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1896～1988年）文学史家。江苏泰兴人。复旦大学教授。著有《张居正大传》、《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等。
朱东润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育和研究，在古代文学史、传记文学的研究与创作方面，卓有建树。一生各类著作，总数超过一千万字，被誉为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者。朱东润一生爱书、读书、藏书、写书，在读书治学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足资启迪之处。
读完了武汉大学全部的英文版传记藏书
朱东润晚年时，每当别人赞扬他的成就时，他总这样说：“我不相信有什么天才，我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苦做。”这里他所说的苦做就是指无论读书还是治学都要扎扎实实地下死功夫。朱先生一直认定自己笨，但也认定自己是能下死功夫、肯下死功夫的。
1917年，二十二岁的朱东润从英国留学回国，为了谋生赴广西梧州，任省立第二中学英文教师。在教外语中，朱东润认为：学外语是为中国人服务的。要通外语，首先要通本国语，而学习中国语文，第一个拦路虎便是识汉字。朱东润认为自己识字有限，而清人编的《康熙字典》收有汉字四万多，字虽多，但许多根本用不上，于是就挑了一本收字一、两万的《新字典》下苦功夫识字。他每天挑出二十个写在纸上，粘在墙壁上，务求认识、记熟。“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经过这样的积累，终于掌握了大量的汉字，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厚实的基础。
后来，朱东润到武汉大学执教，在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过程中，他想到中国文学主要是从《诗经》三百篇和《楚辞》发源的，于是萌发了要把这两部书扎扎实实读一下的念头。在读书中，他的方法很特别，是将历代所有对《诗经》三百首中每一首诗的解释、看法、评价等都作一个穷尽式的阅读。例如《诗经》第一首《关睢》，朱东润是先把齐、鲁、韩三家对诗的看法、把《毛传》的看法、《郑笺》的看法，以及后代陈启源等人的看法一一读过。当时有些人对朱东润这样的读书甚不理解，武汉大学就有一位教授大骇道：“这样的读法，要到哪一年才把这三百篇读完啊。”然而，朱东润不为人言所动，就靠着这“死功夫”终于读完了《诗经》三百首并写出四篇论文，后集名为《读书四论》。这是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他“支出最大精力的著作”。《四论》付梓后，名动一时。《四论》中尤为出名的是《国风出于民间质疑》一文，朱东润用了两年的业余时间撰成此文。在这篇论文中，他对“国风”中每一首诗中的人物自称、名物章句一一辨析，一一明证、广征博引，从而对传统的诗经研究中，认为国风为民间之作的观点，作出了大胆的怀疑和科学的考辨，社会影响很大，至今，仍闪烁着不熄的学术生命。《诗经》三百首的研究，不仅体现了朱东润深厚的学术功力，更体现了他顽强坚毅的读书精神。
这种下死功夫的读书精神也贯穿于朱东润以后的传记文学研究和创作中。
还是在英国留学期间，朱东润便对西方传记文学产生了极大兴趣，但对传记文学应研究些什么，并不明白。于是朱东润就潜下心，开始对古今传记文学作品进行广泛的、切切实实的阅读和研究。在武汉大学任教时，他从古老的《约翰逊博士传》，到近代传记文学的典范《维多利亚女王传》的西方传记文学进行了通读，他读过《狄更斯累利传》（八卷）、《格兰士登传》（三卷），还读过《拿破仑传》、《华盛顿传》和《林肯传》，读过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传记。他说：“对于西方文学，在传记作品方面，我从勃路泰格的《名人传》读到现代作家的著作，在传记理论方面，我从提阿梵特思的《人格论》读到莫洛亚的《传记综论》。当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书籍也有限，但是我只有尽我的力量在可能范围以内前进。”朱东润就是凭着这样的读书精神，读完了当时武汉大学图书馆几乎全部的英文版的传记藏书。
除了广泛阅读西方传记文学，朱东润对中国的各种类型传记的原始材料作了钩稽。什么道家的内传、外传，佛家的《高僧传》等都不放过，甚至《汉书注》、《三国志注》中一些零星记载，哪怕是十几个字、几个字的残章断句都不放过。后来他自己说，他就是用这种“笨拙的办法”去苦读、去研究，在传记文学的研究领域中倾注了大量心力。锲而不舍的“死”功夫最终换得累累成果，在以后的几年内，朱东润陆续写成了《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传记文学与人格》、《八代传记文学述论》等著述。在国内，朱东润是最早系统地总结传记文学的艺术特征和中国传统传记发展的学者，从此奠定了他作为现代著名传记文学家的地位。
“阅尽他宝，终非已分”，“嚼饭喂人，并非善法”
朱东润读书，不仅肯下死功夫，还很注重读书有悟性。
他曾说：“佛家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已分’，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意思是搞传记文学研究，仅停留在认识过去，颂古人，叙古籍，没有自己的创新发展，那么，最终只是落得个“阅尽他宝”而已。这话虽是针对传记研究而言，但移用来指读书也一样，一个人如果遍览群书，但不能有自己的领悟，末了“终非已分”。对于读书，最终如何获得自己的心得体会，朱东润认为应该多诵读、反复诵读。
他说“学习语文的根本道路也是实践，需要下苦功夫多读多写。”他还常引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亲口吃一吃。他极力反对离开读和写两方面的实践，去专门从事理论分析和方法指导，认为那样做反而实效不大，就如同“嚼饭喂人，并非善法”。他认为读书，尤其是古文，应该在透彻理解其内容意义的基础上“反复诵读，体味其精神、脉理、气势、韵趣，熟谙其格调、辞采，这样就有可能融会贯通，潜移默化，自然地提高阅读、鉴赏与写作的能力。”
朱东润的观点不是没有道理。少时，他就读上海南洋公学，因聪颖好学，深得南洋公学校长、近代学者唐文治的赏识喜爱。唐文治给学生讲古文有个绝招很别致，就是从不给学生解释字句、章法，而是带领学生吟诵古文名篇。先是自己领读，诵读中，时慷慨激昂，时低徊宛转，然后再让学生共同朗读，让学生在抑扬顿挫的吟诵中充分领悟古文所谓的“文以气为主”的真谛。朱东润深受唐文治的影响，晚年在复旦大学给研究生讲授古文，每于名篇的讲解之前，总先以气韵高古的“唐调”高声吟诵，令听者无不如痴如醉，情难以禁。
细读加思考，就能发现事物真相
朱东润在学术研究上有许多观点至今让人感到新鲜而有生气，这除了他深厚扎实的学术功底、睿智的识力之外，还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即读书善于思考。
众所周知，在廿四史中，《史记》和《后汉书》是最具个性，与一般的官修正史不同。《史记》这一特点，早已被人们注意，但《后汉书》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40年代初，朱东润执教于重庆中央大学，国文系主任规定学生必须读《后汉书》，并将它说得神乎其神，好像读了《后汉书》后，什么都能解决。为之，朱东润仔细研读了《后汉书》，发现《后汉书》作者范晔写书的宗旨，是为了褒扬东汉时的仁人志士，是要总结东汉因藉诸仁人君子之力才得以长期不亡的历史，由此曲折地追怀由王、谢、温、庾等世家大族中杰出人士支撑的东晋政权，强调了士大夫对国家安危应担负起应尽的责任。
他认为，范晔作书的目的是要说明在后汉时代，除了个别皇帝外，有些皇帝是昏君或是些孩子，自己不能执政，……所以这个朝代的存在，主要不是靠君主英明，而是由于一些大臣或小官（有的连小官也不是）中的“仁人君子”的努力，主持清议，才维持国家的存在。
他又说，范晔所处的东晋时代，皇帝不是庸才就是白痴，靠这种帝王，国家是没指望的，而代替东晋的刘裕也是个为争帝位不惜杀尽亲兄弟的嗜血屠夫。所以范晔认为要维持支撑国家，唯有自己所出身的那个大地主阶级中的“志士仁人”才能担当此任。一部《后汉书》实际上就是范晔自己的阶级意识的体现。朱东润认为中央大学那位国文系主任推重《后汉书》，盛称《后汉书》的文采，是仅仅看到了装潢美丽的外壳，并未理解这部书的精神，发现事物的真相。这样的读书如古人所说的买椟还珠，于学生、学术研究均不利。由此可以看出朱东润的读书是细致再加上深思，探人到作者的思想意识，才能发前人所未发。
关于这点，在朱东润研究梅尧臣时表现得更加显著。朱东润在复旦大学教学时，开始注意北宋诗人梅尧臣，发现梅的《宛陵集》，作品编次凌乱，成为研究理解梅尧臣的绊脚石。朱东润认为，要了解作者及其作品，必须把他的作品编年，然后始能了解他和时代的关系。于是下决心把梅的集子好好读一下。朱东润小时候曾读过欧阳修的《梅尧臣诗集序》，但读的时候很粗疏，没看出欧文前后实是两截。这次在重读欧序时发现了其中的矛盾。例如欧序前文说：“予友梅圣俞……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这是说梅还活着，但下文又说“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瘁于京师”，那是说他已死了。这样，五十加十五，即六十五岁。而事实是梅尧臣生于宋咸平五年（1002），死于嘉祜五年（1060）年，应该年五十九岁，朱东润通过细读加思考，发现了欧序的矛盾。
朱东润还发现欧阳修的《梅圣俞墓志铭》疑点甚多。《墓志铭》说：“圣俞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至其穷愁感愤，有所骂讥笑谑，一发于诗，然用以为欢而不怨怼，可谓君子也。”朱东润认为，事实上梅对于当时的政局，对于吕夷简、范仲淹这些政治地位极高的人，都是很不满意，笑谑有，骂讥更多，欧阳修讲的“用以为欢”是不符历史事实的。问题是欧是梅最亲密的朋友，两人相处三十余年，没有私人怨隙，为何墓志铭一再出现这些错误？朱东润通过阅读大量的史籍、作品，除了从作品本身探察，还从当时客观形势着眼，并对诗人的生平作了仔细的考辨，终于纠正了若干旧史的错误记载，澄清了一些含糊的传说。例如对欧阳修文中这些矛盾和不符史实处，朱东润说：“在记载年岁的方面，可能只是一时疏忽；但是叙述感愤方面，不能不说是有意的掩饰。主要的原因是吕、范两家的后人……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地位，欧阳修不能不为尧臣的后人有所顾忌。这就是说，我们在读到一篇作品的时候，不能不顾及当时的客观形势。”
正因为朱东润读书重视细读，并重视思考，所以他能在对梅尧臣的研究，以及后来的陆游研究中，发现诸多事实真相，作出可信、严密的评述。
高晓梅上海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