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全球化进程加快,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各国都在学习、引进他国的先进制度,关于公司内部治理的正式规则(即法律法规的条文)之间日渐趋同。各国为了保持其特有的公司发展的制度环境优势,会有针对性地保留和新设置一些具有本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何况各国独特的非正式约束也会对解决公司治理的代理问题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年来,各种治理模式之间正在呈现互相交融、趋同的趋势。英美等国开始对其公司治理模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制定公司治理的各种原则、指引、章程,放松银行持有公司股票的限制,法人持股比例日益上升,且具有相当的安定性,鼓励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要求公司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在董事会内引入一定数量的独立董事等,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增强公司的内部监控力度,强化内部监控体制。德日国家企业也纷纷效仿英美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强调个人股东的利益,加速证券市场的发展;公司负债呈下降趋势,银行大量抛售所持股份,与企业关系出现松动,对公司的控制力减弱;法人持股比例下降。如以索尼公司为例,其董事的人数从38人锐减至10人,其中3人为外部董事,任命27名执行官员,其中9人新上任;1998年5月索尼公司董事会新设报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东南亚国家采用家族控制模式的企业正在学习英美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其家族特色逐步弱化:企业股权公开化和社会化进程加快,经营管理权由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共同控制,外部股东、合资者、合作者对企业的制约与监督不断增强。俄罗斯和东欧等转轨经济国家的内部人控制模式,也在随着其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逐渐向国际标准靠拢。
WTO之后的国际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将是公司治理的竞争。各国公司治理结构所具有的灵活性,以及各国政治、法律体系的差异,使得各国公司治理演进较预期在功能上更具有适应性,而在模式上则表现得较为稳定。值得注意的是,客观世界极为复杂,各国在实践中运行的公司治理模式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单一模式,而往往是许多种模式并行,只不过其中的某种模式有所突出而已。
尽管各国内部治理的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各不相同,但公司治理机制在运作过程中存在着相当大的弹性,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看,解决同一公司治理问题的不同模式的内部治理机制的功效应该相差不大。因此,针对公司治理问题的不同地区之间的多种内部治理机制可能功能趋同。
注释
[1]具体包括李嘉诚家族、郭炳湘兄弟家族、李兆基家族、吴光正家族、郑裕彤家族、陈启宗家族、郭鹤年家族、黄廷芳家族、李国宝家族、利氏家族。据统计,1996年底,这十家华资家族财团控制的上市公司市值达14 176.67亿港元,在香港股市总值中所占比重高达40.35%。
[2]见冯邦彦:《香港华资企业的经营特色》,《特区与港澳经济月刊》,1997年第7期。
[3]刘泽生主编:《香港华商企业管理》,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书中所说的香港华商企业基本等同于香港华资企业,只是不同的叫法而已。本书之所以称香港华资企业是区别于香港中资企业,统一称谓。
[4]见陈文德:《中国文化对家族企业管理的影响》,《信报财经月刊》,第7卷第7期。
[5]同上注。
[6]见郭朝先,陈斗仁:《我国私营企业管理与控制模式分析及其完善对策》,引自张厚义、明立志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
[7]冯邦彦:《香港华资财团:1841~1997》,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第309页。
[8]冯邦彦:《香港华资企业的经营特色》,《特区与港澳经济月刊》,1997年第7期。[9]樊景立,郑伯瞷:《华人组织的家长式领导:一项文化观点的分析》,《本土心理学研究》,2000年第13期。
[10]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1~28页。费孝通先生在书中指出,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具有按照与个人关系的远近程度而呈现出判断标准与交往规则有所差异的标志。他还形象地比较了中西人关系的差异,认为“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我说西洋社会组织像捆柴就是想指明: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的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先规定的。”这就是西方人关系的“团体格局”。“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击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费先生将这种社会关系模式称之为的“差序格局”。
[11]《海外华人———一往无前的力量》,《经济学家》周刊(英国),1992年7月18日。转引自冯邦彦:《香港华资财团:1841~1997》,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第512页。
[12]黄绍伦:《诚信与繁荣:华人家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A],生智文化专业有限公司,2001年。
[13]郑伯瞷,任金刚等:《台湾企业网络中的对偶关系:关系形成与关系效能》,引自郑伯瞷,黄国隆,郭建志主编:《海峡两岸之组织与管理》,远流出版公司(台北),1998年。
[14]唐俊:《打造蓝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15]唐俊:《打造蓝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16]凌翔:《香港独董人均年薪12万》,《国际金融报》,2005年8月4日。
[17]在《论华人企业的经理激励与约束机制》(刘正才)一文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7月。
[18]例如,在“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全球售股”说明书中,即对“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作了详细说明,将其分“为基本薪金、津贴、表现花红及认股权”。其中,基本薪金及津贴相当于上文的第一部分收入。
[19]资料来源于方原:《国资委划定股改后国资持股下限 比例从 60%到10%》,《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7月20日。
[20]根据《公司法》第126条,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一)检查公司的财务;(二)对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三)当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四)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五)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21]本段关于代理成本的概述,主要根据李维安等:《现代公司治理研究———资本结构、公司治理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页。
[22]参见李彤:《海外中资机构高管激励比较》,《中国商业评论》,2005年。
[23]详见牛瑞平,赵莉:《美国和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的比较和启示》,《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2期,第27~28页;袁英华:《美国、日本、德国公司治理结构比较分析》,《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38~39页;陈继勇,肖光恩:《美国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最新发展及其启示》,《经济评论》,2004年第5期,第108~113页;彭真明,江华:《美国独立董事制度与德国监事会制度之比较———也论中国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选择》,《法学评论》,2003年第1期,第36~42页;孙丽:《公司治理结构的国际比较研究———来自日本的启示》,《日本学刊》,2003年第2期,第109~123页;熊海斌等:《股东行为与股东产权———公司治理中的股东与股权》,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
[24]这里使用的美国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前述引用的个人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情况可能形成冲突,主要原因是各研究者使用的统计指标不同,不少美国个人(如巴非特等)经常发起成立投资基金,有些研究者把这样的合伙投资基金持有公司的股份看作是个人持有的,有的则计入机构投资者持股范畴。
[25]详见瞿强,普瑞格:《德国的公司治理结构》,《财贸经济》,2002年第4期,第70~75页;卢昌崇:《从德国的“两会制”论我国公司治理机构设计》,《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4年第6期,第30~35页;张涌、王冀宁和李心丹:《德国全能银行参与公司融资与治理研究》,《求索》,2005年第6期,第12~15页;王学新:《公司治理的德国模式》,《德国研究》,2005年第3期,第44~47页;李传军:《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德国公司治理的经验》,《企业管理》,2005年第6期,第36~37页;熊海斌等:《股东行为与股东产权———公司治理中的股东与股权》,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
[26]详见孙丽:《21世纪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的变革趋势》,《现代日本经济》,2003年第3期,第16~20页;孙世春:《从当前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看法人间相互持股的正负效应》,《日本研究》,2001年第3期,第6~11页;欧阳强、李祝平和王小娟:《从公司治理结构看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日本研究》,2005年第5期,第45~52页;孙丽:《公司治理结构的国际比较研究———来自日本的启示》,《日本学刊》,2003年第2期,第109~123页。
[27]详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转轨经济中公司治理结构的失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3期,第51~60页;冯舜华:《转轨经济中公司治理的模式问题———从捷克共和国的公司治理中得到的启示》,《世界经济》,2003年第2期,第3~9页;万俊毅,欧晓明和苏启林:《路径依赖与公司治理模式的多样性》,《美中经济评论》,2004年第1期,第7~13页;余应敏:《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与会计体系创新》,《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68~71页;袁琳:《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模式比较》,《北京商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第32~36页;潘运军:《经济转轨国家公司治理问题的比较法研究》,《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39~42页。
[28]详见Khanna,T。,et al。,“Globalization and Similaritie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A Cross-Country Analysis”,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s,2002;Rubach,M。,Sebora,T。,“Comparative Corporate Governance:Competitive Implications of an Emerging Convergence”,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1998,33,pp。167-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