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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四十五岁，到了突然明白想赚点外快的时候，但我又没有什么赚钱的本事，我的一技之长只是能画点小画。当然也不能过于谦逊，许多人觉得我还是很有能耐的，有许多资源，特别是在画画方面，有点石成金的窍门。这么说吧，我是E市少美校的校长，我们是一所以美术教育为主的全日制小学。在我们学校念书的小孩，也许文化课不怎么样，但画画这一点上都会有几手。我的能耐就是，让这些文化课不好的学生上个美院附中，再鲤鱼跳龙门一样跳上美院，也算是另辟蹊径地上大学了。
现在回到正题，我的外快就是在一些美术培训班里兼个课，说白了，他们请我去不是意味着我的画有多么的好，而是我身后这些附中和美院的资源。我辅导的这些班，不管小孩的技能怎么样，实际上，无形中，都已经和美院挂上钩了。就看这一篓的田鸡里，哪只田鸡的眼睛最亮。所以，我的外快的生意还很不错。
每个双休日，我都会坐车到B县去。E市到B县要走两个小时的高速，路虽然有点远，但那里人待你，就像待恩人一样。我一般是星期五下午去，星期天晚上回来，在那里两天，稿费四千块，还变着法儿请你吃好的。B县的车是那种叫作“城乡快线”的，比中巴大一点点，比大客又小一点点，每三十分钟一趟，坐满坐不满都走。因为去B县的人不多，座位一般都没有按照规定的坐，大家很随意，按上车的顺序和各人的喜好。我每次都喜欢坐最后一排，最后一排自由，有时候一人占两个位，还可以看各色人等的风景。有一次，我就看到了一道“风景”。我看见了一个也是画画的老师，他以前是文化局下面的创作员，成绩不一定怎么样，但属于老资格了。这类人在我们这行里很多，他们的存在，不是靠展览的入选和获奖，而就是因了时间和人脉。老师我们很熟，印象里他是个与世无争的人，明显的特点是窝囊和邋遢，也就是说，时尚和风光和他没有关系。但今天的老师完全是一副焕然一新的模样，西装、领带、革履，看上去是套装，但感觉就是平时不怎么穿的，也不是十分合身，像初次出国的蹩脚的艺术家。关键是他手里还捧了一捧鲜花，还有一袋散装水果，无论他是去B县做什么，从E城就开始带上这些，也足以证明了他的背时。他上了车，一边找位子，一边张望车里的状况，很快就看到了坐在后排的我。他和我点了点头，犹豫着坐下来。我想，这时候的他还只是觉得我有些面熟，还不明确我具体是姓甚名谁。
这样的情况他肯定会继续想我的，想我是什么人？想我怎么也在这辆车上？想我去B县干什么？想要不要和我搭讪接话？要不要说说他的B县之行？同样，我也一直在想，想他一定是有故事的，你看他这样隆重的出行，而且是远赴B县，他平时肯定不常出来，那么，他这样难得的出来是不是和情爱有关？不但是想，我还一直在观察他，他正襟危坐，那样子好像生怕把西装坐皱了；他拘谨地捧着鲜花，小心地护着水果，这也喻示着这些东西于这趟远行的重要性。有几次，我觉得他很想回头来招呼我，但还没等完全地回过头，他又犹豫着忍住了。
窗外是接近黄昏的暖色，是欢闹的油菜花，是一晃而过的广告，是静止不动的牛羊，是嗡嗡呜呜的隧道。快要到的时候，老师突然问我，你知道雅阳这个地方吗？我说，知道啊。他又问，那你知道，鲤鱼浃中学吗？我说，知道啊，小时候我还在那里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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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说，我是去雅阳看个人，是个女的，我们约好在鲤鱼浃中学见。这就把这趟B县之行的口味吊了起来。其实，老师后来还是忍不住找我说话了。毕竟有两个小时的路程，也许是这件事让他为之激动，老师忍不住要找人倾诉，想与人分享。抑或是，他担心我走漏了口风，曲解了他的心事，毕竟他已经过了对绯闻无所谓的年龄。他回头朝我笑了笑，他的脸上是那种红扑扑又有点羞涩的笑容。我招呼他，他就慢慢地移到后面来了。后面的一排等于是四个座位，他让水果袋占着一个位子，自己也坐了一个位子，但鲜花是依然捧着。我们就这样坐着，小声地说着话。恍惚间，我们好像身处在久远的以前。
老师说的雅阳我是熟悉的，这个地名也让人感受到某种神秘莫测的底蕴。这个地方靠海，产盐，我父亲早年在这里做过盐工，我们等于是眷带的家属，在那里生活读书。雅阳的底蕴体现在布袋戏上，还有就是药发木偶。我虽然在那里年头不多，但这些符合儿童兴趣的形式，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布袋戏是只许一人独立完成的艺术，一个不大不小的台阁，人就坐在里面，双手掌控着布袋木偶，嘴和脚趾头便是伴奏的“乐器”，唱的是《南游大传》和《薛仁贵征西》。我记得当年，鲤鱼浃中学对面的人家里，就有一台。没头没尾地看一出，三分钱；完整地看到底，五分钱。药发木偶则又是另外一番景象，那都是晚上的项目。白天，一切早早地准备停当，把木偶扎在转轮上，把火药一节节的安装好，只等天色暗下来。华灯初上，装有木偶和火药的幡竿升了起来，火药点着了，焰火四溅，火药又推动着转轮，让矗立在上面的木偶翩跹起来，在焰火的映照下，《西厢》和《红楼》都有了别样的风情。
鲤鱼浃中学原来是郝师长的旧宅。郝师长是雅阳的大户，据说，在国民党上海税警部队当过师长。乡人都这么叫，就是后来郝师长被“文革”了，乡人还这么叫，是习惯，也是恭敬。旧宅是一个三退的大屋，不是江南传统的那种样式，而是青砖密砌的公馆样式，因此，尽管后来被改作了中学，给人的感觉还是像民国时期的党部。老师说，我年轻的时候在那里支过教，那时我二十四岁，真正地叫作风华正茂。老师在那里教美术，教素描也教色彩关系，教静物也带学生外出写生，这是课程的安排，他自己则擅长水彩人物。那个时候，老师身穿白衬衫蓝裤子，身背画箱，走在公馆式的校园里，是极其“触目惊心”的。他在鲤鱼浃中学组织了一个兴趣班，带同学画高峡水库，画燕山古刹，画深涧廊桥，画深宅大屋，画逐渐消亡的村落。同学们走在芬芳的田埂上，笑声回荡在明媚的乡间，稚嫩的习作也许算不得什么，但他们放飞了梦想才是最重要的。同学们对老师非常崇拜。乡下中学叫老师还是老叫法，他告诉同学们E市已经叫“先生”了，先生，先生，同学们兴致勃勃。老师姓林，但同学们不叫林先生，而是非常顺溜地叫“林生”，顺溜得把中间那个“先”字省略了，听起来非常舒服。老师最大的创意是把兴趣班的同学每人都画了一张头像，这不得了。这些头像他都抓准了特征，采用了减法，不画满，不画全，注重层次，注重光影。头像是在教室临窗的位置上画的，窗外有阳光，也有树影，阳光和树影交织着，叠映出许多奇妙的图案，画到了同学们喜悦的脸上，同学们很喜欢。更有对老师的羡慕和钦佩。
有一个女孩在晚上来找过老师。那时候，老师就睡在美术组的办公室里，一张行军床，要到晚上才在桌子间铺开。女孩在老师的窗外轻轻地敲窗。外面的天色是厚重的，公馆式的校园此时已经完全的静了，没有迹象和习惯表明，晚上的校园还会有同学出入，所以，当办公室里的老师抬头看着窗外时，那情境完全是童话的。女孩眼里的老师也是美妙绝伦的。昏黄的白灯从屋顶悬挂下来，灯罩划拉出一个近似三角的光区，老师坐在桌前，他的背景是层叠的作业本、石膏模型、一些静物鲜果，一幅杂乱又唯美的生动景象。老师在作画，他的左手扣着色盘，右手直握画笔，支在面前的画板上，是画了一半的山区雪景。灯光在老师身上照出忽明忽暗的层次，逆光的轮廓上像镶了一条发亮的金边，深暗的地方自然与背景融为一体，像一幅18世纪的苏俄风格的油画。
女孩敲窗的声音惊动了老师，他看到了窗外的女孩，他站起身，缓慢又轻盈地把门拉开，这是他心里期待的，于是，一丝含蓄的笑意在他的嘴角泄露出来。女孩也是兴趣班的成员，她的灵性不一定是最好的，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兴趣班的焦点，因为她对自己的漂亮是自信的。今晚的自信还来自于她的穿着，她穿了一条蓝白花纹的百褶裙，一件在雅阳乃至B县都很少看到的的确良衬衫。的确良不得了，老师吃了一惊，他想，女孩一定有着一个殷实的家庭，或一个讲究又强调整洁的家境。女孩也看到了老师落在衬衫上的目光，甚至还停留在里面若隐若现的背心上，她知道，这种眼光是欢迎的，喜悦的。她缓缓地往里面走，一边走一边说，老师，你给我画张肖像吧，我要全身的，要坐姿，手里拿本书那样子。老师怂恿着说，你画肖像，背景都不用，摆件也不要。女孩走到老师的画架前，看了看，惊讶着说，怎么画的是野白菊呢？我刚才在窗外看到的是幅雪景嘛。老师说，我喜欢这种安静却不乏暗香的野白菊，咱们学校山后的北坡上就有，你没发现吗，你其实很像野白菊的……
幽雅的暗香在狭小的办公室里含蓄地涌动。这天晚上，老师让女孩坐在窗边的花架旁，她的的确良衬衫像玻璃一样透明，她的百褶裙像花一样匍匐在脚边，她的双手安静地放在膝盖上，手上是一本绿皮小书。老师用淡蓝的水彩将女孩的轮廓勾勒出来，他告诉女孩，如果要按照这样的速度，这张画要持续一个月。女孩马上接口说，我每天晚上来，行吗？
老师说得很激动，像是在说一个圣洁的故事，在断断续续的过程中，他的嘴一直在微微地颤抖。在我听来，这故事就像是一个电影场面，有情节，有画面，有色彩，有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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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毕竟不是雅阳人，他对雅阳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尽管他在那里支教了一段时间，但留在他脑子里的印象也是虚幻的，像一个人匆匆地走进黄昏时分的县城。老师问，鲤鱼浃中学现在还在吗？我说，你后来都没有来过吗？老师说，没有，我后来也没有再见过她。我说，怎么会呢？B县也不算远啊，雅阳也不算偏啊，你出差都没有经过这里吗？老师说，当时断了联系后，等于后来就没有音讯了。老师说的当时是1972年，那个时候连E市都没有电话，E市到B县还没有通车，老师当时去雅阳，也是倒车去的，先坐车到昆江，宿一夜，第二天再坐车去雅阳，车在盘山公路上蜗行，从上面看下来，狭小的公路像蚊香一样一圈圈往下盘。那个时候闭塞是有可能的。
那张肖像，老师画得很慢。每天晚上六点，女孩都会像天仙一样飘然而至。乡下的天色特别暗得早，那是因为乡下的晚上没有内容的缘故。像恋人都喜欢电影院里的昏暗，老师也希望他头顶的夜幕越暗越好，他一个人待在校舍里，觉得这整座学校都是他的，甚至连学校外面的街道也是他的。他会把传达室那扇小门故意打开，这无疑是给女孩一个信号——里面有一个人在等她，颜料和画笔准备好了，椅子和背景也布置好了，只等她落座，只等她摆好姿势。他会焦急地一趟趟地往门口跑，他希望能在半道上碰上她，装出无意间碰上的惊讶，噢，这么早就来啦。但他又希望自己的每一趟都是跑空，因为最好的感觉是在心里等待和无意发现之间——他在忙着，心却在女孩那边，他希望她这个时候进来，轻轻地，有一点捉迷藏的心理，悄无声息地潜行到他的身边，看着他旁若无人地做事。而她，也在等着他的反应，他无意间抬头，他觉得有点异常，他的眼睛在搜索，他吓了一跳，咦，你什么时候进来的？真的，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女孩就是在这个时候，敲响了嵌着玻璃花格的小门，然后她推门进来，然后像蝴蝶一样旋转到他的身边。
他们就这样画了几张肖像，他们故意画得很慢，拖延时间是他们一次次碰面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当然不是在谈恋爱，他们都没有这么想，但仰慕和欢喜肯定是有的。他们都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仰慕和欢喜，他们觉得新鲜和趣味无穷。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画自己的肖像，他们觉得这是他们两个人的纪念。为了延续时间，那张“的确良衬衫”画好后，老师还特地把百褶裙画得格外细致，水彩画出了工笔的功夫。后来那张“背带裤”，那都是很具年代的装束，里面也是时代的“铜盘领”，但老师更着重画了女孩的赤脚，两只脚交叉地搁着，漂亮的指甲、细微的脚底纹路、有一点点张开又萌态十足的小趾头……当然，他们都没有想到要画一张裸体的，他们想，如果当时有谁提议，不用任何理由，他们都会欣然接受。在他们看来，这件事没有性质，只有艺术和仪式。
我们可以想象，女孩把这些画带回家的情形，她把它藏在自以为非常隐蔽的地方，但很快，还是被嗅觉灵敏的父母察觉了。女孩的父母都是B县的组工干部，他们的敏锐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合理合逻辑的。他们分析画，发现了它的程度和意义，他们觉得有一些细节是完全可以省略的，比如样子、神态、光线、色彩可以认真，但的确良衬衫里面隐约的背心就应该省略，为什么画得那么细？有这个必要吗？刻意地强调了，就说明有心思在里面。还有，那双赤脚也有点过于细致了，连指甲、纹路以及脚趾的俏劲都画出来，这地方完全可以做边缘处理嘛，边缘就是含糊，点到为止就更加艺术化。而且，他们觉得这绝对有性意识，为什么要画这些难以看到的地方？身上的隐私其实是包括很多部位的，比如脚，为什么要提议脚？怎么脱的鞋？怎么摆的脚？有没有帮着？或顺便揩揩油？像照相馆里的老司，把你的头摆一下，肩膀掰一下，衣服捉一下，都是有名堂的。女孩的父母看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有不祥的苗头，他们决定要禁锢女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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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说，那个时候，我们的物质条件都非常匮乏，我们的思想意识也非常保守，没有自我，也没有冲动，家里把她禁锢了，也就禁锢了，我们也没有办法。老师说，开始我也不知道，有一天，她晚上没有来，我也只是以为她偶尔有事，或身体不适，或功课繁忙，或家里不便出来，毕竟我们的接触是异乎寻常的。那时候，我们准备画第三张画，她说要大胆点，要躺的，要摆个姿势。办公室没有躺椅，要说床，也只有我的行军床，不能舒服地摆姿势，我怕她躺着不自在。但这个提议让我们都莫名其妙地激动了一下，我发现自己拿行军床时肩膀的肌肉都在拼命地抖动，她也是，就是在布置床上道具时，呼出的气息都很大。我在调光线，把头顶的灯用绳子拉起来，拉出自己需要的明暗。她把我的东西都搬到床上，旅行袋让她靠，书摆在身侧。我们摆了一个半卧半侧的姿势，她一手靠头，一手搁腹，腿脚是松弛的一屈一伸，眼睛嘛，含蓄地停留在一米远的地方。我用淡蓝的水彩勾了个轮廓，脸庞上也只定了个眼鼻。说好了这张画用心一点，但她后来就没有来了。
我曾经悄悄地问过兴趣班的同学，他们说，她连文化课也没来上了。我暗暗吃惊，我没去问她的班主任，我懦弱得有点想回避这个问题，我不想让人觉得她的不来和我有关。我更没有盲目地去找她，我是想过的，说白了，我们算什么呢？什么也不是，我要是冒昧地去找她，倒真是把她给“亮相”了，那她该如何收场？当然，那时候的辍学也是挺正常的，经济条件不好的，家里子女多的，家里忙不开的，有人生了病的，读书没前途的，或逃避上山下乡的，我想，还是让她的辍学合乎情理吧。
我很快到了支教期满的日子。我们的支教日期是半年。我们是受E市教委的指派，到B县雅阳来的。那时候，由于时代的局限，很多学校的师资也都是参差不齐的。我本来也是个代课的，原来在E市的第六中学代美术课，但第六中学没有教水彩，而是教线描，参照的都是样板戏。六中的校长是个有水平的造反派，也就是说，他不是光靠造反起家的，本来就是个教学专家，尤其擅长政治课。据说，当年E市的政治试卷，都是他出的，所以，他是“又红又专”。他当时问我，样板戏里哪一部最好画？我想了想说，从表现形式来说，《智取威虎山》最丰富。人物有解放军、群众、土匪，尤其是土匪，表现幅度大，面貌出彩；背景有林海、雪原、高山、屯屋、火车、匪窝，画面新颖，内容繁复。校长说，那就《智取威虎山》。校长的意思是，把美术班的同学组织起来，画一本样板戏的连环画。校长是搞政治的，他有这样的情结和敏感性。当时《智取威虎山》已拍过电影，也出过电影版的连环画，是一百多页的量，我稍稍把篇幅压缩了，改成了六十四页的线描版，分给三十二个同学画，每人画两幅，叫集体创作。这套连环画后来还作为教学成果，在全省汇报展览上出过风头。这算是我的功劳，我也是因为这个被派到雅阳来的。鲤鱼浃中学对我没有要求，我就教起了自己喜欢的水彩，内容也是就地取材的山区生活。
回城在即，我心里也越发地纠结起来。那些天，我拖拖拉拉地不想走，理由是东西没整理好啦，教学还没告一段落啊，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还在等那个女孩的出现。我想，我们是应该再见一面的，不管我们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就是为了画，她也应该来送送我。但是最后，我还是没有等到她的出现，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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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在车上说的就是这些，两个小时的车程，加上前面的矜持，加上回忆和吱唔，老师把这段故事说得断断续续。可以看出，这段非同寻常的接触，对老师来说是印象深刻的，不然他不会说得那么细致入微，那么美丽。青年时期的点点滴滴，都会让当事者添加进许多想象和神韵，更何况老师是画画的，他有创作和发挥的能力。但老师的叙述也留下了一些细微的悬念，是他来不及说呢，还是他的故事本身就留有些许空白？对于老年人，经历了岁月和生活，他们心里的热闹早已回归于平静，他们只会做减法。对于我，对于刚四十出头的人来说，我更愿意他们的故事是曲折的，凄美的。但我又不能多问，一是我们不是很熟，二是多问了没有礼貌，也有猥琐的猎奇之嫌，但事实又呈现了看得见的故事存在，它的伏笔又是那样的明显诱人，加之老师神情激动的、嘴唇颤抖的、喉咙砰砰作响的叙述，我在心里也开始为他们演绎了。比如，老师和女孩真的再没有见面？真的天各一方？他们平时有联系吗？怎样联系上的？这次相约是从何说起的？
在我们下车分手的那一刻，我问老师，你还能找到鲤鱼浃中学吗？老师说，我们约了地址，说了显眼的地标，会找到的。我抱歉地说，我还要到B县的下面去，本来应该陪你走一走的。老师说，噢，不用不用，我有的是时间，我慢慢找。其实，为了不至于让老师失望，我没有跟老师说实话，那个鲤鱼浃中学早没有了，已经拆了，我知道他是找不到的。
这事在我这里也告一段落，但实际并不是，就像尝到了一口时令美味的鲜果，老师的故事已经吊起了我的胃口。在雅阳的两天，我虽然装模作样地在给孩子上课，但心不在焉已在所难免，学生给我看习作，我的耐性也明显地差了，都是敷衍着说，很好，不错，就这样，没有问题，其实心里已有了岔路，在偷偷地发酵老师的故事。按照逻辑和规律来说，他的故事远不是这样就结束的，而且我自己也给它下了很多设想，比如，他们是在什么时候联系上的？如果早早就联系上了，那就是平常了，就是不精彩了。如果是刚刚联系上的，那前面的空白就太多太多了。
我不是一个会编故事的人，尤其不会编离奇的故事。我想，好的故事一定是合乎逻辑的，有可能性的，让人觉得可信的。
女孩把画拿回家贴在自己的闺房里。她的家境可以，有自己的空间，但这个空间不能封闭。样板戏《红灯记》里有这样一句台词，“一个共产党人藏起来的秘密，就是一万个人也找不到的”，但女孩要藏起自己的秘密还是困难的。于是，她把那张画贴在闺房的墙壁上，外面再遮了一层报纸，再在外面挂书包衣服。这种“装置”一般家庭里都有，但女孩的秘密很快被父母发现了。这要怪女孩常常沉思一样的神情和晚上外出的行迹，也取决于父母组工职业的精明。这个时候的父母，嗅觉比猎犬还要灵。本来，两张画也没什么，但女孩这么一藏一贴，父母就窥见她潜藏的心思了。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早恋概念，也没有视师生恋为洪水猛兽。乡下人对这个问题本来也没有上纲上线，父母只是觉得，女孩接触的是个画画的老师，还是个临时代课的，不大靠谱。父母想，若是个正经老师还差不多。
父母的规劝当然不会直截了当地贬低画画，他们的高明就在这里，他们冠冕堂皇地强调了家事，哥哥本来是要上山下乡的，后来利用关系去了浙江兵团，兵团算半个上山下乡，难道你还想去大兴安岭？几年前的上山下乡，满载的汽车从人民广场出发，长辈们哭得死去活来，好像子女们被发配到边塞充军，好像这辈子再也无法团聚，你想让父母也这样吗？哥哥在外面，父母隔一个月都要邮寄吃的用的，女孩很容易就想起了哥哥的难处。女孩不说话了。父母说，你要是也远去他乡，你娇生惯养的，父母看不到你，心里怎么能舍得下？女孩低下了头。父母说，辍学，不要等学业结束，你不在学校，就没人能管得着你。辍学女孩不肯。女孩想起欢闹的校园，想起生机勃勃的美术班，想起春光里的写生，想起办公室里老师画她的肖像，还有这么多同学，那些未完的课程，都让女孩留恋。女孩歇斯底里地说，你们为我的前途想过吗？你们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女孩任性地摔门跑出。才跑了几步，父母的斥责就在她身后炸响，看你有胆往哪里跑！冰冷、不响，但威严。父母的话如泰山压顶，女孩被震住了。她收住脚，钉在那里。那些天，女孩被父母禁锢起来，加上苦口婆心地工作，慢慢的，女孩的慵懒占据了上风，意志被矫情打得一败涂地，她无奈地忘却之前的故事，她愿意听从父母爱她的安排了。
老师回到E市以后就不在第六中学了，学校没再留他，老师还以为是自己工作不力，实际是B县回到E市的“鉴定”在作怪。鉴定说，在支教期间老师和女生有暧昧关系。在那个讲究政治表现的年代，老师的留校和转正也就拜拜了。老师当然是蒙在鼓里，好在那时候大家都临时惯了，退就退了呗，退了再找呗。后来的一段时间，老师又做了几个临时，在电影公司里画海报，在新华书店里画橱窗，在文化宫里教美术字，在文化局里为征文插图。这个工作他是喜欢的，似乎契合了他的兴趣点，他既可以阅读，又可以画画，说起来也好听体面。人家问，在哪里工作啊？他说，在文化局。人家说，在文化局一定很有文化噢。他说，我只是给小说插插图噢。人家说，那也是很不错很时髦噢。的确，这工作给人一种优雅潇洒的感觉，比起画海报、画橱窗、教美术字，斯文多了。他也是在那个时候讨了老婆的。
老师后来就留在了文化局，那已经是1982年了，文学的兴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E市这个小地方也不甘寂寞，也办起了文学期刊，取名叫《春草》，出处是当地古人的两句诗——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期刊稿源很多，老师有插不完的图。文化局的人想利用这个时机再赚些钱，又办起了写作函授，一时间，汇款单像雪片一样从四面八方飞来，在闷声发财的同时，老师也慢慢地被转正了。
我想，这样的演绎还算是合乎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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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晚上，我从雅阳坐车回E市，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希望能在车上再次碰到这位老师，我想看看他的表情，是那种满足的甜美的，还是那种失落的灰心的？这关系到我这个想象的结局，是皆大欢喜的，还是冰脊冷心的？我也是有趣，老师怎么会再和我同车呢，他的结局不管是喜是悲，昨天都已经画上句号了，不会再熬到今天了。回家的车在慢慢地滑动，窗外是毛毛细雨，一会儿，车窗被雾起来，让人感觉像在笼子里一样，唯有对向过来的强光灯，才会将人从沉闷中激灵起来。
让我们继续来想象女孩的故事吧。女孩的父母把女孩嫁给了一个军人，女孩才十六岁，小了点，但许给军人似乎没什么关系。军人是当年来E市“支左”的，官至团长，部队的番号是7654。7654部队进入E市的时候仪式感是很强的，不是像电影《战上海》那样悄没声息地进来，或露宿街头，而是借助了一个隆重热烈的形式——护送毛主席赐予的“芒果”。据说，芒果是菲律宾那个眼睛忽闪忽闪的阿基诺夫人送的，直接从云南那边过来，一路游行到E市。部队在E市抓革命促生产，平息了武斗，斡旋了两派，团长也因此立了功。这个当年三十二岁的团长正好还没有结婚，这会儿，他就有条件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也不知是什么机缘的巧合，让女孩与这段姻缘提前牵了手。于是，女孩的前景像拨开了云雾的天日，亮丽了起来。
后来，女孩随军人迁往了省城，这时候，女孩已长成为一个成熟的女人。她和军人也有了一个健康的孩子，我们暂且把这个孩子设计为女儿。军人到省城是因为形势的需要要结合到地方去，他结合的单位是省农科院，虽然他是个门外汉，但级别上能套个半级，他还是觉得划算的。
就像所有的好事不能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军人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出了一个意外。农科院有一片自己的实验田，每个周末，军人都会在那里体验生活。他不是搞科研的，不懂植物的改善和发展，但他是农民出身啊，喜欢在田里摸摸索索，在部队的那几年，他差不多把旧时的特长荒疏了，到了农科院，他喜欢摆弄农作物的心虫，又从心底爬了出来。他在实验田里辟出了一块自留地，种些杂七杂八的庄稼，这当然是利用职务之便，不过也不是什么坏事。遗憾的是，他的事就坏在这片没有任何征兆的田里。有一天，他不知怎么的被什么东西戳了一下，也许是玻璃，也许是碗砾，也许是竹签，也许是动物的腐骨，他的脚立刻就肿了。他原来以为只是一般的感染，他相信自己的出身和身体，他觉得自己不会那么“弱不禁风”，觉得只要碘酒涂一涂，吃点消其龙，明后天就会好的。没想到，过了几天，他的嘴巴就不会咬了，面部表情也没有了，接着，身体也弓了起来，四肢也弯曲或僵直了，声音光线都会冷不丁地引起他的痉挛。送到医院，就心力衰竭、胸肺并发症死了，叫什么“破伤风引起的肌痉挛”，说起来有点像“白求恩大夫”那样子。
省城的生活确实比B县富裕、丰厚，尽管雅阳也算是一个物产不错的小镇，又靠近海边，依山而建的石头房和湿漉漉的石板路都独具情调，但省城的文化氛围却是下面那些地方无可比拟的。这时候，女人的女儿也已经长大成人，大学毕业后考在宣传部门的文艺处工作。女人陪在女儿身边也是安逸和满足的。如果丈夫没死，女人也许再也不会想起鲤鱼浃中学的那个美术老师，不会回忆起那些夜晚的约会，不会去重温昏黄的灯光下、充满温暖情调的、肆意而为的肖像了。这样一想不得了，无数的猜测和设计就铺天盖地地抖落下来，洒满了她的全身。噢，那个老师后来怎么样啦？他是什么时候结束支教的？没有告别他会怎么想呢？他会不会记恨她呢？至少他会责怪她言而无信。还有，他们最后的那张画他会继续画下去吗？没有了参照他会画成什么样了呢？如果画了，他会怎样对待它？是和其他的练习一样，还是刻意地珍藏？如果他有了家室，他会怎样诉说这张画的故事？抑或，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像平常细微的琐事，平淡无奇地就过去了？
不是谁都有一段值得记忆的往事的，总有一天女人会把它捡起来，抿一下的，尽管当时的条件十分有限，几乎音信全无，但要是有心，找出点蛛丝马迹还是有载体的。老师不是画画的吗？他的画就是找出他的载体。她当然不知道他在画海报，画橱窗，写美术字，他应该参加画展，甚至搞个展，或在一些顶级的画展中巡回出现。所以，那段时间，女人突然对画展有了兴趣。省城的各式各样的画展还是很多的，他只要有作品，就肯定会在某个画展中出现。在女人眼里，老师的画是那么的好，他的准确性，对色彩的运用，对情调的把握，对光影和布局的处理，以及色彩关系，都是独具匠心的。女人甚至想，他的画是怎么署名的，一定是别具意味的，她觉得他不会署真名，如果他有心，他应该署“林生”，这就像一个暗号，会引起人注意，会留下很多余味。但是，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女人几乎看过在省城布置的所有画展，她都没有发现什么叫林生的画家。有时候，她讨来画册细看，也都没有发现她熟悉的类似风格的画作，水彩的，不画满的，擅长光影的，都没有。静下心来的女人最后想，老师的品位，哪看得上这些呀？他是个有个性有追求的画家，那些世俗的、随大流的，甚至媚上的画展，他才不屑呢！难怪自己都找不到他。
我设想的老师倒是中规中矩的，甚至是平庸的。以他现在的样子，可以类推出他的“前身”，一定是好不到哪里去的。他所谓的“辉煌”，也只是年轻时的冲劲和灵光一现，很快他就“昙花”一样了。随着年岁增大，生活无奈，委琐缠身，激情和灵气早掉得一塌糊涂。他后来插图搞得乐此不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画画的人都知道，插图搞不得，插图一搞，想象力全无，插图一搞，创造力打折扣。再后来，杂志在“清污”和“自由化”中绊了几个趔趄，虽然没出什么问题，但也在整顿中被停掉了。再再后来，文化局转向群文，原来当编辑的出国的出国，下海的下海，老师还热衷于辅导，放不下，就留下来办培训班了。培训班一办，不是临摹就是写生，这个画画的就算完了。再说了，搞画的也不是那么容易，要画出点什么名堂，那也是需要超好的脑子的。其实任何艺术门类都是这样，都是金字塔模式，真正冒出来的都是凤毛麟角，大部分都是准备给岁月大浪淘沙的。有些人就是这样，说起来大家都知道，基本功也好，时间也混得老，也经久恒心，但就是非创作型的，也没有什么想法，自然，好的东西也画不出来，好的展览也上不去。老师就属于这类，所以，女人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找”到他。
光阴就这样无奈无聊地流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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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翅膀，自由飞翔，老师的故事，把我自己也弄得痒痒的。我决定去一下老师的单位，去看看他。我没有等到与他一个车回来，不知道他的B县之行结局如何，如果能在他单位碰到他，哪怕不见面，哪怕就远远地看他一眼，看他的精神面貌，大致上也就知道他的一二了。老师的单位我是熟悉的，我们虽属于两个系统，但还是有点交流的。他单位的布置我也是烂熟于心，传达室在哪儿，展厅在哪儿，创作室在哪儿，培训部在哪儿，我都一清二楚，就像那句废话，闭着眼睛也能摸得进来。
噢噢，不对不对，逻辑上有点问题。按照故事的发展，应该是女人先找到了老师。女人是怎么找到老师的呢？前面说过，女人的女儿在宣传部门工作，女儿虽然不知道母亲心底的故事，但母亲对画展的热衷，女儿还是有感觉的，就像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对画展的迷恋也不是无缘无故的，画展里面有玄机，画展里面有隐情，女儿心里留意了。有一天，女儿在单位整理东西，在一堆废纸里发现了一本花名册——省美术家协会会员。这些废弃的东西，在机关里是很多的，请柬、贺卡、通讯录、作品集、宣传资料，不留意，这些就是垃圾，留意了，也许都是资源。女儿想，也许，这里面就有母亲的“秘密”呢。
我们可以想象女人在拿到这本名册时的一些表现，她也许会不动声色，好像一点也没有关系；也许会不好意思地解释，说自己以前有个画画的熟人，很多年没有音信，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但回到房间就不好说了，独自面对这样一本名册，她还是会抑制不住地激动，手也会不听使唤地乱抖。她迫不及待地翻找那个“林生”，又生怕自己隔了眼看丢了什么，当然，她还是在E市会员的范围里找到了这个人。
女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想了一下，决定打这个电话。名册里有手机也有座机，她考虑再三，选择了座机。座机可以清晰地听到内容，可以不受“信号不好”的打岔，如果不是他接，她也可以打听一些事情，她可以有余地地做出一些判断，毕竟是几十年之后的一个电话，她得慎重，并且一个当一百个用。女人开始拨电话，她的手情不自禁地有点发飘，怎么按出去的数字有点虚幻。她定了定神，又看了一下名册，然后配合嘴巴数数把这个号码按了出来。E市的电话响了半天才有人接了起来。她问，林老师在不在？回答说，林老师不在。说我们这里上班是很有弹性的，有时候人一晃又不见了。她问，这个林老师是不是以前在什么学校教书的？回答说，噢，这个不是很清楚，好像他是这里的老人了。她说，林老师是不是画水彩的？回答说，这个难说了，林老师可是什么都画，他现在在老年大学教画画，画竹子，画雄鹰，画鲶鱼，画牡丹。正说着，女人这边听见那边说，哎，林老师，看这个电话是不是你的？林老师接过电话喂喂了几声，说怎么没声音呢？其实，女人这边一下就听出来了，潜藏着的意识，能分辨和过滤一切，女人知道这就是林老师，她没有马上接应，只是想再证实一下。她说，老师，我是鲤鱼浃中学的。老师噢噢了几下，好像有点莫名其妙，这信息实在来得太遥远了，他在勉强地捕捉它。女人又说，鲤鱼浃中学的美术班，你当年带过吧？老师这才有点明朗起来，说，嗯，是带过，那都是好多年以前了。女人准确地说，四十年。又说，你还给我画过肖像呢，在你的办公室。老师说，是吗，有吗，那时肯定画不好。女人还想说什么，但心底有一种难受已弥漫了出来，她难受的是老师怎么这么懵懂啊，怎么对过去一点也没有感觉啊，或者至少没有像她那样在意。她接着说，老师，我们也好多年没见面了，我想去看看你，你明天在单位吗，我现在还在省城，等会儿收拾一下，下午迟一点出发，你看行吗？老师似乎还停留在对这个女人的判断中，他觉得这只是几句客套话，不当真。他说，噢，这样啊，方便吗，我单位地点你知道吗，知道是吧，好的好的。他就把电话挂断了。
女人打完电话先是坐了一下，她似乎在想自己的下一步，但她很快就起身整理自己的东西，她的方向和目的是明确的，她想证实老师的懵懂，证实老师的感觉，抑或是，证实自己这段故事的由来和道理？她打电话告诉女儿，她要回一趟老家，去处理一些事情。
省城和E市相距四百公里，高速上也有三百多，要是坐长途快客，顺利也要四个多小时。女人是几点上的车、在车里想些什么、情绪好坏、晚饭是不是在服务区吃、到了E市是不是夜里了、住的是什么旅店、睡得好不好等等，我们暂且不去管，我们有太多的东西可以想象，这里忽略一下，不要紧。
老师早已退休，按照时间的推算，他今年应该有六十多了，他还到单位里来，就是因为还在培训班兼事的缘故。他来的时间有早有晚，忙时多待一下，闲时就偷个懒。昨天的电话，并没有给他的心里投下多大的石子，也许，他压根儿还在恍惚中，还没有找到头绪。他就是这样慢吞吞地来到单位，都已经快十点了，这是他往常的习惯，晃晃悠悠的，根本没有心事的那种样子。但是，传达室的保安叫住了他，他定了一下，马上发现传达室里坐着一个女人。女人是一大早踩着上班的点来的，她等了有好长一会儿了。
寒暄之后，老师把女人引到了培训部，坐定。女人并没有在乎老师的样子，是老，是窝囊，是邋遢，这些，也许女人从省城出发时就想过了，所以，女人也没有惊讶。女人只是觉得委屈，她的委屈从昨天那个电话开始就压抑着，这会儿再也藏不住了。她一边哭，一边说，她的哭是强忍着的，因为强忍也因此显得很难看；她的说也是强忍的，因为强忍和内容多，她的说也显得语无伦次。老师被这个样子吓住了，不知如何是好。女人的委屈从老公的死开始，从画展的寻找中延续，从美协的名册中加深，从电话的没有感觉里逐渐严重，加上舟车劳顿，加上传达室的等，她的委屈就爆发了。她哭得非常伤心，说的也都是怨怼，但她又似乎没有忘了证实，她心里仅存的一丝想法就是——对自己的辛苦做个了结，对“一息尚存”的茫然做个了结。她说起老师的那幅《野白菊》，她隔远以为是雪景的那幅画，那是她第一次近距离欣赏老师的画，而老师把野白菊比喻成她的解读，令她心里的那点“春芽”冒了出来。但老师忘了，连她提醒的“校园后山北坡”，他也捉摸不定。女人又说起那幅未完成的肖像，她记得老师已经勾勒了一个轮廓，甚至连胳膊和下肢都定好了位置，那是他们第一幅卧姿的肖像，是他们准备尝试的。这画后来有画下去吗？老师如果有心，凭印象他也是可以把她“复述”下来的。老师陷入了沉思，他不是在回忆，而是为女人如此“确凿”的叙述在怀疑自己。他知道不会无中生有，但他着实没有那么的强调这些，没有强调，就没有意义，没有强调，他就茫然了。那幅画，他觉得也仅仅是一张草图，他画了个轮廓，后来就没有画下去，生活中，练习时，他这样的草图实在是太多了，他没有意识要留下来，支教一结束，他要整理的东西很多，他觉得一些东西带不走，就丢下了。他当时也是归心似箭啊，或者，他要轻装上阵，去迎接崭新的工作。
我只能说，女人是个理想化的、严格按照书本去读的女人。
女人的全身冷下来冷下来，像有一盆冷水从头到脚浇下。慢慢的，她也平静了，也没有叙述的欲望了。她后来跟老师说，我想回雅阳看看，你去吗？我已经好久没有去了，也不知忙些啥。这次来E市，就顺便去看一下。这时候，女人都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了，也许是自言自语，也许只是随便一说。但老师似乎有了一些反应，他像一条冬眠的蛇一样渐渐地苏醒过来，有一点点回到正常思维上的样子，他似乎被一些事物牵引着，也想去求证什么，他说，嗯，去去去，我后来也一直没有去过，是要去看看呵。他们约好了时间，暂定明天下午动身，也就是我和老师在车上碰到的那个时候。
8
老师在车上和我说的，是他经过一夜的回忆梳理出来的。因为时间的关系，他只说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包括女人的那部分是我演绎的，也许根本就不是这样。每个人的记忆功能是不一样的，侧重点也不一样。有的人就像是照相机，经历了就像是机器摄下的；有的人则好像是淋浴器，有水进来，才会有水出来，如果掺合了太多的冷水，那出来的连一点温度也没有了。老师也许是属于后者，女人的出现，就好像开关慢慢扳到了热点，温度渐渐注入了，他也能勉强记起一些碎片了。而我，现在在一点点地拼凑他的那些碎片。
为了完整性，我们再去想象一下老师的去向。老师和女人约的是黄昏下的鲤鱼浃中学，就像俗话里说的，人约黄昏后，往往有一些别致的情境。黄昏的天色是有色彩的，黄昏下的景致也是有厚度的。老师左手捧着鲜花，右手拎着水果，他走在黄昏的雅阳古城里，急促激动的脚步敲打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发出了金属般有节奏的响声。但四十年过去了，雅阳已没有了布袋戏的唱腔和锣鼓，现在谁还会做这个呢？也没有人期待夜幕下升腾起药发木偶的焰火，甚至连手艺都鲜有人知道了，更何况去做？它们都躺在了非遗的典藏里，只躲在岁月的皱褶里，在尘封的泥灰下，回忆着它们曾经的荣耀。鲤鱼浃中学也不在了，这个我前面已经说过。但老师不知道，他在走近那个地点时，出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废墟，是半遮半拦的围墙，一条红线划过了这片地块，也许明年，这里就会是一条八车道的马路，据说，一小时就能开到外省的Z州去。女人已经在那里等了，作为当地人，她一定知道鲤鱼浃中学的身世的，哪怕听，她也应该早早地听说过。这么说，她是有意要带老师到这里来的？也许在她来说，她是想清了自己的这段过去，她想送还到这里来，顺便将它埋葬掉？也许，她也想借此来告诉老师，不管你有没有再记起过去，她都要给你一个回复——这事再也没有了！我只能说，女人要是心大起来，那是很大的。老师看到了黄昏废墟旁的女人，这样的情形让老师有点不知所措，有点恍惚，这样的情形也让边上的女人模糊了，近乎虚幻。这是四十年前的鲤鱼浃中学吗？怎么一点痕迹也没有了？他探头看了看废墟，企图想找出一丁点旧时中学的元素，但除了空气和天色还是旧的，这里真的是面目全非了……
至此，我不知道自己还要不要想象下去。
[原载《作家》杂志2014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