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枪顶着黎元洪
1911年10月10日晚，夜幕笼罩下的武昌城风声鹤唳。湖北总督瑞澂忙活了几天，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他早就收到风声，湖北革命党可能要举事，四川此时掀起“保路风潮”，朝廷掉湖北重兵前去镇压，武昌城市内驻防空虚。幸运的是，瑞澂意外破获了革命党潜藏在武汉三镇的两个秘密机构：“共进会”和“文学社”总部！
“共进会”总部设在汉口俄租界，其主要干事孙武在那里秘制炸弹出事，俄巡捕收得革命党名册、旗帜、标语若干，一并转交地方政府。瑞澂按图索骥，抓了十几个人，只是不见了孙武等主要头目。
“文学社”位于武昌黄鹤楼下胭脂巷内，几个巡警例行巡逻时意外发现“会党”踪迹，顺藤摸瓜逮捕了一些人，可惜跑了首脑蒋诩武。
查抄的两批名册上都有许多新军，为防哗变，瑞澂决意暂时不动军队，仅抓外围革命党。今天一大早，革命党在武汉三镇的秘密据点纷纷被查，湖北形式貌似稳定了下来。
没想还是出了意外：新军传言总督掌握了名册，待局势一定便会大开杀戒，一时人心惶惶。10月10日晚9点，新军工程第八营两位队长熊秉坤、金兆龙乘机鼓动放手一搏，带着几十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这些稀稀拉拉的小兵们举事一路顺利，不断有新军参与其间，楚望台军械库的队官吴兆麟打开军械所发放武器，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也举火为号，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的29标（团）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几路兵马合计，一时达3000多人。
接着，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湖北总督署和清军第八镇司令部，当时湖北清廷军队总人数几倍于义军，但总督瑞澂和第八镇统制张彪均被革命气势吓坏了，慌忙逃走，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迅速响应，短短三天，三镇光复，代表十八省的十八星条旗飘扬在黄鹤楼上。
因为事起仓促，革命党预先邀请前来“主持大局”的黄兴、宋教仁没到，“共进会”预定的正副都督刘仲文、孙武不知藏到了哪里；“文学社”领导蒋诩武在机构被查后也不知去向；连预定的财政部长张振武也失去消息——吴兆麟、蔡济民等人自觉威望不够，不能统帅大局，有新军建议“第21混成协（旅）协统（旅长）黎元洪协同平时为人敦厚，有菩萨之称，不如请他出面组织湖北政局。”
大家思来想去，也只有这个方法可行。于是在武昌起义时躲在床下的黎元洪被人拉了出来，华丽登上历史舞台，莫名其妙成了“首义功臣”、“革命元勋”。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共进会和文学社忙着找领导。湖北则迅速成了军政府，黎元洪为都督，蔡济民、吴醒汉等15人被推举为“谋略团”议员，共进会会长刘仲文被推举为议长；军政府设军政、民政两部，军政部长孙武，副部长张振武，因孙武受伤住进医院，张振武代行其职；蒋诩武任民政部部长。
孙武、张振武、蒋诩武因此名声大振，并称“首义三武。”
民国建立，首功于湖北武昌，而酝酿武昌起义得力干将，非三武莫属。
孙武，湖北夏口人，生于1880年，早年留学日本军校，研究野外战术及新式炸弹；回国后加入武昌革命团体“日知会”，同盟会成立的时候，日知会全体入盟。1906年湖北革命党欲起事，被当局查获，多人被铺。孙武潜往日本，是年8月，“共进会”于东京成立，孙武任军务部主任，不久便回鄂策划革命，联系帮会，拉拢新军。
共进会与同盟会渊源颇深：同盟会致力于西南起义，往往失败。江浙光复会不满，拉走部分人马另起炉灶；长江流域的革命志士则主张在湖南、湖北举事，在各地帮会大佬的撮合下，“共进会”得以成立，以“结纳会党”、招收江湖好汉为主。四川洪门首领张百祥被推举为会长、湖北洪福会首领刘仲文为副会长、湖北日知会孙武担任军事部长、湖南哥老会焦达峰为交通部长。共进会会旨将同盟会“平均地权”改成了“平均人权”，孙武还制定了“九条红底十八星”军旗，红底象征恢复朱明，九个条纹代表九州，十八星代表十八个省。武昌起义时，湖北军政府则悬挂此旗，不同与同盟会的“青天白日旗”。
蒋翊武，湖南澧州（今澧县）人，生于1884年12月，年轻时在家乡宣传革命，后加入同盟会，1909年秋应故友、湖北新军某队队长刘复基邀请到武汉《商务报》当职，二人以“文学社”之名，在新军中积极发展会员。
张振武，1877年生，湖北罗田人，在湖北省师范学校读书时萌发反清革命思想。甲午战后，他变卖家产，自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政治。学成后返鄂，执教于武昌黄鹤楼小学，创办“公立学堂”联络同志，因鼓吹反清革命，几遭逮捕。后加入共进会，负责理财事务。
三武积极运作，到了1910年秋，湖北暗流翻涌，三武密谋起义，并派代表赴上海与黄兴、宋教仁接洽。
不料起义之事尚未布置好，连出两次意外：孙武制造炸弹时失手，汉口“共进会”总部暴露，孙武不知去向；武昌“文学社”也被清廷发现，大批革命党员被捕，蒋翊武趁乱逃脱；武汉三镇到处是三武画像和通缉令，张振武也躲了起来……
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自发起义，辛亥革命第一枪在无比慌乱的情况下打响了。等到三武陆续现身，黎元洪已经被推举为湖北都督。其实书呆子蒋翊武曾提出推举黎为都督，“以团结旧派”，遭到多人反对；共进会力荐刘仲文和孙武为正副都督，孙武兼军政部长，张振武为财政部长，蒋翊武为民政部长。
待湖北军政府成立后，民政部长蒋翊武没啥意见，军政部长孙武和财政部长张振武则相当不满，又因孙武还在病中，张振武兼代行军政部长，因此免不了跟都督黎元洪发生纠葛。
黎元洪一直摇摆不定，屡次说“这造反是要灭九族的大罪，朝廷调动了北洋新军，湖北肯定顶不住。”某次张振武拿着《都督府安民布告》让黎签名，黎一言不发。张性子急躁，掏出手枪顶着黎元洪的脑袋，大喝：“你别不识抬举！你本是满清奴才，当杀！我们不杀你，举你做都督，你还不愿意。你甘心做清朝奴才，我毙了你，另选都督！”黎元洪吓得面色发白，还是不动，在一边的温和派汤化龙忙拦住张振武。张见黎仍不动手，便拿起笔来在布告下面写了一个“黎”字，恨恨骂道：“我代你写了，看你还能否认不成！”
就在当晚，张振武又找到吴兆麟、蔡济民等新军首脑，说“黎元洪性情软弱，成不了大事。而且这次革命，虽将武昌全城占领，而清朝大吏潜逃一空，未杀一个以壮声威，未免太过宽容。黎元洪既然不肯赞成革命，又不受同志抬举，不如将黎斩首示众，以扬革命军声威，使一班忠于异族的清臣为之胆落，岂不是好？”
蔡济民力劝：“现在局势不稳，需要借黎的名声来安抚湖北各界，如果贸然杀之，恐怕又引起动荡。张兄你白天也看见了，自从黎署名的告示出后，商民均欢欣鼓舞，启门照常营业。就连隐匿逃散的清廷军队也有不少人纷纷出来归附军政府，这都因为黎平时忠厚，深得人心。”
张振武很不耐烦：“首义的总指挥是吴兄，咱们即使不杀黎，将黎元洪换下当副都督，吴兄你担任正都督也行啊。”
吴兆麟慌忙推辞：“兄弟我资望太浅，被大家推举为总指挥已经很惭愧。就说起义当晚，新军中也没多少人响应兄弟号召，想彻底让湖北军队服膺，还是要黎出面。再说临近省份的清军如是听说湖北都督是个小军官，没准会派兵来打！”
张振武相当烦闷，却无可奈何。性子耿直的他也许没想到，正是因为他的激烈态度，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瞧不起黄兴
湖北首义成功，清廷迅速调北洋军南下反攻，处于半隐居状态的袁世凯暗示亲信冯国璋“有限度地取得胜利，最好先攻下汉口、汉阳，留着武昌，等我出山。”冯国璋心领神会，狂压汉口、汉阳，武汉三镇局势一时陷入紧张。
黄兴从上海租界赶到湖北，黎元洪见来了救星，委托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指挥湖北军队抵抗。
黎元洪本想借助黄兴在革命党内的盛名来压压以张振武为首的共进会桀骜份子，没想犯了一个大错——共进会从成立之初就跟黄兴不合，当时黄兴责问共进会部长、湖南人焦达峰，“你们这是闹分裂，对革命不利。”焦达峰以“咱们是同盟会的先锋军”应对。黄兴又问，“如果革命胜利，功劳谁大？”焦达峰说“要是黄大哥在前举事成功，小弟甘愿牵马；但如果是共进会抢先，那么就委屈大哥了。”
也许是天意，同盟会发起的最大动作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共进会在武昌起义获得胜利；就在北洋大军压在湖北的时候，焦达峰在湖南长沙举事也成功了，焦当上湖南督军。
湖北、湖南共进会来势汹汹，黄兴极需重振同盟会之威名，到武昌便担起重职，亲率部队渡江驻防汉口。军政部副部长张振武则积极配合备战，印发《敬告我军人的白话文》，大意云：革命目的在于推倒清朝，现在武昌起义，多处响应，清军倾巢南犯，战而胜之，就靠全体官兵的努力。武昌调往汉口、汉阳的部队，都先在都督府集合，张振武讲话勉励，以鼓舞士气。
北洋军团实力强大，冯国璋一路狂飙，一次张振武尚在训话，有探子回报汉阳军情紧急，张当即亲率部驰赴前线。在途中因为跑得太急，他不小心跌落于水塘之中被水藻缠住，幸亏警卫眼疾手快将他救了起来，不然很可能因此“光荣”了。
尽管有着一腔热忱，汉阳依然难守，黄兴一夜白头，四处求救。湖南都督焦达峰派遣其精干部队往湖北救急（此举也导致了焦达峰的不幸，嫡系出征后湖南新军哗变，焦达峰镇压不住，死于乱刀之下）；上海同盟会陈其美、光复会李燮和同时收到急电“江浙不动，湖北难保，期望兄在迅即举事，以救弟武昌之难。”全国各地同盟会机构均收到求救电报，可用八个字概括“起义响应，保住湖北”。
各地起义尚在筹备之时，湖北形势已经很严峻：北洋军猛攻汉阳；袁世凯再度出山，派遣黎元洪的故交蔡延干赶往汉口，请汉口英国领事馆领事出面调停议和；黎元洪无所适从，请病愈的孙武和张振武、蒋诩武、吴兆麟等人前来议事。
孙武、蒋诩武主张以和谈拖延时日，暂时休战，同时一边派人广购军火，一边向各地义军求援。张振武态度决绝，怒道：“黄兴带兵不力，起义多少次，凡由他指挥都失败，现在又到湖北误事！主和者无异于民族罪人，无论谁想充当蒋干过江，我便杀了他！”
张振武口无遮拦，一句话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
黎元洪见气氛将近凝固，嘟嘟囔囔道：“听说孙中山先生快回来了，等他来就好了，诸位还是别太激动。”
不知是张振武嘴毒，还是黄兴指挥才能的确一般，两天后汉阳失守。
退回武昌后，黄兴召集众人召开军事会议，商议：“不如放弃湖北，积聚力量东取南京。”黎元洪怕事，也知道自己控制不住湖北，连声诺诺“全由黄司令做主。”
其他将领要么无语，要么微微点头，唯有张振武在前排以军刀砍桌子，正待发言反驳，一位湖北籍军官站起身来：“黄司令所言差矣，武昌有长江天险，而且南湖炮队军容齐整，何惧清兵？”
张振武闻言最先鼓掌，接着站起来将军刀往桌上狠狠一劈，厉声道：“武昌首义，好不容易取得成功，有敢言退出武昌者，斩！”几个湖北籍将士大声附和。黄兴面子上很是不好过，先行退席。黎元洪被情势所逼，只得表态“黎某誓与武昌共存亡。”
其时，武昌城已经人心浮动，有钱人纷纷准备逃难。张振武带着卫队跨马巡市，边走边大呼：“汉阳不守，是我军的战略撤退，目的是保存实力，现在武昌城固若金汤，万无一失！”民众因此稍微有些心理安慰。
湖北危机重重的时候，历史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不到一个月时间，陕西、江西、云南、山西在同盟会带领下起义成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在光复会和同盟会的合作下先后独立。南方大变，清廷已然控制不住局势。
刚被清廷请出来的袁世凯担心革命势力太盛，自己失了先机，急电冯国璋迅速控制汉阳、汉口，隔江炮轰武昌。冯国璋也不含糊，几天内就完成任务，在汉口龟山架上大炮，居高临下轰击黄鹤楼下的湖北军政府。
义军战时总司令黄兴丢了阵地，自料在湖北呆不住，乘船去了上海。黎元洪担心袁世凯要彻底吃了武昌，也起了开溜之心。11月10日夜间，有士兵慌慌张张跑到军政部，告诉张振武说黎都督在收拾行李。张振武大怒“现在各处都严阵以待，准备死保武昌，都督居然想跑路？”当即提刀就赶到都督府。
旁人见张振武杀气腾腾，赶紧去通告孙武、蒋诩武等人。
一干人先后赶到，只见张振武拿着刀指指画画，痛骂黎元洪不守诺言，黎面红耳赤不吭声。众人都舒了口气，幸好张没一时冲动将黎给宰了。
孙武等人为了维持大局，劝张振武还是将黎保护起来再说，张振武特意安排了两个心腹“照顾”黎之安全：“我以都督交你二人，都督如走，惟你二人是问！”可是翌日黎明，黎元洪得到军务部部长孙武的同意后，还是带着几个亲信逃到武昌郊区葛店。
黄司令已走，黎都督又跑，保卫武昌之事自然得重新构建指挥系统，共进会副会长刘仲文被推举出来统一指挥，孙武、张振武分别协助。孙武较为温和，自去安排军事，张振武还是不快：“黎某如此畏缩，不如乘此另举贤能。依我的话，早杀了，也没这么多麻烦。”
宁汉意气之争
尽管北洋军打下汉口、汉阳，袁世凯却根本没想打武昌——南方各省已经先后独立，北洋军团能一个个拿下？袁世凯思谋良久，决心议和为上，先是大肆宣扬停战“以苍生为念”，接着请英国领事朱尔典出面，另派代表唐绍仪到武汉与“黎军门”协商。
南方也推举曾任清廷驻美公使、同情革命的伍廷芳为代表和谈，南方主要条件有两个：一是清室退位；二是新政府实行共和议会制。
北方主要目的是，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和谈显然对缓和湖北局面大有好处，黎元洪求之不得，孙武、蒋诩武也建议先缓一步，唯张振武一心要整顿军队北伐。湖北都督府内部拥黎、拥孙、拥张派吵得不可开交。
张振武早就留了后招，他有一支卫队，由其死党铁杆勾成，成员一色短枪，个个弹无虚发；另外，他与“将校团”团长方维关系亲密，将校团内既有新军，也有民军，成分复杂。张振武拥兵自重执意北伐，黎元洪也奈何不了他。
幸好孙武想了个主意，建议黎元洪派张振武去上海购买枪支弹药。黎元洪相当满意这一处理方案，张振武也不疑有他，带着钱就出发了。
张振武一走，湖北的和谈事宜进行得相当顺利，北洋军与革命党不再互攻；接着孙中山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黄兴任陆军总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南方总算有了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机构。
可惜的是，南京成了临时首都后，无论是孙中山还是黄兴，都忽略了湖北共进会的首义之功。
据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回忆：民国元年南京政府成立之初，黄兴、胡汉民、宋教仁、陈其美谈论组织新政府的人选，于右任正好拜访，听这些人不怎么器重武汉方面，他就建议要留几个职务给湖北诸人，黄兴“深恶武汉的某些人”，陈其美更是力加反对，说各部总长、次长要给奔走在海外的袍泽留着。后来临时政府将各部总长给了些老官僚，同盟会骨干分担次长，而湖北共进会、浙江光复会都没忽略了。由此“湖北、浙江一部分人另组民社，后演变成共和党，支援黎元洪，俨然以第三势力，处处与同盟会发展而成的国民党作对。”
国民党元老张继则回忆：政府初建的时候，孙武带着湖北共进会主要成员去了趟南京，对黄兴说自己想干个陆军部次长，黄兴哼都没哼。其实那时候也没啥人事制度，很多官就是个虚名，黄兴却没答应，从此造成武汉与南京对立。
当时在上海的购置枪械的张振武更是不满南京方面的安排，吴稚晖回顾说：
我在上海，与张振武有过多次接触，他没有一次不是拉起袖子，挥动手臂，嚷嚷着说黄兴办事不公平。张振武甚至在报纸上公开攻击南京临时政府：你们这些人碌碌无为，依靠别人成功了，而权力却都被你们拿去了。
在张振武等人眼里，民国的建立是他们湖北人的功劳，孙中山、黄兴都是从海外回来，有什么功劳？而结果却占去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权位，对他们首义的湖北人实在太不公平了。于是，他和孙武等人一起积极另行组织，与浙江的光复会成员朱瑞等组成了“民社”，反对同盟会。民社1912年1月16日在上海成立，张振武拨了2万元创办了机关报《民声日报》，因此张振武走上了与同盟会分裂的道路。结果，他在与袁世凯、黎元洪的冲突中也得不到同盟会的支援。
且不谈民国初建时的派系纷争，单说张振武意气用事，在上海购买枪支时与湖北当局又闹起了别扭。
民国元年（1912年）1月27日，张振武自上海通电黎元洪，大意是：我看中了日本产的机关枪和速射炮弹，十分好用，请汇八万五千两银子。军装也定了一万套，价五万两。两笔单子十日内交货，请速速汇款。
黎元洪觉得张振武办事很不牢靠，回电答复：兄上次买的一批枪，坏枪占三分之一，缺刺刀的占三分之二，子弹因年久药性失效、不能用者三分之一，请找对方交涉，似此虚糜公款，咎将谁归？其实黎元洪还想问，你在上海拨款2万成立“民社”机构，是不是挪用的军火费？
张振武觉得黎元洪不信任他，回电中言辞激烈。黎元洪担心又惹怒了他，一边安抚，一边派人去上海“验货”。张振武根本不管黎元洪怎么想，擅自挪用购买银圆整顿湖北货币的款项与日本人交易。等到钱货两清，山东烟台又发生了北洋军袭击革命军的事件，烟台革命军首领蓝天蔚与张振武素有交情，请求支援军械。张振武大笔一挥，将湖北当局买的枪弹分了一半给蓝。黎元洪闻之几乎气得吐血，几次电召张振武回武昌，张根本不听。
后来山东事件以“和谈”平息，在几个老朋友的劝导下，张振武于2月12日启程回湖北。临行前，他分别写信给孙中山、黎元洪，说自己“为形势刺激，心焦易冲动，希望别加以罪责。”可张振武组织民社反同盟会在前，挪用公款不服湖北都督黎元洪在后，对方哪能不“罪责”呢？
回到湖北后，因在上海用款账目不明，张振武遭到共进会、同盟会同志们的广泛责疑。湖北都督府还召开了特别会议，清查其账目。张大发雷霆，指责黎元洪：“把你拉出来当了都督，现在你享受富贵，居然清起我的账目来了。”张振武仗义疏才，干革命的时候将巨额家产都变卖了，因此拥趸也不少。孙武、蒋诩武从中作和事佬，黎元洪无奈，只得让人销账。
虽万千人，吾独往
南北和谈很快有了眉目，清廷退位，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为了照顾武昌首义，黎元洪则以“首义都督”的身份荣登“临时副总统”。
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大总统、副总统、内阁均属于临时性质，要通过翌年的“议会选举”另组。
为了在大选中占据主动，同盟会、共进会、光复会又开始较劲：
宋教仁联合其他小党派，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期望在全国大选中获得议会大多数席位，从而组织内阁限制总统；
湖北方面，共进会三武以“民社”为机构，力挺黎元洪竞选大总统；
浙江光复会领导章太炎在陶成章遇刺后也组建了“统一党”，亲黎倒孙。
黎元洪赫然成了仅次于孙中山、袁世凯之后的第三势力代表。
各方暗中拼人气，湖北尤为微妙：
孙武与蒋诩武分别是共进会和文学社的领导，起义之前尚能精诚合作，胜利之后双方人员难勉争功；张振武曾与湖北帮会联络紧密，特立独行；黎元洪见三武并非铁板一块，便想除掉这三大刺儿头。孙武心思缜密，想排挤文学社蒋诩武一派，同时搬掉性情暴躁的张振武，独自控制黎元洪；黎元洪也想利用其内斗，故意挑拨。
就在这当口，武昌意外爆发了一次“群英会”事件，也称“湖北二次革命”。
“群英会”类似于俱乐部，领军人物是“近卫军”协统黄申芗、向海潜等，“近卫军”本是武昌混成协三十二标，武昌首义的时候被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后来折回湖北“反正”。全国政局稳定后，湖北都督府并没有把他们列入常规部队编制，这些人相当不满，指责军政部长孙武“任用亲信，贪腐奢侈”。其实当时各省军队编制系统都比较紊乱，民军、义军、帮会等等都不好安置，财政困难军饷不足，也难怪孙武。
1912年2月27日夜，大批士兵佩带“群英会”白布徽记，高喊“打倒孙武”、“驱逐民贼”的口号，一路鸣枪，冲向军务部和孙武的住处。暴乱中杀了不少无辜同志，孙武单身逃往汉口租界躲避，家小却全部落入乱兵之手。
蒋翊武指责这次暴动者是“野心利禄”，要“集合军队进行镇压”。张振武则各方说情，连孙武的家小都是靠着他解救出来。孙中山也致电黎元洪、蒋翊武、张振武，期望他们调解事变。在各方面的努力下，黄申芗、向海潜等主动认错，被调离他处。
张振武在这次事变中相当仗义，得到许多心怀怨愤之士兵的拥戴，却让黎元洪很不放心，黎暗地对人说“张乘机思逞”——其实是黎多疑，如果张振武真有不轨之心，趁乱绊倒孙武、蒋诩武未尝不可，即便借乱军躁动杀了黎元洪，事后找个人背黑锅，谁又能追究？
“群英会”事变最大的受益人是黎元洪，他利用此次机会借口改组军务部，军务部部长孙武表示“心寒齿冷”“谢绝世事”，主动辞职寓居于汉口；蒋翊武、张振武也“引咎离任”，改为都督府“顾问”，成了闲客。接着黎元洪又将军务部缩编为军务司，司长为蔡济民，此时军务司的权力大大缩小。蔡性格温和，受委后一直称病请假。
孙武、蒋翊武退出权力圈，不再折腾。张振武很不甘心，他手上还有一支武装力量：将校团。该团成员对张振武相当忠心，黎元洪一直想控制该团，派去一个副团长，被赶了回来；动员将其编入正规军第六镇（师）加以挟制，又被抵制。黎元洪无奈，建议将其编入军官学校，仍然没能成功。
湖北局势基本平息，张振武浑然不知自己控制的武装力量犯了黎元洪的忌讳，还要求把“将校团”扩编为镇（师），自任统领，“以振湖北军势。”不仅如此，张振武还常出头为武昌首义功臣争权，听说起义将领顾庆云的武昌警视厅长被黎元洪撤换，他写信怒斥：“我和顾庆云是共患难、同生死的交情，现在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我有义务对于起义同志尽到维护他们权利的责任。现在的事情那么明显，把约法看成是一张废纸，把公理看成一双破鞋，升迁降职奖励惩罚，说是一秉大公，而在事实上颠倒错乱成现在这个样子，这是为什么？”
黎元洪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你张振武要是手握兵权，我这副总统都督还安全么？你不是几次要威胁杀我么，我就先弄死你！
张振武性格骄悍，黎元洪自有妙计，他先派人到北京向袁世凯示好，请求袁帮忙。袁世凯也一直关注着湖北局势，武昌一直跟南京不对路，如果能拉拢黎元洪，无异就是分化了南方力量。
黎元洪、袁世凯搭上线后，袁便派参谋次长、湖北人陈宧以同乡的身份奔赴湖北，陈宧鼓动如簧之舌，对说，“三武不去，副总统无权。这几个人本来只是些小军官、小学教员，地位很低，请大总统召他们去北京，给予高官厚禄，对副总统非常有利。”黎元洪大喜过望，脱口而出：“全由袁宫保做主！”陈宧嘿然提醒：“副总统，现在是民国了，不能再称袁宫保啦。”
戏还得做足，黎元洪向袁世凯表彰“三武”首义之功，尤其是张振武，推荐其担任“蒙古屯垦使”，率兵一镇驻防边关。张振武根本没想到黎元洪是调虎离山，以为自己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积极整顿兵马，只等调令下来。
袁世凯自然明白黎元洪的心思，暗想：你也别指望蒙我，张振武不是北洋系，插到我这边，咱才不干这傻事。但袁不露声色，一边口头答应，一边电令三武入京，加以笼络。
1912年5月间，“三武”先后进京，袁世凯接见后，授予“总统府军事顾问官”虚衔，孙武、蒋翊武二人没说什么，张振武却很是不快，对陆军总长段祺瑞抱怨：“难道我们湖北人就配做个顾问官？”他两次上书袁世凯，要求派自己外出屯垦备边。袁世凯敷衍他，授他为“蒙古屯垦使”。他又三番五次上书申请拨款拨经费，要去蒙古上任。袁世凯推诿说政府没钱，此事就一直拖着。张振武气不过，将委任状撕了，折回湖北。
在北京的时候，张振武与孙武又闹了很多不愉快。《大江报》主笔何海鸣回忆说：当时孙武在北京，拜谒总统、国务员、各国在华的“公使”，把湖北首义的功劳都说成是他一个人的。结果影响到张振武的公关活动，两人的关系从此恶化了。
张振武直率，到了武昌后公然设立“蒙古屯垦事务所”，故意强调自己“奉大总统令”，要湖北都督府每月提供1000元，以助他筹备建一镇精兵赴蒙古为中华守边。黎元洪不给，张振武便时不时去闹事。
一腔赤诚为国没错，但当时诡谲的局势中，张振武先得罪同盟会、后欺负黎元洪，又拂逆袁世凯、更与孙武反目，无异将自己弄得四面楚歌。
调和各方关系
正当张振武与黎元洪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湖北同盟会又出了点事。
黎元洪想稳定湖北，弄了个“军民分治”的方案，并安排自己亲信办理有关事宜，也许黎真想做点好事，兵务紊乱的确不利于长治久安，但坊间传言是“黎都督想对革命军动手”。另外，国民党意图在北京争夺内阁权力，同盟会湖北支部也开始躁动，想牵制摇摆不定的黎元洪。
1912年7月间，武昌城内戒严，民间谣言分起“都督要跟革命党火拼”，同盟会湖北支部负责人居正受不了压力，向黎元洪保证“同盟会绝对不会闹事”。然而同盟会员祝制六、江光国、滕亚纲却在军中秘密组织了一个“改良政治团”，意图倒黎。黎元洪收到风声，出动军警将三人逮捕，连审问过程都免了，当即杀害。
黎元洪此举无疑严重违法，但其申辩是“为了稳定湖北当局，保证共和不被破坏”。同时也大度地将缴获的“组织名册”烧毁，说首恶已经惩办，其他不予追究。接着，黎又放出传言，说名册中的领导是武昌起义的重要人物，希望他们好自为之。
此次事件，被称为“湖北第三次革命”。
黎元洪想一箭双雕，既打击同盟会，又搬倒共进会，事态之发展果真达到了预期效果。坊间有传言此次事件由三武挑起，冤死的三人只是背了黑锅。湖北同盟会支部既对黎元洪残杀同志愤怒不平，又碍于之前说了“同盟会绝不捣乱”，只得赖到共进会身上。当时在湖北很多人都是一身入两会，也难保“改良政治团”里没有共进会的人，可惜查无对证——黎元洪把名册烧了！
孙武相当气愤，上书黎元洪说同盟会的湖南人污蔑湖北人；湖南人蒋翊武闻言自然受不了，说湖北事情难管，让湖北人自己闹腾！张振武也被推到风口浪尖，一次在公开演讲中高言道：“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
尤为惋惜的是，武昌起义的三武也彼此怀疑，矛盾进一步激化。
黎元洪巧妙地玩弄了武昌三武，远在北京的袁世凯也表示“关心湖北稳定”，特派湖北籍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回到武汉，调解矛盾。刘、郑在湖北素有人脉，欣然领命。
8月2日，刘成禺、郑万瞻在汉口嘉宾楼宴请孙武、张振武，以及四五十位湖北志士，刘成禺在席间奉劝各位摒弃陈见，化解派系矛盾，维护共和。张振武是直率之人，当即自我检讨，孙武也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有些不对。其他人也表示维护湖北安定，绝不闹事。此次协调相当成功，孙武、张振武还共同发布会谈布告，由15名证明人署名，布告说明：
孙武、张振武两君，起义前后是很好的朋友，对民国创立功劳颇巨。湖北这两个月来，发生许多扰乱社会的事，全是依靠二位共同维护大局。近来有坏人想把湖北搞乱，散布谣言，使他们两人互相猜疑，好使阴谋得逞。现在，经过大家与二位一起会谈，把所有的事都说明白了，才知道利用我们的人是别有用心的。我们担心局外人仍然上那些坏人的当，从而损害二位的名誉，为此，发布这一件通告，让海内的人都能明白。
孙武与张振武重归于好，黎元洪头又大了，赶紧请刘成禺、郑万瞻出面，调节自己与张振武的矛盾。刘郑二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让张振武不再嫉恨黎元洪，二者还友好地握手言和。
很难说袁世凯和黎元洪是真调和还是假调和，事后袁世凯再三表示对湖北三武要委以重任，请三者再到北京洽谈。
张振武决意带着将校团团长方维等30余人随刘成禺、郑万瞻两议员进京。临行前，黎元洪特意赶来专门送了4000元旅费，诚恳表示：“对于张君可抚心自问，并无一些相待不好之心。”当时场景相当感人，张振武都被泪水迷糊了双眼。
后来事情发展却相当诡异了，待张振武一走，黎元洪就派亲信前往北京，同时发密电给袁。袁世凯收到密电后，估计湖北要内斗，赶紧翻找保险柜钥匙找密电本，心情激动之下居然将保险柜打不开。此保险柜只有两把钥匙，另外一把在其军师梁士诒手中，袁世凯急忙让人将梁找来。
梁士诒译出全文，惊得一头大汗：“副总统想借刀杀人！”电文称：
“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
袁世凯神色凝重，命人赶快通知政务院代总理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和直系将领冯国璋三人来府，商量如何处理？
梁士诒建议去电询问黎元洪，“杀张”是否出自黎之本意。
不料黎元洪果真再去一电，“振武前功固不可没，所部概属无辜，元洪当经纪其丧，抚恤其家，安置其徒众，决不敢株累一人。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将杀张后自己安排后事，说得一清二楚。
袁世凯心中暗自高兴，下令逮捕张振武、方维两人：
“查张振武既经立功于前，自应始终策励，以成全之。乃披阅黎副总统电陈各节，竟渝初心，反对建设，破坏共和，以及方维同恶相济，本大总统一再思维，诚如副总统所谓爱既不能，忍又不可，若事姑容，何以慰烈士之英魂？不得已即着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处长遵照办理。”
所谓“遵照办理”，即是应黎之请求杀张、方二人。
张振武到北京后丝毫不知情，以为民国建立，自己一定能宏图大展，拜见袁世凯后，他还建议举办秋操，举行军中演武操练，借以联络南北军界的感情，另外在东北驻扎精兵，钳制沙俄，自愿率部长期防守边疆。
当时湖北“民社”与浙江“统一党”已经合并为“共和党”，处处与同盟会国民党作对，张振武主动跟国民党联络，“期望精诚合作，为共和国贡献力量”。在这年8月14日，他于北京德昌饭店宴请两党要人，国民党宋教仁、张继、刘揆一、田桐等人在应邀之列，共和党方面也有张伯烈、李国珍、刘成禺等十几个。
张振武在席上发表讲话：“政党本来是为了救国才建立的，近来各个政党只是政见不同，就相互攻击，完全不顾国家大局，让外国人讥笑我们，也让国民看不起我们。实际上各党党员本来多是一家人，现虽各树旗帜，但彼此个人间均无私仇怨恨。希望大家互相勉励，消除党派分歧，共同维护国家大局。”
宋教仁被张振武的大义精神感染，也表态：“近来党争，多半是不负责任的党员，以及传谣言的报纸造成。同盟会说共和党复兴帝制，共和党说同盟会争权夺利颠覆共和。今后大家要约束党员，控制各自机关报。即使不能马上见效，也可以让无意义的党争和攻讦逐渐减少。”
在会两党成员无不感触良多，张振武主持的“调和宴会”十分成功，彼此尽欢而散。
杀机暗伏
张振武本是心直口快之人，因为其首义功臣的身份，在革命党内地位颇高，而且同盟会一干要人与其也有着交情，因此他积极奔走各派之间，欲为“调和南北矛盾”。这年的8月15晚，张振武便连赶了两场宴会。
当晚六点左右，有“中州大侠”之称的河南杆帮首领王天纵宴请南北江湖朋友，张振武与方维也应邀出席。50多位出身江湖的将校济济一堂，席间有人对共和政治表示不满，说“咱兄弟流血革命，现在满庭被推翻，居然要裁军，不能加官进爵，咱们造反为什么呢。”当即有许多人附和。
张振武借着敬酒之名，耐心跟大家解释：“革命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封妻荫子，而是为了让更多人更好的生活，让中国人不受洋人欺负，兄弟我即将走马西北，如想建功立业者，大可一起驻防边疆。”张素来豪迈仗义，不少人表示愿跟随张大哥鞍前马后。
然而正因为张振武的“江湖地位”，犯了袁世凯的大忌：革命阵营中除了同盟会、光复会和共进会外，还有强大的民间帮派，这群人勇猛彪悍——如果张振武振臂一呼，也能煽动不少人闹事。有这样的一群人呆在京城，谁当大总统都不会安心。
晚上8点左右，张振武告辞王天纵，说自己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又请了一批人，为了化解南北军方的隔阂，特意与湖北来京将校宴请北方将校。军方的事情，江湖朋友都不愿参与，张振武说声抱歉，先行离开。
在六国饭店赴宴的既有湖北军中首义将校十余人，又有同盟会、共进会的骨干分子，连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也出席，这些人喝酒猜拳直到10点左右才散席。诡谲的是，段芝贵在中途说自己有点私事，先告辞了——那时候段手上已经拿着逮捕令！
张振武没丝毫警觉，还以为自己的调停非常完美，送走最后一个朋友后，他与几个心腹分乘马车准备回到“金台旅馆”休息。
当时东交民巷尚是外国使馆所在地，从东往西要穿过三道栅栏门，与张振武同行的前江西协统冯嗣鸿马车在前，湖北参议员时功玖马车居后，张振武马车居中。三人都不知道路上已经埋伏了袁世凯调拨的宪兵。
待冯、张两辆马车先后进入第一道栅栏门后，突然轰的一声，栅栏门紧紧关上，将后面的时功玖拦在门外。
没等冯嗣鸿、张振武二人弄明白啥回事，道路两边的巷子里涌出密密匝匝的士兵，冯嗣鸿首先被人从马车里面拉了出来，对方大喝：“你是不是姓张？”冯相当迷惑，大声质问：“老子姓冯，江西新军统领，你们哪路？”对方嚷嚷着：“别逮错了，咱们看后面的。”
在拉扯中冯嗣鸿受了点轻伤，而随后一辆马车上的张振武和他的副官、随从一起被抓了起来，用三辆大车押送到西单牌楼玉皇阁军政执法处。一路上，兵士们杀气腾腾，马步军队上百人驱逐路上行人。
最后面马车上的时功玖只听得巷子内吵吵嚷嚷，料想出了大事，等栅栏门打开，时功玖见冯嗣鸿仰卧在车中，连忙询问。冯说自己仅一点轻伤，但张振武被抓走了，不知是哪路人马。时功玖大惊失色，赶紧吩咐车夫赶到共和党本部，期望组织人手出面营救。此时，方维也在金台旅馆被捕，部下十余人被看守。
袁世凯这边动作更快，著名酷吏、军政执法处总长陆建章亲自连夜审问，先向张振武出示了黎元洪请袁杀张的密电，然后拿出大总统袁世凯的“军令”。
张振武根本不信，怒问：“我与黎副总统和解后奉大总统命令入京，如何要杀我？你这电文造假。”
陆建章冷笑道：“你蛊惑军士，勾结匪类，图谋不轨，破坏共和，不杀你杀谁？”
张振武抗议道：“造谣污蔑，证据不足，不能凭空杀人，民国尚有国法！”
陆建章不以为然：“杀你是军部之事，大总统令，由军政执法处执行，以军法杀之！”
张振武无奈，心知必死无疑，见马车夫还被绑着，口气一软：“陆总长，振武不知为何被捕，但此马车夫与我毫无关系，应该先释放。”
“行。”陆建章已得令不将事态扩大，立即命副官释放。
“能否给我笔纸，留一封家书吧。”张振武再请求道。
陆建章料到张振武也耍不出啥花样，一一应允。张振武给故友、前鄂军第四镇统制邓玉麟写了封信，大意是：弟忽被大总统之军队所缚，不知是死是活，请兄为我分明。末请兄长带弟照顾随从、家属。
后事处理完毕，张振武愤慨地说：“死吧！想不到共和国如此黑暗。恨不死战场，而死于仇雠之手！”
总统府屡次来电话，催促杀张之事，16日凌晨1时，即张振武被捕后仅3个小时，陆建章下令执刑。执刑的人要将张振武绑在木桩上，张挥手拒绝，说别费事了。陆建章也佩服其是好汉，应允。于是张振武站在木桩前，中了六枪，一代英豪、首义功臣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方维随即也被枪杀。
时功玖和冯嗣鸿先后赶到共和党总部，告之众人张振武被捕一事，大家相当惊讶，接着兵分几路营救，一路到大总统府求见袁世凯，一路去找陆军总长段祺瑞，刚到京城的孙武、蒋诩武、邓玉麟等人则直奔玉皇阁军政执法处。
等这群人赶到玉皇阁，已是凌晨2点多，陆建章早睡了，孙武、蒋诩武硬闯进来，陆不得不从床上爬起来，满脸倦容应付这些湖北首义功臣。
孙武厉声问道：“张犯了何罪？为何采取这种手段对付开国元勋？”
邓玉麟建议：“先将张振武、方维二君保释，即便有罪，也可循法律途解决。”
陆建章打了个呵欠：“各位不必白忙了，张、方两君已经伏刑。”说着便从身上取出袁世凯的处决令：“这个命令是由段总长交来，还有陆军部的部员前来监视行刑，兄弟我只是奉命行事，各位的责备，我无话可说。”
孙武、蒋诩武、邓玉麟闻言几乎跳了起来，眼泪夺眶而出。走出军政处的时候，孙武恨恨地说：“这是冤狱，我们要替振武报仇，要报仇！”
隐患无穷
张振武之死在民初政坛引起滔天巨浪，无真凭实据，仅是大总统、副总统两人签署命令就可杀人，那么“民主共和”岂不是一句空话？报界纷纷发表评论，指责此案与民主法制相悖。
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认为，“共和国家全赖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惟司法官乃能执法律以生杀人，大总统不能出命令以生杀人。今以民国首功之人，大总统、副总统乃口衔刑宪，意为生杀。”
《民权报》时评写道：“盖袁世凯之盗国与悍盗马贼之行抢掠无异，彼为悍盗马贼之两字诀云何？曰毒手。今张振武当悍盗马贼之肆行抢掠而捆载之际，乃坦然立其侧，鞠躬而申忠告焉，其遭毒手也固宜！”
《亚细亚日报》将民国法律与清朝法制相比，抨击袁、黎：“当前清专制之时，汪兆铭（汪精卫）谋刺摄政王，事发之后，搜得铁瓮累累，证据如山，审判之结果，犹仅予以监禁。”讽刺民国法制尚不如前清。
共和党更是群情激动，翌日清晨，孙武、蒋诩武、邓玉麟、刘成禺、时功玖便一同到总统府质问袁世凯，袁假装十分抱歉：“咱也是根据湖北黎副总统的来电办理，我对不住湖北人！”
袁世凯拿出黎元洪的几次“密电”，孙武等人一时间被袁迷惑，愤愤离开总统府，欲联合湖北同僚找黎元洪算账——其实这些人还是没能理清一件事，无论是袁大总统还是黎副总统，私令杀人便是践踏法律！
张振武、方维的灵柩暂时停在长椿寺，一群湖北、湖南籍首义功臣纷纷前往吊唁，孙武、蒋诩武更是抚棺大哭，哀痛之余商定三项步骤处理此事：一、致电黎元洪质问；二、军令中有陆军总长段祺瑞署名，启动国会弹劾段；三、提出质问书，向全国媒体曝光，公开质问张案。
随张振武来京湖北籍将校还有吴兆麟、熊秉坤等十余人，袁世凯担心湖北人在京城闹事，一边以大将的军礼安葬，一边拨钱嘉奖武昌“首义功臣。”
张振武被冤杀三天后，参议院召开特别会议，湖北籍议员刘成禺提案、议长吴景濂征得全院同意，要求政府把张、方二人的谋反证据拿出来：“政府杀人之手续，基本和强盗行为没有区别。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今后凡是民国起义之元勋，都可以一一捕杀，任凭某人为帝为王矣！”
更有议员为张振武之死嚎啕大哭，提出弹劾副总统黎元洪、陆军总长段祺瑞。根据《民国临时约法》第六条第一项，“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黎元洪竟以就地正法四字，为其杀人之惯例，显然为破坏约法、背叛民国之元恶！”
适时陆征祥担任政务院总理，借口生病躲进了医院，委托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内阁，答复议会质问。
杀张振武是袁世凯用的“军令”，交陆军部“军法”执行，究竟算不算违反《约法》，议会和内阁争执不下。
段祺瑞执意认为张振武是军人，军中有独立审判权。湖北议员们责质问即便是军事审判，也得公开公正，段不能自圆其说，不耐烦：“总之，现在政府以国家为前提，自不能不以临时之办法。不然于国家大有危险……手续虽有错误，祺瑞身当其咎，亦未为不可。”最后甚至耍赖：参议院如果能原谅内阁，就无须质问，不能原谅随便你们弹劾吧。段祺瑞的蛮横态度无疑让议院更是不满。
同盟会亦有狐悲之感，黄兴首先致致电袁世凯：
袁大总统鉴：南中闻张振武枪毙，颇深骇怪！今得电传，步军统领衙门宣告之罪状，系揭载黎副总统原电。所称怙权结党，飞扬跋扈等，似皆为言行不谨之罪，与破坏共和、图谋不轨之说，词意不能针对。全电归结之语，注重于“爱既不能，忍又不可”八字。但张振武不能受爱与受忍之处，出于黎副总统一二人之意乎？抑于共和国法律上有不能爱之、不可忍之之判断乎？未见司法裁判，颇难释此疑问。乞更明白宣布，以解群疑。共和幸甚！大局幸甚！
袁世凯担心同盟会与共进会携手反对他，于是伪造了一封张振武给黄兴的信，信上有这样一句话：“嘱杀黎之事，已布置周密。”北洋控制的报纸也推波助澜，说张振武秘结死士，企图在湖北倒黎，幕后指使者为黄兴！黄兴也被推到风口浪尖，不好发言过激。
同时，袁世凯急电黎元洪出面辩解，黎哪里敢得罪老袁，只得吃了个闷亏，网罗了十余条罪名：“购买枪支吞公款”“立将校团图谋不轨”“挟兵勒索款项”“密遣党羽勾结黑道”等等，最为荒谬的一条是“革命后广纳良女为姬妾，将及十人，其间女学生数人。”辛亥时革命军中龙蛇混杂，有江湖作风之辈均好纳妾，也不知道黎元洪怎么统计出了张振武尤好女学生。
北京议会、内阁斗得正激烈，8月27日，张振武、方维的遗体已经由火车运抵汉口大智门车站，2000多人恭迎灵柩。黎元洪故意到灵堂内大哭，送挽联一幅“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幸天地监临上下，私情公谊，此心毋负故人。”并发给遗属恤金一次2000元，让军务司每月给张家属恤金30银圆元，直到张振武的孩子能自立。
黎元洪做戏，湖北共进会人人愤懑，但同盟会内意见则不一样——同盟会已经改组成国民党，确立了“稳健路线”，期望于翌年大选中成功组阁，仅仅把“杀张一案”归结为副总统黎元洪疑神疑鬼，宣布革去黎元洪“协理”之职，开除党籍。
孙中山也打算应袁世凯之邀请到北京“共商国是”，黄兴劝其暂时别北上，孙则认为袁世凯政治上尚能依仗，留黄兴暂驻上海，自己进京。
到北京后，孙中山被袁世凯迷惑，还为张振武一案致电黄兴，替袁辩解：
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且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
鉴于议会中群情激奋，孙中山出面劝解，“表扬张振武及湖北将士首义之功，弹劾于事无补，希望和平处理”。袁世凯也屡请湖北籍议员，希望“以大局为重，放弃弹劾。”在孙、袁的转圜下，议会中已经很难发起大规模的弹劾，原属于湖北共进会的议员们也逐渐分流，后来仅有十余人提出弹劾议案，而且出席议员不到法定人数，此案便不了了之。
张振武案草草完结，导致了严重后果：由共进会演变而成的共和党不再相信昔日战友，与国民党在议会中严重对立，屡次拼得你死我活；辛亥首义之地湖北诸将因张案齿冷，与黎元洪、国民党关系均破裂，黎元洪担心自己成了孤家寡人，请袁世凯调兵驻防湖北，湖北一地居然纳入北洋系统。
湖北民间势力依旧不服黎元洪，是年9月，南湖马队准备起义“倒黎”，黎借此机会请袁世凯派北洋军入驻湖北，清除湖北革命势力；“将校团”也被迫解散。湖北军界经此变故人才凋零。
张案最大的获益者无疑是袁世凯，老袁借力打力，一则分化了同盟会与共进会，让南方彼此猜忌；二是摧毁了黎元洪的名声，让其成了自己的附庸；三是让湖北诸人以“首义之功”问政中央的美梦落空。
最大的输家，既不是黎元洪也不是共进会，而是国民党同盟会——光复会陶成章死，江浙被袁世凯收入彀中；共进会张振武死，两湖盟军星散；翌年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遇刺，孙中山悲痛之余兴起“二次革命”，却应者寥寥，几乎成了国民党的孤军奋战；后来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再兴“护国运动”，国民党已沦为配角——主要势力在西南唐继尧、陆荣廷等地方军阀那边了！
最后谈谈武昌起义中的另外两武，蒋翊武在“二次革命”时候再次聚集共进会“倒袁”，后兵败流亡广西被捕遭到枪决；而孙武在张案后意志消沉，成了个庸庸碌碌的政客，于1939年11月病逝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