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胡润给新湖的黄伟算出来的身家是300亿元。黄伟也凭借这一数字首次荣登浙江首富的宝座。可不到一个月之后，黄伟的身家被《福布斯》一算，居然变成了163.9亿元。
股市显然是财富增值和蒸发最快的场所。2008年10月20日沪指收盘报1974点，1年之后，2009年10月20日沪指收盘报3038点。同一时间段内，深成指从6426点翻了一番，涨至12 676点，香港恒生指数也以同样的速度，从15 323点升至22 385点。
伴随股指飙升的是拥有上市公司的富豪们的财富也水涨船高。然而，新湖集团的黄伟也许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的财富怎么就突然缩水近一半。
对于外界的议论纷纷，黄伟并不给予解释。甚至，其旗下公司的高层对媒体丢下这样的话：“这辈子黄总都不会接受记者采访！”
其实，身为浙江新湖(控股)集团董事长，持有新湖控股68.2%的股份，黄伟的最主要资产就在这无法预测的股市洪流中。也许正是因为通过投机违规的行为从股市挖得了第一桶金，黄伟便早已明白资本市场的风云变幻，他唯有以沉默、低调来应对这瞬息万变的财富数字。
温州人的群体发家史，从来不缺少对新事物的追捧。某个财富领域出现空白时，庞大纷杂的温州大军便会蜂拥而入。炒房、炒煤、炒矿，通过各种“想得到就做得到”的方式，无数温州人摆脱贫穷，走向暴富。他们对财富的追捧总能激起更大范围的涟漪。
然而，股市却在温州遭遇昙花一现的局面，之后便被温州人“打入冷宫”。
有人说，温州人都是做实业起家，因此对股市的投机行为不感冒。其实，此说法并不正确。温州人并不是对投机不感冒，而是对没有把握的投机行为不感冒。通过90年代在股市的短暂体验，温州人发现影响和操作股市的因素太多，于是放弃，转而选择了相对稳定的基金与外汇。
据中国银行浙江分行零售业务处营业中心赵科长介绍,浙江是全国外汇交易最为活跃的省份,浙江省每年外汇交易量约占全国的1/3。“温州的外汇交易量现已占到了全省的80%。”中国银行温州市瓯海区支行潘洪敏行长说。
浙江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在温州，而温州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在瑞安市。按中国银行瑞安支行一位负责人的说法,瑞安每天的交易量,就相当于外地一个省的交易量。“瑞安市汇市异常火爆,外汇交易疯狂增长。”这位负责人透露，今年瑞安市外汇交易已达到25亿美元的天量，在全国县级市中稳居榜首。潘洪敏原任中行温州分行资金计划部副主任。据潘洪敏介绍,温州炒汇开始于1998年。这一年，中行温州分行开始了外汇宝业务。2000年起,每年的交易量仅次于北京、上海，位居第三。“今年上半年，温州市个人外汇交易量超过了130亿美元，约占浙江省个人买卖外汇交易额总量的2/3。”
火爆的交易后，是温州人手中充裕的外汇。潘洪敏透露，温州市个人外汇存款额今年上半年达14.38亿美元。“温州是著名的侨乡,旅居海外的温州侨胞近60多万人，每年有大量的外汇汇入温州。其中绝大部分转为储蓄存款。”
银行开办汇市后，具有敏锐投资意识和开拓精神的温州人立刻发现，这是外汇保值、增值的新渠道。
与炒外汇并存的还有炒基金。2007年，温州基金达到炙手可热的地步。2007年年初，嘉实基金发行，温州一位投资者居然一掷千万购买，而一次性认购上百万的也大有人在。在温州申银万国证券营业部，2006年该营业部全年基金销售额才3亿，而在2007年1月份，近20多天的时间里，基金销售额达到了2.5亿。此时，甚至有媒体爆出：“在温州，炒基金者现在居然频频开出24％的年息，借款炒基金！”
如此疯狂、盲目的投资热潮，自然为两三年后地下钱庄破产、温州经济全面危机的爆发，埋下了“地雷”。
在过去数十年的改革历程中，温州人已对商业规律的反反复复熟谙于心。当支撑温州经济长足发展的制造业问题频频，成本持续抬高，纷争不断，产品质量反复无常时，温州人更加强烈地感觉到，实业已不足以承担财富快速膨胀的愿望。与此同时，房地产商业化、矿产资源市场化、资本运作日益开放、证券市场繁荣发展等，都为投机者提供了无数的可能，各种机会俯拾即是，温州人自然不会放过。
实业的转移与空心化
从2000年开始，温州大型的民营制造企业也开始向地产、矿产、证券等领域迈进，在2006年前后，这种多元化的趋势达到高峰。多元化发展，成为温州制造业寻求发展的“法宝”，似乎不多元化则无法发展，无多元化则无以彰显实力。
2001年，德力西集团成立新疆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新疆开发商业地产——德汇国际广场；2003年，奥康在湖北黄冈投资建立高档商业步行街，被誉为创下商业地产新模式；紧跟其后的康奈集团，在湖北随州市建立香港街；同一年，报喜鸟集团投资房地产，以农村旧城改造为主业；2005年，庄吉在天津开发地产，建立特大型综合购物娱乐中心。
在多元化的领域，最为纵横捭阖的当属人民电器集团。2007年郑元豹向媒体介绍：“人民电器集团在河北邯郸投资占地1180亩的地产项目，投资20亿元，在武汉占地500多亩的总部基地，投资10几亿元。此外，还将陆续在河南郑州等地投资房地产。”之后，嘉兴盛大花园、湖北SOHU城、湖北人民路都出自人民电器集团之手。
迄今为止，人民电器集团旗下的投资公司设计的行业达三十六行：高新技术项目、公共基础设施、船舶制造、矿山开采、医疗卫生、生物工程、文化教育、水利水电、物流仓储、港口码头、市场开发、房地产业等。
以人民电器集团代表的，温州传统制造业逐步完成了从生产经营型向资本经营型的转变。
甚至，连从事打火机生产的企业也不例外，温州日丰打火机也在若干地产项目上有涉足，其董事长黄发静曾向媒体表示：“只要有合适的项目就会投资房地产。”
“卖商品不如倒资本”、“不求百年基业但求资产增值”的论调在温州成为共识。从实体起家的企业纷纷选择“离制造”，选择退出实业。
相关资料显示，2009年度的浙江民企百强中，制造业销售额度占总量的60%，同比降低24%。上一届的民企百强中，有14家传统制造业企业未能进入本届百强榜。在新的民企百强中，上升最快的行业正是房屋建筑及房地产行业。
在2010年最新发布的“2009年浙江百强民营企业排行榜”上，与房地产沾边的企业达70%。2010年温州百强企业中，一半涉足房地产。房地产成为企业不可缺少的产业，甚至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
当然，地产也并非温州企业家资金的唯一去向。随着2005年温州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民企入股金融机构的热潮兴起。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对此进行调查统计，得出的数据是：“2008年7月后，随着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试点的不断发展，温州民企入股投资金融更是空前积极。截至2010年年中，已有1361家民营骨干企业入股各类金融机构，入股资金约达70亿元。”
历来，温州商人都有抱团的传统，2004年，温州两大民间财团——中瑞财团、中驰财团成立。
在中瑞财团中，大牌云集，神力、奥康、法派等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共有9个成员，注册资本5000万元，对外号称，“可运作资金超过100亿元”。 中瑞财团霸气十足，旨在进军国内的超大型投资项目，其中包括国家重点工程、全国范围内的市政、房地产等。
稍后成立的中驰财团则由长城集团、华通集团、民扬集团等7家企业组成，资产达26亿。据说，中驰财团成立后，各企业专心发展主业，而多元化的发展则交予财团，其目标令人充满期待，涵盖“房地产开发、现代物流、进出口贸易、高新技术、金融、借壳上市、风险投资”等领域。
财团还聘请来两名职业经理人做总裁，向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转变，可惜的是貌合神离，集团成员各自为政，总裁空有头衔，不久后便请辞走人。“财团”一词的气派，颇有西方垄断集团之势头，某种程度上迷惑了社会各界，甚至不少当事人。岂料，却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温州民营企业家代表南存辉曾经这样说：“做企业跟爬山很像，开始做的时候认为很简单，结果当你越爬越高的时候，就是企业越做越大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越爬越觉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能回头。”
众多的温州企业，从实业向投资转移，也许就正是出于这样一种“高处不胜寒，激流中身不由己”的无奈与尴尬。
对此，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深有体会。
2005年，在地产、证券行业之后，钱金波感到公司有在投资业上乐不思蜀的趋势，实业某种程度上成为副业，钱金波毅然决定：“全部产业‘归零’，全心投入红蜻蜓。”钱金波把资金从不相关的领域撤回，剥离，结束了多元化的混乱膨胀局面。
钱金波说：“一个企业家在一个商业社会里，遇到一项很好的投资，也就好像是英雄遇见美女一样，大家都想，但是如何拒绝诱惑？曾经在这样一条路上，我也拒绝不了诱惑，但是就在2010年来临之际，我有充分的时间对这一阶段的结束和另一阶段的开始，做了真正的自我了解。”2008年红蜻蜓年销售额30亿元，在上万家温州企业中税收排名第26位，在鞋行业中则排名第一。这样的业绩，对那些声称“温州制造业走向没落”的言论给予了回击。
在一个透明的杯子里注满水，丢进一颗石子，就会有水溢出。但是如果投入一枚硬币，水却不会溢出来，再投入一枚，水依然还是不会溢出。
这样一个故事似乎可以完美地解答市场与利润空间的难题，在貌似饱和的情况下，只要足够专注，讲究技巧，总会有游刃有余的可能。只是，曾经以实业抒写了光荣与梦想的温州人，实业之心已死，投机之心膨胀，乐不思蜀，却最终从一个“困局”走向另一段悬崖。
温州人有温州人的性格和特点，他们几乎从生下来就喜欢冒险和投资，加上资本逐利而流的本性，温州人手中的这几千亿财富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流动的脚步，几乎中国所有的热点投资项目的背后，都有温州人的身影。
温州民间资本在全国各地乃至全球的活跃投资，被人们冠以一个“炒”字来表达。如炒房、炒煤、炒棉、炒矿、炒石油等等。而温州人也因为这个“炒”字而给人们留下了“扰乱经济”的印象。
温州人聪明，温州人善于炒作，温州人也乐于炒作，但是温州人的这些炒也给自己带来了恶名声，市场上只要有人喊一声“温州人来了”，几乎立刻会招来一片口诛笔伐。
温州人确实给很多市场、很多地方带来了混乱。中国人喜欢把控制、抬高价格的商业活动称为“炒”，而温州人正是精于此道。
从大蒜到棉花，从房子到玉石，几乎没有温州人不炒的。而凡是温州人盯上的商品，必然会出现价格非理性的变化，必然伴随着让依赖这些商品生存的普通百姓苦不堪言。从这个角度上讲，温州人确实是罪大恶极。
不过反过来看，温州的“炒”又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对于富起来的温州人来说，手中的钱在自己的手中毫无用处，这是对财富的一种极大的浪费。但是与此同时，温州人似乎也没有什么正当的投资渠道。
然而，资本天然具有盲目性，如果人不能驾驭这种盲目性，而是由着这些资本乱来，最后倒霉的一定是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