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这次散发传单运动的就是冯景山和鞠晚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迫害着中国人民的革命"，冯景山来日本之前，有感于东北三省存在着危机，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责任感亲自到东北进行了一番考察，"觉得日本人在最近的将来，恐怕要实行动手"。但"著论警告当局，当局不惟不知采纳忠告，并且横加压迫"。在政治高压之下，他只得把自己一手创办的报馆卖了，只身来到日本继续研究国际法。而鞠晚声作为一名在广岛求学的中国老留学生，这次领导散发传单运动，算是梅开二度了。早些时候就在日本为对中国国民政府北伐施压，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济南时，鞠晚声就领导留学生散布过传单，警告开拔前往中国的日本军人。当年这一举动"在广岛是空前的事件，就是在日本也是空前的事件，因为东京留学生只和警察斗争，从来没有把日本军队作为目标的"。因为这一重大举措，他在赢得中国留学生敬仰的同时，也成为了日本军队和警察双方监视的目标。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金瓯缺，中国学子难免会产生一种"山河破碎风飘絮"之感。为了救亡图存，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在现实生活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同仇敌忾，全体退学回国抗日，并且发表宣言说："同人等留学敌邦，仰教他人，深知谋我者不惠我，制人者常骄人，已觉非留其地，学有难成。窃念吾辈武学生，职在捍国，当此国家濒危之时，正吾辈摈弃生命杀敌救亡之日，何能缄默笔砚间，与敌人讲武纸上乎？"在小说《新路》中，除士官学校留学生退学外，其他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也举行了游行示威，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结果组织者悉数被捕，关进了宪兵队和警察署。一时间，整个东京"黑云压城城欲摧"，充满了令人恐怖的气氛。在夏衍的剧作《法西斯细菌》中，中国学子赵安涛"九一八事变"后走在东京的街上，"觉得每一个日本人的眼光，都是一根刺"，由于"再不能安心住下去了"，因此决定提前回国。就连一向讨厌政治、规避政治，不关心显微镜外面世界的俞实夫也是如此。当然，后来在血的教训面前，俞实夫逐渐觉醒，终于走出了实验室，投入到扑灭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细菌"的事务性工作当中。
日本在向外扩张和侵略的同时，在国内也抓紧了对中国留学生的"肃反"运动，不断制造白色恐怖。这种情形在巴金的小说《人》中有深刻体现，中国留学生"我"之所以被捕入狱，就是因为在日本侦探看来，"我"是一个"思想犯"，潜在地威胁到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当然无独有偶，在《新路》中留学生孙良也是因为"思想问题"而被捕的。因为"思想问题"而被捕，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了一起起"莫须有"的罪名。
日本军国主义对于中国留学生的血腥镇压，其实早在王拱璧的《东游挥汗录》中就有详细的记述。1917年苏联诞生时，日本与英美等帝国主义，为了破坏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决定出兵干涉。当时日本政府以高度秘密的方式向中国政府提议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但不久事情败露，获悉内情的中国留日学生都非常愤慨，因为苏维埃革命的成功恰是帝国主义的一次挫败，对中国民族革命有莫大的鼓舞作用。日本之所以企图镇压这次革命，是要不安好心地把中国纳入其预设的轨道之中，借打击苏联之机进一步攫取在中国的各项利益。当中国留学生秘密开会揭露日本阴谋和抵制"二十一条"时，日本警察数十人持刀闯入，对中国留学生拳打脚踢，并逮捕了所有与会者。
1919年5月6日，这一天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三周年的国耻纪念日，为了响应北京"五四"爱国运动，反对"巴黎和会"对日本的偏袒和对中国利益的损害，东京留学生召开了国耻纪念大会，并向各国使馆递交宣言书，结果遭到日本警察的残酷镇压。"日警拔刀狂挥，马队亦纵横冲踏"，"并有许多游人飞入助攻，人马突刺，拳杖交加。可怜赤手空拳，力无缚鸡之学生，乃展（辗）转呼痛于马蹄涂炭之间"。自从留日学生群体诞生以来，因为日本步步紧逼的侵略，中日之间的矛盾从总体上也渐趋紧张，这样难免激起中国留日学子的民族义愤。可以说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历史，始终伴随着可贵的爱国热情，或者说留日学生在域外致力于学业"启蒙"的同时，始终不曾放弃"救亡"活动，始终不曾放弃国家意识和民族立场，并站在抗敌救国最前沿的位置。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尽管东京充满了恐怖气氛，日本警察对中国留学生严加防范，日本暗探对中国留学生密切盯梢，但是小说《新路》中留学生活跃分子还是积极动员和筹划留学生集体退学归国，并且秘密成立了"东京留学生义勇军"、"留东学生联合救国会"和"华侨反日大同盟"等组织，以达到抗日救亡的目的。一些激进的留学生甚至提出与日本绝交，要求"驻日公使馆下旗归国，对日宣战"。这种心态，也许正印证了蒋百里所说的那句话，对于日本"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留日学生所受到的歧视和压迫，远甚于留学欧美等国的留学生，所以他们也最富于反抗精神和斗争意志。再加上中日之间一衣带水的地缘关系，来去较为方便，所以留日学生因反抗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愤而退学和集体归国的事情也时有发生。1905年，在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运动中，陈天华因抗议《朝日新闻》对中国人"放纵卑劣"的污蔑愤而蹈海自杀，使全体留学生深为震动，促成了留日学生集体归国，当时"盛极一时的弘文学院，也不得不关闭麴町、真岛、猿乐町的分校了"。随着中日矛盾的不断加深，中国留日学生退学归国的情形也愈演愈烈。"九一八事变"之后，留日学生几乎全部归国，只留下没有盘缠的二十几个人，使得新落成的成城学校留学生部的教室和宿舍空无一人。而留学生归国，也拒绝乘日本的船只，改搭他国的轮船。
冯景山原本是为自己制定了研究国际关系的任务而来日本求学的。但是日本"倒行逆施的军阀做得太不像样子了，他又觉得中国政府毫没有抵抗的准备，太可气了，所以他想在日本闯出一点乱子来，刺激国内的空气。同时也给日本一种警告，最好是能引起日本内部反战运动"。尽管日本戒备森严，但他怀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执念，联络了一些留学生激进分子，准备了几万份传单，又在一个日本军人出征的日子里，于美松百货店楼上对着人群散发，结果被日本警察当场逮捕。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冯景山身上"救亡"压倒了"启蒙"，为了民族大义置自身的安危于不顾，这种"以身饲虎"的牺牲精神，堪称国家意识和民族立场的最高体现。
冯景山的被捕给深深爱慕他的林婉华以极大的刺激和震撼，因为她目睹了冯景山散发传单和被捕的全过程。这给了她一次全新认识冯景山的机会，冯景山不计个人安危的爱国举动，使她"对于冯景山的英雄行动，一时感动得几乎流出眼泪来"。同时，对于她自己，这也是一次思想净化和人格提升的机会。此前，因为对冯景山爱情的失意，她一度迷失和堕落，自暴自弃，放浪形骸，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和上进的动力。
甚至于因爱不成而生恨，为了报复男性，她利用自己容颜的美丽引起了银座之乱，连"东京各报的社会新闻上面都用头号字标题"报道了这件事，甚而全东京的社交界都拿来作话题，"说中国摩登女子有手腕"，林婉华一时间艳名大噪。为了借助狂躁的音乐来麻醉自己，也为了挣钱补贴给用，林婉华还充当过佛罗丽达舞场的舞女。以留学生的身份在异国充当舞女，林婉华可能是留学生形象画廊中的第一人。尽管这种"精神上的卖笑"，有辱自身的斯文和全体中国留学生的形象，但是她毕竟和梅如玉不同，因为她拒绝卖国。作为城市现代公共空间的舞场，本是鱼龙混杂的地方，日本侦探堀田就是在这里碰上了林婉华，他企图像收买梅如玉一样，准备以三千元的价钱收买林婉华充当间谍，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结果碰了个大钉子。这件事刺痛了林婉华，让她产生了深刻的自省，一种人格被低看和误解的屈辱感油然而生，并且产生了寻找"新路"的冲动。
其实在目睹日本军队出征中国之际，林婉华内心就产生了一种深深的羞愧感。国难当头，自己纵然不能成为定国安邦的穆桂英，不能成为挽狂澜于既倒的圣女贞德，但是绝不应该在异国做醉生梦死的舞女。而突然看到在她面前散发传单的冯景山，就如同突然看到一个高大的爱国救亡榜样，往日的怨恨不知不觉间便烟消云散了。当日本警察逮捕冯景山时，她勇敢地扑了上去，与冯景山战斗在了一起。尽管她不曾散发过传单，但是因为先前不愿接受日本侦探堀田可耻的收买，被指认为"红色舞女"，也锒铛入狱了。
经过漫长的审讯和甄别，四个月之后，冯景山、林婉华以及其他五十多人，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在东京驿，一千多中国留学生自发地为他们送行。火车开动的刹那，"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呐喊响彻云霄，这是他们在日本留学的谢幕曲。为了挽救民族国家的危亡，他们与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不屈斗争，牺牲了个人的学业，使得"救亡"压倒了"启蒙"。特别是冯景山，由"到日本来留学的嘉宾"变成了"被日本驱逐出境的流徒"，但是他感到无怨无悔。而这次被捕的经历，也使林婉华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人生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再沉湎于失恋的痛苦，充分认识到恋爱只是人生的一个部分、一个插曲，而事业才是人生的支柱。她所谓的事业，就是跟随冯景山到被日本实际占领的东三省从事"特殊的活动"，夺回这片愈行愈远了的土地，挽救神州陆沉，重圆已缺的金瓯。林婉华的这一华丽转身，是与游戏人生态度的彻底决裂，是对"小我"的告别，最终走上了革命的"新路"。需要指出的是，小说《新路》这一立意，与托尔斯泰的《复活》有着相似之处，甚至连"新路"这一题名都与"复活"相似。
在中国留学生文学和留学生形象中，很少有女性充当主角的，崔万秋的小说《新路》算得上是一个例外。它刻画了梅如玉和林婉华两个女性形象，她们面目各异，性情不同，价值取向也有着天壤之别。梅如玉于国难当头时沉迷在东京大都市的灯红酒绿中，又被日本人所收买，沦为了为虎作伥的汉奸，迷失了民族身份和国家立场，所以导致了"身体"和"思想"的分裂。林婉华起初因为失恋走上了自暴自弃的歧路，但是最后又在东北沦陷的炮声中觉醒，走上了奔赴国难，扶大厦于将倾的"新路"，成为了一个现代版的花木兰。
留日学生境外抗日薪火相传，颇不乏人。在郭沫若小说《地下的笑声》中，就写到了"后冯景山"时代中国学子的抗日活动。戈阳和秀都是东北人，早年同在东京学习音乐。后来他们结识了聂耳，"使他们的精神上感了电，祖国爱逐渐战胜了音乐爱"。他们参加了东京留学生界的爱国运动，并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由于戈阳患了一种怪病，不能拉琴了，于是"更积极地成为了抗日救国的运动家"。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的那一年五月，"他们俩遭到了日本警察的检举，受过一些酷刑，结果是'敕令出境'了"。郭沫若的小说没有详细交代他们如何在境外抗日，但是有力地证明了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抗敌救国并非水火不容，中国学子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历史语境下发生思想上的突变，前赴后继地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
正像马相伯在"日华学会"成立典礼时所要求的"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留日学生在国家危难时显出了高度的爱国热忱，在域外坚持对敌斗争，勇敢地站在了抗战的最前沿。更有许多人不惜牺牲学业，毅然退学回国从事救亡活动，他们的爱国热情，成为了一种表率，有力地促进了国人的觉醒，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留日学生返国之势不可遏止。但是，当上海的战火停熄之后，他们又零零星星地东渡日本，重返原来就读的学校复课（但必须留级），并且也有不少新生赴日留学。在这种形势下负笈东瀛，究其原因，乃是因为面临日本的侵略，中国国内兴起了一股"日本研究热"，要抗击日本首先必须要了解日本，因此学习的内容主要为救国的必要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这一时期，中国学子对日本的好感已经不复存在，同时，因为留学生不断从事抗日活动，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正式对日本宣战，两国进入了全面战争阶段，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和留日学生监督处皆关闭，留日学生全体归国，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历史遂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