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突击搜查安乐寺市场抓了不下五百金银贩子，全部押到街口的十几辆大卡车上，挤得满满的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贩子们被押到南郊衣冠庙，这里原来是戒鸦片的强戒所，与监狱无异。廖宗泽被关进号子里，地上铺的全是乱草，贩子们垂头丧气地坐在草铺上。工作人员一个个登记姓名、年龄、籍贯、住址。登记完后全体集合在院坝里，十个人分为一个小组，指定一个人当组长，宣布这些人犯了扰乱金融罪，银元一律没收，人民币留下。每人每天缴五千元伙食费，组织学习政策。谁表现好学习得好便先放出去，但要写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犯法。
廖宗泽心里想，在这里住几天倒可放心，没想到共产党的“监狱”里倒成了最安全的地方。
廖宗泽在“监狱”里学习报纸时便得知龙潭寺“武装起义”已经被解放军镇压下去了，如此一来，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路，最后决定还是去云南，再想法越境到缅甸。由云南到缅甸的道路他是熟悉的，当年去印缅视察军邮时走过，大小道路、场镇都知道。
一个星期后，廖宗泽才被放出来，他回到三桂街客栈，老板问他这些日子到哪里去了，他说自己被解放军误当成金银贩子给抓起来关了这么些日子。现在要到龙水镇去买铁货，然后弄到云南去卖。还托老板与他同去街公所开张路条，老板说，这事不难，我表兄赵某就在街公所里管印砣砣，给他说一声就行了。
廖宗泽大喜，赶紧央请老板出面帮忙，老板随他出了门，在商店里买了三条威克斯香烟，三瓶绵州大曲，径直到这位赵干事家中，一切办得顺利，赵干事收了礼，马上到街公所给廖宗泽开路条。晚上客栈收了堂，又请老板和堂倌去街口一家小饭馆里喝酒，表示感谢照应和帮忙，回来将店钱结清，第二天一早出东门扬长而去了。
路经简阳县镇子场时，廖宗泽不期遇见了熟人张吉彬，张此时是简阳土匪头子刘幺胡子手下的头目，是出来当探子的。
张吉彬告诉廖宗泽，刘幺胡子手下有上千人枪，而且与正在石滩坡整编的起义部队朱鼎卿兵团的师长刘仓林暗中商量好，共同举事。张吉彬还告诉廖宗泽，说他的堂弟廖贯之也在暗中为“义军”做事。
廖宗泽当即叫张吉彬去将廖贯之叫到镇子场上茶馆里见了面。廖宗泽此时已打消了万里迢迢奔赴云南缅甸的打算，叫廖贯之设法给他先弄个户口。廖贯之于是托解放前任过乡长的曾昭明找镇公所里留用的旧人员化名廖品章办妥了户口。到廖贯之家落脚以后，廖宗泽很快便与刘幺胡子见了面，然后，廖宗泽又将被解放军打散的川西反共救国军第六兵团的散兵游通收拢来，再以自己的名义写了一封密信给刘仓林，择日举事。
1950年7月2日，廖宗泽与刘幺胡子、刘仓林（湖南人，化名马步修、马力）在简阳县镇子场刘明章铺子开会具体策划；7月6日，又在石板滩廖上仁家开会，正式成立了成都、华阳、新都、金堂、简阳五县反共救国委员会，刘仓林当主任委员，廖宗泽化名何三兴，当副主任委员。以后又在朱家湾、简阳西平乡、桃花寺开过会。7月底，川西反共救国军第六兵团与刘仓林的起义部队共同在石板滩暴乱。继后川西各地土匪十余万人相继暴乱，其中包括成都东山黄土丘陵地带的匪乱，妄图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在人民解放军的有力围歼下，终将匪乱平息。
可是，经侦讯抓获、投案自首的大小土匪头目，都不知道石板滩、东山土匪叛乱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国民党少将特务廖宗泽的踪影和去向。
原来，廖宗泽、刘仓林组织的叛乱武装在斩龙山被解放军围歼后，刘仓林和廖宗泽潜逃到成都西门外商量，到双流牧马山再次发动叛乱，又遭解放军击溃。刘仓林被击毙。此后，廖宗泽便化装成农民、苦力，以贩卖粮食、小菜做掩护。
川西行署公安厅发出通缉令，要求各级公安机关组织力量严密侦控，务必将廖宗泽缉拿归案。通缉令下达到新都县后，县公安局局长李毅立马调兵遣将组成侦捕小组。
新都县警卫营也同时成立了侦捕小组，由县公安局统一协调指挥。
县公安局和警卫营侦捕小组首先深入到与廖宗泽老家华阳县石板滩接壤的新都县太兴（现新店子）、木兰（现黄泥乡）乡，以此为重点开展侦缉工作。这里是客家人的聚居区，老百姓普遍讲广东客家土话；年长的老百姓既不会讲成都话，也听不懂成都话，因此不仅北方同志存在语言障碍，就是新都本地的同志，也只能听懂一点点，做起群众工作来很吃力。此地属黄土丘陵地带，当时还没有乡村公路，乡间小道是天晴一把刀，天雨一包糟，走起路来十分费劲。
侦捕组的同志们克服了语言和自然环境的困难，一面采取以匪制匪的策略，通过向参加叛乱的人员和旧乡保人员了解情况，以发现廖宗泽的蛛丝马迹。通过一个阶段的工作，掌握了不少当时叛乱现场的具体情况，但可疑线索不多，且经过进一步查实，都一一否定了。
1951年，镇压反革命活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3月初的一天，县警卫营侦捕组刘雄贵接到木兰乡解放前的乡长曾昭明的“枪架子”（背枪保镖）方华幺反映：“前些日子我老板（曾昭明）家曾来过一个客人，吃猪肝都要吐渣子，听说他是黄泥店那边廖家的，名叫廖品章，过去在国民党那边当过大官，现在解放了，跑回来躲共产党。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家。”
刘雄贵鼓励了他几句，并叮嘱方华幺今后若碰到廖品章，要及时报告。
3月6日上午，刘雄贵叫方华幺领路到黄泥店廖贯之家寻找廖品章。两人刚走到黄泥店山脚下，就看见一个头戴草帽、身背背篼的中年汉子，正朝廖家院子走去。“就是他。”方华幺用客家话小声告诉刘雄贵。
刘雄贵快步上前盘问。
“我是廖品章，就是这个院子里的人。”中年汉子转过身回答说。
院里的主人一见，赶忙上前解释：“他是我哥哥。”
这时，从外面进来不少围观的群众。
刘雄贵问在场的群众：“你们认不认识他？”
“不认识！”不少群众回答说。由于农村开展了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三月一日又公开镇压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打掉了土匪的凶焰，不少群众已经敢于站出来说话了。
“廖品章，你既是这里的人，这里的群众怎么会不认识你？”刘雄贵追问。
“我过去长期在外面做事，很少回家。”廖品章辩解说。
“你要老实。要是不老实，我们就开群众会斗争你！”
这时有一小队乡上的武装民兵赶到。刘雄贵遂决定将廖品章带回乡公所继续审查。
在乡公所，这个中年汉子还是一口咬定自己叫廖品章，在国民党当过兵，解放前夕就开小差回家了。但他却说不清楚所在国民党部队的番号、长官姓名等等。
刘雄贵既感到此人嫌疑重大，但又不能肯定此人就是廖宗泽。下午，刘雄贵和乡里研究后，决定把廖品章带回县里继续审查。
在新都县公安局看守所预审室里，廖品章经过近一个通宵的突击审讯，还是不吐实情。
东方欲晓，廖品章突然反问审讯员：“你们打不打？动不动刑？”
看得出他心中顾虑重重，他用国民党特务对付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办法来衡量人民公安机关，不坦白担心皮肉受苦；加上他自感罪孽深重，即便坦白也是死路一条。经过预审员反复交待政策，消除了他的顾虑后，廖品章才承认自己就是久侦未获的大特务廖宗泽。廖宗泽交待了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和罪行。
7日，川西公安厅批示新都县公安局将廖宗泽押送川西公安厅政保处。3月11日，《川西日报》报道了捕获廖宗泽的消息。3月15日，川西行署、川西军区通令表扬了新都县警卫营；川西公安厅给新都县公安局、县警卫营各赠送了一面捕获大特务匪首廖宗泽有功的锦旗。
廖宗泽为何没有逃往台湾？曾与他在军统共事后又在重庆白公馆监狱和战犯管理所一起接受改造多年的沈醉先生曾撰文回忆说：“廖宗泽早年在共产党的地位相当高，在革命低潮时离开了共产党，投到戴笠门下，逐步取得信任，爬到了将级，是流过不少血出过不少汗的。但到了最后关头，却被蒋介石丢下了。他也和别人一样，爱惜自己的生命，既走不了，也不敢在解放后去自首，更害怕见到当年的老上级刘伯承，因他曾追随刘，也向刘表示过，要革命到底，结果走到相反的方面，这是有点难为情的事……”
对沈醉的说法，蒙特赦后的文强斥为大谬。文强认为，把廖宗泽留在大陆执行游击任务，是蒋介石、毛人凤割据西南计划的预定步骤，从国民党破坏重庆计划中的各兵工厂破坏程度以一年不能恢复生产为原则也可看出，蒋介石当时要在短期内重返大陆的决心是很大的，安排廖宗泽担此重任，完全是蒋介石对廖的信任和重用。
该年7月，廖宗泽被押往重庆白公馆监狱关押。一个曾经在共产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殊死搏斗的人，此时却以国民党军统大特务、破坏重庆的头号罪犯的身份被关进了共产党的监狱，特别是他当年的上级刘伯承、战友曹荻秋，均已成为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正住在重庆城里，不难想象，廖宗泽的心情显然会比徐远举、周养浩、沈醉这类终生与共产党为敌的战犯要复杂得多。
后来转移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廖宗泽已经55岁了。他这时才开始认真回顾自己的一生，在沉痛的忏悔中进行学习和改造。他在改造中的表现是较为突出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政府组织全国战犯第二次大规模外出参观学习时，他被安排作为在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碑前致敬致奠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