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传膳的时候，太监先在传膳的地点布好膳桌，当膳食从膳房运来之后，迅速按规定在膳桌上塄好，如果没有特别旨意，任何人都不能与皇帝同桌用膳。皇太后、皇后及妃嫔，一般都在本宫用膳。
皇帝和后妃们每餐的膳食情况，清代档案中记载得比较详细。如成丰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刚即位不久的小皇帝载淳(同治)除夕的晚膳是：“大碗菜四品：燕窝‘万’字金银鸭子、燕窝‘年’字三鲜肥鸡、燕窝‘如，字锅烧鸭子、燕窝‘意’字什锦鸡丝；怀碗菜四品：燕窝溜鸭条、攒丝鸽蛋、鸡丝翅子、溜鸭腰；碟菜四品：燕窝炒炉鸭丝、炒野鸡爪、小炒鲤鱼、肉丝炒鸡蛋；片盘二品：挂炉鸭子、挂炉猪；饽饽二品：白糖油糕、如意锩；燕窝八仙汤。”又如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十日，进给皇太后的一桌早膳是：“火锅二品；羊肉炖豆腐、炉鸭炖白菜；大碗菜四品：燕窝‘福’字锅烧鸭子、燕窝‘寿’字白鸭丝、燕窝‘万’字红白鸭子、燕窝‘年’字什锦攒丝；中碗菜四品：燕窝肥鸭丝、溜鲜虾、三鲜鸽蛋、脍鸭腰；碟菜六品：燕窝炒熏鸡丝、肉片炒翅子、口蘑炒鸡片、溜野鸭丸子、果子酱、碎溜鸡；片盘二品：
挂炉鸭子、挂炉猪；饽饽四品：百寿桃、五福捧寿桃、寿意白糖油糕、寿意苜蓿糕；燕窝鸭条汤；鸡丝面。”一桌膳食几十种，一个人不可能吃完，许多东西都是拿来摆摆样子，然后按清廷的规矩，赐给别人。帝、后剩下的膳食，一般赐给妃嫔、皇子、公主、大臣等，而妃嫔所剩的膳食，多赐给宫女和太监等人。宫中有个严格的戒条：帝后们用餐时，无论遇到多么爱吃的菜，最多只许吃两箸，若要夹过三箸，此菜就会立即被撤下，很长时间内不许再上此菜。
宫中帝后妃嫔，也包括皇子和福晋在内，每天膳食所需要的物料，都是各处按一定分例备办的。
皇帝每日恭备的分例是：盘肉二十二斤、汤肉五斤、猪油一斤、羊二只、鸡五只(其中当年鸡三只)、鸭三只，白菜、菠菜、香菜、芹菜，韭菜等共十九斤，大萝卜、水萝卜和胡萝卜共六十个，包瓜、冬瓜各一个，苤蓝、干闭蕹菜各五个(六斤)，葱六斤，玉泉酒四两，酱和清酱各三斤，醋二斤。早、晚随膳饽饽八盘，每盘三十个，而每做一盘饽饽需要上等白面四斤、香油一斤、芝麻一合五勺、澄沙三合，白糖、核桃仁和黑枣各十二两。
另外，御茶房还要恭备皇帝每天用的茶、乳等，皇帝例用乳牛五十头，每头牛每天交乳二斤，共一百斤，又每天用玉泉水十二罐、乳油一斤、茶叶七十五包(每包二两，下同)。
皇后每日分例是；盘肉十六斤，菜肉十斤，鸡、鸭各一只，白菜、香菜、芹菜共二十斤十三两，水萝卜、胡萝卜共二十个，冬瓜一个，干闭蕹菜五个，葱二斤，酱一斤八两，清酱二斤，醋一斤。早、晚随膳饽饽四盘，每盘三十个，用料与皇帝随膳饽饽相同。另外，御茶房亦要恭备茶和乳。皇后例用乳牛二十五头，每天共得乳五十斤。日用玉泉水十二罐，茶叶十包。
各级妃嫔，每日需要备办的物料各有不同。皇贵妃：日需盘肉八斤，菜肉四斤，每月鸡、鸭各十五只。贵妃：每位日需盘肉六斤，菜肉三斤八两，每月鸡、鸭各七只。妃：每位日需盘肉六斤，菜肉三斤，每月鸡、鸭各五只。嫔：每位日需盘肉四斤八两，菜肉二斤，每月鸡、鸭各五只。贵人：每位日需盘肉四斤，菜肉二斤，每月鸭八只。常在：每位日需盘肉三斤八两，菜肉一斤八两，每月鸡五只。皇贵妃以下，各内廷主位：每日共需白菜四十斤，香菜四两，芹菜一斤，葱五斤，水萝卜二十个，胡萝卜、苤蓝、干闭蕹菜各十个，冬瓜一个，酱、醋各三斤，清酱五斤。另外，茶房备办：贵妃每位例用乳牛四头，得乳八斤；妃每位例用乳牛三头，得乳六斤；嫔每位例用乳牛二头；得乳四斤；贵人以下没有例用乳牛，随本官主位分例。妃嫔等位日用茶叶均为五包。
皇子饭房每日为皇子备办盘肉四斤，菜肉二斤，每月鸭十只。皇子福晋日需盘肉十斤，菜肉八斤；侧福晋每位盘肉六斤，菜肉四斤，均无鸡鸭。另外，共备白菜五斤、干闭蕹菜八个，其他蔬菜按月供给，日用酱、清酱各四两、醋二两。皇子及福晋，每位例用乳牛八头，得乳十六斤，外加茶叶八包。
一日三餐始自何时
吃东西是生物维持生存的一个最基本条件，所以寻找食物一直是人们最重要的活动。但是一个社会的饮食习惯，颇受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所拥有的生产技术，以及所达到的文明程度等等因素的限制，不是完全可以依人们的主观意愿决定的。
农业未建立前，人们以采集捕猎为生。然而野兽的繁殖，植物的生长，都有一定的地域与季节限制，不能终年适时地满足人们的需要。尤其是狩猎，并不能保证有所擒获。可以想见那时的人们，捕得猎物时就大吃一顿。
运气不佳时，多日不能饱餐是常事。因此那时的社会，一天要吃几餐都由不得自己决定。更不用谈定时吃饭及吃些什么东西了。
而且自然界的资源有限，越来越多的人口迫使人们改变生活的方式，不是单向地消费自然的资源，而是发展畜牧、农耕，利用资源再造资源。虽然农业是比较可以预期成果的生产方式，而且谷物也可以保存相当长久的时间，以应不时之需。但是根据研究，就是到了人们全年过定居的生活，农业发展的程度不错时，还是有相当分量的食物必须取自野生植物和野兽。如果人们能够完全依自己的意志去决定一天吃几餐，就表示人们能控制食物的供应，社会已进展到相当的程度，不必费心地到处寻找食物。如果能定时进食，更表示社会的规制已颇强化，人们的生活已有一定的规律。今日我们的社会有吃三餐的习惯，但是它到底有多长的历史，相信是很多人有兴趣知道的。
人们有没有定时用餐的习惯，颇难于从出土的器物去推断，而有待文献的记载。一个从事采集或初级农业的社会，只要略知季节就可以了。但对于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就会重视节候对于工作效率的影响，而需要有更精细而明确的表示时间的措施。我们可以从此种时间的划分，测知用餐的情形。
从商代到汉代，中国已有根据太阳在天空的位置，来表示白天某特定时间的习惯。这是有效而易行的办法，也正好能解答我们的问题。对于一日时间的分段，有商一代虽递有改变，几个定点倒是不变的。例如，太阳刚从地平线升上来的时候叫“旦”。次一阶段叫“大采”，意即大放光明。接着是“大食”，即吃一顿丰盛的饭。然后是“日中”或“中日”，是太阳高悬天空的中午时候。接着是“昃”，太阳开始西下，照得人有斜长的影子。过后便是“小食”，吃简单的饭。然后叫“暮”、“小采”或“昏”，表示光线已趋微弱。不久就是夕与夙，都是没有阳光的夜晚了。
白天的分段，每段约2小时。从白天插入吃饭的时间而晚上没有，可推知他们平时只用两餐饭。早上的“大食”约在7到9时，下午的“小食”约在3到5时之间。从命名可以看出早上的饭量多而丰富，下午的饭量少而简单。
商代用餐的习惯反映了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后来被用以表示清早的“晨”字，甲骨文便作双手拿着蚌刀的样子，表示拿蚌刀去除草是一清早就得从事工作。农业生产是商代的人们维生的主要方式。而且庄稼颇为耗费体力，需要好好吃一顿饭以补充一早耗去的精力。至于下午的饭。因为不久太阳就要西下，天地昏暗，无法再去田地工作，莫若早睡早起，故不必吃得多。这种早饭吃得多的习惯，是习见的农业社会现象。譬如，韩国人现在虽也一日吃三餐，但不久前还保存早餐最丰盛的习俗，故常见在早上请客吃饭。
《史记》殷本纪说商纣，“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好像有吃晚饭的样子。这应该是个别事件，商纣也因此蒙上荒淫无道的恶名。商代的人没有吃晚饭的习惯也可以从另一个现象看出。如果一个社会普遍有夜间的活动，就应当有室内照明的专用器具。从考古的发掘，得知专用的灯具始自战国时代。商代虽肯定已使用燃油照明，但只限少数贵族，在有限的时机，临时借用它种器物为之而已。所以，一般人们并没有夜间活动的习惯。
春秋时代晚期以来，随着牛耕铁犁的广泛使用，尤其是战国时代铁器的大量使用，生产力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面貌起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内容渐渐丰富起来，开始有许多人从事非生产性的工作，富裕人家还经常有夜间的娱乐活动。而且，在一旁服侍的人员也不能不跟着滞留很晚。这时，便有必要增加一餐以补充体力的消耗。战国时代专用灯具大量的出现，也许可以看作人们已经常吃三餐饭的反映。但最确实的证据，还得靠时间分段的名称去判断。
战国时秦国民间使用的《日书》采用16时制，于昏与夜暮之间有“暮食”之时刻。而西汉初年的时间分段，早上的已改叫“早食”，午后的餐叫“晡时”或“下晡”。而晚上约10时叫“暮食”或“夜食”。不但明显已用三餐，而且从新的名称也暗示早上的饭可能不是最丰盛的了。
人们既然睡得迟，早上自然起得晚，早上工作的时间减短，饭量也相对会减少。当吃三餐的人数增多后，甚至用餐的时间也慢慢起相应的变化，与农民的生活习惯大有不同。不过到了唐代，从一个银盒的题榜作“辰时食时、申时晡时”，知一般人早餐与午餐还是相隔8小时。早饭如果不吃得多，就不能支持那么久。可知要到甚晚的时代，或甚至进入工商的社会，才能普遍改变早饭量最大的习惯。
以上从一天时间分段的名称变化，以及专用灯具出现的时代推测，中国人吃三餐饭的习惯应该建立于战国时代。
古代的五味
我国最早烹饪用味有酸成二味，酸取于梅子，成取之于盐。《尚纬·说命》：“若作和羹，惟尔盐梅。”梅子含果酸，可以清除鱼肉中臭、腥、擅等异味，叉可以软化肉中的纤维组织、帮助消化，是最早的调味品。后来又发明了人造酸味调料醯，也被列为五味之一。北方调苦味来之于酒，南方调苦味的是“豉”。酒加在鱼、肉之中有除腥增鲜的作用，如今天烹调用的略带苦味的料酒相同。辣味，《周礼·郑注》指的是姜、葱、蒜、蓼、芥等含有辛辣之味的蔬菜也被用作调味品，南方辣味来源还有花椒。甜味，来源于饴、蜜，饴即麦芽糖，蜜为蜂蜜。辛(辣)、酸、成、苦、甘五味，到先秦时，就已被我们的祖先认识到了。
古代制糖
我国最早的糖，除蜜糖外，主要是麦芽糖。一般说来，植物种子在发芽过程中会产生糖化酵素，这种糖化酵素会把淀粉水解成麦芽糖。古代麦芽糖的名称很多，有饴、慵、饣长惶等。只用稻米熬制的麦芽糖叫馓。麦芽糖与豆瓣混制的糖称作“饣有”。
我国制造麦芽糖历史悠久。《诗经》中已有这方面的记载。至汉代，民间熬制麦芽糖已经相当普遍。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里，详细记载了制“白饧”、“黑饧”、“琥珀饧”、“煮慵”、“作饴”等五种方法，从发芽、浸米、蒸米、糖化、过滤、煮饴、搅拌、加工等程序看，与现在制饴基本相同。明朝宋应星《天工开物》，在讲制饴时提到“一窝丝”。“一窝丝”至今还是有名的饴加工食品。
我国用甘蔗制糖的历史也很久。在汉代以前，蔗还不是作为糖的主要品种独立存在，而是被看作饧的一类。南北朝时，蔗糖的制造技术比较成熟，已能制出结晶蔗糖了。
唐代，中国在原有制糖技术的基础上，吸收了印度的先进技术，从而使蔗糖制造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据《唐会要》记载，白糖生产是从唐代开始的。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有手工制糖的详细记载，这种手工制糖的方法，一直沿用到解放前。
用甜菜制糖，18世纪始于欧洲。清末，我国东北地区开始用甜菜制糖。
中国是面食文化之源
讲“面食文化”，严格地说，是应包括用麦面制作的一切食品文化的。
以此立论，则中国的面食文化之源，可能在公元前400年已现端倪。因为在魏晋以前，古人将各种形式的面食均称为“饼”，而“饼”字最早见之于战国早期的《墨子》一书。退一步讲，即使我们对墨翟书中“饼”字的指义有疑，中国面食文化之源也应上溯到公元前100多年——因为我们的考古学家们不仅发掘出了西汉早期的陶磨，还出土了汉武帝时代的大型石转磨。
那么，将中国的“面条文化”之源，断在3～4世纪对吗？也不对。早在东汉末，刘熙在《释名》一书中就记有，汉时有“胡饼……蒸饼汤饼竭饼髓饼金饼索饼之属，皆随形而名之也”。“饼”形如“索”，不就是面条么？
可见，中国的“面条文化”之源，至迟也应上溯到东汉时期的1～2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