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惠帝人很实在，听叔孙通这么一说，冷汗这么一出，马上认错说：“我马上就去把立交桥给拆了去！”——真是好皇帝啊，正如孟子所说的“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要是孟子在旁边，一定当场挑起大指，好好表扬表扬这位小皇帝。可惜，在旁边的不是孟子，而是叔孙通。叔孙通虽然也是儒家，观念却和孔子孟子大大不同。叔孙通当时连忙拦住汉惠帝，说：“拆不得！”
汉惠帝很奇怪，“你不是提醒过这立交桥盖错了吗？怎么又不让我拆？”
叔孙通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人主无过举。”意思是：皇帝永远没错。
叔孙通接着说：“如果这立交桥还没建，那么停工还来得及，可现在都已经盖好了，老百姓全看见了，如果再给拆了，那不是让老百姓都知道您犯错误了吗！这可不行！”
“那，那怎么办呢？”汉惠帝很着急。
叔孙通说：“也好办，立交桥既然已经盖好了，那就留着它好了，您把祖庙搬个家，让立交桥不从‘游衣冠’的路上跨过去不就行了！嗯，这么着，您在渭河北岸再盖一座祖庙，规模比原来的更大，这也算您多尽了一份孝心。当然，这言下之意就是让老百姓不要以为您另建祖庙是为了遮掩盖立交桥的失误。”
——这就是叔孙通的主意，既改正了过错，又没失了面子，嗯，实在是高！我们要是好好看看史书，官场上这种高人、这种高招层出不穷，传统智慧当真博大精深！
到了宋朝，又一位大儒就这个问题发表议论了。这位大儒就是司马光，他指名道姓地批评叔孙通（当然，叔孙通早就听不见了），说他明摆着是给皇帝教坏了。司马光和孔孟一样，非常怀念上古先王，他说：“错误是谁都免不了会犯的，可只有圣贤才能做到知错就改。上古的圣王担心自己犯了错却不知道，于是设立了‘诽谤之木’和‘敢谏之鼓’，他们哪里会害怕老百姓看到自己的过错呢！”
司马光说的这个“诽谤之木”和“敢谏之鼓”是什么东西呢？——“敢谏之鼓”可能不大可考了，但“诽谤之木”我们现在却还能见到。
古时“诽谤”倒不像现在这样是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而有“议论”“提意见”“表示不满”这类意思。“诽谤之木”也叫“谤木”，原本大概是树一个木桩，然后在木桩上插一块木板，谁要对政府有什么不满就可以把意见写在这块木板上。所以，“诽谤之木”的模样大概像是小型指路牌，作用则像是透明的意见箱。这东西后来与时俱进了：材料变得越来越好——原先是木头的，后来变成石头的了；体型变得越来越高——原先是一人来高，后来变成好几层楼高了；做工变得越来越精致——原先不过是木桩上插一个木板子，后来变成用高级石料雕龙刻凤了。有人想起是什么了吗？
去过天安门的人都见过这东西，抽过中华香烟的人也都见过这东西，这东西的造型频频出现在各种场合，具有一种标志性的意义。——这就是“华表”，天安门前树着的那两个一对儿的高高的白色石头柱子，顶端横着一个小小的云彩造型的那个，这东西的前身就是司马光所谓的“诽谤之木”。
和圣人相提并论
陈贾拿周公去难为孟子，大概他心里想的是：你们儒家不是把周公捧为九天之上的圣人吗，我倒看看你怎么解释圣人犯的错误！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圣人是和神没太大区别的，头上顶着光环，脚下踩着祥云，是完美无缺的。但孟子的圣人却不是这样，前面已经讲过，孟子的意思是，从本质上说，圣人和我们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成圣还是成凡就看你怎么做了。这一思想最典型的表达是：圣人也是人，我也是人，所以我只要努力，努力，再努力，我也有可能成为圣人。这也正是儒家思想中最励志的一面，上本书讲过的那位方孝孺就是被这一思想激励成才的典型。
陈贾问齐王比周公如何，齐王认为这种问题纯粹是拿自己开涮，但你要是拿这个问题去问一位儒者，他却未必会认为你是在耍他。
——汉武帝选拔人才的时候，看上了一位儒生，叫做公孙弘。公孙弘当时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拿到了博士学位。（前文说过的那位贾谊也是博士头衔。）公孙弘拿了博士，心里高兴，又向汉武帝递交了一篇论文，其中说道：“我听说周公治理天下见效很快，才一年就看出动静了，才三年就取得阶段性成果了，才五年就天下大治了。这没什么难的，就看陛下您下不下决心来做了。”
汉武帝批示意见，问了公孙弘一个和陈贾一样的问题：“你说周公的治国之道这么牛，你先掂量掂量自己，你觉得自己和周公相比谁更贤能？”
公孙弘可跟齐王不一样，不会回答汉武帝说：“你这不是成心拿我开涮吗！”那汉武帝就该回答：“拖出去，杀！”人家公孙弘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是个笨蛋，哪敢和周公相比呢！”——公孙弘并不是真认为自己是笨蛋，可既然要拿自己和圣人比一比，必要的谦虚还是要有的。公孙弘接着说：“不过呢，周公那套治国之法我还是了解得很透彻的。像老虎、豹子、马、牛这些大型动物，哪个不比人力气大，可一经人的驯化，老虎、豹子能进马戏团表演节目，马能让人骑，牛能给人耕地。再说了，金银铜铁那么硬的材料，烧化了也无非用上个把月的时间而已。人这东西，比老虎、豹子怎样？比牛、马怎样？比金银铜铁又怎样？我前面不是说周公治国一年就见效吗，我觉得一年都算长呢！”
所以说，儒家并不怕拿自己去和圣人比，这是他们的励志传统。不过，公孙弘可能励志励得有点儿过，话说得也太大了，好在他很有自己一套，后来还真从一代名儒变成了一代名相。
孟子的工资条
孟子致为臣而归。
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
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
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
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季孙曰：‘异哉子叔疑！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这一节也是众说纷纭的一节，最引人争议的就是孟子的薪水问题。后代的知识分子很是怀疑：孟子的薪水也太高了吧，这可能吗？
孟子辞职了。
所谓“致为臣而归”就是辞职回家的意思，古书里常见“致仕”这个词，从字面看像是说“入朝为官”，其实却是“退休”的意思。
齐王接到了孟子的辞职信，赶紧来做家访，对孟子说：“以前我就很希望能见您，后来终于有机会共事，我很高兴。可现在您却要弃我而去，唉，不知道以后还有机会见面吗？”
孟子的回答后来成了一句名言：“不敢请耳，固所愿也。”意思是说：这也正是我的愿望啊，只是不好意思向您开口罢了。
两人说的全是客套话，时隔两千多年，我们也听不出是真是假了。
又过了几天，齐王跟大臣时子商量，第一句话是：“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出现“中国”这个词了，大家别以为这是我们现代概念的“中国”，那时说的“国”通常是说诸侯国，比如齐国、鲁国，而若表达大体上相当于现代的“国”的用词一般是“天下”。从地理范围上说，以前古人的“天下”比现在的“中国”还小呢。齐王这里说的“中国”其实意思是“国中”，也就是“国都的里面”。齐王要在国都里给孟子“室”。什么是“室”呢？一般解释是“房子”，也有人解释为“奴隶”。我们不去考辨，就当它是房子好了。那么，齐王的意思就是：要在齐国首都临淄城中给孟子一处房子。然后，齐王接着说：“我还要用万钟粮食来供养孟子的弟子们，这就可以使我们齐国上上下下都有了可以效法的榜样人物。时子，你去把我的意思给孟子说说吧。”
——齐王为了吸引知识分子，不但承诺给房子，还给高薪！
时子把齐王的话转告给了陈臻，这位陈臻我们前面已经认识过了，就是前文里第一个提问题暴露孟子薪资水平的那位孟门弟子，这次有关薪水的事又跟陈臻挂上了钩。
陈臻成了传话筒，把时子转告给自己的齐王的话转告了老师。孟子的回答是：“然。”
——哦，看来钱这东西确实有力量，孟子一下子就答应了啊！
又误会孟子了。这个“然”字通常确实表示“是”，可在这里却是例外，它表示的是“嗯”“哦”之类的意思。孟子只是应了一声，然后说道：“这事根本就没商量嘛！难道我是个贪图富贵的人吗？如果真是那样，我又为什么辞掉十万钟的薪水而接受万钟的薪水呢？”
——我们前文已经见识过了孟子那三十七公斤的黄金，现在又来了个十万钟。那三十七公斤黄金算是赠金，可这十万钟却几乎就是年薪了。那，十万钟到底是多高的薪水呢？看上去好像高得不得了啊！
要了解孟子的工资条，我们先得看看当时的计量单位，这个“钟”到底是什么？
“钟”是容量单位，以前买卖粮食不论斤两，论的是钟啊、石啊之类的，有点儿像我们现在买自来水是按“立方米”。
古代读书人之间有几句俗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这话一直流传到现在，熟悉它的人应该不少。这都是在说读书的预期收益，除了读书人容易搞美女（颜如玉）之外，“黄金屋”和“千钟粟”都是在说高收入。古代薪水有发货币的，但不占主流，主流还是粮食，这里用“粟”来表示宽范围的各种粮食。
“黄金屋”一看便知是个很夸张的概念，实际是不可能的，那么，和“黄金屋”并列在一起来说的这个“千钟粟”是不是也很夸张呢？如果连“千钟粟”都很夸张，那齐王要给孟子的“万钟粟”和孟子自称辞掉的“十万钟”不就更夸张到不可能了吗？
我们再实际计算一下“千钟”“万钟”“十万钟”到底是多少粮食。
一钟合六石四斗，对了，我还是不知道战国时代齐国确切的计量单位和现在的单位怎么换算，还是用汉代的好了，应该八九不离十吧。汉代一石大约合现在的二十升，所以一钟应该合现在一百二十八升，千钟就是十二万八千升，也就是一百二十八立方米。粮食的比重是多少我还真不知道，就当比水小一半吧，那么，一百二十八立方米就是六十四吨，同理，万钟粟就是六百四十吨粮食，十万钟粟就是六千四百吨粮食。
——我算的这个肯定不很准，大家就姑妄听之，有个大略的感觉就好。
古代有不少读书人读到孟子这一节的时候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那个时代一位高知的薪水难道还能超过杰克·韦尔奇去？这不大可能吧！”
清代大学者阎若璩（就是前文说过的考订《尚书》真伪的那位）写过《孟子生卒年月考》，他可算得上是孟子问题专家了。他说有人就这个问题问过他，觉得齐国给高知的待遇也高到离谱了，问这是不是真的。阎若璩也觉得孟子的薪水太离谱，他看来看去，注意到《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有一句“兄戴，盖禄万钟”，这句说的是齐国的大贵族陈戴，以陈戴这样高的地位，年薪也无非是万钟而已，所以孟子那“十万钟”说的必定不会是年薪，而是累计他在齐国这么多年以来所拿到的全部薪水。阎若璩还以此来推算孟子待在齐国的时间。
阎若璩的意思是：既然陈戴年薪万钟，那么齐王要给孟子的年薪万钟也就是可信的了，而且，孟子曾在齐国做高官，薪资水平和陈戴一样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孟子当初年薪就是万钟，他自称辞掉了十万钟，那就意味着他一共在齐国待了十年。再有，孟子的薪水高过陈戴一些也是正常的，然后阎老哥又取证来、取证去，觉得孟子差不多在齐国待了六七年的时间。
还有个冯景少为此作了专题论文，就叫《论万钟》，说齐王不是要在国都中给孟子一套大房子，还给万钟的高薪让孟子“养弟子”吗，那么，一钟合六石四斗，万钟也就是六万四千石，这么多粮食能养活多少人呢？冯先生给出的数字是：一万八千人。孟子要真能有这么多学生，那就成北大校长了。冯先生很起疑，然后认为：那时候的计量单位就像日元似的，看着很多，其实没那么多。那，到底是多少呢？冯先生考证的结论是：六万四千石折合为后来的一万两千八百石——这也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啊！冯先生最后非常感慨：“乃叹崇儒重道之风，虽战国不
替也！”
征收卑鄙税
孟子接着要讲讲古了，下面这几句话句读是有争议的，断句不同，意思也就不同。我们就不管这个问题了，简单一些，取一家之言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