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莫利和我都觉得马泰阿诺德是我们认识的人当中最有趣的一个。他绝对是个“活宝”—这是唯一能用来形容他的出场效果和说话方式的词。即使他不苟言笑的时候也令人忍俊不禁。
好像是在1880年，他与我们一起在南英格兰坐马车旅行，同行的还有威廉布莱克和埃德文A.艾比。当我们路过一个美丽的小村庄时，他问我是否能让马车停上几分钟。因为这里是他的教父基布勒主教的长眠之处，他想他应该去拜谒一下他的墓。他继续说道：
“啊！亲爱的，亲爱的基布勒！我在神学上的见解让他非常伤痛，这也让我觉得悲痛。但尽管我让他非常的伤心，但他还是我亲爱的朋友。他千里迢迢地赶到牛津，选我为英文诗歌教授。”
马泰阿诺德在神学上有他独特的见解。随着时代不断地进步，人们慢慢地已经能接受他的观点。在今天，他的教义观几乎已经不会再被谴责。如果有一个特别虔诚的教徒的话，那就是马泰阿诺德了。他从来不会说任何不敬的话语，但是他曾经有一个短句是反对超自然力量的：“反对奇迹存在的人虽然非常少，但它们确实是不可能发生的。”
1883年，他和他的女儿（即现在的威特瑞奇夫人）在纽约时是我们家的常客。他们还经常到阿尔勒格尼蒂山居区拜访我们，所以我老是能看到他，但老觉得见不够。我的妈妈和我曾经驾车带他出席了他在纽约的第一次公开讲演。那次演讲不怎么成功，因为他缺乏在公众面前的很好的表达能力。当我们回到家后，他说的第一句就是问：
“好了，你们怎么评价？告诉我！我能当个演讲家吗？”
我非常希望他能够成功，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除非他已经找到感觉了，否则就不要再继续这样的演讲了。他必须找一个演说家来教他一些演讲的要点。由于我的强烈要求，他同意了。在我们说完之后，他转向我的母亲说：
“现在，亲爱的卡内基夫人，他们都已经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了，但我还希望你对我在美国的第一次演说发表意见。”
“太死板了，阿诺德先生，太死板了。”我母亲慢慢地、温柔地说道。阿诺德先生后来偶尔提起这句话，说当时这句话给了他当头一棒。当他结束西部之旅回到纽约之后，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他的嗓音完全能够抵得上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的水平。他还遵照我们的意见，在波斯顿跟从一位演说艺术教授学习演讲，从这以后，一切都发展得很顺利了。
他很想去听著名的传教士比彻先生的演讲，于是一个星期天
的早上，我们动身前往布鲁克。我们提前告知比彻先生我们的到访，以便让他在举行完布道仪式后能与我们见面。当我把阿诺德先生介绍给他时，比彻先生非常热情地欢迎了我们的到来，并表示很高兴能见到久闻的在精神领域很有名的阿诺德先生。
1887年，阿诺德到我们在苏格兰的家中做客。有一天我们谈到运动时，他说他不打鸟，他不能猎杀任何有翅膀的、在湛蓝的天空中翱翔的动物；但是，他补充说，他不能放弃钓鱼。他告诉我们一个公爵一年给他两三次一整天的钓鱼时间，说到这儿的时候他显得很高兴。我忘了这位公爵到底是谁了，但是他的名声好像不太好。我们问他怎么会跟这样一个人有密切的交往。
“啊！”他说，“一位公爵总是个人物，一个名流，和他的学问和品行不相干。我们都是势利小人，几百年的时间让我们变成了势利小人。这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无法改变。”
他微笑着说了这番话，而我对他所说的话持保留态度。他自己本身就不是势利小人。
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从没有写过莎士比亚作品的文学批判。他说他早就有这个想法了，但是他总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去写有关于莎士比亚作品的任何东西，更别提去评论和批判了。他认为在这方面他还不能做到。莎士比亚的作品太重要了以至于不适合用任何文艺评论的原则去批判；或者极有可能是因为他很欣赏莎士比亚卓越的天才般的写作技巧，而导致他一直都回避评论莎士比亚作品这方面的主题。在他对莎士比亚作品无比地称赞后，我告诉他对此我早有准备，我给他念了他曾写的14行诗，唤起了他的回忆：
莎士比亚
别人容忍我们的问题。你的作品是自由的。我们不停地追问—你依然微笑不答，渊博的知识。像崇高的山岭，那个被废黜王位的君王，
在海里踏着坚定的步伐，让他所停留的地方成为天堂，他所在的地方被乌云笼罩，寻找死亡；而你，你是我们的星星，我们的阳光，
……
不朽的灵魂需要忍受所有的痛苦，不再软弱，不再悲痛，去寻找胜利的唯一呼声。
我认识邵先生（乔什比廉斯），希望阿诺德先生—这位和蔼可亲的传道者—能见一见那块未经加工的钻石—虽然粗糙，但仍旧是一颗钻石。幸运的是，一天早上，乔什来温莎酒店看我（我那时就住在那儿），于是见到了阿诺德，并表示了他的仰慕之情。我说：
“你今晚要和他一块吃晚饭。女士们都出去了，只剩我和阿诺德两人一起吃了。”阿诺德先生非常渴望听邵先生讲一个演说家是如何吸引他的听众的。
“好的，”他说，“你不能让他们笑那么长时间，否则他们会觉得你在笑话他们。在逗乐了听众之后，你必须开始认真起来，转入正题了。例如，‘生命中有两件事情是人们没法预先准备的。谁可以告诉是什么呢？’然后有人大喊‘死亡’。‘好，谁还有另外的答案？’有人说财富、幸福、力量、婚姻、税收。最后我开始严肃地说了：‘没有人能说对第二个答案，这世界上有两件事情是人们没法预先有准备的，他们就是—双胞胎。’然后整个屋子都被笑声震动了。”阿诺德先生也做到了。
“你要一直持续编出新的故事吗？”阿诺德先生问道。
“是的，一直。除非你有新的故事否则你不可能一年又一年地演讲，有时候这些也有不起作用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我非常肯定一个故事将能博得满堂喝彩但却失败了，我觉得它没能起到它应有的功效，这全是因为我没有找到一个绝对必要的词。在密歇根州时我整夜坐在燃烧的炉火前，突然我想到了一个词，而且我知道这个词肯定能起到非同凡响的效果。我后来在孩子们中试验了，果然效果很好，比以前我所用过的词产生的效果维持得都要长。”
我发现在环游世界的旅程中，其他宗教的经典不再是没有用的渣滓，而是对他们的传说进行必要的积累而成的。我记得阿诺德先生说过《圣经》也应该被这样处理。孔子和其他的能够让世界更美好的经典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后以“语录”的方式成书的。他们的信徒没有让蒙昧时代的糟粕出现在经典当中。
我们对事物应该做筛选，并只用筛选之后的部分。在这一点和其他的很多方面，阿诺德—我非常感激我能认识他并觉得非常幸运地与他成为朋友—是一个超越了他所在时代的真正的老师，是一个主宰“未来和它的未知事物”的最伟大的富有诗意的老师。
我把阿诺德从阿尔勒格尼山的避暑山庄上带下来去观看黑烟蔽日的匹兹堡。在从埃德加汤姆逊炼钢厂到火车站的路上，有两段台阶通向一座桥，第二座比较陡。当我们都已经走了四分之三的路程时，他突然停住，气喘吁吁的。他靠在横杆上，把手放在胸口上，对我说：
“啊！这总有一天会要了我的命，就像我父亲那样。”
我那时不知道他的心脏不好，但是我永远忘不了当时的那个场景。过了不久，我收到了他突然去世的消息，在英国他曾经尽力去回避的那道槛，这使我痛苦地想起他曾经对自己命运的预言。我们损失巨大。我所知道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他更能配得上伯恩斯记的《圣经》中参孙的碑文：
他疲倦的肉体在这安息：
阿门，虔诚的人们，宽恕他吧！
如果诚实可以配去天堂，
那么天堂离他不远了。
1882年，我和赫伯特斯宾塞，还有他的朋友劳特先生结伴从利物浦前往纽约。我有一封莫利先生写的关于他的介绍信，但是我之前在伦敦就已经认识这位哲学家了。我是他的门徒之一。作为一个旅行老手，我担负起了照顾他和劳特先生的责任。整个航程期间，我们坐在一块儿。
有一天，我们谈起了第一次见到伟大人物时的印象这个话题—他们是不是和我们想象中的一样？每个人都谈了自己的经历。我自己的经历则是我想象中的和亲眼见到的差别很大。
“噢！”斯宾塞先生说，“以我为例吧，也是这样吗？”
“是的，”我答道，“你与我想象中的导师差别很大，我觉得你应该是沉着冷静的哲学家，像佛一样，对所有的事情都无动于衷；我做梦都想不到你在柴郡奶酪还是切达奶酪的问题上是如此的激动。”那天，他暴躁地推开柴郡奶酪，向乘务员大喊：“切达奶酪，切达奶酪，不是柴郡奶酪，我说的是切达奶酪。”这是一个圣人不可能发出的叫声。他在他的《航海传记》中提到过这件事。
斯宾塞喜欢听故事，而且很爱笑。尤其喜欢与美国有关的故事，我也给了他不少，经常能引起他的爆笑。他非常渴望多了解美国西部的事情，那时这个地区正吸引着欧洲人的关注。我给他讲过一个有关于得克萨斯州的故事，让他乐不可支。有一个移民失望地从得克萨斯州回来，被问及关于那块当时还很贫瘠的土地的情况时，他说：
“我对得克萨斯的所有感觉就是如果我拥有了得克萨斯，我就……把它卖了。”
今时不同往日！得克萨斯现在拥有超过400万的人口，据说1882年它的棉花产量比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总产量还要多。
斯宾塞先生美国之行的高潮发生在德谟尼克家为他举办的宴会上。我开车送他赴宴，看到这个伟大的人非常紧张。他对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除了他要演讲。我觉得他以前很少在公共场合讲话。他巨大的恐惧将使他说不出任何对美国人们有利的东西，而第一个对他的作品表示欣赏的正是美国人。他可能参加过很多宴会，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有那么多卓越的社会人士来参加。这是盛大的聚会，这些杰出人士给斯宾塞的赞美是独特的。宴会在亨利沃德比彻的总结致辞中达到了高潮，比彻转向斯宾塞，说：
“我的父亲和母亲让我拥有了生命；而你，先生，你让我拥有了智慧。在关键时刻，你给我指明了通过充满沼泽的泥地的安全道路，你是我的老师。”
这些话是用缓慢的、庄严的语调说出的。我不记得曾经有注意到内心深处的感觉；明显地，他们都是深受影响的人。这些话让斯宾塞先生非常感动，就此大家给予了许多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