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失首义都督
1911年9月25日，武昌起义爆发前五天，上海法租界内“同盟会中部总会”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由总务长谭人凤，干事宋教仁、陈其美等人主持。
谭人凤是晚清秀才，早年在湖南老家秘结会党意欲反清，遭到通缉后逃到日本，他年纪大、资格老、性子暴，常与孙中山发生争执。适时谭人凤虽名为“同盟会中部总会”会长，但会中主要工作都压在宋教仁和陈其美二人身上。
所谓“同盟会中部总会”，也有必要解释一二：因孙、黄二人推崇的“华南边陲起义”屡屡失败，同盟会内分歧日甚。更糟糕的是，孙中山又被日本政府“礼送”出境，远走南洋；光复会于江浙另起炉灶，共进会在两湖独树一帜；东京总部更成散沙。
留在日本的谭人凤、宋教仁、居正等人研讨日后方针，觉得同盟会有必要“暂放西南”，成立一个“专门引导长江流域”的革命机关。这群人说干就干，很快就召集了全国11省区的同盟会分会长会议，讨论建立组织。
宋教仁提出“革命进行方略有上、中、下三策”：在西南边地为下策，在长江流域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为上策。革命地点宜居中，不宜偏僻；革命时期应缩短，不可延长；战争地域应狭小，不可扩大。
经过反复磋商，众人归结要领：“上策运动稍难，下策已行之而败（云贵两广起义死伤无数），且足引起干涉酿分裂之祸，故决采用中策。”于是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方针基本确定下来。孙中山和黄兴对此议案表示担心，这样无疑另立中心。而且孙中山在酝酿着规模庞大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谭人凤、宋教仁听从了孙黄的建议，暂时搁置建“中部总会”事宜。
令人遗憾的是，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再次失败。
革命阵营内一片低迷，谭人凤、宋教仁“坚信长江革命之重要”，不如在清廷心腹上插上一刀！
是年7月，“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四川路湖北小学正式成立。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潘祖彝、杨谱笙分掌党务、文事、庶务、财务、会计各部事务。谭兼任总务会议长。其《章程》宣布“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洋分会为友邦”，在名义上又自冠“总会”，宣称“总理一职暂不设立，虚位以待贤豪”。总机关设于上海，各省设分部。
由其章程不难看出，谭、宋等人并不迷信孙中山，一是要纠正“孙先生华南首义的战略失误”，发动长江流域革命；二是总部同盟会“不设总理，以待贤豪”，期望在同盟会内部打破个人神话。
适时湖南、湖北共进会实力大涨，但缺少一个有号召力的人前去主持工作。武昌起义在酝酿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在海外，黄兴在香港，一直在湖北干革命的居正既是共进会员，又是中部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极力推荐谭人凤或者宋教仁亲临武昌——共进会必定是同盟会的分支，如果有重量级元老参与，一定能震住场面。很多人赞成他的建议，因此居正亲赴上海，欲请谭人凤或者宋教仁。
“湖北武昌革命条件已经成熟，武昌新军跃跃欲试，孙武、张振武、蒋诩武等诸位同志已将一切安排妥当，只待二位前去，敲定时日便能举事！”居正在会议上有条不紊地介绍了湖北各部新军、会党，以及帮会势力。
“咱们还需要联系各分会一并举事。到时候武昌首发，长沙迅即响应，南京、上海两地接着策应，则大事成矣！”已过知命之年的谭人凤喜形于色。
“上海、南京方面问题不大，我跟光复会有联系，到时候约他们一起行动，只是各地分会如何能迅速响应呢。”陈其美一脸英气。
“这个不要紧，我们派人一边请回孙、黄两位先生，一边与中部总会麾下的浙江、江苏、安徽、江西等地支部联系，如果湖北、湖南起义成功，到时孙黄二位先生振臂一呼，西南云贵川黔各省闻风而动，清廷必败！”宋教仁一口湖南话铿锵有力。
经过紧张的商议，绝大部分同志赞成宋教仁的意见。详细安排各项事宜后，谭人凤、宋教仁决定先往武昌。
历史的戏剧性在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点小岔子。
就在湖北这边得知谭、宋二人即将到来，紧锣密鼓筹划起义的时候。谭人凤突然病了，高烧不止；被关押在武昌监狱中的宋教仁之密友胡瑛又托人前来上海，痛哭流涕地说湖北条件尚未成熟，共进会内“三武”争权，如果仓促发难，一定会损失惨重。
宋教仁本打算自己先行，又担心镇不住武昌三武，因此打算等谭人凤病好之后一起走。
秘密住进医院的谭人凤信息不够灵通，在10月8日那天带病出院，急匆匆赶往武昌。两天后夜里船到江西九江，谭就听说武昌新军起事，清军弃城而逃，同盟会主要人物一个也不在现场——就连共进会“三武”也不知去向。更怪异的是，几天后又有消息传来，起义新军居然拥护清廷第六镇“协统”（旅长）黎元洪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
鄂州约法
同盟会中部总会一干人先后得知湖北黎元洪成了“首义都督”，个个哭笑不得，宋教仁追悔莫及。
多年后，谭人凤也责怪宋“办事不牢”：“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宋教仁字）之迁延以致之也。不然，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安有黎元洪？无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意思是说，当时国内同志对亡命海外的人有着崇拜心理，如果不是宋教仁拖拉误了事，哪会轮到黎元洪上位？如果不是黎元洪赖在了湖北，后来也少了很多麻烦！
同盟会中部总会其他人也这么认为：还在黄克强办华兴会的时候，宋就是发起人；孙中山建立同盟会，宋是仅此于孙黄的第三号人物；中部同盟会也得益宋之经营；数次起义，宋呕心沥血；武昌起义时要是宋在湖北，肥头大耳的黎元洪怎么会成首义元勋？
宋教仁也深深自责，可局势变化实在太快，容不得他细想：北洋大军即将南下，武昌方面极力敦请黄兴前往“带兵作战，以鼓舞革命士气。”10月28日，宋教仁与黄兴一同抵达湖北。
黄兴当时只想着“战”：打退清兵，保住首义之都；宋教仁则想得深远些，期望能“立”，组织“中央临时军政府”，以黄兴代行“大元帅”或者“临时总统”之职，号令全国同盟会支部一起举事。黎元洪既然已经上位，姑且担任副职。
只是黄兴谦逊力辞，说要等孙中山回来——其时全国格局不稳，各地同盟会尚处在独立作战的地位，的确需要强有力的统一政府，而有足够影响力的只有孙黄二人。惜黄兴先生虽品德高洁，于战略大局却缺乏眼光。
黄兴带兵前往一线去了，“临时中央”无法建立，宋教仁便筹划建立完备的“法制”，推翻清廷是“破”，旧的秩序被打乱，新秩序该如何建立呢？宋在日本留学时便致力研究欧美“宪法”，留守湖北的日子里，他以精湛的法学知识，很快起草了《中国民国鄂州约法》。
现在谈到《鄂州约法》，也许很多人会觉得陌生，但它实际上是中国第一部以“自由、平等、博爱”等天赋人权为思想基础、以三权分立为理论基础的大法，以法律的形式否定了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确立了人民的民主与自由权利，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意义。
蔡元培回忆辛亥革命时曾说：“同盟会内，会员大率以‘驱逐鞑虏’为唯一目的，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先生其最著也。”
武昌首义后短短一个月，南方各省先后独立，接着上海、南京光复，上海都督陈其美电邀独立各省代表赴沪商讨国事。可局势并不美妙，北洋军铁板一块，南方仍然各自为战，上海开会时，宋教仁再次建议筹组“临时政府”，力劝众人“目下大局安危，不在一时一地之胜负，实在统一机关之成否。”并和陈其美、谭人凤等推举黄兴为大元帅（或大总统）。
湖北代表强烈反对，其他各省代表也表示“不必多此一举”，甚至有人认为宋教仁想为自己谋一官半职。宋有苦难言，如果湖北黎元洪的抢先一步，联合南方各省立宪派、旧军人在武汉组建“联合中央政府”，黎以“盟主”的身份领衔南方的话，很可能单独与清廷媾和，那么同盟会无疑就沦为配角！
幸运的是，黎元洪眼界、野心、号召力都不够。
不幸的是，虽然两个月内南方各省先后独立，但由于没有统一的军事、政治中心，南方力量不集中。加上袁世凯出山，镇住广西陆荣廷、江苏程德全、山西阎锡山等“老部下”，北洋军团乘机突破，压住了燎原的革命之势。
历史无法假设，倘若黄兴听从宋教仁的建议，同盟会群英能预测到此后乱象，也许一切都会顺利行进——南方确定“中央政权”号召各省出兵北伐，北方革命党群起响应，携雷霆之势会师京都，观望派、中间派必然转向革命阵营，民主进程由此迈进一大步……
谭人凤曾评价他的两个老战友——同是湖南人的黄兴和宋教仁，说黄兴“雄而不英”，有魄力够豪迈，却缺乏大战略；宋教仁“英而不雄”，能看清时局，但往往屈从于人，甘当第二角色，故而功亏一篑。
的确，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分秒时间便能改变大局。
等孙中山从海外回来，南方各省不少旧官僚已然重新上位——北伐之声被和谈淹没。“雄而不英”的黄兴决意功成身退，“英而不雄”的宋教仁却致力于构建“民主宪政”，以不负平生所学。
革命书生助清廷
宋教仁，字钝初，1882年出生于湖南桃源，自号“渔父”。清末朝廷腐败不堪，宋教仁在桃源漳江中学读书时，就常跟一帮热血青年讨论着如何推翻清廷，而且见解很是独到：“中国苦满政久矣。倘若有英雄起兵武昌，东扼九江牵制江南，北击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四川，南取粮于湖南，然后可得志于天下。”不得不佩服其战略眼光，多年后武昌起义引发全国革命，就是这样成功的。
1903年11月，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黄兴，邀集“湘江志士”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陈天华等成立华兴会，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会员达数百人。华兴会将湖南、湖北作为起义的重点，基本战略是“两湖起兵，两广策应，牵制四川河北，突破江西安徽，继而直捣幽燕”。该会成立不久，主要人员分赴诸省发展同志。宋教仁和胡瑛奉命到湖北，“设支部于武昌，结纳同志，运动武阳夏三镇新军”。
1904年旧历十月初十是慈禧70大寿，清廷大张旗鼓庆祝，华兴会密谋于当日在长沙起义。宋教仁在家乡变卖家产筹备经费，可起义前夕由于叛徒出卖，华兴会在长沙的总部被查抄，许多人被抓。宋刚到长沙，就得知自己上了通缉榜，慌忙离开，行到沅水边无船可渡，幸好一渔夫同情革命党，助其脱险。为感谢救命之恩，宋自此笔名“渔夫”，给儿子起乳名“稚渔”。由于某编辑疏忽，发表宋之文章时写成了“渔父”，外人则多以“桃源渔父”称呼。
长沙起义失败后，湘江志士纷纷逃亡日本宣传革命。1905年夏，兴中会创始人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与黄兴筹划合并两会，建立同盟会。华兴会主要成员意见很不一致，陈天华主张全体入盟，刘揆一表示反对，黄兴建议“在形式上加入，精神上仍存华兴会”。宋教仁提出：“既然都是为了革命，入盟显然更能积聚力量，如果执意不入盟的，咱们华兴会也当他是同志！”
在黄兴、宋教仁的努力下，华兴会成员基本加入了同盟会。同盟会选孙中山任总理，下设执行、评议和司法三部，黄兴任执行部庶务，掌庶务、书记、会计、内务、外务、调查等科；评议部议长汪精卫，司法部判事长邓家彦、检事长宋教仁；机关报为《民报》，宋教仁兼管报社日常事务。
同盟会成立以后，不少留日学生被吸引入盟。日本政府屡遭清廷抗议，颁布《取缔清朝留日学生规则》，禁止集会结社，妄图压制学生。学生们义愤填膺，很多人停学回国以示抗议——其实清廷此举也是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些激进分子回国后，煽动造反更甚。
昔日朋友们纷纷回国鼓吹革命，宋教仁认为革命既要从事破坏，更要进行建设，他因此辞去《民报》的职务，考入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预科，系统地学习政法知识。读书期间，他对资产阶级政体有了深刻的了解，先后翻译了英、美、德、俄、澳、比等国的官制和政治制度概要。
就在宋教仁想进一步吸取他国经验，构建中华宪法的时候，孙中山被日本当局限令离开。日本政府和一些国际友人给孙送了1万5千元的旅费，孙拨给《民报》2000元，其余则作为“建立南洋分部和发动国内起义”的经费。
适时担任《民报》主编的章太炎性子急躁，对孙大为不满，与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等人兴起“倒孙”风潮。章陶一闹，原华兴会几元老对兴中会也颇有微词，同盟会总部一团糟，宋教仁为了维护大局多方劝导。直到黄兴几次致电，总算平息了纷争。
东京同盟会总部经此争论后人心躁动，宋教仁也无意留在日本，与几个朋友奔赴中国东北成立“同盟会辽东支部”，联系东三省马帮，密谋在“龙兴之地”举事。
当时日本人在东北成立了个黑社会组织“长白山会”，制造所谓“间岛问题”（间岛地区在伪满洲国时被日本人化成“间岛省”，省会延吉，辖延吉、珲春、和龙、汪清、安图五县），妄图侵占我国延吉地区（现位于吉林省东部，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府）。日本人的理论是：延吉是朝鲜的，朝鲜目前受日本帝国保护，因此得划过去！
清政府不懂《国际法》，谈判往往被人牵着鼻子走。宋教仁担心清廷将国土卖了，于是将打扮成日本人，化名贞村，在日本朋友的介绍下加入“长白山会。接着，宋教仁秘密将该会伪造关于”延吉地区属朝鲜的证据全部拍摄下来，然后带回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翻阅大量有关资料，写了《间岛问题》一书。
宋教仁既懂法律，又谙历史，通过文献，尤其是朝鲜方面的记载，证实“间岛之领土主权，自唐中叶迄于明末，即属通古斯人（女真人一支）之传来取得者，不特与朝鲜国家绝无关系，即与朝鲜人民亦无丝毫之关系也。”
当时日本政府正与清廷谈判，宋教仁书稿一成，日本慌了，赶紧派人携带重金找宋教仁，欲图收买。宋严辞拒绝，说自己虽然反清，但华夏领土不可侵犯。清廷得知后则欣喜若狂，特派军机大臣袁世凯让驻日公使将宋教仁的书稿买去，还送了宋一千大洋。
宋教仁的书稿让清廷在对日谈判中稳超胜券，负责此事的袁世凯因而得到朝野一片赞扬。后来连慈禧太后也知道了宋教仁的大名，让人找来《间岛问题》原书读她听，事后拍案道：“国有人才如此，管理外务大臣不能引用，可惜可惜！”
慈禧还特意召见庆亲王，吩咐道：“赏宋五品京堂，来京听候任用”。
宋教仁胆子颇大，闻讯后致电孙中山、黄兴，建议自己借此机会潜伏到清廷中枢，从内部瓦解敌人。黄兴大惊失色，劝他万万不可，你一介书生，去了必死无疑。孙中山也说不行，宋只得作罢。
宋教仁没能做清廷的官僚，多年以后，袁世凯成了民国总统，而宋教仁则欲当总理，以内阁限制总统——与“间岛问题”有关的两位重要人物，居然以如此奇特的方式再度“合作”。
在东北虽然没能兴起起义，但宋教仁混进日本黑社会弄到资料，以书稿维护了领土主权，也为其博得一定声望，他将清廷的赠款全部捐给同盟会总部，还对人说：“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赚几文钱也。”
不过，宋教仁此举也给自己增添了些麻烦，革命党内有人攻击他勾结清朝官吏，贪求荣华富贵；日本政府则对他大为光火，认为他是清廷的密探；加上同盟会在西南起义屡屡失败，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在南洋成立分部，共进会、光复会自行其是，东京同盟会总部几乎频临破裂，宋教仁很难控制局面。
理念之分歧
1908年秋，宋教仁曾几次致电孙中山，建议整顿党务、统一机构，但无甚结果。而南方起义叠遭失利，他与谭人凤、居正等打算成立中部同盟会，一是“作为长江流域起义之指导机关”，二是构建“行之有效的组织制度”！
黄兴并不赞成宋教仁的做法，企图说服他“不要搞分裂”，但宋教仁此时已经熟读各国法制，不是当年的简单书生了，他向黄兴解释“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同盟会的凝聚力不能寄托在某一个人的威望上。”且坦言自己也很尊敬孙中山先生，但是中国革命要达目的，不能依靠圣人，而要“通过钻研有关的政治书籍，确定良好的制度”。
在宋教仁和谭人凤筹建“中部同盟会”的时候，孙中山黄兴策划的华南革命依旧继续着，每次需要人手或者资金，宋教仁依然认真办理。直到1910年底，他应于右任邀请，到上海担任《民立报》主笔。
在上海期间，宋教仁以笔当枪，指斥清廷对国际形势蒙昧无知，甚至助其分析列强野心：日本想独吞中国，俄国觊觎东三省和新疆，英国企图控制长江流域，美国则拼命向中国内地各省扩张，如果这些狂徒一旦出现冲突，“不出五年，日英同盟解散……不出十年，日本与美国则干戈相见于太平洋，导火线要么是满洲问题，要么是谁主控中国的财政问题”。百年之下，见到此段文字，仍不得不佩服宋之远见！
1911年4月间，同盟会东京总部酝酿广州起义，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人亦筹款调人相助，黄兴电邀宋前往香港指挥调度，中部同盟会有人劝宋别去。宋教仁淡淡一笑：“诸君勿惧，成则为四万万同胞，不成则一颗头颅而已。”到香港后，宋教仁被任命为继编制课长，布告令文皆出其手。
无奈广州黄花岗起义事发突然，以失败告终，革命阵营很多人对孙黄的战略失去信心，在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居正等人的筹划下，“中部同盟会”在上海召开正式成立大会，筹划联合湖北共进会、江浙光复会同时起义，确定了兵分四路的方案：
第一路建立湖南分会，与共进会合作；
第二路去安庆，筹建安徽分会；
第三路由陈其美负责，与光复会合作，经营浙江、江苏，尤其要控制上海、南京两座城市；
第四路之湖北则是重点，谭人凤、居正负责，由上海总机关直接领导。居正是共进会发起人之一，与“三武”颇有交情，宋教仁叮嘱居正“革命之火一经点燃，由新军来占领汉阳的兵工厂、楚望台的军械局。能夺下这两个地方，就不怕少枪缺弹了。这叫做‘向敌借兵，就地取粮’，省钱省事……”武昌起义正式先占楚望台军械局，后取汉阳兵工厂。
除此以外，宋教仁又致电同盟会东京本部，力请吴玉章回到四川建立四川分会；并通告孙中山、黄兴，委托他们号召其他各省响应起义。
无论这些人如何筹划，都没能预测到湖北的冷幽默事件——武昌起义偶然爆发，顺利成功，并非革命党的黎元洪当了都督！接着各省迅速响应，南方先后独立！
一片混乱中，宋教仁极力组建“临时政府”，以黄兴领衔，黄兴却屡屡推让，要等孙中山回国——这一等，也错过了北伐的最好时机，骑墙派逐渐占据了南方多省军政府的权力中枢。
1911年12月25日，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到达上海，才着手建立“临时中央政府”。
宋教仁熟读西方宪政，倡议建立法国式政体：总统作为国家象征，内阁承担实际行政责任；内阁总理由议会中占多数地位的政党选出；如发生意外，可撤换内阁，国家元首无损。
该方案相当完美：无论谁担任总统，同盟会只要在全国选举中获胜，便能组织内阁。
孙中山对宋教仁的提议则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人奴性太重，需要一个过渡阶段，贸然“启动议会、实行宪政”，政党之间很可能忙于彼此攻击，根本不会关心国计民生。孙中山坚持自己的理念：先军政，确定中央绝对权威；时机成熟后再实行训政，设国民政府主席，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离；最后是宪政选举总统，总统对议会负责，议会对政党负责，政党对民众负责。三个阶段分别是“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分三期九年完成。
宋教仁和孙中山为建立怎样的制度当面争执过，宋同意建立“以孙为革命中心”，但坚持实行内阁制，明确表示并不针对孙本人，而是为了建立良好的制度。孙中山不予置否，在一边劝解的黄兴无奈，把两种意见提交各省代表会议进行讨论，宋的提议最终被否决。
1912年1月1日，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宋教仁担任了法制局局长。孙中山最初提名他任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通不过，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坦然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一个总长不做也罢。”
高傲古怪的章太炎则对宋敬服不已，称“遁初有总理之才，当为三十年太平宰辅”“建置内阁，首推宋教仁，堪为宰辅，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章太炎也告诫同盟会，“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只有天下为公，才能让人服膺，如果以一党之私组建政府，于共和无益，他甚至着手组织反对党。
南京临时政府是个过渡机构，外国势力纷纷施压，国内和平的希望落到掌管北洋军团的袁世凯身上：革命党中的“反满派”认为袁世凯是汉人，只要他响应共和，可以接受；立宪派觉得袁世凯军事、政治、教育办得都不错，而且是清廷旧人，也是极力推崇；即便是清廷，认为袁世凯上位总好过革命党执政；革命阵营中的温和派也担心持续战争会扩大伤亡，随大流响应和谈。
孙中山抱着天下为公的想法宁愿让位，只望和平统一全国。袁世凯则野心勃勃，先逼清帝退位，再宣誓效忠共和，继而如愿以偿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南北达成协议：临时大总统、临时内阁、临时议会均是过渡性质，政府应该在1912年底启动“全国大选”，先选出参、众两院的议员组成议会，继而由议会产生内阁，最后选举大总统。
毁党造党，牵制老袁
南京方面为了防止袁世凯玩手段，提议要其到南京组织政府机构，幽默的是，“临时参议院”特意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采用宋教仁所主张的“责任内阁制”，企图用内阁来约束“临时总统”袁世凯——孙中山当总统，参议院就同意实行“美国总统制”，保证孙的权力；换成袁世凯，又改成“法国内阁制”，简直是针对袁世凯设的套。
袁世凯大奸之人，岂不知同盟会的小心思？
1912年2月18日，孙中山特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专使，宋教仁和汪精卫等陪同，前赴北京迎袁南下就职。
袁世凯根本不愿意去，南京是革命党的地盘，北京才是他的老巢，他哪会甘入虎穴？再说，南京根本就想把他架空！袁表面上表示“极愿南行”，暗中却密令陆军第三镇的部分士兵发动“兵变”，为其不能南下制造借口。北洋大将们纷纷公开致电，说“北方形势不稳，非袁不能服众。”
忠厚的蔡元培不知袁耍了诡计，致电南京，大意是“为了早日实现和平，不如就让袁世凯在北京任职组织新政府。”同时，袁世凯又请宋教仁到上海报告一切。
宋教仁知道袁世凯品行不端，“北京兵变”肯定是袁耍弄手段，但他也有着自己的战略考虑：俄国与日本一直觊觎我国东三省，如果定都北京，则便于抵制。
回到南京后，宋教仁则力劝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同僚，建议同意袁世凯的请求。
没想他的一番好心被人误解，同盟会元老之一马君武大声叱责：“你到北京去了一趟就出卖南京政府，做袁世凯的说客！”
宋教仁反驳：“我完全是从战略角度看问题！咱们不能鼠目寸光！”
马君武大怒，冲到宋教仁面前狠狠扇了宋一耳光：“谁鼠目寸光？你这叛徒！”
马出手相当狠，宋教仁左眼受伤流血不止，住了几天医院才得以痊愈。事后，马君武十分惭愧地说：“因不识钝初政治之手腕，故有是言。钝初诚愿始终忠于党，我甘承其过。”
南京方面哪里是袁世凯的对手？1912年3月10日，袁如愿以偿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提名唐绍仪组织第一届“临时内阁”，“襄助总统处理政事”。唐早年担任清廷驻朝鲜领事，与袁世凯多有合作，后同情革命，在孙中山的建议下加入了同盟会，双方对其均很满意，临时议会很快通过了内阁名单。
唐怀有极大政治抱负，推荐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入阁，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宋教仁上任后，正式拜访袁世凯，袁见其西服敝垢，问：“君着此服已几年？”宋答：“留学日本时所购，穿已十载。”袁世凯大为感叹“余生平阅人多，如君志节亦仅见。”
佩服归佩服，袁世凯揽权之心可没少，先强行把心腹赵秉钧安排入内阁；又大举借款，以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监督中国财政为抵押，唐绍仪联合宋教仁、陈其美等力加反对；最为严厉的一件事情是，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适时加入同盟会）为直隶都督，袁世凯不予承认，公布命令另外指派，抛开内阁，践踏《临时约法》，干涉政府。
唐绍仪于6月15日愤而辞职，外交总长陆征祥继任。
宋教仁见“责任内阁”形同虚设，几乎等于袁世凯的“私人幕府”，也提交辞呈，并召集同盟会志士开会讨论如何应，主张“组织纯粹之政党内阁”。
当时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大批涌现，均期望在议会中占据一席之地，同盟会内部也派别林立，宋教仁认为同盟会已远远不能适应“政党政治”的需要，需要改造，公开宣称：“同盟会分子复杂，本非政党组织，前此勉强改为政党，原非余之本意；且同盟会多有感情用事之举，尤非政党所宜出。”
这年5月，浙江统一党（章太炎、程德全等人组建）与湖北民社（湖北共进会发起）组成了“共和党”，推举黎元洪竞选正式大总统，在临时参议院中和同盟会对抗。宋教仁觉得组织一个大党，在国会中抢占地位已经刻不容缓。
7月16日，宋教仁主持召开了同盟会本部全体职员大会，讨论改组问题。多数人主张仍沿用旧称，宋教仁没有明确反对，只作了两点原则性说明：一是对于赞助同盟会的其他政党要极力联络；二是要注意国会的选举，“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除了同盟会、共和党之外，参议院中还有一股势力，便是“统一共和党”，以云南蔡锷、陕西张凤翙、东北吴景濂为首，代表地方实力派。此党内大多数人曾加入过同盟会，当时既不满袁世凯，又要争取自己利益，跟同盟会也有不合之处。袁世凯翻云覆雨，统一共和党也相当不满，便决定和同盟会合并改组，一起参加正式国会的竞选。
宋教仁在争得孙中山、黄兴的首肯后，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反复商讨，五大党派决议成立全新的政党“国民党”，主要纲领有五条：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厉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和维持国际和平。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宣告成立，孙中山到会发表演讲：“全五大政党为一国民党，势力甚为伟大，以之促进民国政治之进行，当有莫大之效果。”9月3日，孙中山被推选为国民党理事长，但他“专心于铁路建筑”，委托宋教仁代理。
宋教仁则踌躇满志：“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并以喜悦的心情写信对海外的同盟会员说：“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
袁世凯当然知道宋教仁的目的，他根本不在乎谁当总理谁组阁，只在乎自己手上的权力有多大，他曾说道：“无论孙中山，还是黄兴都好对付，顶难驾驭的，只有一个宋教仁。孙黄以暴动手段，来抢夺政权，我倒不怕；以合法的手段，来争取政权，却厉害多了。”
拒任总理，理想为公
宋教仁因改组革命党而声名高涨，孙中山、黄兴担心袁世凯忌惮，分别劝袁加入国民党，袁世凯哈哈一笑“我入甲党则乙党不满，入乙党则丙党不满，所以什么党都不加入，采取不党主义。最为公平。”袁还建议：“现任的国务总理陆征祥难以服众，一直称病躲在医院，不如就让宋教仁担任临时总理吧。”
“宋为人耿直，绝对不会答应的。”黄兴解释，“而且正式国会选举即将举行，临时政府也快结束，他本来就打算通过正式渠道入阁。”
“那么将来如何缓解他与我的矛盾呢？而且现在内阁也几乎停顿了。”袁世凯认为既然孙黄不参加竞选总统，自己“正式”选上总统毫无问题，但宋教仁的确是根刺。
“不如请您自己安排临时内阁，但让内阁总理与各部部长全体加入国民党，那么就有个良好的过渡和缓冲了。”黄兴一片善意。
袁世凯就是想要这效果，将亲信赵秉钧提拔为国务总理，临时参议院走了个过场，通过。
对袁而言，内阁成员加入国民党也无所谓，反正这套人马属于自己！袁还是想拉拢宋教仁为自己所用，特地召见，赠送价值三千元的貂皮外套一件，又赠以高达数五十万的存折一份。宋教仁全部退回不受。
宋教仁一心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世界里，1912年10月18日，他离京南下，让赵秉钧带信一封对袁世凯表示谢意：“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岂知收买不成，袁世凯已起了杀心“此人如梁上贼寇宋江。”
此次南下，宋教仁一为回家乡探望别离8年的老母和妻子，二是布置南方诸省的国会议员选举事务。
在桃源老家住了1个多月，宋教仁于1913年1月8日到长沙，在湖南都督谭延闿出面主持的国民党湖南支部欢迎会上演说自己的政治理念，强调“政党内阁”的重要性：“欲建完善的政府，必须有政党内阁。国民党如能赢得大选，自然能组成得力政府。兄弟非小视他党，因恐他党不能胜任，故不得不责之国民党员……孔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况湖南人作事勇往为各省冠。此次选举，须求胜利，然后一切大计画皆可施行。”博得一片掌声；
到武汉时，宋教仁公开表示，要由国民党出面组织全国大选之后的第一届“正式政府”。让袁世凯寝食难安的是，宋教仁演讲时经常批判临时政府：“中国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政府今日对于此种问题盖全未着想，殆以临时政府期近，敷衍了事，以塞国民之责，不惜以万难收拾之局贻后人！”
宋教仁还有个念头：要使袁世凯放权很困难，如果选举“愚昧脆弱之黎元洪”为总统，便能充分发挥责任内阁作用。因此，他访问黎元洪时怂恿：“我们不能使袁世凯做我们听话的工具，我要我党党员选你当总统。”
黎元洪不敢与袁世凯抗衡，奉劝宋别太张扬，宋不以为然：“现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
这年2月13日，宋教仁从汉口沿江东下，过江西、杭州，两天后到达上海，住在黄兴家中。此时宋教仁在全国已经刮起一阵“宪政旋风”，国民党影响力大涨，孙中山已经赴日本考察，黄兴不愿过问政治，宋教仁已经成了国民党的实际领军人物。
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的会议上，宋教仁再次解说“三权分立”的宪政设想：“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皆当依法处理”。继而又批评临时政府无甚作为，说“只有国民党组织议会内阁，才是救治不良政府的医生”。
为了团结各派政党，宋教仁还专门密访“进步党”（由立宪派和一些旧官僚组成）首脑梁启超，坦诚告白：现在国家前途是根据《临时约法》推行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贵党上台执政的话，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请你善意监督。梁启超当即表示国民党执政，他们愿作为在野党监督。
其实民国初年的首次“正式选举”也有着相当的局限，“选举资格”有四条：1、当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2、有价值五百元以上的不动产；3、小学以上毕业；4、相当于小学以上学历。最后投票的人大约为全国人口的10%。但这次选举也算是中国首次“直接、公开、由选民自己投票”，选出了参众两院议员。
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
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得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其他党得147议席，无党派26席。
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其他党38席，无党派44席。
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且两院议长吴景濂、林森均是国民党籍，议员人数虽没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操纵参、众两院。
惨遭暗杀
国民党在大选中的胜利，让年仅31岁的宋教仁更是意气风发，他幻想着“国民党组织内阁，自己出任总理领衔”，那么接下来无论谁当选“总统”，都只是形式上的国家元首了。
宋教仁也想到了最坏的局面：倘若袁世凯落选，很有可能同国民党最后摊牌；或者当选为总统后的袁世凯不肯放权，以北洋军团威胁内阁，那么南北必然也将起刀兵。他对身边的同志说说：“在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然而他根本没想到：一张无形的大网已经张开。
宋教仁到上海后，依旧忙着与陈其美、于右任、黄兴、谭人凤等商讨在国会中应当施行的党略，准备加以完善带到北京国民党本部。好友陈犹龙风闻“北方即将对宋先生不利”，劝其小心，宋教仁笑道：“吾一生光明磊落，平生无宿怨无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党竞争，安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另有北京同志发来密函：“先生在南京时即有人潜随其后，欲图行刺。先生还是谨慎为好。”宋教仁却认为那是“蛇影杯弓之事”，全不放在心上。
袁世凯也发来电报，邀请宋教仁“早日北上，商讨国事。”宋便打算在3月20日晚上与几个议员一同北上。
临行前，宋教仁到《民立报》社向同仁告别，主笔徐血儿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先生此行，责任甚重，顾宵小多欲不利于先生，恐前途有不测之危险，愿先生慎重防卫。”宋无其事地笑着回答：“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然并力赴之。”
当晚10点，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廖仲恺等人送宋教仁到上海沪宁车站，大约在45分左右，车站入口处检票处三声沉闷的枪响，接着一个黑影迅速逃窜。宋教仁则痛苦地捂着肚子：“我中枪了，有刺客！”随行众人纷纷叫喊巡警，奇怪的是往日火车站夜间发车必有巡警巡逻，当晚却不见一人。
宋教仁很快被送到医院，他忍着剧痛委托三件事：“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的书籍，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二、家里很穷，老母尚在，要是我死了，请黄兴、于右任及老朋友们代为照料。三、请各位继续为国奋斗，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心。”
12时30分，医院将宋教仁送入手术室开刀，宋脸色苍白，咬住衣领不吭一声。医生用钳子从宋的小腹中取出子弹，发现子弹有毒，伤口周围的皮肉已经泛黑。午夜2点，医院再次召集外科医生五人第二次做手术，将宋教仁的肠子打开，取出食物污血，然后洗净消毒缝上。宋教仁几度昏迷，醒过来则对黄兴感叹：“我了调和南北，费尽苦心，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真死不瞑目。”并授意黄兴代拟致袁世凯电文：“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时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3月22日晨4时，宋教仁病情恶化，双手发冷，口中喃喃自语：“我们要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他实在想不出什么人会暗杀自己，只是叹息：“罢了！罢了！惜凶手在逃，不知误会吾者，为何许人？”闻者无不落泪。
延至4时48分，宋教仁已不能言语，仅以暗淡的眼光看着身边的一群朋友，依依不舍。黄兴泪水滂沱，在宋教仁耳边大声道：“顿初，我们会照料把你的一切，你安心去吧！”宋闻言用力睁大眼睛，慢慢断了气。于右任泣不成声，陈其美捶胸跌足：“不甘心，此事真不甘心！”
翌日午后3时，国民党上海交通部部为宋教仁举行大殓，时任上海都督的陈其美替亡友买了一副上好的寿木，同时请了照相馆的人前来为宋拍遗体照。黄兴主张让宋衣冠整齐，以显其一生光明正大，有同志则认为宋遭此惨祸，要留一张历史性的照片，必须将赤身伤痕也摄出来。于是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摄赤身的，一张摄正冠礼服。
宋遇难后，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布通告：“本党代理理事长宋先生之丧，各党员缠黑纱志哀。”孙中山当时正在日本考察铁路政策，闻讯悲伤异常，立即致电国民党北京本部和上海交通部，令“党人合力查出被刺真实原委，以谋昭雪。”
黄兴与陈其美多方联络，致函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英国人卡罗斯，并悬赏万元缉拿凶手；江苏都督程德全通电全省各地官吏，限期破案；沪宁铁路局认为凶案发生在火车站内，有损声誉，也主动拿出五千元赏金缉凶……
北京国民党总部本是张灯结彩，欲接宋教仁前来主持大局，噩耗传来震惊愤懑，有人当即要组织人手去上海问责。在上海的黄兴则致电北京《民主报》，说明宋氏遇难经过：
“钝兄于念夜十时四十五分由沪赴京，在车站被奸人由背后施枪，弹由右脊腰上部掠肾脏穿大肠直透下腹皮停止，当即送入附近铁道医院医治。此时钝兄伤虽重而精神如常，然自知必死，即口授致大总统电文，并述对将来之政见，一一告别同志，绝不提及家事，惟云老母年高，不可使知变状。十二时卅分即将子弹取出，念一日午后二时，复集医士五人剖治，又将肠伤缝补涤尽，遗出食物及污血，仍合其口此后神人不谅，死不瞑目矣，竟尔绝命。呜呼！当此国势飘摇之际，而有如此奸徒，不顾大局，戕贼人道，行此暗杀手段，痛何如之，诸君当亦同声一哭也。凶徒正在密探，尚未缉获，谨此讣闻。”
袁世凯则表示“非常意外”，做出极惋惜的样子说：“这怎么好呢？国民党失去了宋顿初，少了一个明白事理的首脑，以后越难讲话了。”他还命秘书草拟电报，处理宋身后事：“目前紧要关键，惟有重悬赏格，迅缉真凶，彻底根究。宋君才识卓越，服务民国，功绩尤多，知与不知，皆为悲痛。所有身后事宜，望即会同钟文耀（即沪宁铁路总办）妥为料理。其治丧费用，应即作正当开销，以彰崇报。”
宋教仁之死造成了影响远远超过了陶成章和张振武，前者分别出身于光复会和共进会，与同盟会多有争执，虽然本会扬言要报仇，始终力量单薄未能发起。宋教仁则是同盟会骨干、国民党中仅次于孙黄的第三支柱，国民党自然不依不饶。
袁世凯却暗示北洋系控制的报纸大举造谣：一是宣扬宋教仁与孙中山向来意见不合，曾在共和制度与定都问题上有争执；二是宋教仁改组国民党后，成了实际领袖，其他同盟会元老心有不服，尤其出身江湖帮会的某些人……
理想的湮灭
国民党一边在报纸上与北洋对骂，一边紧急展开调查。
查案的过程相当顺利，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过程如下：
有个旅客到租界巡捕房报案，说隔壁一位山西客人武士英形迹可疑，曾屡向众人借钱，最近莫名赚了一笔，请大家喝酒说要办一件大事，现在不知去向。
又有古董商人某前来提供线索，声称贩卖古董的青帮大佬应桂馨曾向他询问有没认识的厉害角色，并提供了张照片，说只要干掉照片上的人，马上支付1000大洋。古董商这些天翻看报纸，赫然发现应想杀的便是宋教仁。
租界总巡捕卡罗斯当即带人查抄应桂馨的家。应宅位于法租界内，警探们闯入时应不在家，他们便将应的家人扣于一室。翻箱倒柜一无所获，一位警探灵机一动，到应的某小妾面前压低声音说自己是应桂馨的手下，大哥吩咐要将机密文件转移出去。那女人被唬住了，撬动墙角机关翻出一个小箱子，里面很多信件与电报。还有一把手枪和几颗子弹——弹壳与事发现场所捡到的一样！
另外一个警探在搜查下人的时候，无意喊了一句：“武士英在不在。”居然有个矮子承认自己就是！人赃俱获：应桂馨买凶杀人，兵痞武士英为了1000大洋“刺宋”！
巡捕房顺藤摸瓜，很快将应桂馨捉拿归案。惊人的是，从应家抄出的密电显示，宋案与北京政府有关，牵涉到国务总理赵秉钧、国务秘书洪述祖，此二人是袁世凯心腹。
比如1913年3月12日，应桂馨在给洪述祖的密信中写道：“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为扰乱”；3月13日，洪述祖致电应桂馨：“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3月21日，也即宋教仁被刺第二天，应桂馨致电洪述祖：“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亡，堪慰，望转呈报。”而此前的一封电文中，还有“来函已面呈总理、总统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等语。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
孙中山马上回国，抵达上海当天便召开国民党高层干部会议，认为“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黄兴则认为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可启动国会弹劾袁世凯、赵秉钧二人，倘若二人践踏国法，那么以牙还牙，将对方也暗杀！一时拥孙、拥黄争议不断。
宋案不仅凶手被捕，而且铁证如山，袁世凯、赵秉钧一时被国人骂得狗血淋头。为了转移矛盾，他们则炮制了一个“暗杀团”，扬言北京方面收到密报，“暗杀团”是南方激进组织，想将梁启超、袁世凯、宋教仁、赵秉钧等一一杀掉，“铲除和谈罪人，再次北伐”！
国民党当然不信，于4月13日在上海张园举行盛大的追悼大会，由陈其美主祭，居正赞礼，到场人数近千，极具哀荣。孙中山挽联云：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黄兴挽联相当硬气：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另外有“龙阳才子”易实甫挽联一针见血：卿不死，孤不得安，自来造物忌才，比庸众忌才更甚。壮之时，戒之在斗，岂但先生可痛，恐世人可痛尤多。
斯人已逝，宋教仁很快入土为安，其墓地在上海闸北，墓名“宋园”，墓前塑造了其一座铜像，下为石座，石座上有章太炎的阳篆“渔父”二字，于右任撰书刻铭：“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刺宋”的直接凶手应桂馨和武士英于4月16日由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堂移交给上海地方检查厅。在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坚持下，上海地方法庭决定于4月25日公开审理宋案，宣布“票传总理赵秉钧出庭”。
在北京的袁世凯和赵秉钧、再出阴招，莫名逮捕几个人，说是“暗杀团”成员，奉团长黄兴之命北上刺政府首脑。北京法院也要“票传黄兴”，袁的嫡系报纸《北京国报》公然用大字标题“伟人造反”，暗示黄兴主使谋反，而国民党的报纸则大字标题“总统杀人”相对。
黄兴当即表示自己要北上对峙，袁世凯担心露出马脚，又致电黄兴“供词虽牵涉我兄，但明为不耻之徒假借名义……特表歉意。”
诡异的是，在上海公开会审宋案的前一天，4月24日晚，凶手武士英竟在监狱中毒身亡——案情一时更加迷离，上海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谁有如此能耐？民间舆论纷纷，传言刺宋一案可能不仅仅跟北京政府有关，与同盟会陈其美也有牵连！
4月26日，全权负责此案的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发表通电，将有关宋案的证件全部发表，白纸黑字通告各大媒体，从“证据”上看，的确是国务总理赵秉钧、秘书长洪叙祖买凶杀人，即便袁世凯可以借口不知情，但也难辞用人失察之责。
袁世凯此刻还想保住赵秉钧，命北京司法部通电“地方无权宣布宋案证据，案情尚未明晰，此举干涉司法独立。”
国民党内部依然分歧很大，孙中山认为靠法律根本无法撬动袁世凯，执意要武力夺权，甚至表态：“若有两师军队，我当亲率北上问罪。”黄兴则认为一旦开战，国民党能控制的军队远远不及北洋，屡次开会，仍不能达到共识。
就在南北一触即发的时候，又有一个消息传到上海：袁世凯绕开国会，派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借了一大笔款项。据传这笔款子用途有四：一是善后，支付清廷王室开销；二是还账，帮清政府还列强旧款；三是建设，拨一部分兴建实业；四是练军，发放亏欠军饷，整顿军务。
袁世凯独断转型，内阁也没将此事通过国会，无疑践踏《临时约法》，而且谁都不敢肯定老袁的钱怎么花，要是作为军费镇压国民党呢？
孙中山主张应该先发制人，通电各国阻止借款，并由国民党控制下各省区组成讨袁军，随时起事！当时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仅有江西、湖南、安徽、广东四省，而这四省的内部也不统一。袁则抢先动手，先后罢免了国民党籍的江西都督李烈钧、湖南都督谭延闿，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并强令浙江都督朱瑞、山西都督阎锡山、奉天都督张作霖到北京“叙职”。
国民党被迫仓猝应战，孙中山、黄兴终于达成一致：再不起兵的话，很可能遭到袁世凯挨个清算！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宣布江西独立，通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
7月15日，黄兴抵达南京，宣布江苏独立，推举江苏都督程德全为南军司令，但程弃职逃遁上海；
随后安徽、上海、湖南、福建、四川、广东亦宣布独立。浙江朱瑞、云南蔡锷宣布中立。
然独立各省内部矛盾重重，北洋军出徐州、下南京、进湖北、逼湖南。不到两个月时间，“二次革命”便告彻底失败。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被通缉，相继逃亡日本。
10月6日，国会“正式选出”袁世凯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接着袁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与国会，袁世凯从此成为寡头总统。
宋教仁之死可谓是民国宪政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袁世凯认为“民主容易导致叛乱”，决意专制治国，甚至不惜代价“称帝”；孙中山也觉得“民主”不利于统一调度，重组“中华革命党”，规定凡入党者必须宣誓绝对服从孙中山一人，使一个“政党”退回到“帮会”；蒋介石掌控军队后，也学前辈实行独裁……多年后，国民党重新拾起宋教仁的“宪政”理念，已经是在中国东南的一个小岛上。
至于刺宋的几个主谋，简单絮叨一二，用四个字概括：恶有恶报。
应桂馨一直在监狱里舒服地呆着，二次革命上海被北洋军打下，他被一群青帮子弟劫狱救了出来，逃到青岛躲避风声。等袁世凯摆平国民党，他认为自己“为大总统立了功”，喜滋滋跑到北京“领赏”，狮口大张要“勋二位”和现金50万元。袁世凯一怒之下，安排刺客将他杀了。
内阁总理赵秉钧因宋案引嫌辞职，调任直隶都督，他在天津听说应桂馨被杀，难免兔死狐悲，对人说：“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呢！”此话传到袁世凯耳中，袁深为厌憎，指使人到天津直隶总督府将赵毒杀，赵死时七窍流血，年仅51岁。
内务部秘书长洪述祖一直躲在青岛租界内，直到1917年春才化名张皎安到上海帮日本人卖鸦片。也是天理昭彰，宋教仁年仅十五岁的儿子宋振吕及宋教仁的秘书刘君白在上海外滩发现了洪述祖，两人当场将他痛打一顿，又扭送至法院，判了无期。洪不服，向北京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几经折腾后到了1919年“五四”前夜，全国反帝反封的民主运动空前高涨，舆论对北洋政府庇护“刺宋”要犯强烈谴责。宋振吕也向北京高等检察厅提出控告。1919年3月27日，北洋政府最高法院终审，判洪述祖死刑，时任总统的黎元洪签字同意执行。
其时民国已废除了砍头之刑，从欧洲买来绞刑机器以显示文明，监狱用狗作了试验，相当成功，洪述祖有幸成了民国受绞刑第一位。
可洪过于肥胖，在绞架上拼命挣扎，导致脖子撑不住身体重量，头颈扯断身子落地，死时鲜血狂喷，相当凄惨。
直到洪述祖伏法，宋案算是尘埃落定。而彼时宋的“理想宪政”，早已被各路军阀摒弃，华夏大地陷入一片混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