军队出征不是纯粹的政府行为和军队行为，而是有许多民众参与欢送的全民族行为，所以中国留学生抓住这种机会，对他们当头棒喝，提出警告，并晓之以理，使其迷途知返。在中国版图上，东北三省的气候相对比较寒冷，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马上向中国派遣了由日本东北部青壮年组成的弘前师团，他们因为能够耐寒冷，也比较会打仗，所以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得心应手的侵略工具。因为从日本开拔前往中国的军队必须要从广岛经过，留学广岛的中国学子便设法摆脱日本侦探严密的监视，制作了许多传单，等到弘前师团经过时，如漫天雪花一般散发了出来。
在告日本国民的传单上写着：
现在中日两国站在敌对的地位，我们觉得这是东亚的不幸！
我们果然非敌对不可么？否否。我们应当在互助的原则之下，力谋共存共荣。
现在的中日之对立，完全是日本军阀穷兵黩武所致。我们相信这只有促成两国的不幸，不会给任何一方面一种好的结果。日本军阀，甘为戎首，是否要拖日本国民一齐下水，蹈帝国德意志之覆辙，使人民受尽涂炭，现在虽不可知，但日本军阀现在这样生吞活剥地侵略东三省，显然是将炸弹吞入腹中，行见其自己爆裂。无辜的日本的国民，盲从日本军阀，我们深为惋惜，我们希望日本国民及早觉醒！
在告日本军队的传单上写着：
你们为什么要和中国人拼命？满蒙真是日本的生命线么？否否。满蒙是日本资本家垂涎的宝库，你们牺牲性命，无非为资本家多打出一条生财之路。日俄战争的结果，究竟与日本无产大众有什么好处？除了增加孤儿寡母残伤废人以外，你们受资本家的骗，一次已尽够了，希望你们不要一误再误。
由于当时是深夜，日本警察和宪兵队措手不及。等他们手忙脚乱地布好阵容，准备上街抓人的时候，完成了使命的中国学子早已在夜幕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中国留学生在敌国境内散发反战传单，瓦解敌人军心，打消敌人士气，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穷兵黩武的罪恶行径，指出其耽溺于战争的危害性，有利于催生日本人民的反战意识，激发日本人民的反战情绪，使日本民众迷途知返。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留学生无疑是在从事救亡运动，是战斗在抗敌最前沿了。
在深秋街市的夜空中，中国学子散发的传单随风飘散，到处飞舞，毫无思想准备的日本人无不感到惊骇和突然。当时陷入战争狂热之中的日本成为了一架战争机器，除了极少数开明人士对于中国留学生的观点表示"同感"之外，绝大多数日本人都被战争思维所蛊惑，认同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对于中国留学生的警示不以为然。他们有的指责中国留学生忘恩负义辜负了日本的培养，有的叫喊"支那留学生说什么梦话"，有的甚至破口大骂"支那大马鹿"。普通民众尚且如此，军人更是可想而知。大西泷治郎中将曾经写过这样一首俳句："生命，如鲜花般脆弱，今日怒放，转瞬凋零。怎能希望花儿的芬芳，长留不散？"正是因为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易逝，所以"日本军人最喜欢说：'我决心要像已经死了一样，以报答天皇的恩德。'其实这句话意味着许多行动，比如出征之前为自己举行葬礼；宣誓时要把自己变成'硫磺岛上的一抔土'；下定决心要'与缅甸的花儿一起凋谢'之类"。日本士兵对天皇无比忠诚，为天皇征战视死如归，所以中国留学生要以散发传单的形式动摇日本军人的意志实非易事。尽管日本军民在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蛊惑下顽固不化，但是散发传单的举动表明了中国留学生的英勇果敢和爱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