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温州民间资本浩浩荡荡闯入上海、杭州等地商品房市场。2001年，温州资本兵分两路，第一支购房团前往上海，另一支前往杭州。仅此一年，投资在房地产的温州资本就高达2000亿元。注定将“名留史书”的“温州炒房团”由此诞生。
你不知道的是，这只是温商们手握巨资四处突奔的狂舞之一。
出租车与新能源
在现在的城市生活中，出租车成为了必不可少的生活工具。而全中国最早的出租车私人运营就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90年代，陈道明主演的《喂，菲亚特》中的原型就是投资出租车第一人——“张朝荣”。
温州人有无孔不入的商业嗅觉。1983年前后，运送客人的三轮摩托车出现，在温州的街头巷尾灵活机动地穿梭，被形象地称之为“跳蚤”。“跳蚤”的市场行情不错，1985年，温州人张朝荣一次性从上海购进了30台“跳蚤”，准备大干一番，却不料政策有变，“跳蚤”不允许上牌。
大笔的投入将就此泡汤，张朝荣一筹莫展。一个机关单位门口停放的小轿车引起赵朝荣的注意，这就是菲亚特轿车。张朝荣预感到，这种类型的小车将成为“跳蚤”的取代品，他当即租用了这台菲亚特在市内兜了一圈，温州有七十二条半小街巷，菲亚特进出无碍，灵活便捷。
于是，张朝荣筹措资金，和亲戚朋友共30人一起前往上海买车，五马汽车出租公司就此成立，温州城有了私人出租车——车费统一为5元。
于是菲亚特便成为了温州出租车的代名词，尽管多年后菲亚特退出了市场，但是当地人还依然称“打的”称为“打菲亚特”。
90年代初，随着新的出租车在温州出现，第一批温州炒车族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994年，王克诚以11.5万元的价格买进一辆夏利出租车，仅仅7个月，车价飙升至38万元。
之后出租车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行业。1998年，温州市政府明文规定的形式确认出租车经营权的商品性。《温州市区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有偿使用暂行办法》明确规定：通过有偿取得的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长期有效，属个人的，可以继承、转让；属法人的，可以转让。同时，政府适度控制出租车市场。使得车总量一直维持在3329辆，3287辆车的经营权归个人所有。另外，出租车经营权不仅交易，甚至可到银行抵押贷款，一辆车最多能贷到50万元，10年内分期。
温州300辆出租车营运权拍卖，新出租车经营权证竟以70万元的高价入市。敢于搞飞机营运的王均瑶没有放过出租车营运的机会，他斥资近亿元，以平均每辆68.8万元的价格买下百辆市区出租车经营权，大手笔让人瞠目结舌。
与炒房、炒矿相比，炒车相对低调，资金投入量较小，而且利润甚至比房屋出租更高。在2000年前后，温州出租车主一台车每月可收到7000元的租金，而同样投入的一套房，月租金仅2000元。而且，房子出租前还要装修，而且还有被套牢的风险。
2004年，温州的出租车经营权开始火爆，温州商人的闲置资金纷纷进入这个行业。数月之内，温州地区所有市县的出租车都经历了投资客的侵袭。
4月底，有政策之风传出，“郊县出租车可载客到温州市区”，这意味着温州郊县出租车价格将上涨。不出意料，5月，瑞安的出租车牌照从65万元暴涨到75万元，永嘉则从20万元升到30万元，平阳、苍南等地的行业也大体如此。
数月之内，温州市场基本被炒“熟”,岂料10月底又有利好消息传出：
温州市道路客货运输发展规划（2004～2020年）显示，根据城区面积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以及出租车需求和经营状况，预测到明年，温州市区出租车合理规模为3650辆，比目前的3329辆要多出321辆。
如此良机，投资客当然不会放过，“出租车放量，交易价格必暴跌，正是大笔吃进机会”。果不其然，四天后，不少“炒车族”下手大批购进出租车，当时平均交易价已跌了十几万元。然而几天后，行情又急速上涨，“炒车客”大发横财，据说最高的一笔交易达到146万元。
2004年夏天，善于打“扫荡战”的温州人在外地省份游走。江西南昌、山西太原两地媒体不约而同曝出：温州“炒车团”出现，当地出租车经营转让权身价倍增。
常在河边走，温州人也有“弄湿鞋”的时候。
年初，温州民间游资瞄准福建宁德出租车市场。半年之后，宁德地区的出租车市场几乎被温州人垄断。宁德当地司机抱怨车辆租金上涨，于是集体要求抬高起步价，将压力转移给打车的市民。事情闹大之后，在当地管理部门的关注下，打压温州投资客的干预措施出台。“识趣”的温州“炒车客”落荒而逃。
在江苏镇江出租车市场，温州人也遭遇了“滑铁卢”。数百人组成的“炒车团”以10万元的收购价大量吃进后，开始出手，却不料镇江市场出现怪现象——迟迟无人接手，甚至喊出亏本价9万元，也无人问津。精明的温州人才意识到自己被套牢，追悔莫及。
出租车牌照，也能成为温州人攫取暴利的工具，从一个层面也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中牌照管制的极大不合理，这种准入的不公平就直接催生了各种投机行为。
温州人敢于尝新，敢于做新兴行业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兴起，温州人把大量的富余资金都投入其中。然而新能源开发之路，不仅需要投入的资金异常庞大，而且是技术密集型。曾经被批为简单劳动密集型的温州企业，都在新能源领域找到突破口，从粗放型走向集约型，从低级制造走向高端创造。新能源行业寄托了温州实现转型的光荣梦想。
2005年前，平阳人金属材料销售商林云德，在一个高校教授的指点下，创建了浙江省首个麻风树制“生物柴油”能源基地的创建者。据称，这种麻风树油，“适当用于各种柴油发动机，可广泛用于汽车、轮船、发电机等行业”。
2000年，从事垃圾焚烧发电的伟民集团，引起温州企业的普遍关注，这是一种大胆的转型。几年来，伟明集团的垃圾发电厂已经分布在浙江、江苏等地。
在新能源产业做得最成功的当属华仪电风。2007年，从事高压开关生产的华仪电风，开始向风电行业进军，并且在2007年成功借壳实现上市。目前，华仪风电在内蒙古、山东、东北、浙江等地投资风电场项目。
2006年开始，温州企业忙着“种太阳”。在国际上，光伏产业被视为继IT、微电子产业之后最具爆炸式发展能力的行业。日本、欧美国家光伏产业的成熟，以及太阳能取之不竭、环保安全的特点，让温州人笃信其“前途”无量。光伏产业形成一个巨大的强力磁场，吸引着从事皮革、服装、电器、眼镜等传统行业的企业。
2006年正泰斥资1.2亿欧元，在西班牙投资建了一座欧洲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2007年正泰对外宣布大举进攻光伏产业，南存辉甚至透露，光伏项目将成为正泰的主业之一。
2008年，“眼镜大王”胡福林相中光伏新能源产业，成立了专门的新能源事业部，先后成立了浙江中硅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赛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硅科技有限公司、温州中硅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多家光伏企业。
2009年，温州大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老板徐慧是一位典型的温州女人，以眼镜贸易起家，也不甘示弱涉足光伏，收购了小有名气的安徽瑞鑫广电，并与沙特阿拉伯巴格山集团成功“牵手”，向太阳能市场旺盛的中东进军。
为何新能源成为温州资本青睐的新舞台？只因其中隐藏着他们多年资本狂舞中早已熟知的秘密——先人一步。
新能源是一种新生事物，正由于无迹可循，所以在投资者眼里，这是一项“高风险”、“过度竞争”的产业，即使如此，新能源还是成为各路资本眼中的宠儿。这其中，当然少不了温州资本的身影。
在温州资本谋求转型的过程中，资本的目标，已不再仅是房地产和煤矿，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新环保，凡是与“新”有关的，温州产业资本都会驻足。从2003年温州瓯海伟明公司进军垃圾发电产业，到2007年正泰宣布进入太阳能产业，再到华仪风电布局全国，温州资本不断演绎自己的“新能源梦”。
尽管进入这一新领域仅有3年，正泰太阳能的活跃程度，已经超过主业——电气产业。2009年初，正泰集团先后推出第二代太阳能电池、引入赛伯成长基金和上海联和的5000万美元投资；2009年6月，在宁夏开工建设首期发电容量10兆瓦的光伏并网发电项目，在2平方千米的戈壁滩上铺设太阳能电池；2009年7月，又追加5500万美元投资到太阳能项目，首条20兆瓦微晶非晶第二代薄膜电池生产线正式投产，年产值可达10亿元……3年的时间，正泰集团在太阳能领域累计投入超过20亿元。
依托坚强的实力，正泰集团布局光伏并网发电领域，在温州，还有一些企业并没有贸然进入光伏并网发电领域，而是看到了光伏配套产业中的机会。2009年7月16日，温州瑞阳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与世界500强企业杜邦公司合作研制的“光伏组件用高性能EVA胶膜”通过评审。作为太阳能光伏组件中的关键技术之一，EVA胶膜的核心技术一直以来掌握在欧美企业手中，温州瑞阳通过与杜邦合作研发新产品，无疑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
从传统制造业中积累了原始资本的温州资本，正在不知不觉间转型，布局新能源产业。这当然是一种积极的转变。而这种关键转变来源于国家的支持——巧妙的是，当初的商品房也是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发展起来的。
如此看来，温州资本倒也并非一无是处，从某种程度而言，他们的投资是被动行为，因为实业不好做，因为大量资本无处可去，新能源是个新出口。当然，无论何种投资，都不能矫枉过正，否则，资本这把双刃剑，还是会伤人害己。
光伏产业是一个靠天吃饭的行业，而中国的光伏企业还主要靠国外的“天”吃饭，因为中国光伏产业95%的市场在国外。2011年，欧洲市场需求萎缩，美国对中国光伏产业发起反倾销、发补贴调查，我国光伏企业遭遇寒冬，部分温州光伏企业遭遇停工或倒闭。
范程财其家族本是从事人造革、女鞋、不锈钢等生意，家产丰厚，2010年开始倾情于光伏事业，成立了浙江晶德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他说：“从近年来的情况看，做光伏总结起来就是玩心跳、玩资金、玩技术。硅料价格以接近10倍的倍率跳水，一般的企业都要承受玩到心跳窒息的感觉，这是绝大部分人很难承受的压力，其结果就是优胜劣汰。”
市场行情的剧烈波动，“过山车”式的涨跌幅度，国外市场订单情况的不稳定，技术部不成熟导致成本奇高，需要的是雄厚的资金支撑。2011年最具影响力的温州“跑路企业家”胡福林，其在光伏产业上的巨大投入，无疑是致使其资金链断裂的重要因素。
当温州人争先恐后践行各自的“新能源梦想”时，产能过剩、规模偏小、对国际市场过于依赖、技术研发能力欠缺等问题也开始暴露。从这些弊病中，温州制造业的各种“顽疾”依然清晰可见，大有“换汤不换药”之态。温州借助新能源实现“绿色转型”的愿望依旧需要上下求索。
对于“无利不起早”的温州人来说，新能源除了本身的发展潜力之外，最大的诱惑是：新能源受宠于资本市场，易吸引投资，在上市融资上也占有很大优势。已经在美国上市的多家光伏企业都处于亏损状态，当下的现实并没有给予温州投资者太多的信心。
矿产资源是掘金重地
1000多年前，田园派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曾经写过：“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多年来，温州人都在寻寻觅觅，为草根时代积累的惊人资本寻找一个出口，寻找一个豁然开朗的充满暴利的“桃源世界”。
房产、矿藏、黄金外汇、车与新能源甚至海外贸易，都是温州人眼中的“出口”。不幸的是，有的貌似出口实乃绝境，有的出口血雨腥风竞争惨烈，有的出口任重道远要待以时日。
唯利是图、尤其是唯暴利马首是瞻的温州人，不受行业限制，也不受地域局限，往往选择不假思索地、义无反顾地奋勇向前。
阅历丰富、行走天下是温州人最大的财富，因为各种偶然，他们发现了或获得了各种可以投资生财的机会。
不论是矿产、石油还是棉花，温州团的产生，似乎一切都是冥冥中有所安排：贫苦的温州人去山西挖煤，矿主拖欠的工程款最终以煤矿抵押；温州女人王荣森在西安做服装生意，帮助了一个丢失钱包身无分文的地质学院教授，教授为了表达谢意，给她透露了去陕北延安买油田的信息；温州的“弹棉郎”走南闯北，在新疆的棉农家收购棉花，发现了商机……
最初，这些行为都是生存和生活所迫，并无半点投机之心，而且还付出了各种难言的代价：因为市场的冷清，早期的温州煤矿主多是亏损；王荣森的丈夫常年生活在油田打井的工地上，积劳成疾不幸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