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军之完美计划
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湖北革命团体共进会利用汉口清军开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的当口，果断举事。短短数天，武汉光复。清廷还没缓过神来，12天后，共进会湖南支部又促动了起义，湖南独立。两湖极大地鼓舞了革命阵营，紧接着不到一个月，陕西、江西、云南、山西在同盟会的领导下先后独立，清廷赫然塌了半边天。
就在国内革命闹得轰轰烈烈的时候，远在美国筹款的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先生却毫不知情。民国建立后，世人多归功于孙、黄领导的同盟会，其实另外两只革命力量为反清立下不可磨灭之功，那便是湖北共进会与江浙光复会。同盟会、共进会、光复会三者有着共同的反清目标，曾一度交好，但因各自活动范围和起义理念有着差距，后二者又另设组织。
同盟会一直将起义重点放在西南省份，孙中山先生认为“起势于云贵川广、清廷统治薄弱之处，后会师两湖饮马长江，进而北上推翻清廷”，其先后发动的萍浏醴起义、广东钦廉潮惠四州起义、云南镇南关起义、广东黄花岗起义等等，均遵循这一战略。共进会脱胎于同盟会，致力于经营湖南湖北；光复会的势力则在江浙皖一带。
在武昌起义后的第23天，即11月3日，上海发生了起义，起义的人马便分属两个机构——同盟会与光复会！
总所周知，上海地理位置在江浙交界、长江与钱塘江入海汇合处，而且上海在清末被迫划为通商口岸，十里洋场设有各国租界——租界不受清廷管制，给革命者设立活动场所提供了不少方便。在这年7月底，上海便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等元老均在那里活动，担任“同盟会中部总会”庶务的陈其美实际上负责联络上海各界、策划起义。
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留学日本东京时加入同盟会，后奉孙中山之命折回上海联络青帮势力，机缘巧合获得极高辈分，属于青帮“大、通、悟、觉”中的大字辈。青帮百余年下来虽分成各支，但帮规极严，排通字辈的黄金荣在上海滩横行无忌，见了年轻的陈其美，尚且恭敬叫他“小师叔”。
同盟会在陈其美的经营下，于上海滩短短数年颇具声势。而上海本是另一组织——光复会的根据地所在，其领导人陶成章与李燮和对陈其美抢地盘之行径颇有不满。
光复会骨干秋瑾与徐锡麟曾计划在江浙起义，后因失败导致机关尽破，二人壮烈牺牲。奔走海外筹款的陶成章数年心血毁于一旦，直到1911年再次回来重建机构，努力将残余势力再次结集。有了一定成效后，陶成章委托故友李燮和担任国内事务，自己则匆忙到南洋，意欲购买枪支弹药举事。
正在上海两股革命势力较劲发展的时候，武昌起义爆发，南方各省先后独立。李燮和迅速赶往上海，电告尚在南洋的陶成章“江浙本是光复会基地，举事不可落于人后。”陶成章回复“弟即刻电令光复会各志士起义，期望兄代行一切，弟无意争权夺势，但愿苍生饱暖，乡民安宁。”
陶的意思很明确，光复会目前的势力既不足以单独光复江浙，又不能与同盟会抗衡，在起义中不落人后便可。
李燮和深谙要领，立刻召集光复会成员与江湖志士，分四路行进：一路赶赴浙江省会杭州，发动新军与义军，逼浙江巡抚反正；另一路到南京，拿下两江总督；第三路到江苏苏州；第四路则最为关键，由李燮和亲自在上海招募敢死队，组织“光复军”，争取在同盟会之前控制上海！
陶成章得知李燮和如此安排，心里大为宽慰：如此一来，光复会在江浙的地位将相当稳固，此举可慰光复军先烈在天之灵矣。更主要的是，能让以孙文为首的同盟会刮目相看！
提到光复会的建立，以及其领导陶成章与孙中山的恩怨，可算说来话长。
苦心孤诣光复汉室
陶成章，字焕卿，浙江会稽陶堰（今绍兴县陶堰）人，生于光绪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78年1月24日）。陶幼年便聪颖好学，经史子集过目成诵，读写注疏触类旁通，15岁便声名鹊起，在家乡设馆教塾师。1894年甲午战败后，陶成章痛感清廷无能，自此暗中联合义士反清。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引来八国联军，清廷赔款求和，陶成章立志“推翻封建专制”，到北京图谋刺杀慈禧，后没寻到机会方作罢。据说他回来时缺乏旅费，步行七天七夜，几乎饿毙在路旁。父亲担心儿子惹火，便问：“你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为什么要去干革命？”陶成章语气坚决：“为天下人人有饭吃。”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清廷翰林院编修蔡元培（后来的北大校长）获知陶成章的才干，特资助他到日本求学，本来蔡的初衷是为“改革教育”培养几个优秀教员，但陶成章到日本后却转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在日本，陶成章结识龚宝栓、魏兰等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参与革命活动。1904年，清政府驻日公使忌讳陶成章言辞激烈，取消了其留日学籍。1904年初（光绪三十年），26岁的陶成章被迫回国。
晚清官场腐败，政治黑暗，民间暗流涌动，浙江一省，哥老会（天地会一支，由洪门演变而来）山堂林立，规模较大的有龙华会、白布会、双龙会等等。虽然具体帮规有所不同，但最高宗旨大致一样“反清”——其实下层老百姓参加黑社会，无非是想在乱世中混口饭吃。
陶成章一到家乡，便联络昔日江湖朋友筹建反清团体，几经牵线搭桥，他得知掌管建德、新城、富阳、桐庐等六县会党的白布会首领濮振声被监禁在仁和监狱，当即前去拜访。
通过上下打点，买通监狱层层面面后，陶成章终于与濮振声见了面。
濮振声起初怀疑陶是清廷探子来套他的话，借以摧毁白布会，因而三缄其口。陶成章不以为忤，好酒好菜每周探望，而且满口反清之言，谈到清廷在江浙制造的惨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则咬牙扼腕。时间一长，濮振声终于相信了陶成章的反清决心。
“大哥这一生快意恩仇，杀人放火的事也干多了，现在得益于外面的兄弟力保，才留了一条命，咱是没希望出去了，如果你真想干大事，不如与我结拜兄弟，在祖师爷陈近南灵前发誓，带领咱兄弟光复汉室！”几次深聊后，濮振声对豪迈慷慨的陶成章好感倍增。
“大哥不嫌弃的话，小弟求之不得，白布会百年基业，小弟岂敢肩任如此重担，不如您暂收小弟入会，让小弟与各处堂主先联系再定夺！”陶成章不愿无功受禄。
濮振声觉得自己没看错人，很爽快地交代了会中切口暗号，以及浙东数十位白布会首领名字。此后，陶成章在浙东遍访白布会首领和会众，还通过关系结交了处州双龙会首领王金宝、永康龙华会首领沈荣卿等。（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经过陶成章的努力，1904年10月，光复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共计会员两百余人，成员既有留学回国的学生，也有帮会人士。陶成章考虑到蔡元培的声望，特推举蔡为会长，自己与章太炎分别担任副会长，会旨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当时章太炎还在租界监狱里，被推举为领袖，足见其地位非常。）
从光复会的会旨不难看出其与同盟会的区别，次年于东京成立的同盟会除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外，还有“平均地权，创立民国”的内容。后世的学者认为“同盟会不同于旧式会党”，其关键原因就是后面的八个字，然而这样貌似公允的论定，无疑将光复会划为了“旧式会党”了。
光复会的主要领导的确没有具体的政治纲领，只是期望“恢复汉室，建立汉人统治的政权”，至于建立什么国体，没人谈及。陶成章认为，推翻清廷就是“汤武革命”，主张革命成功后由人民选举皇帝，圣人治世，世界大同：“……到那时候，土地没有，也没有大财主，也没有苦百姓，税也轻了，厘捐税关也都废了，兵也少了，从此大家有饭吃了，不愁冷了，于是乎可以太太平平，永远不用造反革命了，这才是中华国民的万岁。”（《辛亥革命》，一，P538）章太炎则认为“中国民智未开，不适合搞民主制度，明君一人秉政，优于立宪，没有什么不好”，章自己希望能当“开国国师”，如同诸葛亮、刘伯温之类的高人。
在革命方式上，光复会看重刺杀满清大员，以壮革命声势。蔡元培本是大教育家，会中事务涉及极少，章太炎则是国学大师书呆子，光复会的日常事务几乎全部落在陶成章身上。
此后，陶成章在浙东诸县奔走，极力联合各地大大小小的帮会，脚都磨破了，他自从参加革命以后，四过杭州，却再也没有回过家。一次将近除夕，光复会干事、故友魏兰劝他说：“杭州、绍兴相隔一水，先生何不归里一游？”陶答：“情字难却，一见父母妻子，恐怕就不能再出来了。”
为了联络帮会力量，陶成章与江湖朋友拜把子，喝血酒，并建议这些人加入光复会：“孔夫子孟夫子的说话，诸位兄弟们想必多愿意听的。他两位老先生的说话，载在四书上面，明明白白，何尝说皇帝是不许百姓做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嘛！”光复会另一发起之人龚宝铨（浙江秀水人，家族世代行医，名闻江浙）回忆说：陶先生为革命奔走时，蓬首垢面，用草绳扎着腰，穿着芒鞋经常日行八九十里，因其奔波劳碌，故光复会在浙江势力日盛。
1905年1月，浙江绍兴人徐锡麟也加入了光复会，徐当时在绍兴学堂任副监督，早年因参观日本大阪博览会在东京结识了陶成章和龚宝铨。徐锡麟也是豪迈之士，加入光复会后，在义乌、东阳、缙云广交江湖志士，乌带党首领王金发，平阳党首领竺绍康、龙华会首领张恭等，与其日渐交好。
在联络帮会的过程中，徐锡麟向陶成章提了些建议：“江湖人物虽然有反清愿望，但野蛮粗鲁，只有加以正规的训练，才能成为强劲的革命力量。”
陶成章深有同感：“的确有这样的问题，可要是大规模集中训练的话，很容易被清廷盯上啊！”
“不如建一学堂，吸收本会青年，练起体质，陶其情操。”徐锡麟建议。
“好主意。”陶成章甚是欣喜。
这年9月，在陶成章、徐锡麟、龚宝铨的努力下，浙江绍兴“大通师范学堂”正式创办，该学堂成了浙江帮会的联络、训练中心，学堂密约规定“凡本学校学生，均为光复会友，结业后受学校办事人之节制！”
与同盟会的纠葛
就在光复会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1905年8月，另外两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和华兴会的领导孙文与黄兴在日本东京倡议成立“同盟会”，孙、黄分别被选举为正副总理，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机关刊物为《民报》。同盟会总章明文规定：“凡国人所立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
光复会会长蔡元培早就听说过孙、黄兴二人，觉得集中反清力量没什么不好，就找到陶成章，问“要不咱们也入盟吧。”
“孙文的兴中会一直在海外活动，黄兴、宋教仁的华兴会一直致力于联系西南洪门，与咱们相距甚远，而且双方都有自己的组织，即便入盟也难成一家。”陶成章有些担心。
“这个好办，我跟孙黄有点交情，咱们会中不少人留学日本，也跟他们的一些成员彼此熟稔，不如这样，咱们的会员可以加入他们，他们也可以加入咱们。”蔡元培想了个好办法。
“也行。”陶成章并没想太多，只是隐隐觉得双方交叉后，会埋下些矛盾的因子。
既然正副会长都同意入盟，光复会一些人就加入了同盟会，但也有性情激进的同盟会成员加入了光复会。当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合盟”的得益者无疑是同盟会。
光复会一直主张以暗杀手段推动革命，就在这年9月，其暗杀团成员吴樾在北京弹炸“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只可惜五大臣一个都没死，吴樾却当场身亡。光复会的暗杀行动虽然吓着了清廷，孙中山也公开称赞，但同盟会其他领导则不以为然：暗杀不能作为正常的革命手段。而在革命团体合流的问题上，也有人认为：光复会虽然表面入盟，行动上仍然自行其是。
为了团结光复会，1906年5月，章太炎被提前释放时，孙中山、黄兴特地派了几个代表到上海来迎接，章太炎在出狱的当晚，就搭乘日本邮船东渡。到了日本，章太炎得到孙黄的热情接待，并委任他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
孙黄二人拉拢了章太炎，又力邀陶成章前往日本。
双方会晤比较融洽，虽然在革命方式及施政纲领上略有偏差，但彼此主要目的还是推翻清廷，经过和谈后，孙黄与陶章达成协议：光复会全体成员无条件加入同盟会，其机构也作为同盟会江浙分部，陶成章负责发展力量。
陶成章此行带回的消息，让徐锡麟和龚宝铨等人均为不满。
“江浙本就是咱们的地盘，何必让同盟会插手？再说江浙帮会是看在咱光复会份上才加盟的，只认你陶先生，现在要被孙文领导，兄弟们会服气么？”徐锡麟半是责问半是当真。
“同盟会算啥，咱们是真刀真枪的干！而孙中山、黄兴几个主要领导都是在国外耍嘴皮子演讲宣传，没用！”龚宝铨长期与江湖人士相处，也沾染了一身江湖习气。
“二位的意思是？”陶成章根本没想过权力之争。
“陶爷，你是怎么干革命的？穿草鞋饿肚子，翻山越岭拜码头，脚都磨破。那孙文呢？西装革履悠哉游哉，现在他来当大哥，如何让江湖朋友服气！”龙华会首领张恭性情耿直，口无遮拦。
光复会成员中帮会占很大比例，为了团结这些江湖汉子，陶成章也不勉强大家全部加入同盟会，于是电告东京同盟会总部“光复会成员复杂，建议保留着独立的机构，下层会员仍由本会控制，秘密活动也由本会部署。”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人也知道改造帮会非朝夕之事，只得同意。
光复会尚在筹备江浙起义之时，同盟会在湖南萍浏醴、广东潮惠两州先后起义，虽然未能成功，却引起清廷极大恐慌。
1907年春夏之交，清廷照会日本政府将孙中山“驱逐出境”。日本政府两方都不得罪，送给了孙中山五千元“旅游经费”，让其离开；日本商界朋友也送了一万元。
同盟会总部一干人都不愿意，要向日本当局前去交涉，可孙中山知道抗议无效，收了钱打算去南洋建立分部，临行前给《民报》留了二千元。
不料此举却引起了《民报》主编的章太炎的不满：“孙文是同盟会的总理，日本人才送钱，这笔钱如何用，得在《民报》上公开。”黄兴前去劝阻，说“到南洋也需要经费打开局面，你怎么能怀疑总理的人品呢？”章太炎牛劲发了：“我不怀疑谁的人品，只怀疑本盟的制度，不能一个人说了算！”黄兴无奈地摇摇头，不再说话。章太炎奈何不了孙中山，就在报纸上冷嘲热讽，并电示国内陶成章：“同盟会制度紊乱，咱得自己干！”
此时光复会的会长、教育家蔡元培已经去德国考察，光复会的事情几乎全搁在陶成章身上，幸好他还有两个得力助手：徐锡麟和秋瑾。
书生女侠功败垂成
此时，徐锡麟调任安徽，官职是安庆巡警学堂会办——清政府创办巡警学堂，无非是想训练“新式警察”来巩固统治，而徐锡麟通过关系谋取“会办”一职，则是要发展革命力量。赴安徽上任前，徐锡麟对陶成章、秋瑾等人说了这样一番话：“法国革命八十年战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
徐锡麟离开浙江，负责训练“帮会军团”的大通学堂则由秋瑾执掌，秋瑾是福建厦门人，性豪迈、喜男装，常以花木兰自比。1904年东渡日本留学，秘密加入了洪门三合会。毕业回国后认识徐锡麟，并由徐介绍参加光复会，旋即在上海与尹锐志、尹维峻姐妹以“锐峻学社”为名发展成员，又先后到浙江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深得江湖大佬钦佩。
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后，便以学堂为据点，招募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帮会首领到学堂任武术教官，还将编成八支义军，以“光、复、汉、室、大、振、国、权”八字为名号。平阳党首领竺绍康、龙华会首领张恭、乌带党首领王金发等人分任“统领”。
同盟会联合洪门在两广屡败屡战，光复会也在浙江紧锣密鼓地策划起义。徐锡麟鼓动学堂学生；秋瑾联络江湖帮会；陶成章奔走东瀛南洋，募集经费购买枪支弹药。
适时孙中山、黄兴依旧坚持在广东南部的钦廉一带（今广西钦州、合浦地区）和镇南关相继起义，陶成章到东京后很难筹到款项。章太炎性子急，动辄骂同盟会不地道，当光复军是后娘养的。陶成章亦有不满，还是尽量斡旋：“咱也不必与孙黄闹僵，还是以同盟会江浙分会的名义发动起义。”
“无论哪一个革命团体发起武装起义，都推动了全国性的反清形势的发展。孙文的西南重点就一定正确么？咱们江浙革命非要靠后？”章太炎反问，“同盟会在两广云贵屡次失败，孙文也不检讨下？作为同盟会总理，怎么就不能审时度势，跳出原先地域性的小圈子，从全国革命的高度来确定军事重心？”
陶成章无言以对。
留在东京同盟会总部的张继和宋教仁则力劝章、陶，目前黄兴已经去了广州亲自指导，咱们的力量不能分散，希望保持团结。
“黄兴空有勇猛，计谋不够，哪次起义不是他指挥？又哪次成功了？”章太炎不依不饶。
宋教仁和张继面面相觑。
1907年秋，西南起义迫在眉睫，孙中山、黄兴委托日本同盟会总部迅速筹钱买枪械，张继、宋教仁积极办理。章太炎在陶成章的劝说下，也同意将光复会买的枪支送部分给同盟会。为了节约钱，无论是宋教仁还是陶成章，基本上买的都是二手枪。
好不容易把枪秘密运到广东，黄兴却很不满意：“如此破旧，如何上战场？”并电告南洋孙中山，接着孙、黄又询问日本方面：“你们怎么办的事？”张继、宋教仁老实回电解释资金紧缺。陶成章、章太炎则很不是滋味：“咱买的枪都送你们了，不仅不谢，还挑剔！”章太炎典型书生意气，恼怒之余便用《民报》总编名义拍发明电，告知香港同盟会分部、《中国日报》的冯自由，让同盟会自己去买枪。孙黄得知相当恼火，去电问罪“太炎先生此举无疑泄露军事机密，用明电发信，落入清廷耳目怎办？”
章太炎彻底不依了：“自入盟以来，光复会处处相让，而孙总理之华南革命损失颇重，无一成功，孙不具备全局战略眼光，理应主动辞职，推荐有能力者继之！”陶成章也很烦闷，便与章太炎召集光复会成员开会，主张联合同盟会总部一些不满孙中山的同志“倒孙”。
陶、章一出头，东京同盟会总部还真有许多人响应。宋教仁担心发生内讧，奔走相劝，也有人直接致电跟随孙中山去了南洋的胡汉民，请胡劝孙引咎辞职，免得矛盾扩大对革命不利。孙中山复信“我可以辞职，但党内纠纷须查明事实。”尚在广州的黄兴也去函：“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能获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经过黄兴、宋教仁反复相劝，陶章才安息了下来。（林虎：《我参加辛亥革命的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编，P443）
“倒孙”不成，陶章二人则密电徐锡麟与秋瑾在浙江发动起义！
徐锡麟与秋瑾迅速召集负责浙江、安徽两省的学堂骨干与帮会首领，在绍兴大禹陵秘密开会，决定建立“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为协领，遥遵陶成章为“江浙皖赣闽”五省大都督，章太炎为副都督兼军师。并定于1907年7月8日，乘安庆巡警学堂举行学生毕业典礼的时机，由徐锡麟刺死前来训话的安徽巡抚恩铭，接着宣布起义占领安庆城。浙江秋瑾率领的义军继而行动，先占杭州，进而与徐会合夺取南京！
安徽巡抚恩铭本定于7月8号到安徽警官学堂参加毕业典礼，可他那天有点私事，要徐锡麟把典礼提前到6号。
1907年7月6日上午9时，学堂首届毕业典礼现场，徐锡麟突然对恩铭举上一份名册：“报告大帅，今日有革命党人起事！”恩铭又惊又火，正要训问，徐锡麟迅速向后闪开，徐的助手陈伯平掏出暗藏在身上的炸弹，猛力朝恩铭扔了过去！
遗憾的是，这颗炸弹没爆炸！
时间凝固了一瞬，徐锡麟回过神来，立刻从靴筒里拔出两只六响手枪，朝恩铭一阵乱射。惊魂未定的恩铭身中七枪，可惜都没击中要害。旁边一个死忠的巡捕背起恩铭就跑。学堂内乱成一团，徐锡麟对学生大呼：“巡抚已被杀，我们快去占领军械所，从我革命。”
清军动作亦是相当迅速，很快将安庆城门关闭，徐锡麟派出的联络员出不了城，城外的江湖好汉也进不来，起义军内外联系中断。接着清军缉捕营、巡防营很快赶到，包围了学堂，双方相持近5个小时，陈伯平牺牲，徐锡麟和学生等相继被捕。
徐锡麟接受审讯时，谈笑风生。审讯者问“是不是孙文指示你干的！”徐哈哈大笑：“我与他宗旨不合，他不配。”7月6日夜，34岁的徐锡麟被判以剖心之刑，临刑前神色自若：“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矣！”
秋瑾得知安庆起义失败的消息，拒绝逃走，她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遣散众人后，女侠独守大通学堂。后来，秋瑾在监狱中坚不吐供，只写下七个字以对：“秋风秋雨愁煞人”。7月15日凌晨，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时年32岁。
徐锡麟、秋瑾之死在江浙影响颇巨，“杭州人心愤激，不知道秋瑾的人都因此知道了秋瑾；不懂得革命的人也因此受到了革命的教育”。然而起义失败也给光复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机关被破，一些帮会首脑纷纷潜往深山，光复会在江浙的活动几乎陷入停顿。在日本的陶成章、章太炎心如刀绞。
恩怨难消
光复会在国内机构尽毁，陶成章与章太炎的革命阵地，显然只剩下《民报》了。
再说说《民报》，自从国学大师章太炎执掌《民报》以来，其犀利文风、广博学识折服了许多留日学生。当时在日本东京尚有康有为、梁启超“保皇党”之势力，其阵地是《新民丛报》，章太炎面对康梁那样的当世大儒丝毫不惧，引经据典将“改良”“立宪”驳得体无完肤，《民报》始终宣传民主革命，影响了很多留日学生。鲁迅先生也是《民报》的忠实读者之一，晚年回忆说：“我爱看这《民报》，尤其爱读章太炎等人撰写的战斗檄文，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民报》传入国内后，在新军中下级军官中广受欢迎。
1908年春，章太炎因病将民报交陶成章代管几期，陶激昂斗志更是在章之上。《民报》影响虽大，可经费时常不济，有时候连房租和印刷费都支付不起，章太炎和陶成章最艰难的时候每天只能啃几块麦饼充饥。
“自从孙文去了南洋后，东京同盟会总部仿佛成了摆设，这不行，咱得要经费！”章太炎很不满孙的做法，给孙中山拍电报要求接济，然而南洋方面总是以“经济困难，无法筹钱”予以应对，被章太炎催急了，就零零散散寄来一点钱。
章太炎无奈，只好电告孙中山，拟托陶成章赴南洋筹款。孙中山闻讯则加以劝阻，说南洋“同志甚少，且大都不是资本家，不会有甚效果，不如在东京自筹经费。”
章太炎和陶成章彼时对孙中山已经不信任，这年秋天，陶成章带着章太炎所印《民报》股票数百张赴南洋筹款。陶抵新加坡后，不仅身无分文，连携带的炒米也吃完了。他好不容易找到华侨总会投宿，打听孙中山、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的行踪，华侨总会介绍其到《中兴日报》社与孙中山见了面。
陶成章要求孙中山给经济窘迫的《民报》拨款3000元作为印刷费，并增加股款和维持费。孙中山“四处张罗，无法筹措，乃出其手表等物，嘱往变款，以救燃眉之急”，连手表都交给陶去当了，钱还是不够。当时同盟会正在国内酝酿更大的起义，所有款项都用在西南——要么购买武器，要么付给义军兄弟安排后事。孙中山不是不愿资助民报，实在是手头窘迫。
“反清是全局的事情，不能总是依仗西南，孙总理不能忽略江浙，请总理与总部商榷，为重振江浙皖革命机构，调拨五万元与我回浙办事。”陶成章一直想重振江浙，对孙提出要求。
“不是总部不看好江浙，而今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哪里能筹备到如此多的款项？”孙中山耐心解释。
“莫非正如太炎先生所说，孙总理当我们光复会是杂牌军？”陶成章略微有些愠怒了。
“大家是反清同盟。何来彼此，只是筹款困难啊。”胡汉民赶紧打圆场。
“算了，日本东京总部不帮咱，现在孙总理也不理会咱，我还是独自经营、自行筹款。”陶成章愤然告辞，双方不欢而散。
没能弄到钱，陶成章折道缅甸，期望找到华侨相助。在缅甸，他在当地华侨报《光华日报》担任了一段时间记者，“大倡革命排满，尤抨击康梁不遗余力。”同时，陶成章将光复会志士在江浙一带的事迹广为传播，吴樾以身殉国、徐锡麟孤身行刺，秋瑾大义凛然——华侨由此知道：原来光复会并不等同于同盟会，他们的壮烈行为却比同盟会更盛。陶成章写得一手好文章，让南洋华侨无不为光复志士痛惜扼腕。
光复会在南洋华侨中影响逐渐扩大，陶成章又辗转到马来西亚槟榔屿，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统帅”的名义进行筹款，并向捐款者颁发凭单。凭单正面盖有“浙江同盟会”会印，背面印有“光复会——浙江同盟会分会”的章程《信禾简章》，共有8条，最后一条是还款信约。
陶成章“借款”革命，让华侨钦佩不已，却造成了不良后果：南洋华侨总认为同盟会是一家，现在觉得其有内讧。陶如此宣扬浙江分部，也让槟榔屿筹款的同盟会员十分尴尬，向陶提出“按照同盟会章程规定，只有孙总理派来的人才能筹款。”
同盟会一些激进人士在槟榔屿多次羁绊，陶成章筹款困难，怀疑“孙文、胡汉民皆作函阻止”，而且他奔走南洋各处筹款的时候，还有人四出散布谣言，诬其为保皇党，并险遭同盟会内激进分子暗杀。幸得同盟会南洋分部得力干将、陶的老朋友李燮和为其力辩，才得免于难。
说起湖南省安仁县人李燮和，革命资历不在孙中山、黄兴之下，他于1900年在长沙求学时就认识了黄兴、刘揆一等人，黄兴成立华兴会，他是第一批会员；他自己曾联合江湖义士组织了个“黄汉会”，曾与谭人风等策划在湖南宝庆（今邵阳）一带组织起义，未得成功；逃到上海租界时认识陶成章，两人对“尧舜之道，文武之德”均是十分推崇，由此相交莫逆，李也加入了光复会；随后李燮和东渡到了日本，在黄兴的介绍下，他又加入同盟会。李燮和“一身入几会”，个个都是反清团体，可见其思想之激进。加入同盟会后，李燮和被受命去南洋发展，在他的努力下，数年之内南洋一带就发展了同盟会分部30多处，党势大张。同盟会在两广闹了多次起义，南洋一隅筹款上万，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陶成章在南洋的不幸遭遇让李燮和很心寒，觉得孙中山以“诈术待人”，谈到同盟会党务、人事和经济上的许多问题，二人对孙中山的“专断”极为不满。
“天下同盟，要的是良好的制度，不是一个人说了算！”陶、李二人达成共识，决心重新恢复光复会。
“如果李兄支持，弟即刻赶回国内重振机构，希望李兄多筹款项，以便咱们在江浙起事！”陶成章对李道。
“兄长不惜以身饲虎，弟在南洋贪图安逸，哪有半分功劳，请放心，弟筹钱后直接交付于你！”李燮和慷慨承诺！
当时光复会在国内几乎陷于停顿，秋瑾生前在上海法租界平济利路建立的秘密机构“锐俊学社”，仅剩两个小女孩——尹锐志和尹维俊姐妹。尹氏姐妹出身小商人家庭，自幼习武，练了一身好功夫，她们在学堂读书的时候认识了任教的秋瑾，之后一直跟随。陶成章回到上海，当即与尹氏姐妹一道，联络已经分散在各地的帮会头目。
就在陶成章积极奔走的时候，同盟会另一骨干、孙中山的铁杆支持者陈其美早就潜回上海，陈以青帮前辈的身份联系帮会人士。陶成章一来，陈很不舒服，派人暗示陶“别在上海捣乱！”陶自然很愤慨“江浙是谁的地盘？谁想捣乱？”
陈其美又出面劝尹锐志、尹维俊两姐妹到南洋去，跟着总理孙中山，但陈显然低估了这俩姐妹跟秋瑾的关系，无论陈怎么说，尹锐志和尹维俊就是不动声色。陈本身就是江湖人物，见陶成章不识相，便起了杀心，光复会收到风声，担心陶之安危，力劝其暂且一避，陶也觉得玩阴谋不如陈其美，交代了一切事项后，当即离开上海。
那时，东京同盟会组织已经相当松散——孙中山与胡汉民、汪精卫在南洋形成另一中心；黄兴经常回国内指导起义，没时间管杂事；在日本的宋教仁根本把场面镇不下来。陶成章认为东京已经没必要去了，打算到爪哇向华侨募集经费，为了表示光复会依然属于同盟会，他先到新加坡请孙中山“作函介绍”。孙中山却一口拒绝：“同盟会有专门的筹款人员，你何必去参合？”
“总理这是什么意思？”陶成章很恼火。
“革命事业并非能一蹴而就，凡事慢慢来，等西南军起，两湖响应，江浙再动也不迟啊！”孙中山耐心劝导。“在上海陈其美阻拦我，到南洋总理不待见我，看来咱们只能分道扬镳！”陶成章丢下一句话，头也不回。
适时在爪哇《中兴报》的编辑、同盟会成员陈威涛因平时对孙中山不满，从中挑拨，说“孙文独断专行，从未公开过会内款项用途”，更增加了陶成章对孙中山的恶感。
陶成章决计与同盟会彻底分离，以光复会的名义展开活动，他把徐锡麟、秋瑾起义之事编成《浙案纪略》，在英属、荷属南洋各地广为宣传。此前南洋华界对徐锡麟、秋瑾了解不多，陶成章由此推定：孙中山在南洋只宣传同盟会的革命。
孙中山、胡汉民得知后，写信劝导陶成章不要闹分裂。陶成章不予理会，双方关系越来越僵，而同盟会南洋支部负责人李燮和此刻也对孙中山“领导不力”表示不满，与陶联袂“倒孙”。
1909年9月，陶成章、李燮和、柳聘农、沈钧业、陈方度、胡国梁、易本羲等南洋革命党人，以川、粤、湘、鄂、江、浙、闽等七省同盟会员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又称《孙文罪状》），同时向东京同盟会总部提交，揭露孙中山在南洋的部分“罪状三种十二条，善后办法七条”，指孙“侵吞华侨捐款，借革命肥私”；在日本的章太炎也写了《伪〈民报〉检举状》批孙，与陶遥相呼应。在爪哇的陈威涛更是不遗余力，将“孙文罪状”印刷数百张，邮寄中外各报刊登。还以传单的形式，向南洋和美洲的华侨和华人报纸散发，公开了革命党人的内部分歧。
孙中山非常愤怒，他致函中外各机关报对陶成章、李燮和、陈威涛进行批驳。李燮和还又将孙中山“往来信札”一并交陶成章，委托陶带至东京同盟会总部面交黄兴，要求撤销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孙中山于10月29日在《致吴稚晖述历来革命经费收支实情以辨诬函》中，竭力为自已洗刷其诬。
陶成章到了日本后，和章太炎利用《民报》大肆反孙，建议让黄兴担任总理，革命党人内部的分歧愈演愈烈。黄兴坚决不同意，说孙中山在海内外影响都很大，大家一定要维护他的革命领袖形象，并亲自复函南洋李燮和等人，澄清有关传闻，希望陶、李消除误会。
在黄兴的努力维系下，陶成章、章太炎第二次“倒孙”没能成功，但他们决意跟同盟会分庭抗礼。陶成章回南洋后，与李燮和重组光复会，推选章太炎为会长，陶为副会长，李燮和为执行总部庶务长，二人将在南洋发展的同盟会机关改名光复会分部，全力经营南洋各埠。
接着，光复会在爪哇、新加坡等地立报馆、办杂志，广泛联络同志发展会员，与同盟会争抢地盘、争夺侨民。
得罪陈其美
在光复会和同盟会的彼此攻击中，两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双方都铆着劲，以图取得大的成绩震慑对方，同盟会的主要目标还是放在两广云贵，光复会则着力经营浙江、安徽、江苏，此时在湖北、湖南，共进会也异军突起。
总是争吵也不是个办法，1911年春，同盟会主动联系光复会和共进会，黄兴、宋教仁、胡汉民苦口婆心劝导别闹分裂，反清最重要，现在同盟会要在广州发动最大规模的起义，希望得到兄弟团体的支持。
两湖共进会领导刘仲文、焦达峰、孙武表示支持，江浙光复会陶成章、李燮和也答应出钱出力。三会携手，革命骨干纷纷秘赴广州。这年4月27日，震动中外的黄花岗起义爆发，可惜因指挥系统紊乱，起义失败，牺牲了七十二烈士。
同盟会发起的最大动作依旧没能成功，组织内笼罩着一股悲伤的情绪，“同盟会自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即己趋于涣散”。（吴云章《辛亥革命》）共进会认为“天下事断非珠江流域所能成，长江革命最力”，光复会则还是主张于江、浙、皖一带起事比较容易成功。
由于光复会的不懈努力，江浙的帮会再次联合起来，新军中也发展了不少成员，光复会在浙江绍兴、杭州和上海都恢复了秘密指挥机关。浙江新军第二标标统（团长）蒋尊簋一身入同盟、光复两会，其部下多为光复会员；驻防杭州的新军步队营管带（营长）朱瑞景仰秋瑾，大力支持光复会。
在上海，锐俊学社的成员跟陈其美相处得不怎么融洽了，为了发展会员经常闹矛盾。陶成章不愿与陈其美接触，又担心尹家小姑娘被其欺负，便委托李燮和到上海主持工作。李到上海后，听说陈其美已建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于是就打算设法争取故友、吴淞炮台总台长姜国梁归附光复会。
陈其美得知后，立即找来姜国梁的同乡、同盟会员周南陔，说：“你与姜统领是世交，要设法把他拉到同盟会这边来。听说姜已得了光复会一笔钱，这不要紧，同盟会还可出更多的运动费。”
姜国梁根本不明白两会争斗，答应加入同盟会。
李燮和非常气愤，将陈其美挖墙脚之事电告陶成章。适时光复会在南洋筹到一笔款项，陶决定立马回国，用于起义。
此消息很快被陈其美得知，陈便主动联系陶成章，询问是否能拨给一部分款项。
“坚决不能给，陈其美抽大烟，喝花酒，哪是革命行为？”李燮和力加反对。
“但是陈的势力不容小觑啊，如果江浙起义，少不了需要同盟会相助。”陶成章道。
“现在把钱给他，到时候革命成功，功劳算谁的？”光复会另一成员问。
“这位兄弟说得太不该了，咱们光复会的会旨本来就是功成身退，何必在乎名利地位？”陶成章微笑道。
众人不再言语。
“从大局出发，只有同盟会和光复会联合起事，才有成功的希望。不如我们与同盟会商议一下，共谋起义大事，先划分区域，到时候各司其职！”陶成章见大家情绪不高，劝解道。
“也行。”李燮和终于投了赞成票。
就在陈其美、陶成章带着各自骨干商议合作的时候，又发生了点不愉快。双方划分了上海各自起义的范围，陶也同意调拨5万元给陈，但当陈其美带着感激伸出手去接汇票时，陶成章脸色一沉，指着支票说：“这钱是华侨捐赠的，来之不易，是专供革命用的，定当珍惜，不能用作他途。”
会场当即有人笑出声来，陈其美经常出入烟花柳巷，几乎是公开的秘密，陶成章无疑是说不能用于嫖娼。陈其美气得脸色铁青，拔出手枪问：“你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陈兄自己心里没数？”陶成章丝毫不惧。
在场的人都慌了，同盟会这边赶紧夺了陈其美的手枪，而光复会员则将手按在枪柄上！后来虽然双方和解，但陈其美和陶成章结下了难以化解的仇恨。
陶成章将江浙的事情做了些安排后，委托李燮和负全责，自己再次奔赴南洋筹钱。就在各方面都在秘密筹划的时候，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西南各省迅速独立，江浙各界闻风欲动。
杨梅都督抢先一步
回到前文开头一幕，远在南洋的陶成章一时赶不回来，李燮和便担负起光复会起义总指挥的任务，迅速安排好浙江、江苏、南京三路义军，他自己则聚集义军坐镇上海，当时吴淞、闸北军警中有不少是湖南人，李利用老乡关系，早拉拢了吴淞巡官黄汉湘和闸北警备队队长陈汉钦等人，只等举事。
陈其美也没闲着，与紧急回国的宋教仁在民立报馆举行秘密会议，决定以联络商团、动员帮会为上海起义工作之重心；同时利用《民立报》，宣传革命胜利消息，激励民气。
双方紧密筹备，11月2日，陈其美、李燮和双双代表同盟会与光复会密议共同行动问题，决定次日午后4时，令各路军警易帜，宣告独立。
一切安排妥当，当晚，光复会和同盟会分别部署起义。李燮和派人到闸北和吴淞通知，陈其美的行动目标是控制上海南边的道台衙门和江南制造局。
3日上午10时，闸北首先动手——当时上海巡警总局设在闸北，清廷在武昌起义后防范很严，对闸北警士仅仅发了五粒子弹，以防不测。但他们对警备队队长陈汉钦很信任，陈却早就加入了光复会，被推为闸北巡警起义的总指挥。陈汉钦鸣枪为号，率部将攻击总局，下午3时，巡警总局宣布闸北独立。接着，光复军攻向吴淞炮台。
闸北起义发动，同盟会控制的商团也在南市响应，起义军很快将道台衙门付诸一炬。陈其美则亲率敢死队数百人，于下午5时向江南制造局发起进攻。
江南制造局是晚清李鸿章建立的军工厂，位于黄浦江畔，东南临江，西北面地，四角围墙上设有炮楼，门口重机枪守卫，武器弹药充足。当时制造局总办带着300余人的卫队，利用有利地形，负隅顽抗。
敢死队久攻不下，伤亡惨重，陈其美见状，执意孤身犯险，手举白旗闯入制造局，企图说服守军响应起义，结果被扣押起来。青帮弟子听说大哥被绑，更是拼命进攻，可守军以机枪居高临下扫射，根本无法接近。
直到李燮和率领的吴淞、闸北义军赶到，众人便推他担任临时司令，李燮和组织队伍，率光复会敢死队与同盟会武装合力围攻。制造局总办望了望下面密密麻麻的人头，知道大势已去，逃到停在黄浦江上的小火轮中退往法租界，制造局内余众则悬出白旗投降。
李燮和相当机警，青帮和商团去解救陈其美的时候，他让光复军赶紧控制了制造局内的军火库。
11月4日8时，上海光复。上海光复的第二天，苏州、杭州同时宣布独立。
当时光复会在苏州巡防营中成员很多，李燮和的联络员一到，大家均跃跃欲试；同盟会在苏州枫桥新军45标内也有相当势力。江苏巡抚程德全无法控制局势，表示响应起义，当时有人记下江苏独立的情形：“苏州光复时，没有丝毫变动，仅用竹竿挑去抚衙大堂屋上的几片檐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
浙江同江苏同一天宣布起义：秋瑾生前将杭州弁目学堂周亚卫等人发展成光复会员，新军中的朱瑞、吕公望、夏超等军官也早就加入了光复会。在浙江新军中也有相当同盟会成员，陈其美担心浙江光复会抢了先，早派黄郛、蒋介石到杭州。浙江起义时，同盟会与光复会同心协力，蒋介石率领的一部分敢死队向抚署进攻。起义军只开了几枪，掷了几个炸弹，浙江巡抚便给吓跑了。光复军统领、帮会大佬王金发、张恭等带领的敢死队攻入军械局。
浙江独立后，蒋介石、王金发、朱瑞、吕公望等召开军政紧急会议，推选都督。蒋介石等提议汤寿潜——汤是清廷进士，曾任两淮盐运使；还曾联合江浙闽绅商二百余人，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敦促清廷早日立宪。上海光复前，陈其美到杭州活动屡次受其资助，因此内定汤为浙督——陈此举无疑是拉拢立宪派，打击光复会。
王金发、张恭等极力反对，主张等陶成章回来：“浙江巡抚捕杀秋瑾时，汤寿潜还写文赞扬！”
“此一时彼一时吧。”多数新军军官认为汤为人尚忠厚，投了赞成票。汤寿潜得知推他做都督说：“你们是革命，我是改良，不对路啊！”在他人劝说下，才勉强上任王金发、张恭等气愤异常，王率部回到绍兴，组织“浙江军政分府”，自任都督；张恭则在金华也组织“浙江军政分府”，设民团，自任团长；另外一个光复会员、帮会首领吕熊祥则在丽水宣布成立军政分府，自任府长。浙江各地，俨然不听调遣。
陶成章还在回国的路上，江苏、浙江的都督已经确定下来了。更不妙的是，上海落入了同盟会陈其美手中。
11月6日下午，光复军与同盟会在上海小东门内大街海防厅署召开会议，推选军政府领导人员，五六十人参加会议。陈其美一身戎装，器宇轩昂，身后跟着刘福彪等青帮兄弟。李燮和则腰悬佩刀，背后是闸口巡警。
推举都督的会议很快便陷入充满火药味的对峙状态，同盟会方面坚决主张推选陈其美，光复军则力荐李燮和。双方很快就开始争吵，陈其美的义弟黄郛拔出手枪，喝道：“陈其美先进入上海制造局，立下了第一功的，因此理应担任都督！”巡警也不甘示弱，拔枪道：“陈刚进制造局就被敌人抓了起来，要不是李先生指挥光复军攻下制造局，他连命都丢了！”青帮打手刘福彪突然站了起来，举起一颗手榴弹，大声道：“都督非选陈其美不可，否则我手榴弹一甩，大家同归于尽。”
李燮和见相持下去无疑会闹得更过，只得表示谦让，推举陈为都督，光复会中很多人不满，暗骂陈其美是“妓院常客”“杨梅都督”。
无论怎么说，在光复会和同盟会的通力合作下，江苏、浙江、上海连为一片，既为湖北设立了屏障，又切断了满清南下的路线，推动了长江沿岸安徽、江西等省区的独立。可南京尚在清军手中。
陈其美新官上任，自然要办点实事，当即下令：一是组建沪军，联合江浙义军会攻南京；二是通电全国，请独立各省的代表到上海开会，商议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组建军队的关键是军火，而江南制造局控制在李燮和手里，李也正想用这批军火扩充光复军。陈其美劝李燮和撤出制造局，交出军火，“以扩大革命战果”。光复会中江湖首领提议干掉陈其美，夺回沪军都督大权。李燮和为大局着想，将制造局相让，带着三千光复军去了吴淞。
陈其美又劝李燮和拨出部分兵力，参与江浙联军攻取南京，李也答应了。
双方再次合作，义军从东、南、北三面向南京清军守军发起进攻，12月10日南京光复，在攻夺南京的战斗中，光复军“在诸军中号称最能战者”。南京既下，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都奠定了基础，陈其美指挥精当，声名高涨。光复会成员个个不满，李燮和也不甘心，在吴淞成立了军政分府，自任都督，与沪军都督府分庭抗礼。
陈其美自然不乐意，光复军就在眼皮子底下，他怎么能睡得安稳？他先组建了直属于都督府的沪军第23师，用青帮死党担任各级军官，准备时刻对付光复军哗变；接着在粮饷军需上卡光复军的脖子；又与姜国梁联系，打算用武力解决吴淞军政分府，姜国梁不愿做恶人，此计未成。最后，陈其美又派刺客暗杀李燮和，仍然没得逞。
陈其美无计可施，只得与李燮和摊牌，派说客去开门见山：“上海不好混，建议你还是回浙江吧。”李燮和经费支绌，知道自己斗不过陈其美，正好北洋军压在武昌，黎元洪发电求援，李燮和便卖个人情，统兵四标（团）前往武昌。
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就在争权夺利的当口，刚赶回国内的陶成章病了。
等他病情稍好，形势已然大变，江苏都督程德全“反正”上位，浙江都督汤寿潜被陈其美推上位，上海都督又被陈其美霸占。
陶成章回到浙江后，被浙江都督府选为“省参议会”议长，兼武装部长，负责组建浙军，他尚未有所表示，江湖却风起云涌，除了在秋瑾死后喊过好的缙绅们，帮会、下层民众均是“拥陶反汤”，甚至有人在报纸上高呼：“继堪任浙督，唯有陶焕卿，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汤寿潜也办了件混事，他念及旧情，将光复军所抓、曾捣毁秋瑾墓的满人官员给放了。光复会逮到了机会，大肆攻击，都督府内危机四伏，汤寿潜显然呆不下去，几次要辞职。
全国也在动荡中，湖北都督莫名奇妙落到黎元洪身上，共进会“三武”处处掣肘；湖南都督焦达峰是共进会骨干，在江湖帮会中很有号召力，但立宪党跟新军却不愿买账；陕西省革命会党势力交错，一时间居然有七八个“都督”……
最严重的是，孙中山尚在回国途中，各省代表筹组临时政府，没人能担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同盟会推举黄兴，湖北共进会力推黎元洪。光复会与同盟会素有纠葛，也是支持黎元洪。树欲静而风不止，陶成章想“功成身退”，可门前说客不断，各派都想拉拢光复会和浙军，借以增强自己的势力。
直到孙中山回来后，纠纷暂时平息。1912年1月1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布民国建立，黄兴任陆军总长。同日，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通电独立各省都督各司其职，整编军队安抚民众。
陆军部给浙军的编制不大，光复会成员朱瑞名为司令，麾下只有一个师，被遣返的义军却相当不服气，连黄兴风闻浙军不满，派人问浙军参谋长吕公望：“为何总是骂黄某？”吕公望愤然道：“同盟会欺压咱们光复会，孙大总统也嫉恨陶先生，连浙督都给了别人；黄兴更是不公平，陆军部歧视浙军，江浙革命，咱出力尤多，却给一个师的俸饷；起码得给一个军！”
吕公望所言非虚，光复会在江浙惨淡经营，牺牲巨大，上海、浙江光复后，两地都督若能有陶成章、李燮和一席之位，光复会心理上也是慰藉，可孙中山、黄兴等根本没注意照顾盟友的情绪——另外，孙黄也担心光复军团做大，因为无论是陶成章还是李燮和，思想相当激进，一直要兴军北伐，彻底推翻满庭。可清廷已经启用袁世凯，北洋大军如狼似虎，坚持打下去无非是劳民伤财。孙黄二人抱着天下为公的心态想与袁世凯和谈，只要满清退位，即便让出权利也行。
再说浙江都督汤寿潜，成天担心光复会激进派暗杀自己，向孙中山提出辞职，孙答应了，并推荐其出任交通总长。汤很高兴离开是非之地，谁来继任浙督呢，各方又开始暗中较劲。
汤寿潜向孙中山推荐章太炎、陶成章、陈其美三个候选人。
章太炎威望颇高，是光复会会长，担任都督完全能胜任，但章回国后致电各界表示自己“天性耿介，唯愿处于民党地位”，他极力推荐陶成章，说“不是李燮和，上海难下，不是朱瑞，浙江难定，这都是光复会和陶成章的功劳，而且浙江帮会林立，除了陶谁都无法安抚！”浙江的江湖群豪自然极力拥戴，帮会首领王金发、张恭等人声称：“陶先生十余年苦心，才有浙江今日成就，我们兄弟都听陶先生号令，要是别人来，恐怕局面会陷入混乱！”
江浙自古富饶，陈其美很想调任浙江都督，且沪浙相邻，到时候无论谁任上海都督，上海也会在自己的控制之下，陈其美于是派蒋介石等人前往杭州活动。
陶成章本来无意争权，得知陈其美想上任，便对一些浙江士绅说：“只要有才能，谁都可以当这个都督，唯独陈其美不能当！”陈其美闻之深恨。另外，陈其美在上海筹建中华银行，意图聚集经费维系开支，需要浙江方面支持，陶成章不赞成，对人说：“陈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他用的钱，咱们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汉室尚未光复，北伐任务颇重，哪能供他嫖妓。”陈其美几乎要气疯。
一些旧官僚却担心陶成章回浙江算秋瑾旧账，也四下散布谣言，说陶成章私吞了前浙江巡抚存在杭州的银行存款。
陶成章一下子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不得不在《民立报》上辟谣，还说：“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于蜗角间。”为了顾全大局，他发表通电自己不会上任，推荐既是同盟会员、又是光复会员的蒋尊簋继浙督，蒋尊簋也是浙江人，精通军事，当过满清标统，在浙江素有人脉，当时在广州都督府任参议。
虽然陶成章不恋栈权位，但江浙群豪却不依不饶，各路帮会统领一再致电宣称“已号召旧部，听先生指挥。”李燮和的光复军也移到浙江“只待时日，即刻北伐！”陶成章当时因病到上海疗养，为保持团结，在病床上致电部下，劝他们“日后一切事宜，商之各军政分府”，但江浙各地并没有去做。
江浙群情激奋，陈其美自然寝食难安——无论是上海还是南京，都在浙军的控制之下，而且浙、沪、宁虽各有都督府，但三地的光复会员仍听命于陶成章。另外光复军北伐态度决绝，南京临时政府则主张与袁世凯和谈。如果陶成章执意北伐，南北议和就会破局！
历史诡异地停了片刻，接着上演了民国政局最可耻的一幕。
杀手蒋介石
1912年1月14日凌晨两点左右，上海法租界金神甫路的广慈医院一片死静，两个警卫耐不住寒夜，歪在警卫室睡眼惺忪。两条黑影悄悄地来到了医院，避开警卫快速进入楼道。二人显然对道路非常熟悉，左转右拐，很快就来到了楼上陶成章的病房前。
两人推了推房门，闪身进去，影子一样地来到了病床前面。其中一人小声叫道：“陶先生……”陶成章似乎醒了过来，轻轻地哼了一声。另一个人听到声音，迅速用手枪对准陶成章的头部，几声沉闷的枪声，陶成章来不及喊叫，头便歪到了一边。两个黑影迅速逃走。等值班护士发现陶被枪杀，医院里顿时大乱。
第二天，这个惊人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
谁也没有想到，民国初建尚14天，革命功臣、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居然被人暗杀在病房之中。消息传出，全国震动。在南京的孙中山当日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要求“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浙江都督府悬赏三千元缉拿凶手，沪军都督陈其美也立即悬赏一千元缉拿凶手。
其实幕后黑手并不是别人，陈其美安排，蒋介石执行。
蒋介石是陈其美的结拜义弟，也是其忠实打手。陈其美将刺陶一事相托时，蒋介石慨然应诺，一“报盟兄知遇之恩”，二“为孙先生除一政敌”，三“促进和谈，完成革命千秋大业”。蒋介石很快联系到旧友、光复会叛徒王竹卿，王本是太湖强盗，枪法精湛，虽是光复会员，却行为不端，经常被陶成章呵斥。蒋介石恐吓王竹卿，声言王挪用经费被陶所知，陶要清理门户。王竹卿信以为真，决定杀陶自保。
陶成章也风闻暗杀一事，秘密更换了几次住所，最后才转移到了法租界金神甫路的广慈医院。陶成章行事小心，给妻子写的信即可略见一斑：
予现移居金神父路，在南徐家汇路相近，广慈医院，头等房间第六号。此地僻静，晚间来看不便。如来看视弟，可在上午八九点钟后，下午四点钟前，此上小云姊鉴。
从弟
东生白
十一月十一日。
小云即孙晓云、陶成章的太太，“东生”为陶成章的化名。
蒋介石几经辗转，终于找到陶的病房。1月13日下午4点，蒋介石通过两个光复会朋友引荐拜见了陶成章，对其执弟子礼，和顺谦恭。陶成章向来坦率，不疑其他，与蒋谈得十分投机。谁知蒋介石此行是为了勘察陶成章的病房环境及进出路径。翌日凌晨，蒋介石、王竹卿二人便将陶刺杀！
陶成章之死，光复会掀起惊天波澜，江浙群豪扬言要报复，且声言是同盟会所为！同盟会某些人争权夺利也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上海《新闻报》讽刺其“空手而来，满志而去”，批评其借革命升官发财。
孙中山多次公开向报界宣布，这是一起“挟私复怨”、“擅行仇杀”的血案，孙说陶成章生前虽然反对过他，和他有意见分歧，但是他并不计较，仍当陶和光复会是盟友，也肯定光复会的贡献：“光复会有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近者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见于天下。”
在陶成章的祭奠灵堂上，数千人前来祭奠，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元培等都是伏柩痛哭，李燮和、朱瑞、尹氏姐妹等光复会成员几乎喊出“凶手乃陈”之类的话了——苦于没有证据。章太炎则拒绝到场，送去一副挽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讽刺同盟会一干人。
陈其美检讨了自己失职，表示将“严饬谍报科缉凶”。光复会也大举出动，很快从王竹卿的失踪开始查起，终于在嘉兴找到了王竹卿的下落——可等他们赶到，王竹卿已经被陈其美派的人给击毙！同时，陈其美安排蒋介石去日本学习，离开了上海。刺陶一案，居然不了了之。
多年后，研究者从蒋介石日记中找出蛛丝马迹，蒋介石有记日记的习惯，无疑也为历史留下证据：“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连英士（陈其美字英士），乃辞职东游，以减少反对党之攻击本党与英士也。”也就承认“除陶”是陈其美指示、自己执行了。
无法确定孙中山怎么想，但蒋介石实际上帮孙除了一个政敌，通过陈其美，孙中山也逐渐器重蒋介石。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孙中山的态度有一段很精采的描述：“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终未提及此事也。”也就是说，蒋介石不止承认下手的就是他，甚至认定孙中山知情，只是两个人心照不宣！
蒋介石逃到日本，孙中山在一年半后倒袁失败，也去了日本，据《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记载，孙在短短三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召见蒋介石达29次之多——蒋那时候不过一晚辈，得到孙的如此重视，真是蹊跷。
长使英雄泪满襟
陶死后，光复军公开反对孙中山跟袁世凯议和，总司令李燮和在《时报》发表“上孙大总统书”，措词强硬：“若公犹迟疑不决，当机不断，或且误听袁氏再求和之举，则误我神州大局，沦胥我炎黄胄裔者，公将不能辞其咎矣！”浙军则严阵以待，兵力四千准备北伐。浙江帮会则处处闹事，后来浙督由蒋尊簋担任，才算是勉强稳定了局面。
上任后，蒋尊簋发布了言辞恳切的《敬告全省父老书》，宣称“恢复秩序，是目前最急之物”，建议取消会党，解除与同盟会敌对状态，在他的影响下，张恭、王金发等组织的军政分府先后撤销，一些帮会军队或被收编，或被遣散。
而章太炎自此与孙中山决裂，在上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正式宣布与同盟会脱离关系。后来黄兴、陈其美入京，设宴邀请章太炎“同食”，但章拒绝参加，发表公开函件说：“自陶之死，黄兴即电致陈其美，嘱保护章太炎，仆见斯文，知二竖朋比为奸，已发上冲冠矣。”之后更是章太炎逢孙必反，先是支持黎元洪，后来力挺袁世凯，直到袁世凯死后才跟孙的矛盾有所缓解。
光复军虽然力主北伐，但同盟会大部分人却不想打了，和谈已经成了主流。到清廷退位，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继任，共和似乎已经看见了曙光。
既然南北和谈成了定局，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心灰意冷，上书袁世凯，请求解散光复军，“愿各路民军统领仿效之，以稳定时局”。李燮和的请辞受到当时舆论界一片赞誉，《时报》、《民立报》都以《李燮和功成身退》、《李司令之高风亮德》为题，赞扬他功成不居。李燮和自此不问政治，携带家眷去了爪哇。
光复会的代表人物尹志锐、尹维峻俩姐妹也有必要提提。妹妹尹维峻随着夫君裘绍去了日本，直到孙中山于1917年在广州开府护法，夫妻二人应邀回国担任浙军顾问，后双双牺牲。
姐姐尹志锐与同乡、光复会员周亚卫结婚后，一直在国民党军队中任文职工作，1945年，抗日胜利，国共谈判，蒋介石为掩饰其独裁统治，表面上允许各党派并存，尹锐志与周亚卫在重庆重建光复会，自任会长，1948年1月，尹锐志在重庆病逝，年仅57岁。
浙江都督蒋尊簋则跟同盟会没了过多交往，二次革命时隐居浙江，直到1926年底北伐军打到浙江，蒋尊簋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军政长，维护进行地方自治，1931年8月病逝。
继任都督朱瑞则投靠了袁世凯。反袁“二次革命”兴起，朱瑞在浙江大肆捕杀光复会兄弟，张恭、竺绍康先后病逝，没遭到毒手；而乌带党首领王金发则被杀害；龙华会首领沈荣卿及早遣散部众辞职回家，在家乡行医施药，决口不提旧事，得以平安终老。朱瑞倒行逆施引起了浙军极大不满，他后来被赶出浙江，病死租界。
浙军参谋长吕公望继任浙督后也不愿跟同盟会有过多交集了，干了不久便辞职蛰居上海租界经营实业，1946年，任浙江参议会副议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救灾总会杭州分会副主席、浙江省政协委员。
民国后期执政的国民党是从同盟会演化而来，与光复会恩怨难消，所以在漫长岁月里，光复会连同它的革命斗争活动渐渐被淡化，乃至被湮没。也许会员们谨记陶成章建立光复会之初的宗旨“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这些无名英雄们在推翻清廷后，忍辱负重退出了政治舞台。
孙中山的“议和”与陶成章的“北伐”之争，也很难说孰是孰非，孙中山心念苍生，让位与袁世凯，可辛亥革命也因此埋下“不彻底”之隐患——北洋军阀割据争权二十余年，直到国共第二次携手合作，还不得不再次“北伐”，彻底清除北洋势力。
只是民国一统的时候，陶成章、孙中山未能亲眼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