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向神圣罗马帝国的新皇帝查理五世（Karl Ⅴ）和基督徒贵族发出了进行宗教改革的出师表，希望他们推行改革，使德意志及其教会摆脱罗马教会的压迫和剥削。要指出的是，他倡导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他反对使用和迷信武力，声称多用武力就多有祸患，要求人们信靠和敬畏上帝，祈求他的帮助。他放弃使用拉丁语，而使用德语写作此书，意图唤醒德意志贵族，激起他们对罗马教廷的反感。该书首先指出改革要推倒的三道围墙，并以“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和“信徒皆祭司”为武器推倒了它们，接着抨击罗马教廷和教皇用来控制信徒和社会生活的种种腐化堕落的制度和措施，并提出了二十七条建议。此书出版之后一时洛阳纸贵，首次印刷的四千本马上被抢购一空。如此热销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该书表达了德意志各阶层的心声，引起了他们的共鸣，甚至一些反对路德的改革主张的教会人士和贵族也承认他对德意志受剥削和欺压的地位的陈述是中肯的。后世的一些人认为，该书掀开了德国民族解放的序幕，是德意志民族的独立宣言。
该书第一部分论述了罗马教会筑起了导致整个基督教腐化且使信徒失去了用来惩罚它们的刑杖的三道围墙：“当他们受俗世权力所迫时，他们就制定了教谕，说俗世权力不能管辖宗教，宗教的权力在俗世权力之上。如果有人根据《圣经》谴责他们，他们就加以反驳说，只有教皇才能解释《圣经》。如果有人提议召开宗教会议，他们就回答说，除了教皇以外，没有人能召集这种会议。”教皇躲藏在这三道城墙筑起的堡垒中，阻止人们进行改革。路德宣称要像约书亚那样用摧毁耶利哥城墙的号筒来吹倒这些纸糊的城墙，揭露教皇的狡猾和欺诈，用基督教的刑杖自由地惩罚罪恶，并藉着刑罚来实现教会的自我革新。
罗马教会所设立的第一道围墙将教皇、主教、神父和修士规定为“属灵的阶级”，而把君主、贵族、工人和农人说成是“属世的阶级”，并且宣称前者高于后者。但是路德指出，只要接受了洗礼，信仰福音的人都是基督徒，都受了圣职做祭司，都是“属灵的阶级”。俗世的掌权者受洗了，有同样的信仰和福音，自然也是“属灵阶级”。因此，在信仰和属灵的事务上，教皇和主教并不高于包括世俗的掌权者在内的平信徒。像神父、主教或教皇这些自称是“属灵的”人不过受了大家的推举和委托，以传道和主持圣礼为职司而已，神父一旦退休或离职，那他就成了平信徒；同样，俗世的掌权者受了上帝的委派，拿着刀和杖来惩罚恶人，保护善人。因此，平信徒与神父、贵族与主教以及“属灵的”与“属世的”之间实在没有什么差别，所谓的差别不过是职分和工作上的差别，而不是“阶级”上的差别。在信仰和属灵层面上，他们同属一阶级，都是祭司和神父。属灵阶层和属世阶层没有高低之分，前者并不在俗世的权力之上，相反，在世俗事务上，前者要服从后者，如果前者触犯了法律，后者有权刑罚他们。
路德认为第二道围墙更加脆弱和没有价值。罗马教廷妄称教皇是唯一的权威，在信仰上不会犯错，但是唯一的权威实际上是《圣经》，宣称只有教皇能解释《圣经》或批准解释纯属无稽之谈。他们所持的根据是耶稣将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他得了钥匙自然就有了解释教义的权柄。但是路德指出钥匙并不是给了彼得一人，而是给了全教会，并且钥匙权并不适用于教义或管理，只适用于罪恶的捆绑和释放。既然所有信徒都是祭司，都有一个信仰、一个福音、一个圣礼，那么，他们都有权解释《圣经》，审查和评判信仰的真伪。判断《圣经》解释的正确性的依据是看谁的解释更合乎信仰，解释得更好，而不是看他们在教会的地位。路德嘲笑说，巴兰虽为先知，但是他的驴子却比他聪明，知道上帝的旨意和话语，于是，上帝借着驴子之口教训巴兰，既然上帝藉着驴子说话反对一位先知，那么，他为什么现在不能藉着一个了解信仰和维护信仰的义人说话反对教皇，斥责他妄解《圣经》呢？
当教皇违背《圣经》时，平信徒有义务依据《圣经》来责备他，约束他，倘若他不听，就只能诉诸宗教会议。但是第三道围墙却宣称只有教皇有权召开这个会议或认可其行动，这样，教皇就可以不让声讨他的会议召开，即使召开也不得不听从他的旨意，根本无法纠正他的错误。但是路德指出这种说法没有《圣经》根据，依据《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论述，召集使徒会议的不是彼得，而是众使徒和长老。如果那种权力仅属于彼得，那么，那个会议就不能被称为基督教的会议，而只是异端派的集会。事实上，那些由教皇召开的会议并没有做特别重要的事，最有名的尼西亚会议不是由罗马主教而是由君士坦丁皇帝召集和批准的，他之后的皇帝也这样做了，而这些会议在所有宗教会议中最合乎基督教的信仰。既然信徒皆是祭司，那么，俗世的权力同样是“属灵阶级”和管理一切的主人，最有能力召开宗教会议。因此，当教皇危害基督教时，他们应该站出来，执行上帝所委托给他们的治理任务和工作，召开一个真正自由的会议。
总之，路德将罗马教廷所筑起的三道围墙全部推倒：教皇与平信徒一样都处在俗世的权力之下，没有特殊权柄解释《圣经》，也没有权柄阻止和约束宗教会议。如果他这样做，那么他就是敌基督和魔鬼。
在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路德在该书第二部分向他所主张的自由的宗教会议提交了要讨论的罗马教廷和教皇的种种弊端，例如，教皇生活奢侈腐化，任何国王和皇帝都望尘莫及；教皇通过按立红衣主教，搜刮各地的财富；巧立名目，甚至攫取老弱多病者所应得的俸禄；任意给神职人员委派助理，攫取厚禄，非法地统一或合并一些教区，一个人可以身兼数职；欺骗人，故意模棱两可、含混其词，将一个职位卖给多人牟利；设立审核所，将买卖神职以及各种非法的和不道德的活动合法化；与银行家勾结，通过借贷等形式买卖主教和教士职位；凭借赎罪券、禁谕、自择听认罪者许可状、吃奶油许可证以及其他特许大肆搜刮各地的财富。正是因为教皇和教廷干了如此多的丑事，所以路德说教皇是罗马的独夫和贪婪鬼、敌基督和世界上最大的盗贼，他的这些邪恶的措施是公开的抢劫、欺骗和专制。
接着，路德给俗世当局或宗教会议提出了二十七条可行的改革建议。鉴于这些建议非常具体、零散，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仅将其中的一些重要建议和核心思想陈述出来：
第一，限制教皇和教廷的权力，废除向罗马缴纳首年捐的制度，减轻和废除教会律例中的许多处罚，禁止教廷滥发特许。一切圣职和主教的按立无需到罗马领受，教皇也无权夺取教士的职位。恢复地方主教的职权，主教无需向教皇宣誓效忠。德意志自己委派教士，关于教士职位或俸禄的案件由主教、大主教和国家大主教审判。上述主张实质上是倡导民族或地方的教会自治，这无疑釜底抽薪，废除了罗马教廷和教皇横征暴敛的根据。
第二，教会只管理有关信仰和道德的事务，将有关财产、生命和荣誉等世俗的事情交给俗世的裁判官处理。教皇除了在圣坛上给皇帝膏油和为他加冕以及在属神的事情即在讲道和主持圣礼上高于皇帝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的权力，不能强迫皇帝吻他的脚或坐在他的脚下，不得干涉各国的政治。教皇不是代表天上的基督，而是代表在世上的基督，因而他要像耶稣基督那样取奴仆的形象，不能高高凌驾于他人和世俗权力之上。要改变德意志拥有帝国的名号、尊称和勋章而教皇却拥有帝国的国库、权力、法律和自由的状况，德意志的皇帝不是傀儡，而是真正的皇帝，在他境内的一切教士必须服从他的统治和管理，德意志的诸侯在这块土地上完全享有充分的治理权。由此可见，路德实质上要求政教分离，教会只管信仰事务，而政府管世俗事务。他的这一主张在当时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打破中世纪以来的教会独揽大权，凯撒听命于上帝的状况，促进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崛起。不过，路德又主张君王和诸侯领导宗教改革，这样，教会在脱离了罗马教会的束缚之后又依附于世俗权力，并没有成为他所宣扬的自由的基督教会。在后来的几个世纪，德意志国家逐渐强大，以至于路德所开创的教会完全臣服于国家，对其血腥专制和对外侵略政策缄默不语，甚至为其辩护。因此，路德的这一主张引起了人们的非议，斥之为饮鸩止渴，赶走了狼又引入虎。但是鉴于路德当时所处的形势，即罗马教会的势力过大，唯一能与之抗衡的只有各国君王和贵族，所以他的这一主张不无合理之处。虽然他呼召君王和贵族领导宗教改革，好像违背政教分离原则，但是他强调他们是基督徒，因而也是神父、祭司，他们的这一身份使得他们接受上帝的呼召，按照他的旨意领导改革。
第三，使教会生活变得纯洁，回到信仰本身，废除教会的诸多陋习和恶习。譬如，要废除野外小教堂，人们过去不在自己的教堂受洗，听道，领圣餐，却东奔西跑，在野外建立教堂和小礼拜堂，把圣徒列入圣品，这背离了真信仰，而坠入了新奇虚幻的信仰中。要减少教会节日，只保留礼拜日，即使有些节日非常重要，要保留下来，也可以将它们合并到主日崇拜之中去。过去的节日太滥，一点都不圣洁，只是提供了喝酒、赌博、懒散和各种犯罪的机会，浪费了金钱，荒废了人的工作，损害了肉体和精神。要废除或减少一切为周年纪念、死人和灵魂所举行的弥撒，因为这种弥撒既不读经，也不祈祷，即使祈祷也不是因为上帝的缘故和出自爱心，乃是专为金钱和口腹之乐。最糟糕的是，这种做法将弥撒视为献祭和善工，将一切希望都建立在它之上，而不是信靠上帝。除此之外，路德还要求废除其他依靠善工赚取救恩的行为，譬如朝圣、购买赎罪券、行乞以及去修道院做修士。过去违背父命一心修道的路德此时成了修道运动的最激烈的反对者，使其今后一蹶不振。
第四，对于独身和婚姻问题，路德强调婚姻自由，每个人自由选择结婚或不结婚，教士也不例外。神父在接受神职时有权不向主教发独身的誓愿。神父需要一个女人不仅是因为肉体的软弱，更是因为家务的需要。路德说：“既然神父可以有一个女人，而教皇也许可他有，却不许他娶她，这岂不是让一男一女住在一起，同时又不许他们堕落吗？这好像是把火与一堆草放在一块，命令它们既不要冒烟，又不要燃烧。”神父结婚并不冒犯上帝，因为上帝的诫命是不许人将丈夫和妻子分离。当时许多人为了生计或害怕结婚而发守童贞和独身的誓愿，向往做神父，过修道生活，但是路德建议人们在三十岁之前不要发此誓愿，因为独身是特殊的恩赐，只给了少数人。他善意提醒那些因为逃避婚姻而去修道的人，说他们不非常信靠上帝，最好不要做教士，做世俗的事情更好，“因为，既然为维持俗世的生活，你必须对上帝有一份信靠，那么，为继续教士生活，你就必须对上帝有十分信靠。你既不信靠上帝能在世界上支持你，怎么信靠他在教会里支持你呢？”
第五，彻底改革大学教育。过去的大学只有四个学院：文学院、医学院、法学院和神学院。除了医学院之外，路德曾就读于其他三个学院，所以他是有发言权的。不过，在论述大学改革时，他有自知之明，没有论述医学院的改革，而论述了其他三个。对于承担全部大学生的人文教育的文学院，路德首先提出了意见，他批判当时的大学不教授《圣经》和基督教的信仰，却致力于教授亚里士多德的各种学说，他对亚里士多德极尽批判挖苦之能事，说他是一个“罪恶的、欺骗的、无赖式的异教徒”，用虚伪的语言引诱并愚弄了许多好基督徒。在路德看来，亚里士多德的包括其物理学、伦理学和灵魂学说在内的诸多理论都是空洞无物和有害的，与基督教的教义违背，只有其逻辑学、修辞学和诗学可以保留下来训练青年人演讲和传道。学生从《圣经》中可以获得关于一切的丰富知识，这些知识都是亚里士多德完全不知道的。对于法学，路德宣称要完全废除教会律例，尤其是教谕，因为它是依照教皇及其谄媚者的好恶而定的，充满了贪婪和骄傲，妨碍了《圣经》研究。俗世的法律也是混乱不堪的，过于繁杂，要精简。各国要依靠《圣经》、贤明的君主以及国情制定法律，而地方的法律和风俗比起帝国的普通法律来应该有优先权。对于神学教育，路德谴责当时的习惯做法：神学生先读《圣经》，得了学士学位之后，就把《圣经》搁置一边，博士终生只研究语录，只有不做神父的才会去读《圣经》，说它本末倒置，《圣经》的研习应该放到核心位置，神学生应该先熟悉《语录》，然后终生研究《圣经》；同时，应该尽量少读神学书，只读最好的，教父的著作可以读一读，作为研究《圣经》的入门。针对人们只读神学书，沉溺于其中，永不读《圣经》的做法，路德讽刺说，这就如同人们只研究指路牌却永不登程，只有《圣经》才是人们应该在其中劳作的葡萄园。路德对《圣经》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的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事实上，几年之前，他就与同事一起在维滕堡大学进行了这样的改革，使得该校与欧洲其他老牌大学迥然不同。
第六，与波希米亚人和解，停止对彼此的毁谤、仇恨和嫉妒。路德要求教皇向波希米亚人认错，承认胡斯被烧死这件事情破坏了教皇和帝国的誓约。路德声明，尽管他无意评判胡斯的著作，但是他尚未在它们中发现任何错误，并且承认他被冤枉，他的著作和教义被不公道地定罪。在这里，路德提出了对待异端的方式。他说，不管胡斯是多么坏的异端，把他烧死都是不公道的，违反了上帝的诫命，对待异端也要遵守诫命和誓约，不应该用烧死的办法，而应当用著作去消灭异端，“假如用火去消灭异端是一种学术，那么，绞刑吏便是世界上最有学问的博士；我们也用不着再研究学术，谁有力量胜过别人，谁就可以把别人烧死。”不过，路德及其宗派以及其他一些新教组织对待异端的做法似乎并没有按他所说的来做。
上面都是针对教会和教士的过错提出的建议，它们很多都在以后的改革中被采纳，甚至成为基督新教的独特标志。路德最后对俗世阶级也提出了许多显得非常外行的建议，譬如，防止在饮食上饕餮，立法反对奢侈和奇装艳服。他认为不用花钱去购买丝绸、鹅绒、金饰和其他外国货，宣称丝绸和鹅绒商人是家贼，与教皇一样盘剥人民。同时，他宣称贸易不能给国家带来好的习惯，反而导致德意志的金钱外流，要限制香料贸易，也要限制银行资本家，禁止放高利贷。路德重视农业，认为务农才是正当的职业。不难看出，路德的经济思想是非常保守的，重农轻商，鄙视贸易和银行，这与近代经济发展的潮流并不合拍，不过，他并非没有自知之明，他已经声明他是一个神学家，只斥责商业和贸易的邪恶，至于其中涉及的专业性的事情应该找专家。
在陈述上述改革举措时，路德已经提到了弥撒，并在论述公平对待波希米亚人时第一次对“变质说”（认为神父在主理弥撒时将饼和酒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提出了质问，而在向罗马教廷高调吟唱的另一首“小曲”，即《教会被掳于巴比伦》中，他全面详细地论述了圣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