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地点是喀布尔南城一座露天仓库，电线短路引燃了里面存放的上百吨食用油和两万多个汽车轮胎。我们赶到的时候，消防人员还没有到。一下车，我与王雷便冲进仓库，在距着火点不足百米的地方顶着阵阵灼人的热浪抢拍照片。不一会儿，大约十来名阿富汗军警向我们扑过来，不由分说，硬拉着我们往外走。我嘴里不停地说，“等会儿，等会儿。”几个大汉见我不从，便开始动粗了。我只觉得他们在后背叮叮咣咣一通乱砸，我这180多斤的身板最后几乎是被这帮军警像扔麻包一样，抛出了现场隔离带。
回驻地发完稿子，天已放亮。等到其他通讯社的记者起床后发现火情赶往火场，方圆两公里已经由国际安全部队封锁起来，一夜无眠又换来了一篇新华社独家报道。
特殊的“礼遇”
2003年2月10日下午，阿富汗内政部在喀布尔体育场公开销毁收缴来的1000公斤毒品，我们是当天到场的唯一外国记者。点火前，一名负责指挥的军官一个劲儿地在那堆毒品里踅摸，然后对旁边一名士兵耳语了几旬。那士兵一弯腰从里面拣出一袋鸦片膏，交到军官手中。军官接过去在手里掂了掂，又捏了捏，又扔了回去。
转身对那名士兵呵斥了几句。士兵走到了那辆运毒品的卡车边，打开车门，从坐椅下取出了一大包鸦片膏递给了军官。又是先掂后捏，军官脸上带着满意的神色走到我们面前：“感谢你们能来报道我们的工作，今天没准备什么招待的东西，送你们一包这个吧，我保证，这是我们收缴上来的品质最好的鸦片。”说着，他把那一大包黑黑、软软的鸦片膏塞到我手中。
我拿着这包足有两公斤重的鸦片，惊愕地不知该说什么。军官可能读错了我脸上的表情，一转身亲自从车里又拿出了一包黑乎乎的东西，再次塞到我手里说：“这是上好的印度大麻，非常纯正，你试试。如果不够的话，到我办公室，我再给你！”军官说这话时，脸上的神情绝对真挚。我不知所措了。曹卫国在旁边低声说了句：“先拿着，一会儿再说。”于是，我尽力挤出了一些笑容，腾出右手与军官握了握。终于盼到了点火那一刻，趁着拍照片的工夫，我迫不及待地把那两包东西扔进了火堆里，跟着曹卫国和王雷逃之天天。
还有一次让我不知所措的经历，是发生在去年5月初。当时听说中国20世纪50年代援建的帕尔旺工程就要开工重建，我带着一名翻译开车前去采访。车出喀布尔，进入了70公里无人区。由于几天前这里曾经发生过针对过往车辆的恐怖袭击，喀布尔警方在中途设立了检查站。我们的车子停下来接受检查时，一名值班士兵看到我穿着防弹背心，非要试试。我想试试就试试吧，脱下来，帮他穿上。这哥们儿，穿上以后又让我再给他拍张照片留念，我也照办了，并答应下次路过的时候把照片给他。
没想到这哥们儿还是意犹未尽，一边拍打着防弹背心，一边对我的翻译嘟哝着什么。翻译告诉我：“他问你这背心是不是真能挡子弹。”“没问题。”我脱口而出。坏了，话一出口，那哥们儿马上把手里的步枪顶上火交给了我，指指自己的胸口，又指指枪。哦，原来是要让我开一枪，他想试试这背心是不是真的能防弹。我冲他直摆手，让翻译告诉他，这东西很贵，打上一枪就不能再用了。他非但不信，反而更来劲了，冲过来，一把抓住枪管，顶在自己胸膛上，非得让我开一枪。
看来“思想工作”是做不通了。我让翻译对他说，我背心里面的口袋里放了些贵重物品，让他先脱下来，待我取出东西再试。这回这哥们儿倒挺痛快。我向翻译递了一个眼色，他一边脱，我们一边往车边靠。等他脱下来递给我，我一把夺过来，打开车门开车就跑。
完成了帕尔旺的采访任务，为了躲开这个检查站，我不得不绕了七十多公里，取道西北的瓦尔达克省回到喀布尔。
遭遇车祸
总结自己采访中的表现，有不少值得检讨的地方，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离“名记者”风范还有相当大差距。
不过，在一次深夜经历的风险中，我还是做到了处变不惊，因为没等到惊的时候，我已经“晕菜”了。
2003年3月21日上午，那个德国“哥们儿”洛伯林打来电话，说经过再三研究，同意安排我当晚跟随德军巡逻车参加夜间巡逻，让我马上到德军威尔豪斯军营报到。带上笔记本电脑、海事卫星电话以及分社所有电脑和卫星电话备用电池，我出发了。
报到后，洛伯林先向我宣布了几条纪律：第一，在巡逻车内部不许拍照；第二二，不得携带任何通信设备；第三，巡逻期间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外界传递信息；第四，如果巡逻期间遭遇袭击，不得参与战事，应立即向对方表明自己非战斗人员的身份，尽快以最安全的方式撤出战场；第五，如遇德军士兵在袭击中伤亡，不得拍摄伤亡人员的面部及身上有身份标志的部分。他说完后，又让我复述了一遍。
确认我记住了这几条纪律后，洛伯林又拿出一张声明让我仔细阅读。我一看，与乘坐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班机前的那份声明如出一辙，大意是：“我自愿参加德军军事行动，如有意外，后果自负。”不同之处在于，这张声明后面附了一张身份明细表，需要填写姓名、性别、年龄、国籍、护照号、在阿富汗所属机构以及血型。签了“生死状”，洛伯林又没收了我的海事卫星电话和手机，逐一登记后给我打了个收条。
随后是漫长的等待。凌晨12时，正当我们情绪高昂地交流着各自肚子里的笑话时，一名德国军官走了进来，说巡逻队准备出发。
洛伯林的脸又严肃起来，命令我复述了一遍那几条纪律，又给了一件白色大背心让我穿上。背心的前胸和后背上各有几行波斯语大字，洛伯林说，上面写的是：“我是记者，别伤害我。”
门口三辆装甲车已经发动了，那名军官指引我上了中间一辆，自己则登上了第一辆，第三辆是印着红十字标志的装甲救护车。我清点了一下，算上我自己，乘员室里一共五个人，算上驾驶室里的正副驾驶员，全车一共七人。
一名士兵关上了车门，收走了我的电脑和相机，与他们的步枪一起挂在后车门的挂钩上，然后帮我系好安全带。那种安全带像是飞机安全带再加左右各一条汽车安全带，扣好后有自动收紧功能，基本上是把人绑在了坐椅上。
车启动了，缓缓开出了威尔豪斯军营。送我上车的那名军官出现在乘员室前端的屏幕上：“各位好，我是本次巡逻任务的指挥官高尔茨伯格，本次巡逻的路线是从威尔豪斯军营沿喀布尔一贾拉拉巴德公路向东到赫德克尔山口，再原路返回，全程47．8公里。现在请各车关闭室内灯，各成员注意观察沿途情况，遇非常情况立即报告。”指挥官用英语和德语分别下达了这道命令。
熄灯后，车内开始热闹起来，那四名士兵开始聊天。抵达巡逻终点后，第一辆率搏头折返，我清楚地昕到了它从我乘坐的车辆左边驶过的声音，并感觉到我们的车是在以同样的动作跟进。就在这时，我们的装甲车突然加速，疾这向右来了个90度大转弯，随后便翻了下去，重重地倒扣在河床上，叉翻滚几次，终予倒扣着停了下来。
“嘭！”一声巨响。车底的应急门自动弹开。伴着那一声巨响，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脏跳动了一下，我还活着？对，我还活着！
心脏的男墨一次跳动像是打开了生命的开关，我的一切感觉都回来了，但只有剧痛，脑袋像要炸开一样的剧痛。
车外的人进来了，帮我打开安全带，几个人开始搬动我的身体。
一阵凉风吹到我的脸上，一名士兵在我左臂上打了～针，随后我被放到在地上，落地的那一刻，我看到几名士兵正抬走一具浑身被血浸透的躯体。“LaptI）p，my 18ptop……”（手提电脑，我的手提电脑）说完这句话，我彻底“晕菜”了。
再睁开限时，又看到了洛伯林，身边还有一名军医。军医走到我面前，伸出两个手指，问：“这是什么？”
“两根胡萝卜。”我说。
军医听了，又阔了一遍：“这是什么？”担心稃胡说八道会引起麻烦，我认真地说：“两根手指，食指和中指。”这回军医的神情不那么紧张了，转身对洛伯林耳语了几句后出去了。洛伯林走到我身边，又是一脸严肃地对我说：“现在是3月22日下午3时40分。医生给你做了检查，你的大脑受到了强烈震荡，昏迷了11个小时。听得清吗？”没阿题，请继续，”我说。“那好，”洛伯林还是一脸严肃，“我们准备今晚把你送到（德国）法兰克福的空军基地接受治疗，如果你同意的话，我马上通知你们使馆以及德国使馆，为你办理签证。”
一听这话，我急了，马上坐了起来，脑袋再一次要炸开了。“不行，不行，你褥送我回去。”我冲着洛伯林喊。为了让他相信我头脑确实清醒，我还要他口述了分社驻地的地址。“我得与医生商量一下。”洛伯林松了日，转身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