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闻喜宴设在琼林苑，故又名琼林宴，元代更名为恩荣宴，设于翰林院。明宣德后赐宴于礼部，着为令，清代因之，参加者除新科进士外，还包括从读卷大臣到印卷、供给、鸣赞等执事人员。是日进士会聚于礼部，席备，光禄寺官请赴宴，排班拜赞如仪。司仪请进士簪花，精膳司视席，和声署奏乐，光禄寺官捧壶注酒，先献主席三爵，及各就座，行酒供膳。乐用《诗经·大雅·朴》，借以歌颂天子圣明，取材得贤。清中叶以前，此宴尚很排场，肴馔四十余品，皆为宫廷御厨操办。席用银盘，三鼎甲用金碗，尽量取醉。至晚清则徒有形式而已。清末光绪甲辰(1904)科探花述其所与恩荣宴时说：“余甲辰科赴礼部恩荣宴时，则果肴皆出妆饰，粗瓷竹箸，十余席罗列堂下东西，形式极为简陋。读卷大臣、执事各官，亦无至者，除一甲三名外，其余二三甲进士，寥寥无几。是日派恭亲王为主席，到时进礼部大堂一坐，诸进士谢恩后，亲王即起立出门。从前礼节固无一存…一诸人随亲王甫离席行，堂役闲人争进，将宴席之盘、碗、杯、箸，抢夺一空。瓷器坠地声，笑语喧哗声，轰然纷乱，亦与鹿鸣之抢宴相同。”(见《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这种宴会已随封建社会一道走到了末路。
怡情悦性的宴集
士人阶层大多衣食不愁，有的还与豪门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闲加上有钱和有权，于是就有了更多的游宴和宴集的机会。当然，随着士人的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同，宴集也是多层次的，“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的下层文士的欢聚与“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的达官贵人的宴请有很大区别，僵作为宴集的多种多样的功能却是一致的。他们的聚会，首先考虑的是欢乐，是通过饮食获得最大的精神享受。落魄文人通过简单的宴集以求一时的麻醉，而公子贵官慷慨大方的宴请也是在追逐快极一时的欢乐。
阿汉以后文士宴集的特点是文化色彩很浓厚。宴集十分重视选择环境，注意宴集四周的景观。宴会上往往要赋诗言志，或猜拳行令，档次高的还有歌妓行酒。这样的宴会往往把欢会和好、赋诗逞才、流连风景与听歌看舞结合起来，从而最大限度地起到愉悦感官和精神的作用。
从宴集风格出发，前人把文士的宴集分为两类，即“豪游”与“雅集”
(见明末项煜《金谷序兰亭记评》)。“豪游”最典型的是晋代石崇金谷园宴集。这种宴会夸豪斗富，以展示自己的身价。筵席不仅食前方丈，水陆并陈，而且追逐一些当时难得的食品。《世说新语》记“石崇为客作豆粥，咄嗟便办”。客至马上煮熟豆粥和冬天吃到新鲜的韭菜花，这在当时的确是难以办到的事。一般士人所向往的“雅集”则是“四美具、二难并”(语出唐王勃《滕王阁序》)。所谓“四美”指良辰、美景、赏心(指与宴者心情舒畅)、乐事(指宴集上有可愉悦客人的文化活动)，“二难”指贤主、嘉宾。
具备7这六个条件才能成为一个圆满的宴集。
古人按宴会档次分类的方法虽有道理，但历史上一些着名的宴集却很难归类，因此我们根据宴集的地点分两类，一为野宴和游宴；一为庭宴(指宴于庭堂)和园宴。
庭宴和国宴
和其他阶层一样，士人的宴集大多仍是在主人家中的庭堂之上进行，如果主人家拥有园林，也可在园林的亭台阁榭之中举行，我们姑且称之为庭宴和园宴。这种宴会自古有之，唐代诗人李白曾以淋漓畅快的笔墨写过一篇《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文中即描述了一次小型的宴集：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
桃李绚烂，春风氤氲，文采斐然的诗篇，手足之间的深情也许比美酒更令人心醉。这篇短序以潇洒出尘的文字展示出宴集时的文化氛围远比佳肴美唐东都洛阳是许多达官贵人致仕后的聚居之地，还有许多不得志的闲官也住在这里。裴度的绿野堂，李德裕的平泉庄，经常是主人宴集宾客的地方。白居易晚年曾在洛阳主持过“九老之会”。这个宴集摆脱了“地位名分”
的限制，以年龄长者为尊。他们一起饮宴赋诗，为洛阳增添了新的掌故。这种宴集属于质朴一类，不过更多的退居洛阳的达官豪贵却是通过宴集显示他们的豪奢。曾任兵部尚书的李愿罢镇闲居洛阳，声技豪华为当时第一，洛中名士无不登门造访，李大开筵席，热情款待，独不敢邀请当时担任东部分司御史(掌监察)的杜牧。风流倜傥的诗人通过其他客人表示他也愿意参加，李愿补了一份请柬。筵席上，杜牧借着酒意向李愿问起李家美丽的家妓紫云，惹得众妓笑了起来。杜牧当场题诗云：“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从这个故事可见唐代庭宴上的浪漫气氛。
宋代一些有影响的政治家和名臣主张宴会以表达真挚的感情为主，反对过度的挥霍和糜费。北宋中叶名臣司马光曾在自己的独乐园中举办耆英会，又名“真率会”。当时的风习是“酒非内法，果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而司马光却一反当时奢侈之风，“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过七行，酒沽于市，果止梨栗枣柿，肴止脯醢菜羹，器用磁漆”。这种简约质朴的作风对后世影响很大，几乎成为多数士人公认的准则。
游宴和野宴
这种宴集起源很早，最初与一定的宗教活动有关。如《论语·先进》中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此即春日祓除不祥的活动。很长时间的祓禊仪式和郊游，没有饮食是不行的。这种宗教活动后来发展成为游宴和野宴。东汉末年这种宴集已很普遍，魏公子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谈到往昔他们在南皮时的游玩与宴集：
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骝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
他们游玩到哪里，就在哪里宴集，把饮食与饱览大自然的美丽风光结合在一起。曹丕在另一封《与吴质书》中也记有邺下文学集团一起游乐的情景：
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酌觞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文学活动是与游宴结台在一起的。邺下文学集团的健将王粲、刘桢、曹植都有描写宴集的诗歌传世，其中曹植的《公燕诗》写得最好：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国，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神飙接丹毂，轻辇随风移。
生动地描述了游宴时良辰美景给他们带来的愉悦。
游宴和野宴大多在气候宜人的春秋二季举行，有时还与应时的除灾乞福仪式结台在一起。如春季的上巳(本指暮春三月上旬巳日，后定为三月三日)、秋季的重阳(九月九日)。上巳节最着名的宴集为“兰亭雅集”。
古代风俗，三月上已日人们要在水边祭祀，用浸泡了香草的水沐浴，以除疾病和不祥，名为“祓楔”(音福戏)。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二人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举行祓楔，并借着宛转曲折的小溪，泛着羽觞(一种平浅带有双翼的漆制酒杯)，浏览美景、赋诗摅怀。王羲之把这些诗集在一起，写了一篇序，是为《兰亭集序》。文中描写了风物之美、人物之盛、吟咏之雅：
群贤毕至，少长成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文士们在良辰美景之中感到大自然的自足圆满、生生不息，置身其间，仿佛忘掉了自我，与物同化，生命的意识渗透于深邃的宇宙之中。此后，三日三日行曲承流觞成为文人学士的雅集，而能与永和之游比美的，恐怕也只有唐开成三年(838)裴度在洛水之滨的祓禊之会。裴和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十五人“合宴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后音乐，左笔研，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晋公(指裴度)赋诗，四座皆和，而白公又为十二韵，当时人物之盛，游观之乐，至今想之，令人羡慕”(《西湖禊事记》)。
此后有这种名流的盛大的祓楔雅集便少有了，而且后来的士人把在溪流中行的“曲水流觞”加以缩小，他们只是在亭子中厚厚的基石上象征性地凿出迂回曲折的沟槽，通上水，令酒杯在沟槽中漂流。
重阳之宴是在高山顶或高台上举行的。《续齐谐记》云：
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因谓景曰：“九月九日汝家当有灾厄，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酒，祸乃可消。”景如其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以代之矣。”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菜萸囊，因此也。登高饮酒给士人提供了一个宴集的机会，其中较早而又较着名的有东晋桓温与众僚属在彭城(今江苏徐州)龙山的宴集和东晋末年刘裕与僚属在彭城戏马台之宴。前者留下了盂嘉(桓温之参军)落帽之典，表现出士人的超脱和潇洒；戏马台之宴有诗人谢灵运和谢瞻与宴，并皆有诗记之。谢灵运诗曰：“良辰感圣心，云旗兴暮节。鸣葭戾朱宫，兰卮献时哲。钱宴光有孚，和乐隆所缺。”(《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意为在这秋高气爽的时候，风翻云旗，高奏乐曲，以丰盛的筵席饯别“孔令”，宾主都陶醉在一派和乐之中。
最具有游宴性质的是船宴。前面提到的裴度、白居易、刘禹锡的上巳之游，即在舟中举行。刘禹锡在《三月三日与乐天及河南李尹奉陪裴令公泛洛楔饮各赋十二韵》中写道：“水嬉如鹭振，歌响杂莺啼。历览风光好，沿洄意思迷。棹歌能俪曲，墨客竞分题。”“尘暗宫墙外，霞明苑树西。舟形随鸟转，桥影随虹低。”在船中一面欣赏着不停变换的景物，一面饮宴，这给参与者以极大的享受。在无船不行的水乡泽国，船宴更为流行。记录吴中风俗的《清嘉录》曾多次写到船宴，如《游春玩景》条记载“吴俗好遨游，当春和景明、莺花烂漫之际，用楼船箫鼓，具酒肴，以游上方、石湖诸处，上巳日为最盛”。他如杭州西湖、扬州瘦西湖的游船，也是当地文人雅士宴集首选之处。
隋唐以后，士人多居于大小城镇之中，他们偏爱游宴野宴，因为这种宴集带有郊游的性质，使他们与大自然接触的同时，精神和身体都得到放松。
全羊席
筵席名，分为君、臣、民三个不同的等级，是宫廷招待信奉伊斯兰教客人的最高宴席，在我国已有200余年的历史。所谓“全羊席”是指用整个羊的各个不同部位烹制出各种不同品名、不同品味的菜肴，菜品多达70余种。
其所有菜名不露一个“羊”字，而代之以形象、生动、吉祥的别名。“全羊席”的菜点安排和上菜顺序与“满汉全席”相似，以4人“八仙桌”为格局，四四编组。除了有干鲜菜肴之外还有冷热菜。因羊菜凉则腥膻，皆应热上，所以盛菜器皿常带有温锅用以保温。全羊席的席面由五道菜两道点心组成，席间需两次撤换台面。席面安排为：首先摆人四冷荤、四干碟、四鲜碟，接着亮席，即按就餐人数摆上杯、匙、碟、筷等。第一道菜为“清口菜”，即四素菜：香菇冬笋烧飘菜，金钩笋丝炒豆苗，香椿拌豆腐及炝三鲜。
第二道菜为“喜味菜”，即四甜碗：八宝饭、冰糖莲籽、冰糖百合及烩三鲜。
第三道为正式大菜，共有20种，即：花爆金钱、玉珠灯笼、望峰坡、鹅毛雪片、千层梯、迎风扇、落水泉、独百子、汆丹袋、炸铁伞、双凤翠、玉环锁、安南台、爆荔枝、采灵芝、炸银鱼、五料焖味、鼎炉盖、山鸡油卷、三道菜毕，上第一道点心：龙须糕、一品烧饼、杏仁茶、素蒸包及小干烙。然后撤换台面，上第四道菜“双十件”龙门角、开秦仓、天花板、五关锁、提炉顶、犀牛眼、炸鹿尾、炸血丹、蜜蜂窝、八宝袋、彩凤眼、烩虎眼、凤头冠、金鼎冠、鹿尸、苍龙脱壳、爆炒玲珑、青云登山。
满汉全席简介
此系列书籍介绍了中国历史文化百科的知识，内容包括字谜，中医学，武术，政体，哲学，战争，天文学，诗歌，服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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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汉全席”是我国烹饪技艺发展的一个高峰，它以菜点精美、讲究礼仪和场面豪华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关于满汉全席的起因，有人说它是清朝民间商贾为了赚钱而臆想编造的，还有人认为它是清朝皇帝所举办的国宴，更多的人则认为它是清末慈禧为了豪奢所作。这些说法都不确切。满汉全席可以追溯到康熙以后清宫中的“满席”和“汉席”，具体形成于一些上层官府之中。至于它最初流传到民间，很可能是在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
满族人在入关前，他们的筵席叫“饽饽席”，以主食为主。每桌席要使用80余斤面粉，最少也要用24斤。副食品种不多，烹调也较简单，主要采用烧、烤、煮、炖、涮等方法，调味品只用盐、酱油、酱、花椒、大料、葱、姜、蒜等。菜肴的特点一般都是焦脆香浓，造型粗笨，作法也比较原始，带有浓郁的游牧民族食品的风格。
满族人入关以后，随着清朝的强大与昌盛，他们在饮食上大大地考究起来。到了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在光禄寺(国家大厨房)举办的各种宫廷筵席已分成“满席”和“汉席”。它们各自有严格的规定，其中满席分为六等，汉席分为三等，各席又有上席和中席之分，但满、汉席共筵的情况是没有的。
到了清朝中叶，豪华的宴会在官府中风靡一时，达官显贵之间经常互相宴请，举办吸收满席和汉席特色的大筵。这种筵席，重礼仪讲排场，菜点丰富，豪华非凡。特别是乾隆时期，这种宴会上的满族莱点经过汉族厨师的改革，与汉族菜点去芜存精地并为一起，始有满汉全席之称。
乾隆二十九年(1764)，江苏省仪徽县有个叫李斗的人，着了一本《扬州画舫录》，其中记有一份满汉全席莱单——第一份：头号五簋碗十件，有燕窝鸡丝汤、海参汇猪筋、鲜蛏萝卜丝羹、海带猪肚丝羹、鲍鱼汇珍珠菜、淡菜虾子汤、鱼翅螃蟹羹、蘑菇煨鸡、辘轳锤鱼肚煨火腿、鲨鱼皮鸡汁羹、血粉汤等，一品级汤饭碗。第二份：二号五簋碗十件，鲍鱼舌汇熊掌、槽猩唇猪脑、假豹胎、蒸驼峰、梨片伴蒸果子狸、蒸鹿尾、野鸡片汤、风猪片子、风羊片子、兔脯奶房、一品级汤饭碗。第三份：细白羹十件、猪肚、鸭舌汤、鸡笋粥、猪脑羹、芙蓉蛋、鹅掌羹、槽蒸鲫鱼、假斑鱼肝、西施吕文施豆腐羹、甲鱼肉片子汤、茧儿羹、一品级汤碗。第四份：毛鱼盘二十件、哈巴子、猪子油炸猪羊肉、桂炉走油鸡、鹅、鸭、鸽、猪杂什、燎毛猪羊肉、白煮猪羊肉、白蒸什锦火烧、梅花包子。第五份：洋碟二十件，热吃劝酒二十味，小菜碟二十件，枯果十桌，鲜果十桌。这可以说是关于满汉全席的最早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