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羡慕蝎子能美得那样与众不同，就像用黑墨水写成的象形文字。它们神奇异常，居然能够通过星星辨路，但我始终没弄明白，居住在这座空宅灰尘满地的角落，怎么看得见星空。有一只蝎子，每天早上都要去我的浴盆里跑上一圈。还有几只钻进了吸尘器。不过，它们大部分都能幸免于难：我把这些可怜虫装进瓶子，拿到屋外放生。我怀疑每只杯子和每只鞋子都藏有蝎子。有一次抖枕头的时候，居然抖落了一只白蝎子到我的裸肩上。我们整理楼梯下储藏室里的酒瓶时，一大群蜘蛛慌慌张张地四处逃窜。那些细丝般的腿和苍蝇大小的身体，叫人过目难忘；我甚至看到了它们的眼睛。除了这些“房客”，前一位住户留下了一笔“财富”——数以千计、沾满灰尘的空酒瓶。车库里、马厩里，到处都是。我们把酒瓶装进箱子，一趟又一趟地送到回收站，它们倾泻而出时，有如瓢泼的玻璃大雨。马厩和柠檬屋[4]堆满生锈的平底锅、一九五八年以来的旧报纸、电线、涂料罐和各种杂物。我们三下五除二就把蜘蛛和蝎子的生态圈摧毁了，不过看情形，几个小时之后，它们就能卷土重来。我想从里面淘点旧相框、汤勺什么的，可是一无所获，唯一有点意思的东西就是几件手工制作的铁农具和一个“普利斯特”——一种天鹅形状带有挂钩的木制品，用来挂装炭火盆，冬天还可用于暖床。还有一样古怪玩意儿是一件小巧玲珑的铁器，呈巴掌大小的半月形，连着一个破旧的栗木柄。任何一个托斯卡纳人一看就知道：它是修剪葡萄藤的工具。
我们第一次看房子的时候，屋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旧家具：绘着圣母和抱羊羔的牧羊人的精致铁床、被虫蛀过的大理石台面柜子、婴儿床、镜框斑斑点点的镜子、摇篮、箱子、基督受难像……收房之前，房主几乎搬走了一切，连开关面板和灯泡都没留下，只有一个三十年代的碗橱和一张难看之极的红色床铺。我们折腾了很久都想不出该如何把这两件宝贝从狭窄的楼梯搬下三楼，只好先把床架拆了，一块块扔至窗外，再扔出床垫。看着床垫像在电影中的慢镜头里缓缓坠落，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附近的科尔托纳居民，吃完午饭出来溜达，总驻足仰望我们奇怪的行为：货车满载空酒瓶绝尘而去，床垫从窗口飞出，女人打扫马厩围墙时看到蝎子落在身上不停惨叫，男主人挥舞大镰刀狂割满院的野草。有时他们会大声问：“这房子你们花多少钱买的？”
他们的直率让我既惊讶又羡慕，我应道：“可能买贵了。”有个人说，这房子以前住过一位从那不勒斯来的艺术家；不过大部分人都说，打记事起，就没见过有人住在这里。
每天都忙着搬这洗那，我和埃迪跟屋旁的小山一样，快被太阳烤焦了。我们添置了一些清洁用品、一个新炉子和一台冰箱，又找来两个木架子和两块木板，搭了一个临时灶台。虽然得用塑料桶到浴室提热水用，但总算有了一个凑合能用的厨房。用惯了名牌储物柜的我，现在得重新学习使用最原始的厨房用具。厨房里配备了三柄木汤匙（两柄做沙拉用，一柄用来搅拌东西）、一个平底煎锅、一把切面包的餐刀、一把切肉刀、一块切奶酪的菜板、一个面锅、一个烤盘和一个炖锅。我们从美国带了一些旧的银质野餐餐具，又买了几副杯碟。
我首次下厨煮的面味道棒极了。干了一整天的活儿，我和埃迪如饿鬼下山，可以把视野之内的所有食物一扫而光，然后像两个干了一天重活的农民倒头就睡。我们俩最爱吃用意式烤肉酱拌的意大利面。意式烤肉酱很好做，把未经熏制的猪肉切成细块，烤至褐色，再加入奶油和芝麻菜丝一起搅拌即可。这一带芝麻菜俯首可拾，我家车道和石墙边都有。我们还会撒些帕尔玛干酪碎末在面上，然后端起面碗狼吞虎咽。我会做一种极其美味的沙拉，将上好的番茄切成厚块同罗勒丝和乳花干酪搅拌而成。此外，我们还学会了用鼠尾草和橄榄油加工托斯卡纳的白刀豆。早上我先把豆子剥好煨烂，待凉至室温，淋上橄榄油。我们每天都要吃很多黑橄榄油。
每个晚上，我们吃的差不多都是这三样，却很满足。想到以后可以在这里大展厨艺，我就异常兴奋——有这么棒的材料，还有什么佳肴烹调不出？我捡了一块大理石板，原本应是某个碗橱的面板，来做擀面板，因为我想自己动手做李子馅饼的面皮。我一边用从废物堆中捡来的奇扬第酒瓶擀馅饼面皮，一边想念加州的厨房：黑白相间的瓷砖，一面镜墙把橱柜和灶台分离开来，长长的灶台台面闪闪发光；一个巨大的炉子，拿去给客机厨房用都绰绰有余；阳光慷慨倾泻，洒满整个厨房；煮饭的时候，背景音乐或是维瓦尔第的长笛，或是罗伯特·约翰逊的蓝调，或是巴西作曲家维拉·罗伯斯的乐曲。而在这里，陪伴我的唯有那只死也不愿离开壁炉的蜘蛛。炉子和冰箱，置于斑驳的白墙边，一盏小灯挂在一根临时拉就的电线上。昏黄的灯光下，它们新得刺眼。
傍晚时分，我总要在浴缸里泡澡，躺在满是泡沫的水里，清洗头发上的蜘蛛丝、指甲内的污垢和脖子上一道道的泥痕。自从小时候我不再在夏天傍晚玩踢易拉罐游戏起，脖子上就没见过泥巴的影子。埃迪，每次洗完澡换上白色棉T恤和卡其色短裤，皮肤黝黑发亮，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空荡荡的房子清扫干净以后，宽敞而舒适。大部分蝎子都移居他处了。由于墙壁是用大石块垒的，所以即使是大热天，仍阴凉清爽。柠檬屋里有一张粗糙的桌子，被挪出来放到房前的地里做户外餐桌。我们坐在桌边，商量房屋修缮大计，品尝戈贡佐拉干酪和树上新摘的梨子，享用特拉斯蒙诺湖产的红酒。特拉斯蒙诺湖，离我们很近，翻过一个山谷就到了。我们的整修计划并不复杂，一个中央热水系统、一个新浴缸和一个新厨房，仅此而已，一切从简。可是什么时候才能拿到整修批文呢？中央热水系统非要不可吗？厨房是建在原处，还是挪至牛棚？那样，就可以把现在的厨房改成起居室，再安一个大壁炉。昏暗中，一个中规中矩的花园轮廓依稀可辨，一长排异常茂盛的黄杨木树篱，篱笆前是草草修剪而成的五个植物大圆球。重建花园时，是把那几个古怪的球砍掉，还是干脆把整个树篱去了，种些不那么死板的植物，比如欧薄荷什么的？我闭上眼睛，试图想象三年后花园会呈现什么样的景色，可是满脑子都是这些茂密的杂草荆棘，无力浮想联翩。吃毕晚餐，我已困乏万分，像马一样站着都能睡觉。
根据中国人的说法，这栋房子的风水肯定不错，因为住进来以后，我和埃迪都觉得百骸具畅。埃迪一人有三人的力气，而常年失眠的我，每晚都睡得跟死人一样，做着又香又甜的美梦。譬如梦见自己在清澈碧绿的溪水里怡然自得地游来游去。搬入的第一个晚上，我梦见房子原来不叫巴玛苏罗，而叫申托·安琪利，意思是“百名天使”。好啊，我一定要把这些天使一个个找出来。给房子改名会不会招来厄运？听说给船改名没有好下场。我这个胆小怕事的外国人，最好不要造次。不过在我心里，除了“巴玛苏罗”，这栋房子又多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名字。
我们在门后钉上挂钩，用来挂皮箱中的衣服，又用马厩中废弃的牛奶木箱和几块方方正正的大理石，做了两张书桌，花园中有两把椅子正好跟它们配套。
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修建批文。我们步行到镇里喝咖啡，给geometra（装修设计师）皮埃罗·理查蒂打电话。不管你把geometra翻译成“设计师”还是“装修师”，都不够精确，因为在美国找不到这样的专业人士。在意大利，geometra除了负责设计，还要充当业主、施工人员和市镇规划官员的联络员。伊恩向我们保证，理查蒂是这个行业的佼佼者，他不仅设计功力一流，而且与负责房屋修建的官员关系很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为我们拿到批文。
第二天，伊恩载着怀揣笔记本和卷尺的理查蒂先生来到巴玛苏罗。我们像旁观者一样，打量着自己这栋空荡荡的大房子。
一楼大体上有五间房：雇农厨房、主厨房、起居室、马厩和牛棚，起居室和楼梯位于厨房后面。由石质台阶和自制铁栏杆构成的宽大旋转楼梯把一楼分成了两部分。格局比较奇特。每个房间都差不多长，很像小孩的玩具屋。在我看来，这就像给家里所有的孩子都取相同名字一样不可理喻。二楼与三楼楼梯两侧各有两间毗邻的卧室，必须穿过外面的卧室才能到达里面那间。这并不奇怪，据所我知，意大利家庭是在前不久才开始重视个人隐私的。我记得，就连米开朗琪罗工作的时候，都是跟自己的泥瓦匠四人挤一张床铺。我们参观佛罗伦萨的古宅时，都得先经过外面的大房间，才能进入里屋。当时的建筑师肯定认为，建走廊是浪费空间之举。
主屋和西侧偏房之间拦有一堵高墙，偏房每层各有一间屋子，专供种植橄榄和葡萄的雇农及其家属居住。主屋和西侧偏房之间唯一的通道就是雇农厨房的前门。西侧偏房墙外，建有一道石质楼梯，供上下楼使用。巴玛苏罗开有很多扇门，除了西侧三间屋子的三扇、马厩和牛棚的两扇以及房屋中央的一道大门外，还有四扇法式玻璃门。我不由得想象，它们已装好百叶门，大门敞着，正对山上的欧薄荷、玫瑰和夹在其间的一盆盆柠檬，屋内芳香四溢。理查蒂先生转了一下雇农厨房的门把，门把随即脱落。
西侧偏房的后面，加盖了一间简陋的小屋子，里面装了一个马桶（看来在尊重隐私方面有所进步），但是没有抽水系统，雇农只能用水桶提水冲厕。主屋的两个浴室，也是后来加盖的，位于三楼楼梯间的两侧。以前的石砌房子，因为没有室内供水设施，只能在屋外加盖这些丑陋的屋子。我看过的那些古老石屋，多数带有此类加盖屋，有的还借助木头斜撑在主屋墙上。小浴室（据我推断比大浴室建得早）的屋顶很矮，铺有格子图案的石制地砖，装了一个漂亮的小浴缸。大浴室应该建于五十年代左右、屋子空置之前的某个时候。肯定有人特别钟爱瓷砖，因为浴室四壁贴满粉色、蓝色和白色蝴蝶图案的瓷砖。地砖也是蓝色的，不过跟墙壁的蓝不同。喷头被安装得很高、直接冲向地面，这意味着，每次淋浴整个屋子都会被水溅湿，即使挂有浴帘，也会形成一股气流，将浴帘卷起裹住我们的双腿。
我们来到二楼卧室外的L形露台上，凭栏远眺。房屋一侧正对开阔的山谷，另一侧面朝果树和橄榄树成林的山坡。我的思绪翩然而出，想象着自己坐在果实累累的李子树下吃早餐，山坡上满是绽放的野鸢尾花（这种锯齿状的植物漫山遍野，随处可见），女儿和她的男友坐在躺椅上看小说，中间摆着一大瓶冰红茶。露台地板和室内地板一模一样，唯一不同之处是露台的地板青苔点点，被雨水侵蚀得斑斑驳驳。我看见理查蒂先生皱了皱眉头。我们下楼来到柠檬屋（在二楼露台的正下方）时，理查蒂先生边指边说，天花板上长满的青苔好几处都碎了，说明有裂缝。看来修补的费用不低呀，理查蒂先生已经密密麻麻地做了两页笔记。
不过，这栋房子古怪的格局很适合我们。我们用不了八间卧室，可以把卧室旁边的一间改为书房、更衣室或起居室。虽然已经有两个浴室，我们还是决定奢侈一回，把与主卧相邻的那间卧室改为浴室，再在浴室和隔壁的雇农厕所之间开一扇门，这样就可以把雇农厕所变成浴室的专用储藏室了，这可是整栋房屋中唯一一间储藏室哟。理查蒂先生用卷尺比画给我们看，说这里原来就有一扇门，那么恢复那扇门，应该不费吹灰之力吧。
一楼的房间布局很不理想。第一次看房的时候，我就忍不住脱口而出：“把三堵墙通通打掉，将五间屋子打通成两间大屋。”可是理查蒂先生告诉我们，考虑到防震需要，每堵墙最多只能开一个六英尺宽的口，不能整面打掉。此时，我站在一楼对这栋房子的内部结构看得更清楚了。我发现为了跟地基中的大石块接榫，一楼墙脚的某些地方略微翘起。建房子与建露台如出一辙，都没有使用灰泥，只是把石块堆好嵌实而已。从窗框和门框附近的墙壁可以看出，墙壁越往高处越薄。一楼的墙体厚达一码，而三楼墙壁的厚度只是一楼的二分之一。房子要是再往上盖，靠什么支撑重量呢？要是找不到石头可用，用点时尚元素，加几根钢筋房梁如何？
当年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打算盖个大圆顶时，没人知道怎样才能把一个半圆形的庞然大物弄上屋顶去。有人建议，在教堂里堆满沙土，形成一个大土丘，再将圆顶沿土丘拖上屋顶。要是真的实施这个方案，恐怕耗资巨大，因为得雇大量农民挖土运沙。多亏布鲁内莱斯基想出解决办法。我相信，盖这栋房子的建筑师依据的肯定也是切实可行的建筑方案，但我仍然抱有一丝侥幸心理：打掉一楼那些城墙一样厚的墙壁，也许并不会有问题。
设计师理查蒂很有想法，他说房子的后楼梯应该拆掉。但我们舍不得，觉得它像一条秘密逃生通道。设计师又建议我们重新粉刷斑驳的外墙。没门！他不知道，这些外墙的颜色会随天色变化而变化，下雨时墙体变得金黄，好像吸收了全部的阳光，我是多么喜欢。他还说，屋顶修缮首当其冲。可是屋顶又没有裂缝，干吗多此一举？比屋顶更急需对付的地方多的是呢！我们对他解释，不可能一步到位，全部搞定，那样的话，所花的钱连地球都买得起。我们必须分段分时进行，很多事情会自己动手完成。我试着告诉他，美国人常常喜欢DIY。听到我的话，埃迪面露忧色。可是设计师听不懂，他摇了摇头，很是无奈，好像连修屋顶这样的小事都得让他大费唇舌，接下去恐怕不好办。
理查蒂温和地对我们说：“屋顶必须加固。我叫施工人员把瓦片一块块取下来，编上号再按原来顺序归位，这样你们的屋顶就能结实许多。屋顶必须加固。”
目前，只能在修缮屋顶和安装中央暖气这两方面二选一。我们与理查蒂先生争论孰重孰轻。虽说我们的居住时间多为夏日，但也不想圣诞节来摘橄榄时，冻得瑟瑟发抖。要是决定安装中央暖气，那么安装水管也必须同步进行。屋顶维护以后再说，永远不修也大有可能。目前，家里的用水全靠雇农卧室的蓄水槽。洗澡和冲厕时，水泵会噗噗抽出井水，让它汩汩流入蓄水槽中。两个浴室各装了一个热水器——居然能用，真不可思议！要是有中央热水系统，洗澡时就再也不用听水泵无比刺耳的声音了。
我们决定先装热水系统。理查蒂先生似乎觉得我们肯定会回心转意，因此说他还是把屋顶修缮许可证办下来为好。
这栋房子曾遇人不淑。有人用可恶的加了醋的清漆，将屋里所有栗木横梁漆了一遍。这种古怪的维护方法，曾经一度风靡意大利南部。想想看，你在真正的木头上涂层黏性涂料，用刷子来回刷后，使它变成仿木！因此当务之急是用喷砂去掉这些多余之物。这项差事令人讨厌但不费事，打磨上蜡我们可以自己来。我以前曾给一只大箱子打磨上蜡，觉得很有意思。所有的门窗都需要修理，因为窗框和门框都被漆上相同的仿木涂料。大概也是拜那位天才所赐，壁炉才会铺上仿砖的陶质瓷砖。以假乱真，着实匪夷所思！这些必须通通去掉，包括窗台上的那些蓝瓷砖和浴室里的蝴蝶图案。现在，理查蒂先生的记事本已经记了满满三大页。雇农厨房的地上铺的是大理石碎片，丑得无以复加。许多老旧的电线横七竖八地牵在天花板上，下面吊着几盏白炽灯。打开电灯开关，灯泡里会闪过火光。
理查蒂先生坐在山地石墙上，一边用一方印了字母的超大亚麻手帕擦脸，一边同情地看着我们。
翻修房屋的第一要则是人在现场，可我们却在主要工程进行之时，身处七千英里之遥的美国。为此，我们得睁开“火眼金睛”，好好挑选一个工程承包商。
马提尼先生推荐的南度·鲁斯诺里开着蓝西亚驶入我家，他把车停在车道入口，下车伫立良久，面对的不是房子而是山谷。我想，这位老兄肯定喜欢自然风光，可仔细一瞧，原来他在打电话，另一只手拿着根香烟，对着空中比画。挂了电话，他随手一抛，将电话扔进汽车前座。
“Bella posizione！”（好地方！）他与我们握手时，仍挥舞着那根高卢牌香烟。这个帅小伙的父亲是石匠，他自己则做包工头。跟许多意大利人一样，他身上散发着柠檬香水或胡须膏的味道，很好闻，但是偶尔会受到烟味的侵扰。用不着他开口说话，我就认定他将入选。我们领他去看房子，一路上他不住地说：“Niente,niente!”（好办，好办！）“一个星期我们就能从屋后挖条通道，埋好热水管。浴室呢，三天就能搞定。你们只要锁上门把钥匙交给我就行了，等你们回来，房子肯定焕然一新。”他保证能找到旧砖块盖新厨房，这样厨房就会跟周围浑然一体。电怎么办？他有一个朋友可以负责。露台砖块呢？他耸了耸肩，那个嘛，用灰泥就行了。那打墙呢？这个简单，他父亲就是这方面的行家。他的黑发原本向后梳得光光滑滑，但有几绺不听使唤，垂在额前使他看上去很像卡拉瓦乔画的酒神巴库斯，唯一不同的是他的眼睛呈青苔绿，而且没什么精气神儿，也许是飞车来此给累的。他对我提出的修缮建议赞不绝口，夸我是当建筑师的材料，品味极好。我和他坐在石墙上喝红酒，埃迪进屋给自己冲咖啡去了。南度在一个信封背后画了一条水管分布图给我看。他说我的意大利语说得很好听，我说什么他都听得懂，还说明天就把预算送过来。我相信他的预算会合情合理。这个冬天，南度、南度的父亲和几个信得过的泥瓦匠，就会开始改造巴玛苏罗了。“好好过你的日子，把这里交给我就行了。”他边发动车子边说。我与他挥手告别的时候，发现埃迪待在露台上没有出来送行。埃迪对南度的印象并不好，说他浑身profumeria（香水味），抽高卢烟爱显摆，还说他的安装方案行不通。
伊恩推荐的是贝尼托·坎托尼，一个黄头发的结实矮个男子，年纪六十岁左右，跟墨索里尼有几分神似。我猜测他的名字肯定有来头。因为墨索里尼的原名也是贝尼托，取自一个名叫贝尼托·胡阿雷斯的墨西哥革命者。两个性格迥然不同的人（一个独裁者，一个沉默者）竟然取同一个名字，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坎托尼先生脸庞宽大，亮亮的秃头像个磨光的核桃。他话很少，说的是基亚纳山谷一带的方言。他听不懂我们的话，我们也听不懂他，就连伊恩都似懂非懂。坎托尼先生曾承接过修复塞勒修道院的礼拜堂工程，由此可见他的能力不容小觑。伊恩还载我们看了坎托尼先生在湖堡镇附近正在翻修的一栋带有一座高塔的农舍，据说是圣殿骑士所建。活儿做得很精细，给我们留下的印象相当不错。坎托尼手下的两个泥瓦匠满脸笑容，跟他本人完全不同。
回到巴玛苏罗后，坎托尼先生一声不吭地四处查看，显得冷静而自信。我们叫伊恩代问一下工程预算。他听了先是一愣，然后反问道：“你们打算投多少钱？”（看他问的！）他说，他不确定楼上的瓷砖要不要更换，也不知道二楼露台瓷砖被敲掉之后，会出现什么状况。但他看见，三楼的一根横梁需要更换。
当地的工头对工程预算都很陌生。他们习惯按天数计算，习惯施工的时候委托人在场，计算总工时。虽然他们偶尔也会回答“三天之内”或“quindici giorni”。我们知道，“quindici giorni”即“十五天之内”，是个搪塞之词，说明他们不知道具体需要多久，只知道会有结束的一天。我们误过一次火车，吸取的教训是“quindici minuti”在意大利人嘴里，不是一个实数。一名站台服务员告诉我们“十五”分钟后发车，可等我们十五分钟内赶到时，火车已经杳无踪迹。原来她说的十五分钟是大概时间，指的是几分钟。连站台工作人员都这么说话，普通意大利人的时间观念可想而知。我觉得大部分意大利人都不如美国人的时间观强。急什么！在意大利，一项工程开工之后，可能会拖很久很久——甚至长达千年。两星期完成？两个月完成？这对意大利人来说，简直是难上加难。
拆墙？坎托尼先生不赞同我们的建议。他比画着告诉我们，那样做整栋楼会塌的。临别之际，坎托尼先生终于对着我们展颜一笑。他那口坚固的黄牙，看起来可以咬碎砖块。伊恩特别看好坎托尼先生，说南度是个“花花公子”。此话正中埃迪下怀。
设计师理查蒂先生向我们推荐了第三个包工头。这人名叫普里莫·比安基，他开了辆微型三轮货车阿普。他本人跟车一样，也很迷你，身高不足五英尺，很壮实，穿一件工作服，系一条红围巾，戴一副金边眼镜，白发飞扬，脚穿长靴，瞧着像个圣诞老人。他一本正经地说道：“先生、女士，你们好。”进大门前客气地问：“Permesso？”（我可以进去吗？）此后每进一扇门，他都停下来问一句：“Permesso？”好像担心会撞到里面哪个没穿衣服的人似的。看他拿帽子的样子，很像我父亲南方工厂里的工人。看来，比安基先生习惯用农民对贵妇讲话的方式跟人打交道。但是，他的身上又流露着一种自信，这种自信我常在当地侍者、维修工和邮差身上看到。他推推每一扇门和窗，又用刀尖戳了戳横梁，看看有没有朽烂或松动的木头。
然后开始细查地板。他跪在地上，用手使劲擦两块颜色略浅的砖块，尔后笑眯眯地指着自己的胸膛说：“Io,molti anni fa.”（我，是我砌的。）原来这两块砖是他多年前补的。他就是盖大浴室的人。有一段时间，每到十二月他都会到这里当帮工，把放在露台上的一盆盆柠檬搬回柠檬屋过冬。原房主跟他父亲年龄相仿，是个鳏夫，有五个女儿，她们长大后相继离开了这里。他过世后，房子就一直空着，一直空了三十年。女儿们舍不得卖这房子，但又不愿花心思打理。哎呀，原来他说的就是住在佩鲁贾的五姐妹，我想象她们睡在各自房间的小铁床上，同一时间起床打开百叶窗。我不相信世上有鬼，但打我入住以来，眼前总隐隐晃过她们扎了丝带的粗黑辫子，绣着名字首字母的白睡衣，以及她们母亲每晚对着镜子用银梳为她们梳直头发的情景。
到了二楼露台，比安基先生摇了摇头。瓷砖全部得撬起来，才能铺防水层和绝缘物。我们知道他说的有理。那么中央暖气系统呢？“火烧旺点儿，衣服多穿点儿就行了，夫人。中央暖气系统贵死了。”那么那两堵墙能敲吗？可以。他做的决定虽不合常理，但我和埃迪都清楚，他才是承接装修工程的不二人选。
如果哪本书的第一章提到了枪，那么书的结尾肯定就会听到枪声。
前房主卡特医生领我们看房子的时候，一个劲儿地夸赞这里丰富的水资源。这个人真是个狡猾的大骗子。他把花园里的水龙头拧到水量最大，在凉凉的井水下反复搓洗双手。“这可是伊特鲁里亚人留下的！这里的水是最纯净的，整个梅第奇家族的供水系统，”他边说边用手指着山顶上那栋十五世纪的梅第奇古堡，“都要穿过这块土地。”他的英语非常流利。毫无疑问，他有丰富的水源知识，说得出四周山脉的水道，以及这一带水的主要来源。
当然，购房之前得验证虚实。从离这儿几英里的翁布里亚，我们请来一位公正不阿的勘测师，让他出具一份详细的评估报告。报告称，这里的水资源非常丰沛。
可是，在我们搬进这里第六个星期的某一天，我在洗澡的时候，喷头的水流突然慢了下来，接着变小了，慢慢地只有水滴，最后干脆连水滴都没有了。我满身泡沫，呆呆地站在浴室里，不知如何是好。我以为是水泵停止了工作，可能是停电了。可是屋顶的灯明明亮着呀。我匆匆走出浴缸，用浴巾擦去一身浴液。
马提尼先生心急火燎地从办公室开车过来，手上拿着一卷带刻度的线团，线端绑着一个铅锤。我们搬开石头井盖，将铅锤垂下井。听到铅锤碰到井底的声音，马提尼先生大声宣布：“Poca acqua.”（没水了。）他拉起铅锤，只有末端几英寸的地方是湿的。这口井有二十米深，抽水泵肯定是工业革命时期的产物。这点常识那个从翁布里亚来的勘测师不会不知道。就算托斯卡纳三年大旱，井中也不至于缺水到如此田地。
“Un nuovo pozzo.”（打口新井。）马提尼先生更大声地说。他为我们支了招，暂时向他的朋友购水，水会用卡车运来。谢天谢地，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马提尼先生总有一个“朋友”可以出手相助。
“是湖水吗？”我眼前立刻浮现特拉斯蒙诺湖中的小蟾蜍和细细的绿水草。马提尼先生向我们保证，是纯净水，里面还含有氟。他朋友会把无数公升的水倒入井中，够我们过完这个夏天。秋天，一口很深、水质很好的新pozzo就打好了，到时水多得可以灌满一座游泳池。
每次找房子，游泳池都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因为来自加州，每个领我们看房的人都认为游泳池是第一要求。记得很多年前，我去东部一个朋友家做客，他家那个脸色苍白的小孩问，我是不是穿泳装给学生上课。他的主意不错。可我觉得最能享受戏水乐趣的不是自家有游泳池，而是认识一个家里有泳池的朋友。彻夜放水清洗游泳池不在我的度假计划之中，我现在遇到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就这样，我们买来了一卡车水。虽然像是干了一件蠢事，却如释重负。尽管只能在这里再待两个星期，但买水肯定比住宾馆更省钱，也不会那么狼狈。现在我们洗澡的速度飞快，只喝瓶装水，经常在外吃饭，用干布做卫生。山谷下方，钻井机隆隆地响了一整天。不知哪家人的井也不够深了。但我怀疑会有意大利人买一卡车的水倒进井里。我常常把意大利语中的“pozzo”（井）和“pazzo”（疯）搞混。瞧我们干的事儿，肯定是疯了。
终于搞清楚自己是谁，除了水还需要什么东西时，又得走了。在加州，学生们都开始忙着买教材和选课了。我们得把改建批文申请之事安排妥当。目前为止，接到的所有预算都是天文数字，看来许多事情只能亲力亲为。记得有一次，我给加州家中的书房换灯泡，不小心触了电。还有一次，埃迪爬到阁楼上的屋顶查漏，没想到一脚踩穿了天花板。我们给比安基先生打了通电话，告诉他修缮工作由他负责，等改建批文一拿到手，就通知他。巴玛苏罗属于绿色区和保护区，既不允许新建任何建筑，也不允许改变结构，破坏当地的整体建筑风格。因此改建得同时接受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审批，而这通常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才能办下来。希望理查蒂先生名不虚传，真有通天本领，早点把批文办妥。今年，巴玛苏罗又得孤零零地自己过冬了。
临别时，我们在西纽雷利广场偶遇前房主卡特医生。看样子他很惬意，穿了一身簇新的阿玛尼西服。见到我们，非常热情地打招呼，“巴玛苏罗怎样了？”
“好极了。”我应道，“那里的一切我们都很喜欢。”
离开巴玛苏罗的时候，我算了一下，整栋房子共有十七扇窗户，每个窗户都有又厚又沉的百叶窗和做工考究的内窗；共有七扇门要上锁。我一一拉下百叶窗，屋子顿时幽暗下来，只有微弱的光线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照进去。除了大门，每扇门上都有一根铁条闩。大门的铁锁牢固且精巧，尽管如此，一个窃贼真想破门而入，也并非难事。不过，这栋房子已经空了整整三十年，再多空一个冬天又何妨？就算真有窃贼入户，他在黑洞洞的房子里，只能找到一张孤零零的床铺、一些亚麻布、一个炉子、一个冰箱和一些锅碗瓢盆而已。
提着行李准备驱车离去的时候，看着房子矗立在我最喜欢的晨光中，有一种莫名的情感，好像自己从未在这里住过似的。
我们朝尼斯的方向飞驰，穿过托斯卡纳，到达海边的利古里亚。快被烈日烤焦的小山、向日葵盛开的田野，飞速从眼前掠过。一个个写着魅力之都的路标一闪而过：蒙特瓦奇、佛罗伦萨、蒙蒂卡提尼、比萨、卢卡、彼得拉桑塔和河里落满白色大理石粉尘的卡拉拉。对我而言，房子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就是它们。就像巴玛苏罗，在我们离开之后，重新做回自己：高大挺拔，心满意足地望着太阳。
车子在城镇里冲进冲出，而我则一路哼着“这块奶酪无人陪伴”这句歌词。埃迪问：“你唱的是什么呀？”此时的他正以每小时一百四十公里的车速超越前面的车子。我真担心他真正喜欢上了意大利危险的赛车运动。
“你上一年级时没玩过‘小溪中的农夫’吗？”
“我玩的都是抢旗，女孩子才玩唱歌游戏。”
“我最喜欢大家一起唱最后一句——这块奶酪无人陪伴。大家扯着嗓门，每个字都唱得很用力。想到咱们的房子一整个冬天都孤零零的，而我们忙忙碌碌，连想它的工夫都没有，心里就有点儿难过。”
“你想多了吧。每天我们都会想该买些什么，种些什么，还要为这栋房子花多少冤枉钱。”
我们到达法国的边城蒙顿时，找了家宾馆住下，然后在傍晚时分去地中海游泳。昏暗的暮色中，远处的意大利就像一只伸入海中的手臂。在几光年之外，巴玛罗苏正矗立在沉沉黄昏里。而在更多光年之外的加州，现在已是早上——阳光正好洒进餐厅，猫咪“小妹”一定躺在那里懒洋洋地晒太阳。我们沿着长长的海边小径走回城里，吃了几碗蔬菜浓汤和几条烤鱼。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开车前往尼斯，从那儿直接飞往美国。飞机飞离跑道的那一刻，我瞥见了一排棕榈在明亮的天空下婆娑摇曳。飞机腾空而去，这一去可是整整九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