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老天专门考验我的诚心，路上又遇到了大雨。班车行进到固原地界一个名叫苦水河的地方，路被洪水冲垮了，来往的车辆只好停在公路两边。
雨还在下，看来，一两天要把道路修通是不可能的。满车的人自然都很焦急。有些有急事的旅客便急得哭了起来。有一对回民中年夫妇，他们去银川看病，家中只丢下两个孩子，大的七岁，刚上学，小的只有四岁。他们是托给邻居照看的。说好了今天无论如何也要赶回去的，可是路这一断，车走不了，他们就焦急万分。我看在眼里，也急在心上。于是我就掏出手机，“病急乱投医”，拨打了110、119、114和120，请求援助。最后通过司机得到了固原运输公司的电话，打电话要求他们公司想办法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公司还算重视，答应马上派出车子接应，也请有关建工队援助搭桥疏通。车上大家的情绪便稳定下来。不一会儿，运输公司派的车辆果然来了，停靠在断路的那一头。他们带来了麻绳等工具，费了好大劲才把麻绳抛了过来，我就发动车上的年轻人，在车上找了钢钎，打了桩子，把绳索拴结在两头的钢钎上，组织年轻人照顾老弱病残和妇女小孩，攀着绳索淌水过岸。其他人都陆续到了对岸，倒也比较顺利，但是那对看病的回族夫妇却不敢行动。男人有恐水症，一看到水就发晕，女人又患重病，不能沾凉水的。我只好脱了长裤，背他们趟水过河。我让那男人等着，我先背了女人，请另一个小伙子跟上照顾她。好不容易淌过了洪水，把她背到接应的班车上。当我叫了那个小伙子回头再淌河去背那男人时，不想洪水又涨了，我们几个人也不敢冒险，只能一边等待洪水降落，一边不停地打119求援。结果等待了大约一个小时，消防队员终于赶来了，是他们把我们几个人接了过去。他们也把两边停靠的其他班车上的人员一一接到了对面。缷了客人的班车和卡车，就只好调头返回去了。
后来，报纸和电视在报道这次事件时，也提到了我。表扬我在这次暴雨和洪水中旅客的转移接应中起了组织联络作用。那对看病的回族大哥大嫂也连声道谢，他们硬要我说出名字和住址，他们也好改日登门道谢。我婉言谢绝了。
我们又在固原住宿了一夜，当第三天我们回到家乡时，发现进山的路也被洪水冲断了。我们只好沿着人们临时挖的踩窝，艰难地上了山，进了村。
这次暴雨造成的灾害不轻。眼看丰收的庄稼被山洪冲得倒伏的倒伏，冲走的冲走，山地被冲得绺绺道道的，黄泥塞满各个路口，村里的小路也一段一段地被冲断。我和秀秀顾不得歇脚，就投入抢收庄稼的劳动。
天气晴了，被冲坏的成熟的庄稼胡乱抢收了一些，还没有成熟的就做些撑扶。一个现实问题就成了村里人共同的话题：村里和下山的路被冲断了，得修啊，总不能一直这样撂着？一天两天可以凑合，可是时间一长就不行了。人们要出行，生活用品要从山下的集镇往来运，山里的农副产品也要运送下山出售换钱。村干部也有些坐不住了，就挨家挨户叫人修路。可是大多数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在家的人不是年龄大，就是妇女，有些身体还有毛病，不能做重活。村干部周四喜动员了几天，收效甚微。
好多天过去了，路还是没有人修。有些人连吃的面也没有了，有人便背上几十斤粮食到山下去磨，有些人不得不收拾原来丢弃的石磨子，套上牲口拉磨子推一点面做饭吃；有些人干脆上顿下顿煮洋芋、玉米吃。实在想吃面了就炒点粮食，在案板上用石头研细烧汤喝。这哪能成？
村干部叫不来人，客观原因是叮当劳力少，其实主观原因是大家都不愿意出工。即使涉及到自身利益，也是消极怠工。或者有几家出了工，看到别人都不出工，也就不去了。消极怠工的原因，主要是村干部多年来服务不到位，上面下来的好处，比如说扶贫款、什么补贴款和其他好处，都被他们私占了，没有到人到户，而出力活却要大家干，人们心里就不乐意，抵触情绪就占了上风。
怎么办？我不能眼看着乡亲们受困吧？再说，我的三轮车也要跑运输啊？不为别人，也得为自己吧？其实我跑车也不完全是为我自己，而也是有意无意地为乡亲们服务的——为他们拉货，把他们的产品带到集镇或县城销售，有时也拉病人就医。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带着秀秀、虎子，叫上亲戚，还有正林，几个人开始修路了，父亲也带了铁锨加入了我们的修路行列。其实秀秀已经怀孕几个月了，我是不让她参加劳动的，可是秀秀却非要去的，她的意思是，她这样的身子带着工具修路，是给别人看的，她只是做做样子，不会真下苦力劳动的。我为她的这一想法感到欣慰，一向老实巴交的她，经过了一些事情，也变得精明了，会想事了，觉得这是她的一大进步。
我们先从村里的小路修起，一天时间，便把一段主要路段修整好了。当我们第二天吃过早饭又上工时，呼啦啦一下子来了三十多人，连郭大叔七十多岁的老娘也来了。村道很快就修通了。剩下半山腰通往山下的那条路，工程大，光凭人工三天五天是修不好的。经人提醒，我试着给早年认识的城郊建筑公司的王老板打了电话，请他来帮忙，工钱我会想办法给他们的。结果王老板答应得很爽快，第二天就派了两台挖掘机、两辆翻斗车开到山下。村里乡亲们得知这个情况，都很高兴，人员又增加了几位，马立民、腊秀花、穆萨几个回民也来了。在西面山庄的王志刚也开着他的三轮车来了。众人拾柴火焰高，三天时间就修好了路。王老板还让建筑公司的车拉了几车沙子铺了路。公司只是象征性地收了三千元汽油钱，没有要工钱。王经理说，以后多动员民工加入他们的建筑队就是了。这三千元的汽油费是我垫付的。可是后来就没有人管了，我只好自己出了。人常以“修桥补路”来形容做善事、好事。就权当我做了善事吧？
路修通了，我的心情也畅快了许多。觉得应该静下心来读点书，写点东西。晚饭后，秀秀收拾锅灶，伺候孩子们睡觉，我就伏案写起这些天来的感慨来。我顺手写了几行《你回来》的句子：
大山说，有钱没钱你回来，回来就有钱。
溪水说，家穷家富你回来，回来就会富。
田园说，得意失意你回来，回来就得意。
场院说，水路旱路你回来，回来路畅通。
道路说，行走坐车你回来，回来就有车。
杏树说，有情无情你回来，回来就有情。
我回来了吗？
我回来了吗？
回来了，却还没有回来。
因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通过这次修路，我在村里父老乡亲们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起来，称赞之词不绝于耳。有人还跑到乡镇，找乡上的领导，让我当村干部。这一提议，再加上报纸广播对我的报道，官方也注意到了“彭飞”这个人。驻村干部老靳就来村上动员我担任村主任兼任会计。村主任其实就是村长。说是村长，其实由我主事，因为村支书年龄大了，也多时不在家，在华西村女儿那里居住。一开始我并不愿意，一是我的心其实没有在村里，一直在外面，当了村干部就拴住了。二是我父母坚决不同意。当过村支书的父亲深知村干部的麻烦，他仍然以为我年轻，不成熟，不放心让我当。但是我的老丈人——秀秀的父亲却很热心，一直鼓动我来当。他的理由是，近年来上面给的各项款子不少，村干部和亲戚多是沾“近水楼台”之便宜，不像前些年我父亲他们担任村干部时那样，只下苦受罪，得罪人，没有现在那样多的好处。而秀秀的意见是：随我。我想当就当，不想当就不当。思来想去，还是不当者为好。可是乡亲们不行，三三两两地三天两头往乡镇上跑，非要让我当不可。乡上也觉得我们村应该有一个差不多的年轻人来主事，挑来选去，还是觉得我合适。老靳看我态度坚决，就上门做我父母的思想工作。
老靳是个能说会道的人，他先是表扬一番父亲当村干部时的公正、能干，说是乡镇和县上领导如何信任，群众如何拥戴，现在如何怀念。又说我如何能办事，头脑如何灵活，人缘如何好，群众如何信任。还用党性原则来打动父亲。父亲是老党员，他一向开口闭口不离党的路线，党性和党恩也常常挂在嘴上，这一点老靳是了解的，他就抓住这一点，往他孤独的心上戳。最能打动父亲心的一句话便是：“你家彭飞当了村干部，其实也是子承父业，可以继承你这老党员的工作作风，为群众办好事，赢得群众拥护啊。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有些人想当还当不上哩。”
这样一说，说到了父亲的心坎上。父亲就非要我当这个村主任不可。说是不要让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一片信任之心。还说：“靳干部说得对，有些人巴结领导，想当还不放心他当哩。现在有好多人用钱买官当，据说一个村干部也得花好几万元哩，人家看重你，一分钱也不花，你就当去吧？”随后他又说：“不过，当上了可不要像有些人那样鱼肉百姓，要像毛老人家说的那样，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其实也就是《弟子规》里说的“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和“能亲仁，无限好，德日进，过日少”。只不过，毛老人家所说的“人民”的另一面还有个“非人民”因素，而《弟子规》里说的“人”是泛指所有人类。
要说“为人民服务”，我的心里还真有所触动。乡亲们太老实了，太可怜了，一年四季，起早贪黑，把东山的日头背到西山，寒暑易节，始以返焉。可是得到的回报却与他们的劳动不成正比例。按说，党和国家对老百姓是够关心的了，从低保到医保，从扶贫到救助，从免征农业税再到发放种粮补贴，从孩子上学的“两免一补”到各类扶持赞助，还有一系列的优惠扶持措施，办法想到家了，爱心也献到家了。可是能到他们手中的又有多少呢？村上以各种名目，三扣除两扣除，所剩就寥寥无几了。
自己不是要决心洗心革面，归心于民吗？这倒是一个机会，我就答应了。
老靳说是还要履行选举程序。他笑着说：“既然大家都异口同声地推荐你，选举应该不成问题的，你不用拉票了。”
果然，后来在召开村民大会选举时，我的得票只差三票就是满票。应到二百二十五人，实到一百八十三人，得票一百八十人。这不同意的三票，我自然知道是谁的，一票是秀秀的，一票是金静波的，还有一票是周四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