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经有感于日本人"大和魂"所体现出来的爱国热忱，写下了《中国魂安在乎》，竭力倡导和呼吁"中国魂"。虽然梁启超迫于当时的历史形势所吁求的"中国魂"还只是一种窄化的"兵魂"，但是他正确地指出了没有"爱国心和自爱心"就是"无魂之兵"。其实，没有"爱国心和自爱心"，丧失了民族立场和民族感情，不但是"无魂之兵"，且亦是"无魂之人"。在《新路》中，梅如玉就是这样典型的无魂之人，她甘愿充当日本间谍，彻底背叛了自己的祖国，故为人所不齿。
第二节救亡压倒"启蒙"
一、与政府合谋的日本人民
在《留东外史》第十四章"出大言军人遭斥责 游浅草嫖客发奇谈"中，日本陆军少尉中村清八当着中国留学生黄文汉的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发了一通赤裸裸的侵略言论。其大意是如果中国能够重新振作，发奋图强，日本对于一个强大的中国无可奈何，那么中国和日本就可以"辅车相依"；如果中国依然不争气地贫弱，那么"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就怪不得日本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能多得一省，便有一省的好处。至并吞的话，贵国人愿意与不愿意倒不必管，只看敝国的实力如何"。颟顸狂妄的中村清八甚至自吹自擂地说："若论实力，不是说夸口的话，像现在贵国这样子，除已在贵国的兵不计外，只再有十万兵，就是不才带领，贵国四百余州，也不出一年，必能奠定。所愁的，就是那些眼明手快的西洋人，不肯放过。不然已早已如了诸君的愿了。"
然而，现实的中国并没有发奋图强到能和日本"辅车相依"的程度，相反，中国在屈辱的泥淖中，在列强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下，仍然贫弱如故。特别是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因为割地赔款，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和日本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而从另一方面看，其实日本根本就不希望看到中国的强大，因为保持一个贫弱无能的中国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军阀元老山县有朋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过："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中国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国家。
"洋务运动之后，中国社会黑暗王国中出现了一丝现代性的光明，日本便感到惴惴不安，悍然发动了甲午战争，摧毁了清政府的北洋舰队，因为"日本是无法容忍中国有海军的"，便是日本遏制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希望中国强大的有力证明。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之后，经过一系列战争削平了其他军阀，逐渐建立起了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完成了表面上的统一，从而使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期，综合国力也有较大提升，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种新气象。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这样评价道："经济在复苏；政府在推行各种交通和工业计划；币制从未有这样统一。"1929年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大萧条也冲击到了日本，为了摆脱经济危机，也为了遏制中国良好的发展势头，延缓甚至终结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允许中国成为一个有能力向日本的霸权挑战的统一、强大的国家"，"日本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采取大胆行动，把中国置于日本的绝对控制之下"。于是日本便在1931年9月18日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对中国新一轮的侵略。
"如果日本人--平民和军人--没有把他们国家的命运和对中国不同程度的统治联系在一起，绝对不可能发生满洲危机。但这个过程，早在19世纪末期就开始了，而一代代日本人逐渐认为这种统治是理所当然的。"为了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日本在鲸吞中国之前，一直在不断地对中国进行蚕食。在占领"南满"之后，日本就以此为据点，不断向中国东北派遣军队，加强所谓"关东军"的实力，为侵略中国作必要的战争准备。崔万秋在小说《新路》中，就生动地叙述了日本军队开拔出征的过程，以及日本普通民众送行的热烈场面，当然，小说更凸显了中国留学生散发反战传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穷兵黩武的勇气和试图瓦解日本军心、激起日本人民良知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就是战斗在抗战最前沿的民族英雄。
分析中国留学生在境外抗战之前，有必要先说说日本对外扩张政策下的日本人民，或者说日本人民对于国家侵略扩张的态度。"人民"一词在内涵和外延上极为复杂，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但是综合几种不同语言的辞书对人民的解释，共同之处可以归纳为如下两点：（1）人民是表示群体的集合名词，在整个国家人口中占绝大多数；（2）人民在一国之内处于被统治地位，不属于社会上层，不直接决定国家政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因为中日两国之间关系极为特殊，"日本"便成为了一个出现频率最高的国家名词，与此相关的"日本人民"之类的说法也屡被提及。
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中国官方还是中国民间，在叙述到"日本人民时"，总是无一例外地赋予他们一种正义和无辜的色彩，把他们当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穷兵黩武的被欺骗者和日本对外战争的受害者，从而导致了把"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作为矛盾对立的二元实体加以认识和区别。因为"日本人民"被想当然地赋予了同侵略成性的"日本政府"相对立的立场，所以他们自然也就被建构成了一个可以引为同调的友好群体。
例如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当时作为中国政府首脑的蒋介石就说过："我们要严密责成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切不可予以报复，更不可对于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1948年4月6日发表的《中国各界名人对日政策声明》中又称："我们反对日本复兴，完全因为现在日本政权仍掌握在少数侵略派手中，并非反对一般日本人民，反之我们很愿意与日本广大人民合作，促成日本真正民主化早日实现。"共产党建国后，政权性质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思维方式仍一以贯之。1950年1月17日，在题为《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就有过这样的表述："日本帝国主义曾经并且现在仍然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但是日本人民却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有共同的敌人，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支持者美国帝国主义。"
其实事情远非这么简单。这种日本认识论除了简单、肤浅和自欺之外，实在是对日本最大的误读。自从海外扩张以来，日本就和中国、俄国、东南亚诸国以及美国进行过一系列的战争，大规模征兵的次数不可胜数，动用的军队多达数百万人，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难道没有人能够认识清楚国家与个体的关系以及战争对于个体生命的威胁？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日本民众深切地认识到了充当炮灰的危险，但是他们依然慷慨赴死，只能证明在对外扩张这一点上"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是高度一致的。尽管日本国内也有阶级矛盾，但是一旦发动对外战争，阶级矛盾就为民族矛盾、国际矛盾所掩盖和淡化；一旦发动对外战争，"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就凝结成为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不存在"日本人民"反对"日本政府"的情况。日本人民固然受到了日本政府的战争蛊惑，但是反过来日本人民对战争的支持和狂热，也推动了日本政府在战争道路上愈行愈远。而中国人只看到他们之间对立的一面，并对此无限夸大，有意无意忽视和抹杀了他们合谋的一面，所以才得出乖违事实的荒谬结论。
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的合谋，有诸多的例证。1894年和中国开战之后，日本诸多实业家组成了报国会，为政府积极筹措军费。素来与政府对立的国会，在开战后也通过了巨额预算，作出了协助战争的决议。佛教各宗和基督教徒随军布道，慰问军队。妇女们则从事恤兵运动。报界对于日本的侵略战争也进行了大肆鼓吹，《国民之友》杂志和《国民新闻》报的主编德富苏峰，就把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说成是日本开国以来"所淤积的活力的发泄"，是"与维新革命一脉相承的一次喷火"，大肆称赞天皇的战争行为是"发扬三千年以来世界无与伦比之大日本国体"。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后，连小学生都唱起了这样的歌谣："支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
"也正是因为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合谋关系，在以"九一八事变"为标志的日本新一轮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不断对中国增兵，各地火车站，连偏僻的乡镇小站，都常常出现欢送士兵的人海。他们手中挥舞着小旗，高呼万岁之声不绝于耳。许多成年人对于日本士兵在中国强暴妇女的禽兽行为，带着下流的表情津津有味地谈论。南京陷落之后，日本全国举行了游行庆祝，高唱《爱国进行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开始阶段日本军队推进很顺利，不但日本政府、军队，就连大多数日本国民都为日本的胜利而陶醉。而美军逐渐转守为攻之后，则遭遇到了日本军队和日本民众的顽强抵抗。在塞班岛的战斗中，日军战至最后一人，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则集体跳海自杀。在美军攻占硫磺岛和冲绳岛的战斗中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冲绳岛人口约47万，大约有三分之一战死，不少居民混在军队中，妇女则装扮成了男子都投入了战斗。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不少民间志士相约集体自杀，很多百姓匍匐在皇宫前呜咽痛哭，表示自己努力不够而向天皇请罪。
以上客观的历史事实，应该有利于颠覆中国人的日本想象和日本观念。中国人之所以秉持错误的认识，是因为在对日本人民的叙述中潜伏着这样一种逻辑：日本政府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是和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相对立的。资产阶级赞成的，日本人民必然就会反对；资产阶级反对的，日本人民必然就会赞成。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是资产阶级获取利益的手段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必然受到人民的反对，而人民是进步的、爱好和平的，因此不可能支持侵略战争。这样炮制出来的日本观，从阶级论出发，并不能揭示认识对象的真实本质。假如要说日本人民反对对外战争，不如说"他们是反对资产阶级独占海外利益，倒不是同情受害国人民"。可以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战争道路，不仅是天皇、内阁和军部等少数人推动的，而是全体日本人在国内外多种因素、各种合力作用下，相互影响的结果。
真正对错误的日本观进行消解的，还是有见识的作家创作的作品。凌叔华的小说《异国》就叙述了日本人集体"变脸"的故事。一位名叫蕙的中国留学生因为流行性感冒住进了京都的一家教会医院。在医院里她得到了日本看护小姐细心的护理和无微不至的关爱，鲜花、微笑、问候、祝福终日伴随，使她如沐春风，沉浸在"友谊的爱抚"里，充分感受到了日本国民性中的"人情之美"。但是，一份中日战争的"号外"的出现，温柔的看护小姐便如雅努斯一样呈现出了另一副截然不同的面孔，一改其白衣天使的常态，显露出了可怕和狰狞的一面，彻底粉碎了中国学子对日本的美好想象，使她从温暖的人性天堂，跌入了冷酷无情的地狱。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场"变脸"的故事，有着西方教会的背景，使得小说《异国》获得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深度。众所周知，基督教是一种超越国界、超越种族、超越语言的宗教，主张所有众生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人人亲如兄弟姐妹。身为基督徒，本应按照《圣经》的准则和上帝的旨意行事，具有平等博爱的情怀，但是这样一种具有普世精神的教义在日本却发生了异化。尽管小说中的白衣天使动辄就向上帝祈祷，甚至还煞有介事地为正在遭受日本侵略和蹂躏的中国祈求"和平"，但是有关中日战争的"号外"消息彻底撕毁了她们的面具，使她们露出了原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