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
姓名：曹髦，字彦士
籍贯：安徽省亳州市
出生：公元241年
卒年：公元160年
享年：20岁
谥号：无，史称“高贵乡公”
庙号：无
父亲：东海定王曹霖
母亲：无考
继位人：曹奂（常道乡公）
最得意的事情：没有
最失意的事情：有皇帝之名无皇帝之实
最不幸的事情：曹芳废后被选为皇帝
最痛心的事情：曹氏势衰，社稷沦丧，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最擅长的事情：善画人物史实，有《祖二疏图》、《盗跖图》、《黄河流势图》、《新丰鸡犬图》、《放陵子黔娄夫妻图》等传世。
非正常死亡方式：不甘心被操纵，发兵讨伐司马昭，战死
存照——
曹髦就义的时候，刚刚二十岁。
“就义”这个词用在这里可能有点怪异的感觉，怎么能够用“就义”这个词来描述一个帝王的非正常死亡呢？我想，据曹髦死时的情况心态而言，没有比“就义”一词更为贴切的。曹髦在我的眼里，不仅是一位年轻的皇帝，更是一个敢于捍卫自己尊严的高贵的烈士。
烈士者，已然阵亡。这对于一个不甘卑下的灵魂来说就已足够。
按理说，二十岁的年纪正值青春年少，是人生当中奋发有为、锐意进取的阶段，尤其是对一个帝王来说，二十岁正是亲政的年龄，开始依靠手中的权柄，按照自己的理念设计帝国。然而，在别人看来刚刚开始的年龄，对曹髦来说，竟是难以承受的结束。
曹髦的一生就像昙花一样，匆匆绽放，草草收场。有人质疑，这样的人生，贪图一时的反抗的快意，忽略生命本身的庄严和神圣，所作的牺牲不是无谓的吗？
难道苟活下去就是真理吗？这样的质疑者应该受到鄙夷。苟活不是生活的常态，反抗才使生活精彩，因为生活中的压迫太多。曹髦不想做傀儡，不想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他的所作所为清晰地证明了他的存在，宛如流星，虽然短暂易逝，但人们对它燃烧天际的闪亮的弧线记忆犹深。曹髦的存在不是默默无声的，不是可以任意忽略的，不是向人乞讨的，而是轰轰烈烈的用鲜血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曹髦是个悲剧人物，而种子早已种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曹髦血流遍地，很大程度上却是一个无辜者。
曹髦的死，有一个人难托关系，那就是臭名昭著的司马昭。曹髦甫一登基的时候，虽然司马懿已老死，连司马师也撒手人寰，但司马氏已然做大。魏国的大权操于司马昭之手。曹髦生活在司马昭的巨大阴影中，终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他不想做齐王第二，也不想无所作为苟延残喘，于是他选择了反抗，选择了流血。
齐王是谁呢？齐王叫曹芳，是魏明帝曹睿的养子。关于曹芳的出身，《三国志》中讳莫如深，只说“宫省事密，莫有知所由来者”，意思就是说曹芳的出身没有一致的官方口径，究竟是私生子，还是由小宗过继而来，后人不得而知。好在曹芳的何种出身并不妨碍被司马家废掉的结局。
司马氏一直都充当着谋逆者的角色。只是曹操尚在的时候，司马懿父子有所忌惮，不敢有露骨的表现。他们对曹操表示绝对效忠，使得曹操失去戒心，对司马氏的做大疏于防范。但曹操只有一个，他的子孙们却一代不如一代。曹操死后，他的后人没能节制司马氏势力的扩展。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没能发觉司马氏的野心，进而不能解除司马氏的兵权，成了曹操临终时的败笔。
但如果因此否认曹操的巨大的影响力，是没有道理的。曹操的余威一直震慑司马懿在有生之年不敢造次。司马懿不得不走曹操的老路。当年，僚属们都劝曹操称帝，曹操却说，你们这些人是要把我放在火炉上烤，假如天命在我，我愿为周文王。群僚会意，曹操始终不愿背负篡逆者的臭名。司马懿也是这个意思。不过他不是不愿，而是不敢。曹操死后，文帝曹丕、明帝曹睿尚未失去威权，臣下也没有离心离德，故司马懿至死也未袒露心迹。
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子的心思儿子们都懂，而且深以为是。司马师和司马昭的野心比他们老子还大。
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司马懿父子并不是一开始就处于魏国的权力中枢，而是经过长期的摸爬滚打而实现的。最初，司马懿不过是个武将，长期领兵在外，并不参与中央决策。但在漫长的戎马生涯中，司马懿卓越的军事才能使他脱颖而出。他以军功不断晋升，慢慢地掌握了魏国的兵权。
最终使司马懿进入权力中枢的核心层的是明帝曹睿。曹睿临死的时候，托孤司马懿。他对司马懿说，“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爽辅少子，吾得见君，无所恨”。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有两层。第一，司马懿得以以托孤重臣的身份进入决策中枢，进一步分享权力，并与以曹爽为代表的宗族势力并驾齐驱；第二，司马懿以战功深得明帝倚重，并托以家国大事，实际上说明曹魏的社稷离开司马懿的支持玩不转了，司马懿成了魏国的擎天柱。
只是天不假年，齐王曹芳登基后不久，司马懿便撒手而去。司马师兄弟顿时缺了主心骨。好在司马懿老谋深算，临死之前就替他们兄弟扫清了路障。另一个托孤的重臣曹爽犯幼稚病，不自量力的想要把持朝政，完全没有顾及司马懿的感受，结果司马懿略施小计，曹爽就乖乖就范，沦为司马氏的阶下之囚。自此，曹魏的宗族势力彻底遭到打击，一蹶不振，其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使得年幼的皇帝失去了强有力的依靠，随着时局的嬗变，最后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成了魏国的大将军，后来又领“录尚书事”，将魏国的大权独揽一身。司马兄弟为了扩张势力，大肆排除异己，实施高压政策。庙堂之上，忠贞之士不是被迫致死，就是去国远隐，剩下的三缄其口，生恐惹祸上身。整个形势对刚即位的曹芳大大不利。曹芳却也是不思进取的人，满腹的牢骚无从发泄，最后只能日渐沉沦，破罐子破摔。
据说司马氏专权曾有征兆。齐王曹芳登基没几个月，西域便有人献上“火浣布”。传说南海中有一火洲，其上野火蒸腾，春夏自生，秋冬自灭，有一种树木生长于斯却不怕火煅，火越旺，枝皮越鲜活，而秋冬野火熄灭后，枝皮就会枯死。在冬天，采其树皮纺织成布，就是火浣布，青黑色，置于烈火中，色彩更加鲜明。
曹芳一见惊诧不已，以前有所耳闻，以为是道听途说，没想到真切的火浣布就摆在眼前。可是了解掌故的大臣却高兴不起来。原来汉桓帝时，大将军梁冀曾以火浣布为单衣，后梁冀以大将军的身份专擅朝政二十余年，差一点断送了汉家江山。近日火浣布重现，难道不是一种暗示吗？民间纷纷传言，火浣布重现，大将军司马师秉国。
中书令李丰，耿介老臣，对司马师藐视皇帝的做法渐不能忍，于是就联合皇帝曹芳的老丈人张辑，欲图废掉司马师大将军的权位。但两个老头昏头昏脑，做事不谨慎，谋废的事情竟被司马师发觉，双双送了性命。曹芳却因此处境更加艰难。如果说以前司马氏对谋废皇帝尚有所顾忌，经此一事他则完全下了决心。
其后，又有中领军许允谋害司马昭一事。当时，蜀将姜维领兵进犯陇右。曹芳无谋，乃召镇守许昌的司马昭搬兵前去征伐姜维。本来看不出会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但“忠心保皇”的许允再次把曹芳架到了火炉上。许允策划在司马昭觐见曹芳的时候将其谋杀，免去后患，然后再以司马昭的军队去讨伐司马师，这样就可以一箭双雕，彻底搞垮司马氏的势力。
司马昭还都后，将军队驻扎在城外，只身去觐见曹芳，正赶上曹芳在吃栗子，这时一个叫云午的戏子，以其尖细刺耳的声音喊道：“青头鸡！青头鸡！”在古代，青头鸡是鸭的别称，鸭者“押”也，暗示曹芳下诏把司马昭拘押起来。曹芳懦夫，心里头早就翻了船，怎敢下达这样的诏书？司马昭得以幸免，从此也下了废掉曹芳的决心。
司马兄弟废掉曹芳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诬陷他“耽于女德，荒淫无度，恭孝日亏”。然后由捏造了不少证据，以证明曹芳不能再继续担任皇帝了。诸如，诬陷曹芳宠爱戏子，在芙蓉殿前玩裸体游戏；又让戏子们在广望观前的大街上扮演“辽东妖妇”，一种裸体荒淫的性交表演，令行人侧目以避；又对太后多出口不逊，太后病重期间，不去宽慰，反而与妇人在竹林里游嬉等等，不一而足。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曹芳有多邪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手中已丧失了驾驭臣下的权力，处于一个名存实亡的位置，只能任人宰割，最后被遗弃。难道曹操、曹丕不爱女色吗？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司马师兄弟已扣住了曹魏命运的命门，将来曹魏是个什么样子，还不是按司马兄弟的意愿去改造？社稷得以保存，只是一时的幸事，如果丧亡则在情理之中。
对于曹芳，则是一个没有胆略的皇帝。他曾有机会杀掉司马昭，但他萎缩了。当然，想要曹芳依靠一些四肢头脑都不甚发达的臣下，铲除司马氏的势力，也是奢望。蚍蜉撼大树，成功的把握有几许呢？他的继任者曹髦也面临如此的尴尬，只不过曹髦选择了流血，这是一种值得钦佩的勇气，曹芳则没有。
曹芳得以苟活下去，承受着从皇帝到藩王的极大的心理落差。不过也无所谓了，他的心灵早已麻木。
曹芳被废后，关于立谁为帝的问题，司马师和太后之间发生了争执。司马师想立彭城王曹据，太后则坚决反对。反对的理由也很简单，曹据是曹操的儿子，和文帝曹丕是兄弟关系，论起辈分来还是明帝曹睿的叔父，叔父做皇帝，侄儿媳妇作太后，这成什么体统？况且如果曹据继位，就会乱了家法，明帝不就绝嗣了吗？因此，太后坚决反对立曹据为帝。
司马师无以反驳，又不好以强力相逼，毕竟这是曹家的家事，就是权臣也应进退有度。司马师只得向太后询问，谁更合适呢？
曹髦由此而登上历史的舞台。太后将明帝子侄一辈的宗室子弟筛选一遍，觉得东海定王曹霖的儿子高贵乡公曹髦最合适不过了。曹髦是文帝的长孙，明帝的侄儿。明帝无嗣，按礼法可以让小宗入继大宗，这样曹髦就可登基为帝，也可以为明帝延嗣续后。
小宗入继大宗是一项宗法制的内容。宗法制奉行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这一支称为大宗，拥有无可非议的继承权，庶子一支成为小宗，没有继承权。这样问题就出现了，如果大宗绝嗣了怎么办？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礼法家就说了，可以让小宗过继给大宗，尊大宗的父母为父母，成为大宗的后嗣。自己养了多少年的儿子应要过继给别人，还要“抛父弃母”，这种掠夺式的继承原则简直有些残酷。
曹髦就是以这种方式当上皇帝的。那么曹髦是个怎样的人呢？太后怎么会选中他？
《三国志》中记载，曹髦“少好学，夙成。”又在评语中说，“高贵乡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可见曹髦是个温文尔雅、颇有书生气质的年轻人。这样的形象不免给人孱弱无力、华而不实的感觉，但曹髦以不惜流血的抗争勇气，证明了自己决非文弱书生可比。大概他好学持重的形象吸引了太后，得以在众多的宗室子弟中脱颖而出，成了魏国的新皇帝。
不过此时，皇帝却是厄运的代名词。曹髦甫登九五之尊，便有两个残酷的现实让他感到不妙。一是齐王曹芳被废，前车之鉴使曹髦担心自己会不会也是这样的结局；二是司马家的势力太大了，而且根深蒂固，经过父子两代的经营，撼动其根基绝非易事。朝堂之上司马昭傲慢的神情、鄙夷的态度。让曹髦如芒在背。
再看曹髦背后的力量支持，可谓寥寥无几。纵使有几个忠于曹魏的，也是手无兵权，成不了气候。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层次的。主要是因为文帝、明帝两朝对司马氏的做大没能节制，可以依靠的宗室力量被深谋远虑的司马懿消灭殆尽。曹爽一介蠢夫，跟司马懿斗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他是唯一受到托孤的宗室，却因幼稚而过早谢幕。曹魏的近支夏侯氏也不免沉沦。夏侯霸降蜀，成了姜维寇魏的先行官。另一个有名头的人是夏侯玄，只可惜他喜欢谈玄言老，政治上无甚主张亦无甚建树，最终也成了司马家篡国路上的牺牲品。
曹氏和夏侯氏的衰落反衬出司马氏势力的不断壮大。如果说司马懿和司马师对皇帝尚有几分顾忌和尊重的话，到了司马昭这事情就全变了。司马昭俨然成了庙堂之主，他的眼里不再留有皇帝的身影，皇帝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百官也对司马昭极尽阿谀顺从之能事，奏事不再以皇帝为中心，而是惟司马昭马首是瞻。一幅可笑的场景出现了，魏国的朝堂上，作为主角的皇帝暗淡无光，惟有喏喏以证明自己似乎还是权威的代表，而作为配角的司马昭则熠熠生辉，以实际情况证明了自己才是魏国真正的主人。
面对这样的处境，曹髦和曹芳的反应是不同的。曹芳也有切肤之痛，但却痛在自身权柄的流失，因而缺乏正面反抗的勇气，只能在背后搞小动作，说一些怨天尤人的话，或者干脆破罐子破摔，沉湎酒色，以期麻醉心灵，淡化艰难的处境。这样做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授人以柄，给了司马昭废黜他的口实。曹髦却不是这样。曹髦之痛尤甚于切肤，他痛在家国的衰败，社稷的丧亡，比之曹芳要高尚的多。在曹髦的心里有崇高的使命感，要扭转颓势重新振兴，因此他敢于牺牲、不怕流血。自己的生命和家国的复兴比起来微不足道，为家国而死光荣，相反苟延残喘则视为耻辱。
曹髦登基的时候很年轻，刚刚十四岁。十四岁的年纪啊，在我们眼中不过是小学刚毕业，还沉浸在童年无忧无虑的时光里。但岁月不容许曹髦有同样的感受。他做了皇帝以后，人生的种种问题旋踵而至。面对家国、祖先、后代，乃至全天下的老百姓，他都要有所交待。这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吗？当然可以不负责任的逃避，但曹髦却不是欲图逃避的人，他要用稚嫩的肩膀把家国的重任担起来，虽然有些自不量力，但我们依然佩服他的勇气，毕竟他还是个孩子啊！
这个时候司马师尚在。他以前没接触过曹髦，只是当太后提出要曹髦即皇帝位的时候，司马师才把目光聚焦在曹髦身上。经过司马师的调查摸底，发现曹髦不过是一个胎毛未退的孺子，没有可以夸耀的背景，不会有什么作为。但司马师还是不相信自己的结论，就像身边的人询问曹髦到底何许人也。一次罢早朝，司马师和钟会一起往外走，司马师就问钟会，你看皇帝如何呀？钟会只说一句：“才同陈思，武类太祖！”看也不看司马师一眼，径直走了。司马师愣在当场，他反复咀嚼钟会所说的话，觉得钟会眼中的曹髦和自己所知的曹髦相去太远。钟会怎会这么高的评价曹髦？看来曹髦并不是容易摆弄的。
司马师望着钟会的背影，暗自发狠，谁阻挡他的篡逆大业都得死，“才同陈思，武类太祖”的曹髦也不例外。趁着曹髦翅膀还未长成、尚无有力量反抗时扳倒他，永绝后患，这就是司马师最真切的想法。
残酷的政治环境让曹髦过早的成熟了。他丢掉了孩子所特有的天真烂漫，代之以对家国天下的忧虑。他登基没多久，便遣使“分适四方，观风俗，劳士民，察冤枉失职者。”曹髦以小见大，他派遣使者观察风俗，一则体察天下民情，看看老百姓的人心向背，以便做到心中有数；二是联络地方势力中仍效忠于曹魏的将领，以待时机成熟时候，他在中央振臂一呼，四方群起响应，一举铲除司马氏。
不过事实告诉我们，曹髦的这个举动鲜有成效。首先是因为司马懿手握兵权十数年，其培植的势力无论地方还是中央早已根深蒂固，表现在大多数地方上的军事将领都是司马氏精心挑选推荐的，在这些地方将领眼中，曹魏早已名存实亡，天下迟早要归司马氏所有。其次，曹氏作为国主的号召力已被齐王曹芳消耗殆尽，再加上司马师兄弟有意的诋毁，在天下人眼中，曹氏不可信了，人们坚信曹氏将亡，社稷倾颓乃是大势所趋。故而曹髦派观察使下去地方也无济于事。
尽管如此，司马氏在地方上的布置并不是铁板一块。
他登基的第二年，镇东将军毋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造反。他们声称庙堂之上有人蒙蔽圣听，提出要清君侧，实际上将矛头指向司马师。不知道起事前，毋丘俭和文钦有没有拿到曹髦讨伐司马师的密诏，那已经不重要了。有人站出来反对司马师，尽管有着造反的名声，曹髦还是十分乐见的。这样的“造反”越多越好，最好地方将领都站出来“造反”，曹髦的心里有了一丝亮光。
但亮光很快就熄灭了。还是老话，司马氏的势力已经做大了，毋丘俭和文钦的造反活动无异于蚍蜉撼树，很快就被司马师镇压了。不过司马师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这个事件中，司马师着实很气愤，他自负地以为自己在地方势力中的洗牌是彻底而成功的，但没想到仍有人要反他。他没来得及反思其中的套头，便两腿一蹬，撒手去了。
司马师走了，司马昭还在。曹髦万般无奈，任命司马昭继承司马师大将军的职位，又让他“录尚书事”，魏国的权柄又落到了司马昭的手中。司马昭比起司马师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篡逆的道路上加快了脚步，这使得曹髦寝食难安，如履薄冰。
接替毋丘俭任镇东将军的是诸葛诞。据说诸葛诞赴职前，曾受到过曹髦的接见，具体的谈话内容作为高度绝密不得而知了，但从诸葛诞日后的举动来看，曹髦随年幼却颇有些头脑。
曹髦登记的第三年，诸葛诞又站出来造反。
诸葛诞何许人也？他是诸葛亮的近支兄弟，但各为其主，一个奔魏，一个奔蜀。诸葛诞因为在讨伐毋丘俭时立有战功，而被任命为镇东将军。
司马昭秉政后，开始加大力度排除异己。他手下有个叫贾充的人，是魏国的长史，这个人心狠手辣，而且见势忘义，看见司马昭得势了，便跑来捧臭脚，希望将来社稷有变，自己也能分一杯羹。自古不乏投机之人，三国时期天下大乱，投机者比比皆是，但做到如贾充这般成功的寥寥无几。曹髦就死于贾充之手，这是后话，但说明了贾充投机竟然冒了弑君的罪名。古代弑君乃十恶不赦的大罪，一般人想都不敢想。
贾充向司马昭提议应该派遣使者去慰问四方的将士。其实这是贾充在玩花活，其目的在于刺探地方军官是否效忠司马氏。贾充尤其怀疑诸葛诞，因为他作为长史曾目睹了诸葛诞被曹髦召进宫去，密谈了很长一段时间。贾充料定其中必有蹊跷，便对司马昭说：诸葛诞在扬州，颇有声名，众望所归。不宜外任，应该召回朝中，以免生变。事情宜急不宜缓，缓则祸事就近了。
司马昭听贾充这么一说，也觉得在不确定诸葛诞是否忠于自己的时候，将他留在外任领兵不是好事情，于是便派贾充去扬州劝诸葛诞回朝作“司空”。
贾充到了扬州，和诸葛诞西一句东一句地呼拉乱扯，当谈及朝中内外的形势时，贾充有意图地说到，洛阳的贤达人士，都愿意曹髦将皇位禅让给司马昭，这你是知道的，但不知你是什么态度。诸葛诞一听这话就急了，反驳道，这是做臣子应该说的话吗？你贾充世受魏禄，不思报答却谋划做对不起皇上的事，想要把魏国的社稷拱手让与司马昭这样的贼臣，你于心何忍呢？这种事如果发生，我诸葛诞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必将以死报国！贾充碰了钉子，烧鸡大窝脖，不过这也在他的意料之中，贾充悻然离开扬州，嘴里念叨，诸葛诞必反。
贾充走后，诸葛诞觉得司马昭该下手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与其让司马昭把各种罪名强加在自己头上，不如自己先站出来清君侧，朱佞臣。这样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号召痛恨司马昭专权的仁人志士一起起来。诸葛诞成破利害考虑好了，便发了一篇声讨司马昭的檄文，举兵造反。
曹髦听说诸葛诞起兵了，心中异常激动。看来天底下的人并没有全投到司马昭的阵营里，拥护曹氏的人终于敢向司马昭叫板了。曹髦此时此刻十分躁动，大脑不停地思考如何在洛阳也搞点事出来，策应一下诸葛诞。他的心里翻江倒海，但实无一策可供想来，只能期待诸葛诞早日打到洛阳，诛灭司马昭，自己好堂堂正正地做皇帝。
但事情往往是一厢情愿，曹髦和诸葛诞都低估了司马昭的智力和实力。
贾充将曹髦和诸葛诞密谈的事情跟司马昭说了。司马昭暗骂诸葛诞不识时务不辨潮流。贾充从扬州回来后又将扬州的情况陈述一遍，司马昭觉得诸葛诞日久必反。可没成想，诸葛诞起兵这么迅速。
司马昭并没有恼羞成怒，因为他手中有一张王牌。将此王牌一用，保管诸葛诞束手就擒。这张王牌就是曹髦。当曹髦仍寄希望于诸葛诞的军队能打到都城，诛杀司马昭的时候，司马昭却佩剑上殿来，要求太后和曹髦御驾亲征，以提高军队士气，平灭诸葛诞。
曹髦登时傻了。首先他的美梦再次破灭。他的机会本就不多，且一而再地遭到扼杀，这对于年幼的曹髦来说，打击是致命的。其次，他不得不与诸葛诞在沙场相见，昔日君臣密谈时的拳拳之意历历如昨，如今却要被人为的力量所操控，彼此相向，互为仇敌，教人如何不心痛。第三，曹髦对于司马昭的要求不敢驳回。如果驳回则证明心中有鬼，授人以柄，况且司马昭谋国之心日久，倘以此事大做文章，作出有伤社稷的事来，无法向先人后人交待。最后，打落牙齿和泪吞，再次忍字当头，满足了司马昭的要求。
结果不言自明。诸葛诞起兵失败沦为阶下之囚。曹髦饮恨吞声，感到自己已被逼上绝路。还有一点更值得注意，诸葛诞兵败被斩以后，再也没有人肯站出来跟司马昭叫板了，曹髦再找不到可以凭依的力量，使原本无助的处境更加无助了。诸葛诞起兵失败这件事对曹髦的打击太大了。尤其是他感觉到自己被司马昭挟持到前线是一种奇耻大辱。曹髦认为自己不应该再忍辱偷生下去，而是应该结束耻辱，找回做人的尊严。与其做一个含垢忍辱的皇帝，毋宁做一个用鲜血和生命进行抗争的烈士。
曹髦的头脑中始终有这个想法，他在不停的思来想去，他极其敏感的心思对周围环境的细微变化都有所反映。他感到司马昭的阴影越来越大，自己将被它吞噬。他做梦都会梦见自己挺身而起，用宝剑狠狠地向阴影刺去，狂舞一阵后，浑身上下一片虚弱，而阴影却反扑过来，吓得曹髦从梦中惊醒，脑门上渗出豆粒般的汗珠。
曹髦在这种状态下度日如年，生不如死。他在等待使自己解脱的一刹那，然而那一刻却迟迟不露端倪。
曹髦每天都要出席早朝，但他发现大臣们并不注视自己，而是他们也活在司马昭的阴影里，但他们却欣喜，甘心乐意，因为他们的前途我在司马昭的手上。曹髦并不痛恨他们。曹髦自己却不能这样，他是魏国的皇帝，虽然现在很卑微，但使命感使他显得很高大，以至于他对臣下始终保持着鄙夷的神情。大臣们虽也是不得已，但他们牺牲了人的尊严，对于曹髦来说，这样的人生不如没有。
曹髦的热血沸腾，鲜血要向体外迸射！
曹髦登基的第四年正月，天降异兆。在一个叫做宁陵县的界井中，盘旋着两条黄龙，面目清晰可辨，声音宏阔，神态轩昂。这样的消息不胫而走，全国的人都以为天兆吉祥。各地贺祥瑞的文书纷至沓来，朝中也群臣激昂，认为黄龙的出现乃是天下大治的征兆，也纷纷上书曹髦和司马昭以表恭贺。
司马昭大喜过望。他曾向他的参谋询问，井中出现双龙是何征兆。贾充站出来大拍司马昭的马屁。双龙同时出现乃是说晋公（司马昭的封号）和当今皇上是并立的真龙天子，是魏国的共主。司马昭听贾充如此一说，如坐云端，飘飘然忘乎所以。贾充要拍马屁很容易，但司马昭却动了真心，他下决心要对曹髦取而代之，目前权且让曹髦与他共主。
然而此刻曹髦却陷于深深的绝望之中。全天下人都认为是祥瑞的东西，在曹髦的眼中无异于诅咒和噩梦。当满朝文武争着在司马昭面前献媚的时候，曹髦感到那井中的黄龙真是上天降给自己的启示。龙应该飞翔于天之云端，是见首不见尾的神异，然而困于井中绝非什么祥兆。这不正是曹髦的处境吗？贵为魏国的天子却处处受制于司马昭，这和困于井中的黄龙有何区别？
曹髦把郁结于胸中愤慨和绝望诉诸笔端，写了一首《潜龙诗》。潜龙，顾名思义，就是困于井渊无法腾跃的龙，以此自喻，正说明了曹髦的悲凉。诗中写道：
伤哉龙受困，不能跃深渊。
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
播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
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如然。
诗写成后，曹髦反复吟哦，不觉泪以潸然。
日子过去好多天了，司马昭突然有了好奇心，想知道曹髦对井中黄龙的态度，其实就是欲探一下曹髦对魏国“共主”的反映。他派贾充到宫中去和曹髦谈天。贾充是有野心的，他希望司马昭早日代魏，自己亦可作为功臣晋爵加禄。
贾充在早朝散去后，没有离开，而是径直向皇帝曹髦的寝宫走去。时值初春，万物生发。宫苑里面繁花绽放，满眼生机盎然。只可惜贾充辜负这良辰美景，低头沉思着面见曹髦时应如何刺向应对。虽然在他心中曹髦不过一个木偶而已，但他仍不想过早地暴露不臣之心。
贾充正陷于沉思中，突然一股朗朗之声传入耳中，声音是蕴含着说不尽的怨艾和愤懑。“……播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一字一眼被贾充听得真真切切。这是皇帝在吟诗啊。贾充脸上闪过一丝阴笑，皇帝曹髦绝非齐王曹芳之流，自始至终也未见屈服，可笑司马昭错打如意算盘，如果不及早了断曹髦，日久必成气候，到时候谁是阶下之囚就说不准了。贾充的脑海里，一个奋力挣扎以死相拼的曹髦的形象正在一点点扩大，似乎要占据他的整个大脑。
贾充不用见曹髦了，他此行的目的未经虚情假意的表演就已达到。他调转回身，几乎小跑着向司马昭的府第奔去。贾充把自己在皇帝寝宫外听到的诗歌向司马昭复述了一遍，又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添油加醋节外生枝，使得司马昭听后勃然大怒，随手抓起身旁桌上的茶杯摔个粉碎。他带领着亲信卫队闯入皇帝的寝宫。曹髦一见司马昭带以彪人马过来，而且面露凶色，气势逼人，顿时不知所措。挨了半晌，曹髦才镇定下来，以皇帝的口吻问道：文王何故到此？这彪人马所为何来？司马昭冷笑不止，双眼如刀，紧紧盯住曹髦。听说皇帝雅兴不小，喜欢吟诗作赋，臣也颇好此道，但有一句诗读不懂，还请皇帝给予解释。司马昭语气瘆人，曹髦一听司马昭谈诗论词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就说，文王请讲。司马昭走到近前，左手抓住曹髦的胳膊，右手握住佩剑，恶狠狠的说，但不知“播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一句皇上怎么解释？
曹髦一听如五雷轰顶。自己当着众人决不会吟咏此诗，只在无人时才敢借以发泄，怎么传到司马昭耳朵里？难道贴身的亲信也不可信吗？曹髦无语。
司马昭说，不明白皇上将鳅鳝喻为何人，如果喻指臣下，老臣觉得委屈。老臣父子三人为魏国社稷东挡西杀，鞠躬尽瘁，没落到好反而被诬为鳅鳝，皇上是何居心？司马昭说着，右手拔出佩剑横在他和曹髦中间。只这一个动作按照律法足以致司马昭十恶不赦的剐罪。可是现在在阴冷的剑光下瑟瑟发抖的却是曹髦。曹髦年纪轻，没见过多少世面，更没遇到过这种阵势。
曹髦慑于司马昭的威势，声音颤抖地说，《潜龙诗》只是胡乱作来，并没有讽喻文王的意思，文王多心了。
司马昭看眼前的小皇帝被吓成这样，暴怒的心情得以平息。但仍装作余怒未平的样子说，皇上无有此意甚好，应多留意朝廷大事，莫学酸腐书生无聊的吟诗作对。说完释去曹髦的胳膊，招呼人马趾高气扬的下殿去了。
曹髦望着司马昭的背影，回想刚才发生的一切，仿佛眨眼间经历了从地狱到人间的转换。曹髦握紧双拳，气息如波涛般汹涌。司马昭离去后，曹髦一头扎进太庙，放声痛哭，哭声凄楚，春之生机也为之肃杀。
是夜曹髦做了一个梦。他由于白天哭得精疲力竭，到了晚上就昏昏沉沉噩梦频发。梦中，他到了一座破庙中，庙中蛛网结栋，到处蒙尘。他望见有一只白毛老鼠，眼睛血红，张牙舞爪，正在啮咬一个灵牌。那种牙齿和木头的摩擦声让曹髦脊背发凉。转瞬之间，灵牌被啮去大半，且那只白毛老鼠狂笑不止，使曹髦感到阴森可怖。他正不知所措，忽有声音从太庙深处传来，凄惨哀绝：曹髦，见恶鼠啮我灵牌，你于心何忍？太庙将颓，贼臣当路，你不思奋起，反而懦弱哭泣，有何面目面对先祖？社稷倾覆，你想忍辱偷生岂可得乎？曹髦快快醒来！块块醒来……曹髦听到这话，心如刀绞，他定睛仔细观看那灵牌，上面刻着“魏太祖武皇帝曹讳操之灵位”，曹髦一见白鼠所啮乃是祖宗灵牌，顿时悲从中来，哭天抢地。
曹髦从噩梦中惊醒，身上衣衫尽湿，一看周围黑暗如洞，自己仿佛正在沉沦下坠，直到粉身碎骨。曹髦惊吓之余有了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曹髦相信梦中发生的事情是真的，是祖宗通过梦境鞭策他鼓起勇气，承担保存社稷的重任。
曹髦觉得无须再等，生死存亡就在当前。
曹髦召来觉得还可信任的侍中王沈、尚书王经和散骑常侍王业一起商量匡扶魏室、铲除司马昭的计策。王沈、王业来得早，但面色有些惊慌，气息起伏不定，仿佛大祸临头。他们大概已经知道了曹髦召他们来的意图，因而感到恐惧。王经姗姗来迟，但面色持重，气定神闲，似乎早就知道此时将至。
曹髦将三人召进密室，指天地起誓说，有走漏消息者有如此案，说着拔出宝剑奋力向桌案斫去，桌案顿时被劈为两半。曹髦接着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决不能够忍受被他废掉的耻辱，现在的形势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当与三位爱卿一起讨伐司马昭，希望三位也和我一样下定以死报国的决心。
王沈和王业互相交换一下眼色，一言不发。但两个人都以为曹髦疯了，讨伐司马昭绝不是明智之举，无异于以卵击石。当今大势，曹魏危在旦夕，顷刻间有被司马氏取代的可能，有识之士无不弃魏奔晋（司马昭已被晋封为晋公），当初曹丕篡汉的故事又将重演，只是换了角色。
王径却说，昔日鲁昭公不满季氏当国，起兵讨伐，结果兵败被杀，社稷崩颓，成为天下笑柄，今日司马昭大权独揽为日已久，他收买人心，四方之士都肯为他奋死效劳，根本不在乎逆顺之理。再说我们的力量又能有何作为呢？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没有军队，怎么讨伐司马昭？这样做好比是一个人想治病却病得更深了。陛下三思。
曹髦一听，疾声道，我意已决，就是死了，有何惧哉？何况有祖宗神灵保佑，还不一定死呢。
王径是个忠直君子，对当前的形势看得十分清楚，他劝曹髦的话发自肺腑，一字一句都是大实话。但曹髦自己却说，现在是忍无可忍了，所以王径便不再相劝。但他已下定决心要同这个有血气处境悲惨的皇帝同进同退，同生共死。王沈王业却另有算盘，他们不打算守着这个没有前途的皇帝，就像是持着一笔没有升值希望的股票一样。
三人从密室出来后，王沈王业就对王径说，曹髦坐不住了，要做蠢事，咱们要告诉文王司马昭早做准备。王径冷笑着说道，人各有志，我不会跟你们去告密的。王沈见王径不识时务，便不再相劝，只是不明白王径怎么会跟一个傀儡皇帝共誓生死呢？
王径见王沈去后，便再入密室，将方才的谈话告诉曹髦。曹髦愤恨地说，王沈王业世为魏臣，竟做出如此背信弃义的事来，真是猪狗不如。曹髦看来，事不宜迟，现在的情况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若等司马昭接到王沈王业告密后有所准备，事情就难成了。于是他和王径各擎宝剑，率领仅有的百十位僮仆，杀出宫门。
偏偏遇上贾充。我们不止一次地提及贾充是个阴谋者，他欲杀曹髦不是一天两天了。贾充提剑和曹髦战于南阙下，曹髦全身奋力，面上青筋迸出，剑光飞舞，上了年纪的贾充真有些吃劲。曹髦此时想起叔祖曹植的一句话，“捐身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此刻正当如此，曹髦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鲜血溅满全身，宝剑寒气四射。
贾充见曹髦奋不顾死，有万夫不当之勇，便大呼手下成济：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复有种乎？何不出击？本来成济不敢持刃与皇帝争锋，经贾充怂恿，便无所顾忌，挺身而上。曹髦疏于防范，被成济刺中，倒地而亡。当时天上重云密布，忽而暴雨雷鸣，天地含悲。
《三国志》载，司马昭知道后“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其欲盖弥彰的险恶用心可见一斑。他要不是终日里想着轼君篡位，贾充哪有那样的胆量？贾充是阴谋家，投机分子，司马昭则给了贾充机会，让他得逞。
其一，齐王被废，让曹髦看清了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真实面孔。司马氏迟早要灭亡曹魏，曹髦不过是一个过渡的傀儡，弃之用之，只在司马昭一念之间。所以曹髦登基后时刻都想摆脱这种境遇，想拯救家国社稷，这是悲剧发生的根源。倘若不以家国为念，像齐王曹芳那样被废为藩王，死还是可以避免的。
其二，曹髦反抗司马昭时已然没有可以依赖的力量了。夏侯氏和曹氏家室没有一个握有兵权的，或是有，则因为目光短浅胸无大志而遭到司马的算计。所以就最后曹髦只能带百十个僮仆出战，和司马昭的煌煌大军相比，飞蛾扑火而已。
其三，司马氏做大已成既定事实。这个责任完全不在曹髦身上，而在曹操、曹丕和曹睿身上。他们都没有认识到司马氏的野心，从一开始就缺乏节制，以至于司马氏独揽兵权、藐视皇权。再加上司马昭手段高明，善于威逼利诱，使得庙堂上下、朝野内外全是他的势力范围，曹髦单打独斗，无力回天。
但曹髦可贵就在于知难而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甘耻辱，不惧生死。因此我们称其为“高贵的烈士”，称他的死为“就义”，他是值得尊重的，尤其是相比于他的继任者陈留王曹奂。
曹奂根本谈不上对国对家的感情，麻木到了无疑拯救的程度。在他的手上惊奇的上演了一幕他的祖先擅长的故事，把魏国的皇帝宝座禅让给了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就像当初汉献帝把帝位禅让给曹丕一样。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曹操和曹丕若在泉下有知，不只当作何感想。
不过还好，他们总算还有一个争气的子孙。曹髦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曹操的后代不都是瑟瑟缩缩的胆小鼠辈。曹髦的死，虽死犹荣。较之于其继任者曹奂的生，不知道要高尚多少。这里要竖起大拇哥来赞美曹髦的牺牲。人生有没有价值，不在于寿命的长短，而在于值不值得如往常一样活下去。如果值得便要忍辱负重，再大的艰难也要挺住；如果不值得，便要砸碎它，另寻生路，或者以死证明在这样活下去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