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中了国外的一幢房子，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巴玛苏罗。房子又高又大，四四方方，杏黄色的外墙，略有褪色的绿色百叶窗，古色古香的瓦质屋檐，二楼还有一个安装了铁栏杆的露台。我暗忖，过去的女眷说不定就坐在那里，轻摇着扇子，欣赏下面的风景。可如今楼下长满茂密的欧石南、枝蔓杂乱的野蔷薇和高至人膝的杂草。露台面朝东南，顺着眼前的深谷望去，远处是绵延至托斯卡纳的亚平宁山脉。每逢下雨或光线交替之时，房子的正面就会相应变成金黄色、黄褐色和暗红色；原来的红色墙壁渐渐模糊成玫瑰色，像一盒忘了收拾的颜料，在日光下慢慢融化。有几处石灰墙皮脱落了，露出粗糙的石头，墙壁原本的样子隐约可见。房子坐落在一处满是果树和橄榄树的山坡上，一条白色鹅卵石路蜿蜒而过。巴玛苏罗，是由巴玛（bramara，渴望）和苏罗（sole，太阳）两个词构成：渴望阳光。没错，这正是我的内心写照：渴望阳光。
家人一致反对我的购房计划。母亲觉得这想法荒唐之极，她故意将“荒唐”二字说得震天响。姐姐虽然很兴奋，却也忧心忡忡，好像我是个十八岁的少女，打算盗用家中的汽车，跟哪个水手私奔似的。我又何尝不是疑虑重重。尽管已经坐在意大利公证人办公室外的椅子上了，心里却一点底都没有。我每一挪动身子，椅子上的马毛就会穿过白色薄棉裙，刺我一下。只有在紧张之极的等候中，人才会留心到这种细微的感觉。我瞟了一眼埃迪，想看看他在收据背面写些什么：帕尔玛干酪、意式香肠、咖啡、面包。这个人怎么敢在收据这样的重要物品上乱涂乱画？终于，一位女士打开办公室门，冲着我们叽里呱啦地说了一大通意大利语，语速堪比急流。
意大利的公证人和美国的公证人有着云泥之别。在意大利，公证人只是处理地产事务的法定代表人。我们委托的公证人曼图丝女士是西西里人，她个子不高，作风雷厉，鼻梁上架了一副厚厚的浅色眼镜，衬得绿色大眼跟风铃似的。她大声地念着冗长的法律条款，语速比我遇见的任何人都要快。我一直认为意大利语是世界上最悦耳动听的语言，没想到从她口中说出来，如同岩石滚落陡坡。埃迪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我知道他是被这位女士的声音震呆了。房主卡特医生看到我们真的有意购买，似乎突然觉得自己的报价太低了。他肯定是这么认为的，而我们其实知道他出的价格高得离谱。事实上，我猜中了他的心思。那个西西里女公证人，一口气都没停，没有人能够打断她的话头，但是楼下小酒吧的老板吉塞普是个例外。他突然推开公证室暗色的门，举着托盘，满脸惊讶地望着里面面面相觑的美国客人。他给曼图丝女士端来上午的浓咖啡，她拿起咖啡，一饮而尽。房主想报两个价，合同上的价格低一些，而实际成交价要稍高。“理当如此，”他再三坚持道，“哪个人会这么傻，把真正的成交价公之于众。”他建议我们在公证处开一张支票，私底下则把款项分成十张面额较小的支票给他。
闻言，我们的中介马提尼先生耸了耸肩头。
我们雇来负责翻译的地产代理商，英国人伊恩，也耸了耸肩头。
最后，卡特医生只好无奈地说：“你们这些美国人，真是太死板了。好了，拜托你们别将支票日期写为同一天的，隔一星期一张，这样银行才不会察觉这笔大数目。”
难道他说的银行就是我去过的那一家？那个眼睛又黑又大的出纳，总是无精打采，一边抽烟一边打电话，十五分钟才能处理完一宗业务。女公证人的话音停了，她理了理文件，塞进一个文件夹，起身送客。等钱和文件备妥之后，我们还得再度造访。
推开旅馆房间的窗户向外望去，意大利科尔托纳风格的古老屋顶一览无余，远处青黛色的基亚纳山谷迤逦。一阵狂野的热风吹过，使得正常人都不由得疯狂起来，而此时的我，正处于疯狂之中。我难以入睡。在美国也捣腾过几套房子，每次我都是把母亲的斯波德瓷器、一只小猫和部分盆栽往车上一扔，驱车五或五千英里，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掏出新钥匙打开新房门，便大功告成。当然，在你脑袋上方的屋顶就要更换的时候，难免心事重重，思前想后。毕竟，卖房子意味着必须丢弃一连串回忆，而买房子则是在选择未来的容身之所。没有一个住所是中立的，它势必对你产生影响。除此，还有那么多法律手续和种种突发事件等着应对。这一切都让身在旅馆的我，眼前一片黑暗，无所适从。
意大利一向是我心灵的指针。在我们租住托斯卡纳农舍的四个夏天里，买房的念头就在脑海中盘旋不去。初访意大利时，我、埃迪和另外两个朋友合租了一处农舍，自入住的第一晚起，我们就开始盘算四个人的积蓄凑在一起，能不能买下那幢站在阳台上望见的破败石砌农场。埃迪立刻迷上了意大利的乡村生活。他整天在附近的田里转悠，看邻居们干活。安托里斯人擅种烟草，这种植物虽然可恶却很漂亮。我们听得到田里的农人警告同伴的喊声：“毒蛇！”傍晚，蓝紫色的暮霭从暗黑的树丛间缓缓升起。从阳台上望去，对面那个农场井然有序，静谧安宁。
我们的同伴离开意大利后就再也没有旧地重游。而我和埃迪在接下来的三个夏日里，却开始了锲而不舍的寻房之旅，一心想找到一栋中意的房子。不经意间，我们去过很多地方，绿色纯质橄榄油的产地、村庄深处漂亮的罗马教堂；我们还曾在葡萄园后的小路上悠闲散步，品尝口感最温和的布鲁内罗红酒和色泽最深的诺比利红酒。不过，找房子一直都是生活的重心。每个星期我们都会逛一次市场，不只是买野餐的桃子，还会观察、对比不同摊位上的货物质量和种类，想象若是日后有客人在家里开生日晚会、度假和过周末，该买什么当早餐。逛罢坐在广场上或小酒吧里，悠闲地喝着柠檬汁，一坐就是好几小时，静静感受着当地的生活气息。因为走了太多的碎石小路，我脚上起了不少水泡，回到旅馆后不得不把脚泡在浴缸里，然后涂抹药膏。由于总搬家，我们每次都抱着一大堆历史、旅游、花卉类书籍和小说进出租来的房子或旅馆。我们也常询问当地人爱上哪里用餐，然后按图索骥，因此用餐地点往往是旅游指南里没有的。我们俩都对山坡上的那些古堡废墟无比好奇，一有空就开着车，行驶在翁布里亚和托斯卡纳的石路上，漫无目的，快活而自在。我想，天堂中的生活也不过如此吧！
科尔托纳是我们到意大利的第一个落脚之处，也是屡次旧地重游之所。后来我们还在沃特拉、佛罗伦萨、蒙蒂西、里格纳诺、维其奥以及奎尔恰格罗萨等地租过房屋。这些房子都古怪而迷人。有一栋房子的厨房非常小，容不下两个人转身，但从房间里却可以看到亚诺河。另一栋的厨房既没有热水供应，也没有刀具，但房屋外形酷似中世纪的城堡，还能从屋里俯瞰外面的葡萄园。还有一栋房子存放了够四十人用餐的瓷餐具和数不清的玻璃杯和银器，可是冰箱却每天结霜，一到四点，冰箱门便自动弹开，露出里面如圆顶建筑似的冰霜。若遇到潮湿天气，手碰到厨房内的任何一样东西，都会感到刺痛。据说，契马布埃[1]就是在这里发现了牧羊少年乔托。另外一栋房子，床铺中央已下陷，蝙蝠从烟囱飞进屋里，在我们周围嗡嗡地盘旋；房梁上的小虫不时地将木屑撒到枕头上。不过它的壁炉堪称庞大，甚至可以坐到里面烤黑胡椒小牛排吃。
为了看房子，我们有时会在尘土飞扬的小道驱车数百英里，看到的却是洪水多发区台伯河附近或矿区附近的房子。锡耶纳的房产中介曾乐观地保证：二十年后这个地方一定非常漂亮，因为法律规定，凡开采过的地方必须重新绿化。我们还见过一栋气势雄伟的中世纪房屋，不过价格高得令人不敢问津。有一次，在一家酒吧，我们邂逅了一位牙齿参差不齐的农民，他极力推荐自己小时候住过的房子。我们过去一看，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是间连窗户都没有的石头鸡舍，鸡舍旁的房前拴了好几条狗，狂吠不已，若不是被绳子拴着，早就扑了过来。后来我们在蒙蒂西看中了一个农场，可农场主人，一位伯爵夫人，陪我们看了几天房子之后，突然改变主意，说要等接到上帝的旨意之后才出售房子。我们恐怕等不了那么久，只好悻悻离开。
每次回忆起这些地方，不知怎的，我总有一种距离感，对于科尔托纳，也是如此。但埃迪不会。他每天下午都去广场转悠，看着一对对小夫妻推着婴儿车在街上行走。他们每走几步就得停下来，因为路上的每个人都会围着童车，探看婴儿的模样，啧啧地称赞不已。埃迪不无羡慕地对我说：“如果有来世，我想做个意大利宝宝。”广场周围一幕幕的生活场景也令埃迪流连忘返：一个肌肤黝黑的男子闷热难耐，卷起了袖子，懒洋洋地用手撑着下巴，露出手臂上的强健肌肉；附近的楼房窗口，飘出维瓦尔第的长笛乐曲；卖花人在石砌花店里摆满缤纷的鲜花；一个看上去没长脖子的男子，正从货车上卸小羊羔，他把羊羔像面粉袋似的扛在肩头，小羊鼓着眼睛，打量着世界……每隔几分钟，埃迪就要抬头看一眼广场上那座不知工作了多少个年头的大钟。最后，他慢慢地走回住所，默默地记住脚下每一块街石。
每天凌晨，在旅馆庭院的对面，有个阿拉伯人都要做祷告——这恰好是我准备入睡的时候。他的祷告声，像人们用盐水漱口时发出的声音，一连好几个小时，毫不间断。有时，我真想探头冲他大吼一声：“住嘴！”可有时又忍俊不禁。我站在窗口，看见他面带微笑，冲我点头示意。耳边的祷告声，不由让我想起儿时在美国南方，烟草拍卖商在闷热的仓库里拍卖烟草的声音。如今我离家七千多英里，打算把半辈子积蓄一股脑儿投到一个心血来潮的念头当中。是心血来潮，还是像一个刚刚坠入爱河的人，虽然忽喜忽悲，心情起伏，却笃定不渝？我这是怎么了？
每走出凉爽的旅馆到阳光慷慨的镇上溜达一次，对这个地方的喜爱也就多了一分。“运动酒吧”的室外餐桌，正好面对西纽雷利[2]广场。每天清晨，总有些农民在那座十九世纪的剧院台阶上卖农产品。我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他们高举着生锈的手秤称番茄。除了这座剧院，广场四周还有保存完好的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的宏伟建筑。人们可以随时起身走进剧院，说不定正好碰上上演《茶花女》呢。每天，我们都会走访拥有中世纪拱顶石门的伊特鲁里亚古城墙，穿梭于只有一辆菲亚特汽车那么宽的石板路，道路两旁布满文艺复兴时期或更古老的建筑；此外我们还流连于那条狭长的小巷和充满神秘气息的人行道。十四世纪砖砌的“逝者之门”仍依稀可见。据说，正门旁边的幽灵之门，是专为瘟疫中的死者而设的。当时的人们担心从正门抬出瘟疫死者，会招来厄运。我还注意到，这里的老百姓常把自家的钥匙留在门锁上。
旅游指南常用“阴冷”和“严肃”这类词形容科尔托纳，显然有失正确。科尔托纳的城墙、地势独特的山顶，以及笔直高大的石头建筑，突显出气宇轩昂的气势。走在广场上，就连房屋的投影在我眼里都那么棱角分明，如一个个规则的几何图形。不知不觉间，我也想昂首挺立。笔直矗立的建筑感染着每个人。这里的居民步履从容，身姿优美，用“挺拔”二字形容毫不为过。走在路上我时时惊叹：“快看，那女子真漂亮啊！”“看哪，那个男子多有风度！”“瞧，那简直就是拉斐尔画中的人物！”临近傍晚，我们又坐进酒吧喝咖啡。只是这一次，面对的是另一个广场。一个六十来岁的妇人，带着女儿和十几岁的外孙女从我们身边走过。三个人手挽手，不急不缓，阳光洒在脸庞上，令她们神采奕奕。阳光怎么能拥有这样的魔力，我大惑不解。难道是田里的金色向日葵将阳光反射到了她们脸上？眼前的三个女子如此平和、尊贵、赏心悦目，应该把她们的脸铸在钱币上才对。
就在我们啜饮咖啡的时候，美元却在急速贬值。每天清晨在广场上喝完咖啡后，我们都会跑去银行察看当天的汇率。如果你只是一名游客，打算在离境之前用剩余的旅行支票去皮革市场淘点东西，那么汇率的浮动与你无甚关系。可如果你正打算购买一座占地五英亩的农场，美元每下跌一里拉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我们的食欲也急剧下降，每下跌一百里拉，我们就忍不住计算一遍，把那个农场买到手，又需多花多少钱。我还极不理性地在内心换算，用这笔钱能买多少双鞋子。以往我在意大利的主要开销都用在鞋子上，这是颇为难以启齿的恶习。我曾带着九双新鞋凯旋而归：红色蛇皮平底鞋、凉鞋、海军鹿皮靴和几双鞋跟高度不同的黑色便鞋。
对于海外大宗汇款，不同银行收取的手续费不同。我们想多了解几家看看。在意大利兑现一张支票竟然费时数周，看来银行要赚取大笔利息了呢。最后，我们知道了其中的窍门。卡特医生急于成交，给距此地半小时车程的阿雷佐一家银行打了电话——他父亲和岳父都是这家银行的老主顾。过后他致电我们，“快过来，这儿不收手续费，而且按当日汇率牌价兑换。”
对卡特医生的精明，我们毫不吃惊：谈价的时候，他表现得似乎对金钱毫无兴趣，却开了一个高价，并且分文不让。据他说，这栋房子是他一年前从佩鲁贾的五个老姐妹手中买来的，想给家人当避暑别墅，但后来他们夫妇又继承了一处海滨房产，于是决定卖掉它。真是这样吗？还是他从几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手中低价买进，转手高价卖出之后再去买海滨别墅？我不得不佩服他的精明能干。
兴许是怕我们中途反悔，卡特医生打电话约我们在那栋房子里见面。他开着一辆阿尔法164，浑身上下意大利名牌阿玛尼，一见到我们就说：“还有一样东西值得一看，跟我来，我领你们去。”这句开场白就像是接过刚才未完的话头似的。他领我们走了几百英尺后，转向一条石头小径。小径两侧开满香气袭人的金雀花。奇怪的是，它竟然通往山上，沿着山脊蜿蜒爬升。没走多久，我们来到一个小山谷中，站在这里，二百度角之内的景色尽收眼底。向下望去，可以看到一条柏树林荫大道和一块块葡萄园、橄榄园。远处，一抹蓝色，那是特拉斯蒙诺湖；右侧，科尔托纳的红色屋顶在蓝天的映衬下，光彩夺目。卡特医生转身看着我们，一脸得意。石头小径至此突然宽了许多。“这条路是罗马人修的，直通科尔托纳。”太阳炙热地烤着我们，他却兴致大发，滔滔不绝地介绍起山顶的大教堂。他指给我们这条古道接下来的方向，还说它会直接穿过巴玛苏罗。
回到巴玛苏罗后，卡特医生打开屋外的一个水龙头，洗了把脸。“在这里，所享用到的矿泉水完全属于你们自己，对肝脏益处良多。”他这个人忽而友善热情，忽而高高在上。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双方对钱的问题都太过直接，或许是他认为我们这些奉公守法的美国佬，对待交易过于天真。他仍站在水龙头下，双手捧成杯状接水俯身去喝，压根不管考究的亚麻衣服在肩头皱成一团。“这么多水，够填满一个游泳池。”他接着说，“游泳池最好建在看得见湖的地方，从那里正好俯瞰汉尼拔打败罗马人的战场。”
山坡上那条覆满野花的罗马古道，让我们心神往之。以后的下午，我们可以沿着这条小径进城喝咖啡。随后，他又领我们看了一个古老的蓄水池。在托斯卡纳，水珍贵无比，通常是一滴一滴积聚起来的。站在蓄水池口拿手电筒探照，可以看到拱形石道，显然那是一条地下通道。我们曾在山上梅第奇古堡的蓄水池中，看到类似的拱道。当时要塞管理人员告诉我们，那是一条供撤退的秘密通道，从山上通至山谷，直达特拉斯蒙诺湖。在意大利人眼里，这些古迹似乎稀松平常。私人居然能够拥有历史遗迹，在我看来难以置信。
我初见巴玛苏罗的时候，就想立即把夏装挂进衣柜，将书籍摆在那扇面朝山谷的窗下。在马提尼先生位于下城区那间狭小昏暗的办公室里，我们和马提尼先生共处四天。办公桌上方挂着他的一幅戎装照，我猜是墨索里尼时期照的。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听得很认真，似乎我们操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等描述清楚理想的房屋，马提尼先生站起身来，戴上软呢帽，只说了一个字：“Andiamo.”（走。）尽管脚刚动过手术，他还是开车带我们在荆棘丛中左冲右突，穿行于根本不是路的路上，去看只有他才能找得到的房子。有的房子屋顶都坍塌了，离城好几英里，却价格不菲。其中一栋带有一个十字军建的塔台，可是女主人一见我们有意购之，竟然号啕大哭，当场把价格抬高了一倍。还有一栋紧挨着一间小鸡跑进跑出的农舍，院里堆满了生锈的农具，几头猪大摇大摆地来回走动，另有几头坐在小路上休息，可能是热得透不过气来了吧。另外一栋房子，需要请人开道方可接近，它藏身于黑莓丛和荆棘之后。我们只能透过窗户，瞅瞅里面的模样，因为门槛上盘着一条黑蛇，一直不肯离开。
我和埃迪送花给马提尼先生表示感谢，向他辞行。看到我们要走了，他满脸歉意。
第二天中午，我们喝完咖啡在广场上与他不期而遇。他说：“我刚碰到了一个从阿雷佐来的医生，他有房屋出售。”他特地强调道：“一栋十分漂亮的房子。从那里步行就可以到科尔托纳。”
“多少钱？”我们单刀直入，虽然知道他不喜欢别人直接询问价格。他只说了句“先看看再说”，就开车带我们出了科尔托纳，朝一条山道驶去。车子在白色的鹅卵石路上颠簸了好几英里，来到一条长长的斜坡车道前。我第一眼望见的是一个神龛，接着就是一栋三层房屋。房门的上方有一个扇形铁窗，两侧各种一棵高大而极富异国情调的棕榈树。在清新的阳光下，房子熠熠生辉，散发着柠檬黄、胭脂红和土黄色的光芒。我和埃迪屏息凝视，缓缓下车。寻觅了如此之久，终于找到了它，而它似乎也一直静候我们的到来。
“好极了，就是它！”我穿过杂草走向它时，开玩笑似的说。马提尼先生并不急于推销，只是跟以往一样陪在我们身边。生了锈的阳台铁栅栏上爬满了野玫瑰。双层房门的第一层轻轻一推便吱嘎作响，像是拥有生命。墙壁非常结实，其厚度如我一条手臂的长度，渗透着丝丝凉意。窗玻璃上光影闪烁。我用鞋跟抹去地上厚厚的尘土，看得出地板依旧光滑，完好无损。每到一个房间，埃迪都要把玻璃窗打开，再拉起百叶窗，美景逐一呈现：成排的苍松，连绵的青山，远处的别墅，幽深的山谷，真是令人陶醉。这套房子竟然还有两个浴室能用，虽然不够漂亮，但毕竟是浴室呀！而之前看过的许多房子甚至没有地板，带供水系统的更是少之又少。这栋房子已有三十年没人居住，看上去就像被施了魔法的花园，长满了茂盛的黑莓和藤蔓。我看得出马提尼先生正用乡下人的实用眼光审视地面。常春藤缠绕着树木，顺势爬向阳台。“Molto lavoro.”（要费很多工夫呀。）这就是他的所有评论。
这几年里，我们看了不少房子，有的是无意邂逅，有的需费尽心力才一睹芳容，像巴玛苏罗这样令人一见倾心的房子，却绝无仅有。可第二天当我们知道它的价钱后，不得不与它怅然作别，打道回府。
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常念叨巴玛苏罗的名字。我在镜前挂了一张它的照片，常常在它的花园和屋中神游。这幢房子似乎有所隐喻，但又那么真实，而地处异国，更令人平添了几分遐想。我呢，结束了一段从未料想到会结束的漫长婚姻，又开始了一段新感情，所以这栋房子将与全新的我休戚与共。我慢慢地走出了离婚的阴影，回首检视，发觉陪伴左右的不过这些：一个成年的女儿、一份大学教师专职（历经数年的兼职工作方才修得正果）、一笔数额不大不小的有价证券和一个有待创造的未来。离婚比死亡还令人难受，但我惊奇发现，多年来处于亲密家庭生活中的我此刻反而找回了自己。我迫切地想在另一个文化中审视自我，从而超越自我。我需要一些具体可感的东西，用它填补抛弃过去生活后留下的内心空白。恰好，埃迪与我一样，对意大利情有独钟，又与我一样是大学老师，每年享有三个月的暑假。有了这三个月，我们就有了探索、研究和写作的充裕时间。轮到埃迪开车时，他总把车子驶入那些迷人的羊肠小道。意大利的语言、历史、艺术和地理无穷无尽，要想充分了解它们，就是活两辈子也不够。是的，对于身处异乡的我也是如此。巴玛苏罗有它既有的作息规律和生活节奏，对我的新生活自然大有裨益。
熬到了春天，我给加州的一位女士打了通电话，她正要前往托斯卡纳推广地产生意。我让她替我查一下巴玛苏罗的情况，如果仍然待售，价格或许有所回落。一周以后，她同房主见面并从一家酒吧打来电话：“巴玛苏罗的确还没出手，但根据意大利人的独特逻辑，房价不降反升了。”接着，她提醒道：“美元又下跌了，再说，装修那房子相当费事。”
就这样，我们又回到意大利了。这一次，基于同样独特的逻辑，我下定决心要买下巴玛苏罗。毕竟，这笔交易唯一的缺憾就是价格。既然我和埃迪对周边环境、地理位置、房屋院落都很满意，如果只是这么一个小问题，我告诉自己：出手吧！
当然，那得花去sacco di soldi（一大袋子的钱）。要将多年无人打理的房屋和土地恢复旧貌，肯定是个大工程。房屋裂痕斑斑，墙体发霉；一列石墙摇摇欲坠，墙皮脱落；一间浴室臭烘烘的，而另一间仅存一个硕大的金属浴盆和一只破裂的马桶。
为什么我维修旧金山家里的厨房时心情恶劣，而此时却兴致勃勃？在旧金山，就是想在墙上挂幅画，都得凿落一堆灰泥。每次通堵住的下水道时，我都气鼓鼓的：为什么垃圾不能像朝鲜蓟的花瓣那样悦目，为什么污泥像旧金山海湾里的淤泥一样，层出不穷。
话又说回来，巴玛苏罗的优点不容忽视：房屋本身气势威严，旁边有一条古罗马小道，山顶有若隐若现的伊特鲁里亚古城墙，（是伊特鲁里亚呢！）近有蒙蒂西要塞，远有阿米亚达山，还有一条地下通道，以及一片栽了一百一十七棵橄榄树、二十棵李子树和数不清的杏树、苹果树、梨树的山地。水井边的那几棵无花果树枝繁叶茂。房前台阶边还有一棵高大的榛树。此外，它还紧挨着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城镇。不买下这栋名为巴玛苏罗的美宅，岂非愚不可及？
可是，要是埃迪或我被运土豆的货车撞了，没法工作怎么办？我在脑海里历数我们俩可能患上的疾病。我姑姑四十二岁时心脏病发作不治而亡，祖母年老失明，该死的可恶的疾病！要是地震了，把我所在的学校震塌了怎么办？根据政府公布的名单，我教学的那栋人文大楼，是州内最有可能被中级地震震倒的建筑之一。要是证券市场的股票一路狂跌又该当如何？
凌晨三点，我从床上跃下，冲进浴室，用冷水洗了脸后，又在黑灯瞎火中向床铺摸索，一不小心脚趾撞到了铁床架上。一阵剧痛从脚趾直抵脊椎骨。“埃迪，快醒醒！我的脚趾受伤了。都这时候了，你怎么还睡得着？”
埃迪坐起身来，打开床头灯，满面笑容。“我正做梦在院子里拔草呢！有鼠尾草和蜜蜂草。鼠尾草的意大利语是‘salvia’。”他笃定不疑，购买巴玛苏罗是个了不起的主意，那才是人间天堂。
我的一片脚指甲被撞裂了，快掉下来，只剩一点点儿连在肉上，下面的肉呈可恶的紫色，或留或去都让人不舒服。我忍不住喊：“我想回家！”
埃迪用创可贴包我受伤的脚趾，问：“你是想回巴玛苏罗，对不对？”
卖房的款项已经从美国加州汇出却还没到意大利。怎么会这样？我跑去银行咨询，钱一经汇出能否立刻到达汇入地。大多数银行职员冲我耸耸肩头作为回答。也许汇款被佛罗伦萨的总行滞留了。日子一天天过去，万般无奈之下，我给加州的经纪人史蒂夫打电话求助。因为当时酒吧正在转播足球比赛，我只能扯着嗓子大声喊。对方也喊着说：“你应该去查查原因，钱早就汇出了。难道你不知道，打二战结束，你那里已经换了四十七任政府了？这笔钱原本买的可都是免税且成长性最高的基金呀。你的澳大利亚债券升值了百分之十七。行了，la dolce vita（祝你们生活甜蜜）！”
蚊子[3]和干燥的热风结伴攻击旅馆。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直到被咬得多处红肿才勉强睡着。午夜时分，我醒来，起床打开百叶窗，探头看着窗外，脑海里想着其他游客熟睡时的模样——满脚是走碎石路磨出的水泡，手里还紧握一本旅游指南。现在，要打退堂鼓还来得及。只要把行李往租来的菲亚特上一扔，说声arrivederci（再会），便可扬长而去，到阿马尔菲海边玩上个把月，而后带着黝黑的肤色和一身轻松，掉头返美。临走前，还可以捎带几双凉鞋。时至今日，我还记得二十岁时爷爷给我的忠告：“做人要现实，别整天踩在云端上。”对我攻读诗学和拉丁语词源这样的科目，他气急败坏，认为那些都是毫无用处的废物。而如今我在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国家买一栋废宅，爷爷要是知道了，没准会脱下寿衣，爬出坟墓，找我理论。我们家可没有金山银山当后盾，禁不起任何差错。
为什么对房子这东西，我会如此沉迷？究其原因，是家族里的人很早以来就有一个共同的癖好：包里放的不是室内装饰品、彩色浴室方砖，就是七种不同颜色的油漆样本或印花壁纸小样。我们喜欢四面是墙的东西。当姐姐问我：“她的房子怎么样？”我知道她想问的是：“她这个人怎么样？”周末外出，哪怕就是去附近的地方，我也会从杂货店外抽取一张免费的地产广告，带在路上看。有一年六月，我和两个朋友一起在西班牙马略卡岛租了一套房子度假；还有一年暑假是在墨西哥阿伦德的圣米格尔一栋小屋里度过的，因为那里，我爱上了带有喷泉的庭院、从阳台垂至卧室的九重葛和朴实无华的马德雷山。在圣达菲度过的那个夏季里，我到处寻找当地的土砖房，想象自己是美国西南部人，用咖喱煮菜，戴花形绿松石首饰——借以体会一种全然不同的新生活，伺机做另一个自己。但一个月之后我离开了那里，而且再也不想重游此地。
我非常喜欢佐治亚海边的岛屿，孩提时曾在那里度过了好几个暑假。为什么不在那儿买一栋灰色老房子呢？那里的房子可都是用像是被海浪冲上海滩的木头搭建的。那里有棉地毯、冰冻桃汁，还可以把西瓜放到清凉的水湾中冰镇，夜里枕着窗外的滚滚涛声入眠。我的姐姐、朋友以及她们的家人，要去看我也很方便。但我内心清楚，只要仍旧逡巡于旧日的足迹，就无法获得新生。虽然我难忘已知的东西，但更钟情于未知的惊奇。意大利对我具有无穷的魅力——何不想想《神曲·地狱篇》开篇中的发问：人要想成长，应当付出怎样的代价？我的父亲，就是那个古板教条、节俭成性的祖父的儿子，给我的忠告，我也得铭记在心：咱们的家训是不在家便远行；坐不起头等舱，就哪儿也别去。
我躺在床上，那种熟悉的感觉又涌上心头，我知道答案近在咫尺！就像十岁时喜欢玩的算命游戏，将八个黑球放到瓶子里就能找到答案。每每进退维谷，我都感觉得到，总有一个主意或解决方法，正穿过污浊的水面徐徐上升，随后整个世界清晰如白纸。我喜欢现在这种等待的心情，这是一种从一片混沌到澄澈清醒时身体和心理的正常状态。
要是你根本就感觉不到这种不确定性呢？透明的白纸问道。难道你从不疑惑？干吗不把“不确定感”命名为“刺激”呢？当第一缕镶着金边的紫色霞光露出天际时，我把头探出宽大的窗户，发现那个阿拉伯人仍在酣睡。眼前起伏的景色，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那么宁静美好。蜜黄色的农场安卧在山谷的怀抱中，仿佛一块块新鲜出炉的面包。我知道，这些山脉都是在侏罗纪时期因地壳剧变而慢慢隆起的，一座座圆圆滚滚，仿佛一双巨手揉搓而成。太阳逐渐明亮，大地的柔光也出现了变化：原本笼罩大地似美钞的绿色，渐渐稀释成奶黄色；而天空则如盲人的眼睛一片湛蓝。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对色彩的把握实在精准。我从不认为佩鲁吉诺、乔托、西纽雷利等是写实派画家，但他们画中的背景，确实跟游客在此地亲眼目睹的毫无二致。在他们的画中，柏树被画成暗黑色，只为突显目之所及处每个物体的轮廓。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科尔托纳博物馆中的一幅油画里，金发小天使的红靴子那么鲜亮，为什么圣母身上的蓝衣色彩那么明艳。原来，这样的景色和光线下，所有物体都如此浓郁，就连晒在我窗下的红浴巾，都娇美艳人。
试想一下：如果夜幕永远不会降临，如果天空一直明亮，如果巴玛苏罗能在三年内修缮一新……我们就能拥有自己品牌的橄榄油，就能拉上薄薄的亚麻窗帘美美地睡午觉、在食品架上放置成罐的李子酱、在菩提树下摆张长桌享受美食，就能挎上摞放在门口的篮子，到田里摘番茄、芝麻菜、野茴香、玫瑰花和迷迭香。生活在这样新奇的环境里，我们会变成什么模样呢？
汇款终于到了，账户也开好了，银行却又没有支票簿了。偌大的一家银行，在意大利黄金区域拥有数十家分行，竟然没有支票！“下星期也许有吧。”拉古琪女士说，“但现在没办法。”我们俩气坏了。两天后她又打来电话，说：“我可以给你十张支票。”支票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在我们美国的家中，支票都是成箱放的。拉古琪女士把支票包好递给我们。她穿着紧身T恤、紧身裙，双唇湿润微翘，肌肤光滑鲜亮，漂亮得不得了。手腕上戴着非常精致的用方块缀成的黄金项链和镯子，每在支票上盖一次账户号码戳，它们就叮叮当当响上一阵。
“好漂亮的首饰，我真喜欢。”我说。
“这儿只有金子。”她颇为沮丧地说。对阿雷佐的古墓和广场，她早已腻烦，倒是美国加州让她颇感兴趣。每次看到我们，她便两眼放光，热情地招呼道：“来啦，加州人。”这家银行有点超现实主义的味道。我们坐在营业厅后面的银行办公室里，一个男职员推着一辆装满金条，准确地说，是小金砖的推车走了进来。四周没有警卫。另一个穿着朴素、工人模样的男职员取出两块金砖，放入一个脏兮兮的马尼拉袋子中，提着袋子径自走出银行，将它们送往某个地方。难道这就是意大利的“武装押运”？多么高明的便衣行动啊。再来看看我们手中的支票，上面没有盖像船只、棕榈树或马车夫的印章，没有名字、地址、驾照、社会保障号码。拿着这些浅绿色的、似乎是二十年代印制的支票，我们异常兴奋。因为有了银行账户，就多少有了点儿意大利的公民权。
终于我们又回到了公证人的办公室，办理最后的成交手续。手续办得很快。办公室里每个人都在说话，却没人在听。我们压根儿听不进那些天书似的法律条文。屋外，有人在用电钻打洞，可我觉得他正对着我的脑袋打洞。条款中好像有什么“两头牛”、“两天”这样的内容，伊恩暂停翻译，解释道：按照意大利十八世纪的法律习惯，一块地的面积是用两头牛需要耕多少天来计算的。照这么算，我买到的是一份“两头牛耕两天”的财产。
我开始填写支票。在填“百万”的时候，手僵硬得不听使唤。结婚多年来一点一滴积攒的那些证券和股票，本来是为了老有所养，怎么像变魔术似的，一下子变成了一片山地和一栋空荡荡的大房子呢。我想起了在加州住了十来年的玻璃屋，房子周围种了金橘、柠檬、山梅和番石榴，有一个清澈的游泳池和布满垂柳鲜花的庭院，而这一切却渐渐模糊起来，像是从望远镜里看到的景致。用阿拉伯数字填写“百万”可得注意了，绝不可以掉以轻心。埃迪站在我身旁，仔细核对写了几个零，担心我一不留神把“百万”写成了“千万”。他用现金支付了马提尼先生的中介费。马提尼先生自始至终只字未提费用，是我们从房主那儿打听到该付总价的百分之几给他的。他非常高兴，好像收到了一份大礼。他做生意的方式有点不合常理，但令人愉快。
我们与在场的人一一握手告别。卡特夫人的嘴角是不是挂了一丝狡黠的笑意？我们本以为合同会用古体字写在羊皮纸上，原来那只是白日做梦。女公证人正打算外出度假，她说走之前会尽力将正式文件办妥。马提尼先生说了句：“Normale.”（应该的。）我注意到，这里的人们经常说这个词儿。一大堆合同、契约、文件一样也没弄清楚。下午，我们离开公证处走进炎炎烈日中的时候，只拿到了两把沉甸甸的铁钥匙。它们比我手掌略长一些，一把打开那扇生锈的铁门，一把打开屋子前门。与我以前拿到的任何钥匙都不一样，想配备用钥匙似乎不大可能。
楼下，吉塞普站在自己的酒吧门口，向我们挥手示意。我们告诉他买到了新房子，他急切地问：“在哪儿？”
“巴玛苏罗。”埃迪说了房子的名字和具体地点。
“哦，巴玛苏罗，una bella villa（很美的别墅）！”小时候他去那儿摘过草莓。尽管现在是下午，他却硬把我们扯进酒吧，斟上格拉巴酒，然后大声喊：“妈妈！”他母亲与妹妹闻声从里屋走出，举杯向我们祝贺，七嘴八舌地发表高见，称我们为stranieri（老外）。格拉巴酒性极烈。我们用女公证人喝咖啡的速度，一杯杯往肚里灌。离开酒吧的时候，我们俩都走不稳了。尽管车里热得像比萨烤箱，我们打开车门坐进去时，依旧忍不住大笑不止。
在前往公证处办理成交手续之前，我们已请了两个女清洁工、订了一张床差人送到巴玛苏罗。此时，我们在镇上买了一瓶冰镇普罗赛柯，经过小市场的时候，又买了点儿腌南瓜、橄榄、烤鸡和马铃薯。
这一天我们忙了不少事儿，又多喝了几杯格拉巴，回到巴玛苏罗时头昏脑涨。清洁工安娜和卢西卡已把窗户擦洗干净，地板上的灰尘和天花板上的蜘蛛网也已清除殆尽。二楼那间带砖露台的卧室窗明几净，新床上铺好了蓝色床单，露台门敞着，菩提树上的布谷鸟和野金丝雀的叫声清幽可闻。露台上还有几朵粉色玫瑰没有凋谢，我把它们采下来，插进两个古色古香的奇扬第酒瓶中。拉上百叶窗的房间里，四壁粉白，地板打了蜡，床上铺了新床单，窗台上摆放着略带甜味的玫瑰，在一盏四十瓦电灯的照耀下，整洁得如同圣方济各修道院的密室。在我眼里，它就是世上最完美的屋子了。
我们冲了澡，换上干净衣裳，在静静的黄昏下，坐在田里的石头墙上，端着辛辣的普罗赛柯，为彼此和新房子干杯。普罗赛柯之于我们就像液体空气，不可或缺。接着，我们为道路两旁的柏树、邻居田里的白马、远处专为教皇来访而建的别墅一一干杯。我们把橄榄核抛进田里，希望来年能够长出小橄榄树。晚餐美味极了。夜幕降临之时，一只仓鸮掠过头顶，就连它拍打翅膀的声音都清晰可闻。它飞到一株黑洋槐上，发出几声怪叫，是在同我们打招呼吧。北斗星悬在房屋上空，像是要往屋顶倾倒什么似的。群星现于天幕，清晰得如同一张星座图。一直住在灯火通明的都市，我都忘了星星的存在。如今它们就在头顶，闪闪烁烁。及至天色全黑，我们发现银河正好在屋顶上空。长长的银河，如同一条突然抛至天空展开的白练。埃迪很喜欢耳语，此刻，他俯在我的耳边轻问：“还想回家吗？这里能算得上一个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