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六月了。我们听说，上个冬天科尔托纳天寒地冻，春天却山花烂漫，异乎往年。时值夏季，罂粟花依旧不舍得离开，金雀花开着又细又长的黄花，芳香弥漫了整个天空。我们不在的这几个月里，巴玛苏罗似乎吸收了更多阳光。画家孜孜以求的绝妙效果，大自然在季节的变化过程中，毫不费劲就达到了。周遭一切如故，我觉得自己仅离开几日而已，好像前一会儿还在山地里锄草。此刻，我确实又在地里与野草作战。只是每过一会儿，我都会停下手中的活儿东张西望，等待给神龛献花的人出现。
每天，在我家车道入口的神龛前都有一束鲜花。一把夹竹桃、一小束野萝卜花和连着茎的小茴香、大茴香、蒲公英、毛茛和欧薄荷。我一直想看看献花人。刚开始，我以为是个女性，也许用不了多久就能看见她的身影：穿着海军蓝印花裙子，骑一辆旧自行车，车把上的菜篮子装满各色时蔬。
我的确看见一个老妇人，佝偻着背，披了条红披肩，每天早上都会来神龛一趟。她总是先吻自己的指尖，再摸那尊圣母瓷像。我还看见一个小伙子开车来神龛附近。他跳下车，站了片刻，随即掉头绝尘而去，没有带花。后来有一天，一个男子从科尔托纳方向走来，步履缓慢而庄重。他在神龛前逗留了片刻，随后我发现神龛上多了一束新鲜的紫色豌豆花。前一天的那束野紫苑，已被丢进地上枯萎的花堆中。
现在我等的就是他。他会先仔细观察路边和田里的野花，然后挑自己最喜欢的摘。每天摘的都不同，但总是最新开的花朵。此时，我站在高高的山地上，砍石墙上常春藤和果树的枯枝。但每隔几分钟，注意力就被各种各样的野花吸引去了。许多花的英文名我都不懂，遑论意大利名。有一种植物，与圣诞花很像，开着白花，漫山遍野。我想应该属唐菖蒲。生机勃勃的红罂粟，真的像地毯似的，铺满山边。只有蓝鸢尾敢于和它们争地盘，可惜蓝鸢尾花已败成了灰白色。我的脚被野草划了一下，就在俯身看脚的时候，那位朝拜者出现了。他停下脚步，盯着我看。我挥了挥手，他没有回应，只是愣愣地看着我，好像我身为老外，就应当被人观看而浑然不觉，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
来巴玛苏罗的人，最先看到的就是那个神龛。它嵌在一堵圆弧形的石墙上，被涂成了蓝色，一尊罗比亚[5]风格的圣母瓷像摆在拱形洞门的中央，在这一带非常普遍。我发现，乡下的神龛大都满是灰尘，无人问津。而这儿的神龛，不知怎的，人气很旺。
他是个老人，外套披在双肩上，若有所思地慢慢走着。有一次我在公园遇见他，主动向他问好，他低沉地回了句：“Buon giorno.”（午安。）石蓝色的眼睛模糊而冰冷，就在那次，他取下了帽子，我发现他只剩头部边缘一圈稀疏的白发，顶上光秃秃的，亮得跟灯泡一样。我在镇上也见过他。显然，他不喜欢跟人打交道，不愿跟朋友进酒吧喝咖啡，走在街上也不会停下来同人打招呼。我忽然觉得他有可能是名天使，因为他总是把衣服披在肩上，似乎除了我谁都看不见他。我想起刚搬进巴玛苏罗那晚做的梦，我会把那一百名天使一个个找出来的。但这个天使化身成了凡人。他拿起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或许他出生在这栋房子里；或许他爱着这房里的某个女子；又或许是这条路上的每一棵柏树，都是为纪念一个在一战中死去的本镇青年（小小一个镇子，居然失去了这么多青年），走在路上，总能让他想起某个老朋友。或许他母亲是个绝代佳人，就在这里坐上马车弃他而去；或许他父亲非常固执，不准他再踏进这栋房子与心上人见面；或许是在给手术成功的女儿献花感恩；又或许他有一个好习惯，喜欢每天散步到这里，顺路拜拜这位“道路的守护神”。不管怎样，我是不敢用手拂拭圣母脸上的灰尘，不敢拿布擦亮神龛的蓝色内壁，甚至不敢清理那已堆成小丘的枯花。古老的地方都有自己的生命，我们只是路人罢了。看着那位老人，我似乎感觉到了巴玛苏罗的周围环绕着许多大光环。我得穷尽几年时光，才能弄清哪些光环可以触摸，又该如何触摸，哪些光环应敬而远之。我的眼前蓦地浮现了住在佩鲁贾的五姐妹，这栋房子原来的主人。她们宁可让自己祖宅的石屋常年关闭、长苔发霉，宁可让藤蔓肆虐缠树，宁可让梨子和李子年年落在地上腐烂，也不愿卖掉房子。当她们还是小女孩的时候，五姐妹会一起起床、一起开窗、一起呼吸窗外的清新空气吗？或许正是因为房子里充斥着这样的儿时记忆，她们才舍不得出售吧。
最终她们还是放手了，机缘巧合，我得到了它。此时，我拿着一张十八世纪的地图，查看这栋房产的范围。在一个三角地带，我发现一架云梯架在一堵石墙上。那石墙垒得齐齐整整，像字谜中的方格。与周围建筑浑然一体的石灰云梯，只是哪个农民的得意之作，方便爬上另一块梯田。因多年来无人攀登，台阶上渐渐长满蓝灰色的青苔，淹没了往昔的足印。但是，用手来回摩挲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台阶中央的小细坑。
站在这块高高的梯田上俯瞰巴玛苏罗，看得见灰泥剥落的地方，露出一块块四方形的大石头。它的正面，两棵棕榈屹立在大门两侧，乍看之下，还以为是栋建在哥斯达黎加或丹吉尔的房子。我喜欢棕榈树，喜欢听它们在风中摇曳的沙沙声，喜欢看它们带着异国情调的曼妙身姿。在那个装着扇形窗的双层大门上方，有一个铁栏杆石露台。露台不大，仅够几个人站立其上，欣赏我亲手栽种的天竺葵和茉莉（目前这只是我的蓝图）。
虽然站在山地上，我既看不见下方农场里的忙碌景象，也听不见农民们干活的嘈杂声响，只能看见自家的橄榄林。林子里有几棵因为一九八五年那场百年难遇的严寒，长得特别矮小，有的已然丧命，但多数生机勃勃，树冠银光闪闪，周身绿意盎然。在那三棵叶子异常大的无花果树下，我好像看见了绽放的黄百合。我可以坐在这里，忘情于眼前一座座圆鼓鼓的小山包，流连于柏树夹道的小路，沉醉于蔚蓝的天空和朵朵巴洛克式的云彩，以及远处半掩于错落有致的橄榄园和葡萄园之间的一座座石砌农舍。（我们的房子能有这种景致吗？）
我的地盘上居然有一个神龛，让我惊讶万分。更令我诧异莫名的是，我竟然开始效仿那个老人，加入献花者的行列。现在，我把大剪刀搁在草地上。他走得很慢，花拿在身后。我没有看他在神龛前做什么。不过稍后我会下山，到车道上看个究竟，他今天献的鲜艳花束是黄色金雀花和红罂粟吗？
埃迪正站在比我高两层的梯田上，与一棵黑洋槐身上密密匝匝的爬藤作战。每听见一根藤条断裂的噼啪声，我的心就会扑通跳一下，担心埃迪滚下来。我抓住石缝中的一株青藤，使劲一拔，这株总算解决了。可是，这样的东西加起来有好几英里长呢，就是它们摧垮了石墙。有些藤条跟脚踝一样粗。我那旧金山家中的烛台上，摆放了一个精致的大花瓶，里面养了一株常春藤。我仿佛看见，那株常春藤趁我不在，嗖嗖地爬出来，缠住家具，覆满窗台。我走在墙根下，踩到了蜜蜂花和小小的野薄荷，一股清凉的香味从脚下被碾碎的小草中飘散。我站在那里，剪断一株青藤，将它连根拔起。泥土溅得满脸都是，小石子连同青藤根噼里啪啦地滚出来，砸向脚背。就在这时，我看到墙上有一条蛇正在睡午觉，这么大的动静居然没有打搅它。它的脑袋藏在缝隙里，（多大的头呀？）一节长约二英寸的尾巴垂在外面。它会怎么出来呢，是倒退着爬出来还是往前爬再掉头？我绕过它身边十英尺左右的青藤，抓住一簇青藤的根，用力一拔，坏了，墙轰然倒下，而我差点儿掉进一个大窟窿里。
我冲埃迪大喊：“快看哪，这里好像有口井。墙里怎么会有井呢？”埃迪手脚并用地爬到我正上方的一块梯田上，俯下身子。他脚下的梯田里，青藤和黑莓茂密极了。
“这里好像是个开口。”他对着黑莓开动除草机，没想到除草机的锯片反被缠住了，只好动用大镰刀。慢慢地，一条用大石头堆成的斜道映入眼帘。这条状如脊柱的石道蜿蜒消失于地下，很像公园中的滑梯。原来我发现的是这条斜道的出口。我们看了看埃迪上方的那块梯田，一无所获。但再上两层的田里，又有一丛黑莓，茂盛得不同寻常，恰好与我们现在站立的地方处于同一条直线。
这些天，我们的脑子里想的都是水和井。几天前刚从美国回巴玛苏罗度假的时候，迎接我们的只有路边的卡车、小汽车以及车道上的一堆废土。马提尼先生的朋友负责的新井，已经接近尾声了。安装管道的吉斯帕开了一辆老掉牙的菲亚特500，轮子被车道旁边的一块石头顶住了，无法前进。吉斯帕很有礼貌地向我们介绍了自己，转身骂骂咧咧地踢着车子。“蠢货，可恶的东西！”这个东西是蛇，还是猪？他又发动引擎，可是动力不足，三个轮子依旧不动。埃迪想把地上的石头搬走，以助他一臂之力，可是搬不动。吉斯帕又踢了车子一脚。这时，三个钻井工人大笑着走过来，和埃迪一起把这辆玩具一样的车子抬过石头，放到平地上。吉斯帕卸下一条新管道往井边走，嘴上依旧骂骂咧咧：“蠢货！”我们看着他把管道垂到井下三百英尺深的地方才住手。这肯定是所有基督教国家最深的一口井。原来早就打到水了，但马提尼先生吩咐接着往下钻，他说我们再也不想过断水的日子。现在，他就在房子里面，看吉斯帕的助手干活。我们真的没想到，他已经叫人把小浴室的热水器挪到了临时厨房，这样那个简陋之所就有热水用了。更令人感动的是，他安排人把屋子打扫得十分干净，还在棕榈树四周种上了金盏花和矮牵牛——这个杂草丛生的院子，总算有了文明的标志。
马提尼先生被太阳晒黑了许多，腿看起来也好利索了。“你的生意怎么样啊？”我问，“又卖了不少房子给傻乎乎的老外吧？”
“Non c’è male.”（不错。）他打了个手势叫我们跟着。来到旧井边，他把铅锤垂进井里，很快就听到了触水声。“Pieno,tutto pieno.”（满的，全满的。）他哈哈大笑。原来，过了一个冬天，井里又注满了水。
我看了一本当地历史地理志，知道图伦地区，也就是巴玛苏罗所在的地区，是个分水岭。水一支流入基亚纳河谷，一支流入台伯河谷。单单车道附近的那个地下蓄水池，就已令我们兴奋异常。那天用手电筒探看蓄水池时，发现一个石拱，离池底有一人多高。池水很深，身边所能找到的最长的竿子，都够不着水底。我想起九岁时最喜欢的神探南茜和她的《古井的秘密》，只是内容已记不大清了。最初了解到的意大利史也在脑中一闪而过。那时我上六年级，巴莉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幅罗马水道简图，一个劲儿地向我们夸赞古罗马人的高超水利技术。她画的是麻西亚水道，全长六十二英里，建于公元一四〇年的部分管道保存至今。我当时一边想弄明白公元一四〇年到底距离现在多久，一边想把麻西亚水道与本希尔县的北高速叠在一起。
蓄水池洞口下方似乎有一条隧道。虽然池子两侧有踩脚之处，但我和埃迪都不敢下到十五英尺深、湿漉漉的通道里一探究竟。我们盯着黑幽幽的通道，猜想躲在里面的蝎子和毒蛇会有多大。蓄水池上方的石墙上有个口，水像是从这里注入池中的。
在拔那簇粗壮的青藤根时弄倒了一段石墙后，我和埃迪发现了一条斜道。当时我们就意识到，斜道一定通向蓄水池口。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又发现了四段石头斜道沿坡而下，从一块梯田通向另一块梯田，最后从一个正方形开口处通向一条地下隧道，蜿蜒了大约二十五英尺后，不出所料，再度出现于蓄水池上方的梯田上（就是山坡最下方的那块梯田）。所有斜道背部，都有一条凹槽，由单块大石头砌成，方便引水。如果隧道清理干净了，雨水就会涓涓流入蓄水池。我突然有了个主意：为什么不在蓄水池里装一条管道，让池子与斜道之间的水可以循环流动？经历上次断水之苦后，在我耳中，哗哗的水流声简直如同天籁。去年我和埃迪坐在石墙上赏野花、数果树的时候，没有掉进斜道窟窿里，真是万幸哪！
还有一次，我们在第三层梯田的石墙边清除黑莓的时候，弄断了一根生锈的水管，水管根部露出一块平整的石头。擦去石头表面的淤泥，用水冲洗时，石块的面积变大了，下面似乎埋了个大东西。慢慢地我们发现，那是一个石水槽，在先进的水泥水槽问世之前，意大利的厨房装的都是它。起初我以为水槽是破的，等擦去表面的泥土，再用铁锹从土里挖出来时，才发现它完好无损。这个水槽是用一整块石头刻的，长四英尺，宽约十八英寸，厚约八英寸，中间挖了一个清洗用的浅凹槽，两侧刻了排水道。角落上的排水孔塞满树根。过去，我们因为新家没有这种古老而富有特色的东西耿耿于怀。在意大利，很多老房子都有这种石水槽，污水可以直接穿过厨房墙壁排到一个扇贝形的石块上，最后流进院子。我喜欢在这样的原始水槽里洗杯子。我打算把它安在屋外墙边的树荫下，这样，在户外设宴的时候，就有地方存放冰块和红酒；在花园里干完活，也有地方洗手洗脚了。过去，这个水槽洗了不少粗糙的碗罐，从今以后，这里将是一个斟酒的尊贵场所，上面摆着插了玫瑰的大瓦罐。被埋没了这么多年，英雄又有用武之地了。
我们继续扫荡青藤。几分钟后，在离石水槽约莫十二英尺的墙缝中，发现了两个锈迹斑斑的挂钩。挂钩下面也有一块平整的石头。埃迪用铲子铲上面的厚土时，碰到了石块中央的一个把手，上面缠绕了一圈锈铁线。原来这是个圆形的石盖。埃迪得将铲子插入盖子周边的缝隙里，才能把它撬起来。
已近傍晚，雷雨刚过，天空一片耀眼的金黄色，我多希望能拿个瓶子将这种色彩封存。盖子终于被撬起来，露出洞口。说是洞口，其实是一块自身拥有坑洞的天然白石头。阳光径直照在洞内清澈的水面上。一汪浅绿色的水，泛着光躺在石面上。我和埃迪趴在地上，打着手电筒，轮流伸头往洞里瞧。无花果树根顺着石壁朝有水的地方延伸。洞底还有一个大罐子，罐子上的绿色大字清晰可辨：olio d'Oliva（橄榄油），原来不是罗马陶罐或画着舞蹈的森林之神的双耳土罐。白石头的后方有一条生锈的管子，管口恰好就在两个挂钩下方，有人拿了个瓶塞把它堵住了。这下清楚了：那两个挂钩以前是用来挂手动水泵的，而这个洞穴是口埋了很久的古井。究竟多久？慢着！离白石块正下方不远处，好像还有一个洞口。瞧着像石灰华门楣的一角，上面有不少雕刻，露出的部分仅两三英寸长，其他部分在石头下方，不为所见。我看过一篇报道，说附近有个居民圣诞前夕到菜园子里摘莴苣，踩到一个洞，掉进伊特鲁里亚古墓，里面摆放着好几具精美的石棺。这个小石洞，只是农民为灌溉田地而打的水井吗？为什么有雕刻呢？又为什么要用一块普通的石头遮盖呢？一定是这口井枯了，才另择新地又打了一口，就是去年夏天断水的那个。现在，我们有三口井了。在这片土地上的众多找水人中，我们的装备，那个无坚不摧、吱吱叫的井钻，对这个秘密洞口的制造者来说，陌生得形同天外之物。
我们叫马提尼先生来参观神奇的新发现。可马提尼先生双手插在口袋里，头都没往井里探一下，就说了句：“Boh.”（这个词是个万金油，随处可用，相当于“嗯”、“噢”、“天晓得”，也可以表示不赞同。）接着，他朝井口挥了下手，说：“有水。”看到我们对废宅古井这么感兴趣，他肯定认为我们稚气未消，满脑子胡思乱想。我们又带他去看那个石水槽，告诉他会把它洗干净拿来用。他只是摇了摇头。
相比而言，跟马提尼先生一起来的吉斯帕就兴奋多了。这个人应该去当莎士比亚戏剧演员，每说一句话至少有三到四种手势辅助，说什么话就摆什么动作。几乎把整个身子探进了井里。“Molta acqua.”（水很多。）说着指了指井壁两侧。我们本以为只有一侧井壁有开口，原来不止。吉斯帕几乎是脑袋朝下悬着身子朝井里看，所以能够发现井壁的另一个开口。他站起身来，习惯性地摊开双手，说了句唯一会说的英语：“O.K.,Yes!”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在井中装一台手动水泵，将水打出来供花园使用。我们以前在基亚纳河谷乡村的五金店里，见过他说的那种翠绿色水泵，于是第二天就去买了一台回来，挂在石墙上的挂钩中。吉斯帕为我们示范，如何一边往水泵里加水，一边有节奏地摇动手柄。在我的基因库里，早就没有了这个动作，但是握着手柄吱嘎地摇了两下，很快就得心应手了。水泵哼唧了几声之后，清冽的井水汩汩地流入水桶。我们还算清醒，没有去喝桶里未经检验的水，只是开了瓶红酒，席地而坐，一边说话，一边望着荆棘丛生的山顶。吉斯帕想了解美国的迈阿密和拉斯维加斯，还认为我们应该首先打理棕榈树。可是怎么做呢？它们长得那么高大，没有一架梯子够得着。两杯红酒下肚，吉斯帕敏捷而优雅地爬上最高的棕榈树，咧嘴笑了。我从没见过还有谁的嘴巴能咧得那么大。树开始倾斜，他赶紧抱着树干滑下来，没想到速度太快，跌了个四脚朝天。埃迪赶忙又开了一瓶红酒给他压惊。
事实证明，我们的前房主卡特医生没有说谎：巴玛苏罗的水资源的确丰富。这里的水利系统即使不能跟德阿斯特别墅的花园媲美，但也足够我和埃迪挖掘探索好些日子了。看着这些精密的地下水道，我们如梦方醒：原来在意大利，水是如此珍贵。只要有水流淌，就得想方设法留住它；即使水源丰富的时候（比如现在），也得珍惜它。圣方济各一定是悟到了这个道理，所以才会写下这样的诗行：“主啊，赞美水姐妹吧，她是那么有用、谦卑、珍贵和纯洁。”我和埃迪痛改前非，缩短洗澡的时间，洗碗和刷牙的时候也会及时关水。
有趣的是，所发现的古井两侧都有隧道，为的是让存储不下的井水分流到蓄水池。清理蓄水池时，我们找到两个洗衣服的石盆，石盆旁的石墙上钉着好几个挂钩，肯定是挂水泵用的。真是一滴水也不浪费呀。离古井五英尺左右、即去年夏天枯掉的那口，又被冬雨灌得满满的。埃迪决定，用古井浇树，用枯井浇花草，至于家庭用水，则交给那口美丽的新pozzo。那可是一口三百英尺深、穿透坚硬磐石的井哪！
付钱的时候，钻井工人说：“棒极了的水，都快碰到地狱了，不过冷得像冰。”我们付他现金（好大一笔数目），因为他不要支票。他不明白，很多人身上明明有钞票，干吗还要用支票？他指着巴玛苏罗说：“水，水，这里到处都有水，多得够灌满一个游泳池。”
当初我们买房的时候就注意到，与门前空地垂直相交的一道梯田石墙，坍塌了好几处。野草、漆树和无花果树已在塌落的石块上生根发芽。而我们第一次看房的时候，石墙后方的院子里立了一个十四英尺高的凉棚，上面爬满玫瑰，四周紫丁香环绕。可是，过了一年我们回来商量房价的时候，棚架不见了，玫瑰和紫丁香全被匆忙铲除，变成一片空地。我站在这片杂乱的空地上抬头望那栋房屋，才发现，原来褪了色的绿色百叶窗，已经被漆成闪着光泽的棕黑色。惊讶之下，我们几乎没注意到脚下的乱石堆。等意识到一条长达一百二十英尺的石墙需要修建时，爬满玫瑰的凉棚顿时被我们抛到了九霄云外。
去年夏天，买下这栋房屋以后，埃迪利用剩余的几周假日，把石墙摇摇欲坠的地方拆了。他以为重砌石墙不是难事儿，只要找到合适的石头垒上，用棒槌敲实，把表面抹平就行了。古老的手艺令他跃跃欲试，能够甩手大干一场更叫他兴奋不已。眼见着拆下的石块一天天增加，他身上的肌肉也一日日见长。埃迪乐此不疲，干脆买来一双厚皮手套，将石头分门别类：大石头分一堆，小石头分一堆，平整的再分一堆。我们家这片山地的石墙一律为干墙，没有用灰泥涂抹，墙厚超过一码，垒得均匀结实，齐齐整整跟拼图似的。为了抵消山坡的陡势，整堵石墙微微后斜。跟新英格兰地区漂亮的石围墙不同，那里的石头都来自采石场，而这里的是就地取材。而且在新英格兰地区，像我们这样的山地，只有橄榄园和葡萄园才围石墙。我在一块地头发现一株杏树被墙压得卧倒在地。
到了返美之时，约有三十英尺长的石墙被拆下来，石头分成了几堆。埃迪虽对石工很感兴趣，但是面对这没完没了的拆掘和日后的砌墙工作，也有点望而生畏了。且别提还有好几英尺的墙等着他拆，只要看看地上堆得跟山头似的石堆，就够他发愁的了。
这个冬日，我们拜读了查尔斯·麦克拉文的大作《石头建筑》，见识大长，知道了还有防水密封、地基和冰冻线这些知识。残留下来的石墙高度不够，而重建的石墙必须能够支撑一直延伸至我们家门口的山地。新石墙除了长一百二十英尺外，高需十五英尺，背后还要有支撑物。等看到书中提到填充层、推力、平衡以及土地受冻时的变化等建筑常识时，我们不禁怀疑，拟建的是中国的万里长城。
一点都没错。回到巴玛苏罗，我们请来几位经验丰富的泥瓦匠过来查看余墙。工程大得吓人，与之相比，室内装修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天哪，太多了！”泥瓦匠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听说了，科尔托纳最近出台了新法令，对位处地震带的建筑墙壁有新规定：所有墙壁必须使用水泥加固。遗憾的是，巴玛苏罗就位于地震带，而我们当初根本没打算用水泥。瞧，有五英亩的黑莓和漆树等着清除，几片果林等着修剪，房子的装修就别提了，哪来的闲钱建水泥石墙？它的预算可是天文数字呀。况且愿意接这活儿的人屈指可数。
虽然如此艰巨，我们还是建好了石墙。就让我来告诉诸位，托斯卡纳的波兰大城墙是怎么建成的。
马提尼先生帮忙介绍了两三个朋友，而我则将丑话说在了前面：要马上开工；只付本地人的价钱，不付外国人的价钱。新井打好了，我们暂缓一口气。但房屋修建的批文还没下来，还不能开工。他介绍的第一个朋友表示，建这些石墙要六十天。至于他的报价，够我们买一艘小游艇和一辆跑车，环游希腊一圈。而介绍的第二个朋友，阿费罗，开的价钱连我们都意想不到，非常合理。此外，他还有一个好主意：另一堵墙应该与这堵相邻，紧挨着菩提树。如果你无法流利使用一种语言，就无法掌握判断一个人的诸多线索。我们俩都认为阿费罗疯了，可马提尼先生说他很胆大。我们希望这活儿能在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开工，所以很快就与阿费罗签了约。设计师理查蒂先生没听说过他，提醒我们，他有空接这个活儿，说明他手艺不怎么样。可是，他的话我们没有听进去。
根据进度，星期一就得开工。可是星期一过去了，星期二、星期三还不见人影，直到星期四才运来了一卡车沙土。到了这周的最后一天，阿费罗带着一个十四岁的小男孩终于出现了，没想到随行的还有三个波兰大汉。他们一到便干起活来，日落时分，剩下的一长排墙居然全被拆完，实在难以置信。我们整天看着他们干活。那三个波兰大汉，举一百磅重的石头像举西瓜一样。阿费罗没有说一句波兰话，而他们说意大利语加起来不超过五个词。好在干体力活不需要什么语言。“Via,via.”（那里，那里。）指指石头，他们就过来搬走。第二天，他们开始挖土。没见到阿费罗在场，可能去忙别的了。那个小男孩，阿列桑德罗，整天绷着脸。他是阿费罗的继子，显然阿费罗是想让他学点东西。可他呢，倒像个梅第奇王子，一脸厌恶和不耐烦，无精打采地瞎晃荡，时不时地用网球鞋踢踢这块石头，踹踹那块石头。波兰人没空理他，从早上七点到中午十二点，一刻不停地干着。到了正午才停工，开着波兰造的菲亚特离开工地，下午三点回来，又一气不歇地干五小时。
历史上，意大利人去许多国家当过“外籍劳工”，而现在，意大利却被外籍劳工问题搞得焦头烂额。我们住在巴玛苏罗的第二个夏天，就阿尔巴尼亚移民涌入南意大利海滨地区一事，意大利民众义愤填膺，而对民众的反应，报纸采取默许态度。我和埃迪都是从旧金山来的，那里每天都有新移民抵达，所以对这种事见怪不怪了。美国城市居民早就注意到移民的数量在与日俱增，估计到世纪末，美国的人口分布图就需要大幅度调整。但是欧洲人对这种现象很难接受。“我们国家有自己的穷人。”他们不以为然地对我们说。“没错，美国也有自己的穷人。”我们反驳道。意大利人几乎都是同一种族，在托斯卡纳很难看见非洲人和亚洲人的面孔。最近，东欧人发现德国的劳动力市场到处都是他们自己的面孔，于是开始向繁华的意大利北部转移。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阿费罗的报价比别人低。通常，意大利工人的薪资是每小时两万五至三万里拉，而这些波兰人的报酬则是每小时九千里拉。阿费罗保证，他们都是合法劳工，都买了保险。波兰人对自己的报酬也很满意，因为以前国内工厂没倒闭时，上一天班也不一定能挣到这个数。
埃迪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波兰裔天主社区长大。父母都是波兰移民的后裔，在威斯康星与明尼苏达交界地带一个说波兰语的农场里长大。埃迪不会说波兰话，因为父母希望他做个地道的美国人。他试着对波兰人说了三个字，可他们一个也没听明白。不过，他觉得这几个无法用语言沟通的人很亲近，名字也很耳熟。每次走过后院的时候，我们都会向他们点头微笑，仅此而已。拉近我们之间距离的是诗歌。有一个下午，我无意中翻到一首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诗歌。米沃什是波兰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很久以前流亡到美国。我知道，几年前他终于返回了自己的祖国。这时，一个波兰人推着独轮车，从我身边经过。我问他：“知道切斯瓦夫·米沃什吗？”他眼睛一亮，马上大声告诉两个同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每当我经过，他们都会说：“切斯瓦夫·米沃什。”好像这是个问候语一样。我也会回一句：“对，切斯瓦夫·米沃什。”
现在，我们开始为阿费罗头疼了。他做什么都像蜻蜓点水，开个头糊弄几下就不见人影，有时甚至连续几天踪影全无。当我发现对他和颜悦色不管用后，就改变战术，像个凶悍的老南方人，冲他大发雷霆。我发现自己还挺泼辣的。刚开始，他还毕恭毕敬地认真听我说话，可过了几分钟，就像个安静不下来的小孩心不在焉起来。当然，他也有迷人之处。一说起赛蛙、摩托、汽车、葡萄酒之类的话题，便眉飞色舞，用手拍着肚皮，说着方言，我们俩听得云里雾里，不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什么。于是我准备动怒的时候，就把马提尼先生找来，只有他听得懂阿费罗的话。我发火的时候，马提尼先生直点头，虽然他心里一定觉得很好笑，阿费罗满脸通红，三个波兰人面无表情，埃迪却一脸尴尬。我说我很malcontenta（不满）。我朝工地又摆手又摇头又跺脚。阿费罗只在大石头下垫了小石头，连墙基都没打，水泥里都是沙子。马提尼先生听到这些，冲阿费罗大吼。阿费罗虽不敢顶撞我，却敢顶撞马提尼先生。“蠢货！”我又听到了这句骂人的话。原以为阿费罗挨了骂，会夹起尾巴做人。但我想错了，人家第二天露面的时候可是一脸阳光，似乎早把昨天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
“挪开！搬走！”马提尼先生用脚踢了一下阿费罗砌的墙，“你妈送你去哪儿上的学？是哪所学校教你把水泥和成沙堡的？”然后他们俩同时转身，冲着波兰人大吼大叫。好几次马提尼先生跑进屋子，给阿费罗的母亲打电话（他们俩是老朋友），但总是开头恶言恶语，结尾好声好气。
私底下，他们肯定以为我们很聪明，懂这么多。其实，真正的高人是那三个波兰人。“太太，意大利人的水泥。”指点我们的波兰人克利斯托夫用手捏了捏水泥，太干了；又用脚踢了踢坚硬如石的墙脚，说：“波兰人的水泥。”看来，这被他上升成了民族问题。“阿费罗，水泥少。”说完他用手捂住嘴巴。我向他道谢。我懂他的意思：阿费罗用的水泥太少了，不要说是他说的。后来，如果发现有问题，而阿费罗又在场，他们就给我使眼色，或者等阿费罗走后，通常他很早就开溜，再把问题指出来。所有的一切，似乎只要一经阿费罗的手，都有问题。可是我们签了合同，而他们又受他所雇，所以不能毁约。再说，要不是阿费罗牵线，我们彼此也不会相识。
在石墙最顶端，他们发现了一截齐地高的树桩，阿费罗说：“Non importa.”（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我们看见波兰人里卡杜飞快地摇了摇头，于是埃迪断然下令：挖出树桩。阿费罗让步了，建议我们往树桩上浇汽油烧掉它得了。我们指了指那口二十英尺开外的新井，表示此地不宜。三个波兰人一直挖了两个多小时，还没挖出树桩。原来，下面有三根粗大的树根，紧紧扣在一块轮胎大小的磐石上，数以百计的小树根则向四面八方延伸。现在我们知道了，谁才是导致石墙坍塌的罪魁祸首。终于，树桩连同磐石一块被挖了出来，三个波兰人坚持要把树桩根部和顶部磨平，用独轮车运到菩提树荫下，当桌子使用。我敢说，这一定是全托斯卡纳最丑陋的桌子。
波兰人唱着歌儿搬石头，全世界的人在劳动的时候都应该这样歌唱才对。克利斯托夫有时会用假嗓唱，听着他的歌声，再看看他那魁梧黝黑的身形，心中莫名地感动。他们从不偷懒，就算老板不在场也依然如故。有时候材料用完了，而阿费罗又忘了备货，我和埃迪干脆叫他们停工，趁机雇他们给田里锄草。到后来，又请他们给百叶窗磨砂。他们很能干，什么都会做，而且速度很快，比我见到的其他工人要快两倍。每天干完活儿，他们就脱去衣服，用水管冲洗全身，再换上干净衣服，跟我们一起喝点啤酒。
当地的神父唐费比奥收留他们住在教堂后面的一间屋子里。一人五美金，包括一日三餐。他们一周工作六天——神父禁止周日干活，把赚来的里拉全部换成美元，等回家时交给妻子。里卡杜今年二十七岁，克利斯托夫三十岁，斯坦尼斯洛四十岁。他们工作了几周，使我们的意大利语水平下降了不少。斯坦尼斯洛以前在西班牙干过活，所以大家对话时，常把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波兰语和英语混在一起使用。我们学了不少波兰话，比如jutro（明天）、stopa（脚）、brudny（脏）和jezioro（湖），还有一个词的发音像是grubbia，说的是马提尼先生的大肚子。他们也从我们这里学会了beautiful（漂亮）和idiot（白痴）这两个词，还有几个意大利词语，但大都是不定词。
尽管阿费罗带来了不少麻烦，但最后建好的石墙却坚固耐看。在第一片梯田和第二片梯田之间，还修了一道弧形阶梯，两端各预留了一个平台摆放盆花。新井和蓄水池四周也都用石墙围好。从下往上看，石墙巍然高大。看惯了坍塌的破墙，还有点儿不适应呢。我们知道过不了多久，新墙就会像其他墙一样，从缝隙里钻出小小的植物。由于用的是旧石头，新墙除了略高一些，与周遭环境几乎浑然一体。接下来我们就想着从井边车道到石阶这一段该种什么才好。两头种花草，沿石墙种上小树。试着种了一株木槿，没过多久就开花了，可把我们高兴坏了。
一个星期日早上，三个波兰人上完教堂，穿着熨好的衬衫裤子和从超市买的一模一样的凉鞋，来看我们。我和埃迪正在锄草。以前都是他们穿大短裤，现在反过来了，我们俩穿着大短裤，浑身脏兮兮的。斯坦尼斯洛带了一台大概是三十年前造的苏联相机。我们围坐一圈喝可乐，拍了不少照片。每次接过可乐，他们都要说一句：“噢，美国！”他们连衣服都没换，就领我们到新墙旁，把墙基上方几英寸高处的泥土铲干净。墙上赫然印着用混凝土写的大字：POLONIA（波兰）。
巴玛苏罗的楼梯装的都是手工铁扶手，上楼时两边对称的弧形扶手会叮当作响。大门的扇形窗、卧室露台上的铁栅栏和大门上方的围栏，全都是手工制作的精致铁制品，只是生了一点点锈。车道入口的那扇铁门，曾经很气派，如今因为荒废多时而破败落寞。铁锁锈迹斑斑，铁门上方的半个铰链已经断裂，整扇铁门摇摇欲坠。
吉斯帕带了一个朋友，一位技术高超的铁匠，来看我们的铁门是否还有挽救的余地。吉斯帕总唱反调，说这么漂亮的别墅，应该换一扇更气派的铁门。从他车上走出的那个人，乍一看，像是穿越了时空隧道从中世纪来的——高个清瘦，貌似林肯，一头黑发暗淡无光，穿了一件黑色工作服，模样非常怪异，可我又不知该怎么形容，总之像是用其他材料造的。他话不多，脸上总挂着腼腆的笑容。只一眼我就喜欢上了他。他静静地摸了一遍大门，似乎要说的话全在手上。显而易见，他非常热爱自己的手艺，将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它。是的，他点了点头说，这门能修，只是耗时。吉斯帕听了一脸失望。他一直希望我们装一扇更富丽堂皇的大门，总伸手在空中比画着心目中的理想模样：带有拱顶，上面刻着箭矢形图案，十分精美，装上彩灯和电子遥控系统，只要在屋里一摁，大门应声而开。可现在拥有一位铸铁艺术家，你们却叫他仅仅修理破门？
在一起去铁匠铺看铁门的路上，吉斯帕停了好几次车，让我们欣赏这位铁匠朋友的杰作。有几扇大门上刻着简单的剑形图案，另有几扇则刻着环环相扣的圆圈和麦穗，相当繁复。还有一扇在铁门上方刻着主人姓氏的缩写字母，它旁边的则刻着一顶皇冠，着实奇怪。我们中意精美的弧形铁门，喜欢环饰甚于硬邦邦的箭矢图案（后者会让人联想到教皇派和保皇党之间延续了两三百年的烧杀掠夺）。所有的大门都显然非常牢固，似乎可以永远屹立不倒。来到每扇大门前，这位铁匠都只是用手轻轻抚摸，一言不发，只让作品说话。突然，我的脑海里出现了新构想：大门中央刻一轮小太阳，四周是弯曲的阳光。
铸铁是托斯卡纳一门古老的手艺。每一个意大利城镇，都有复杂的中世纪门锁、卷曲的铁灯罩、军旗旗台、花园大门，甚至可爱的铁制动物和钉在墙上用来拴马的蛇形圆环。但是如同其他传统手艺，铸铁手艺已经后继乏人，即将消失。其理由不言而喻。要知道，blacksmith（铁匠）一词的关键是“black”，即黑。铁匠铺里炭火不息，铁匠从早到晚满脸煤灰，在打铁工具和大熔炉旁劳作，凡此种种，仿佛从赫菲斯托斯点燃阿佛洛狄忒[6]炉子那一刻起，历经沧海桑田丝毫未变，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层煤灰。左邻右舍的铁门都出自这位高超的铁匠之手。看到自己的作品举目皆是，他一定非常满足。铁匠铺正对着的，是他自家的房子。那一个方形阳台，毫无疑问是现代工艺的产物，为了弥补不足，安装了摆放盆花的铁篮。房子和铺子之间是一群母鸡、十几笼兔子、一片菜园和一棵李子树，一架手工木梯斜靠在果实累累的树上。吃完晚饭，他肯定会爬上梯子，采摘自己的甜品。此时，我越发觉得他来自另一时空。那么“阿佛洛狄忒”去哪儿了？应该就在铁匠铺的附近吧。
“时间。唯一的问题是时间。”他说，“铁匠铺里就我一个人。我有个儿子，但他……”
我无法想象，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还会有哪个年轻人愿意待在一家黑糊糊的铁匠铺里，听着门外车马喧嚣，整天与铁酒桶、铁柴架、铁篱笆和铁大门为伍。但我还是希望子承父业，或者有哪个人拜他为师。他拿来一根有方形狼杖头的手杖递给我，又用手指了指，没说一句话，但他的神情令我突然想起在锡耶纳和古比奥看到的火炬手。我们询问了重修铁门的大概费用，也咨询了做一扇新门的价格，新门不需太复杂，只要跟巴玛苏罗屋里楼梯的扶栏相配就行，兴许还会在铁门上方再刻一轮太阳，正好跟房名匹配。这一次没再问工期多久，因为我们已经学乖了，别去与拉丁民族那令人羡慕的时间观唱反调。
真的需要一扇手工铁门吗？我们反复自问，省点事儿不好吗？巴玛苏罗毕竟不是我们真正的家啊！可是，打心眼儿里想要一扇他亲手锻造的铁门，哪怕需要等好几个月的时间，也心甘情愿。我们还没离开，他就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兀自拿起一些铁块，在铁砧和冒着火焰的炉子之间忙碌开了。我们的铁门必定做工精良，我仿佛听见了新门阖上时的咣当声响。
看着新井和新墙，我们觉得自己小有成绩。可是房屋仍未动片瓦。主要的修缮工作没完成之前，其他的不好动工。墙壁迟早要挖开安放热水管道，所以提前油漆毫无意义。波兰人已经把窗户拆下来了，正刮白漆，为日后上新漆作准备。我和埃迪要么去田里干点活儿，要么四处挑选浴室的瓷砖、五金、油漆，还有铺厨房地面的老式薄砖。有一天，我们在本地家具店里买了两把靠背椅。等椅子送到家才发觉它们相当笨重，黑色的苏格兰佩斯利螺旋花纹也十分古怪。不过，可能是坐了两周花园里僵硬的椅子，新椅子舒服极了。遇到雨夜，不能在室外用餐，我们就把两把新椅子相对摆好，中间搁只板条箱，铺上桌布，吃饭之地就解决了。在“餐桌”上点一根蜡烛，放一个插了野花的果酱罐，就可以美美地享受由面团、茄子、番茄和罗勒组成的佳肴了。假如是凉飕飕的夜晚，我们就用柴生五六分钟火，把料峭寒气驱逐出去。
与上个夏季不同，这个夏季雨水很多，暴雨频频。在白天，每逢大雨来临我都格外兴奋。小时候生活在美国南方，习惯了天上雷鸣电闪的壮观景象，而旧金山难得下场暴风雨，令我想念得紧。“这样的热气该散了！”常常是母亲话音未落，就见天上乌云密布，一道上亿瓦的闪电划过天幕，紧接着雷声大作。托斯卡纳的暴雨通常在夜晚降临。我斜倚在床头，拿着一个本子构思厨房和卧室的布局；埃迪在聚精会神地研读，当然不是罗马诗人的诗集，而是我先前认为他绝对不可能去碰的《涂抹石灰的技巧》，身边还放着一本《家庭自来水系统》。雨突然啪嗒啪嗒地打在棕榈树叶上。我走到窗前刚刚探出头去，又急忙缩了回来。闪电像一根根之字形长矛直刺地面，跟卡通片中描绘的一模一样。三道、四道、五道，几乎同一时刻，齐齐下刺，把整栋屋子围在里面。雷声起初只在远山隐隐响起，才一会儿就逼近耳边，如我自己的脊椎骨啪啪折断般清晰，连房屋都被震得摇晃起来。这绝不是一场普通的雷雨。电灯熄灭了。尽管我们已经紧闭门户，狂风依旧裹挟着大雨，不知从哪个缝隙勇猛地闯进屋内。阵阵阴风，如同鬼魅，从烟囱进进出出。好一个不平静之夜！
大雨肆无忌惮地敲打着房屋，门外那两棵傻乎乎的棕榈树，只是一味对狂风让步，身子弯了又弯。我好像嗅到了臭氧的味儿，肯定是房子某处遭雷击了。这场暴雨选择了巴玛苏罗作为攻击目标，似乎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位于暴风雨中心的我们，也许会被冲到特拉斯蒙诺湖里去呢。“你选哪个？”我问埃迪，“被山崩活埋还是被闪电击毙？”我们像十岁的孩子一样躲在被窝里，每一次闪电来临都吓得大叫：“快停吧！”“别闪了！”
当暴风雨渐渐北去，黑色夜幕上居然露出了被冲洗干净、亮晶晶的星星。埃迪打开窗户，徐徐的微风把被暴风雨打落在地的松枝和松针散发的清香送给我们。还是没有电。我们倚着枕头靠在床上，静等心跳慢慢平复。窗外好像有声音。是一只小猫头鹰掉到了窗台上，脑袋不停地转来转去。或许是它的栖息之所被风吹落，或许是它在暴风雨中迷了路。月亮露出云端的时候，猫头鹰正定定地看着我们。我们一动不动，不住地祈祷：千万别进来。我很怕鸟，这是儿时留下的后遗症，没想到，现在居然有只小猫头鹰守在窗台上！猫头鹰似乎不是简单的鸟类，在美国它像图腾，至少充满象征寓意，在这里也一样神秘莫测。我蓦地想到了密涅瓦[7]的猫头鹰。其实它不过是住在这座山里的一只小动物而已。有几次，我们在夜里看见过它的大个子长辈。它始终不走，而一声不吭的我们终于敌不过浓浓睡意。第二天早上醒来，它已经不知踪影，窗台上只有清晨六点的阳光。金色的阳光，急匆匆地赶跑夜色，为的是照亮山谷，迎接劫后余生的蓝色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