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0年是路德创作的高峰期。在这一年，他首先撰写了《论善工》，接着创作了被称为“宗教改革的三大经典著作”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教会被掳于巴比伦》和《论基督徒的自由》。不过，人们认为《论善工》也是非常重要的，因而合称它们为“宗教改革的四大著作”，四书共同确立了宗教改革的纲领和基石。尽管如此，这四本著作的内容也有差异：第一本书清晰地论述了善功的本质及其与信仰的关系，并用福音的观念解释了律法，将之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第二本书严厉地批判了教会体制，论述了路德自己的教会观，提出了“信徒皆祭司”的原则，确立了教会管理的指导纲领；第三本书是路德所写的唯一的一本严格的系统神学论著，集其神学思想之大成，摧毁了作为罗马教会法之基础的圣礼制度，废除了教会控制信徒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人生历程的手段，提出了路德自己的圣礼观；最后一本书发展了第一本书的观点，简明地陈述了路德的属灵经验及其思想的基本原则，论述了基督徒的自由观，由此提出了基督徒生活的准则和规范。
在路德看来，在善工的问题上，人们所实施的奸诈和欺骗是最多的，头脑简单的人容易被人引入迷途。为了教会的牧养，让平信徒明白信仰与善工的关系，他撰写了该书。它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该书在出版之后多次再版，受到了人们的追捧。梅兰希顿夸奖该书是路德所写的论信仰与善工的最出色的著作。路德本人对它也很满意，在写作它时就宣称该书是他到那时为止所写的最好著作。
在该书一开头，路德就说：“除了上帝所命令的之外，没有善工，正如除了上帝所禁止的之外，没有罪恶一样。因此，要知道并且要行善工的人除了认识上帝的诫命之外，不需要别的。”成全和遵守上帝的诫命就是善工，但是人只有相信和信靠上帝才能成全它们，使一切行为成为义的：只要有信心，“确信他所行的讨上帝悦纳，那么所行的行为虽然渺小如俯拾稻草，也是善的。倘若缺乏信心或心怀疑惑，那么，虽使一切死人复活，又舍己身叫人焚烧，那也不是善的。”因此，信仰构成了诫命的实质和根本，乃是一切善工之本。但是信仰不是善工或者来自于人的行为，而是仅从耶稣基督而来，是他白白应许和赐给人的。
在澄清了善工的含义及其与信仰的关系之后，路德接着利用这种理解来阐释摩西十诫。他强调每条诫命都与信仰密切相关，只有信仰和信靠上帝，才能真正遵行它们，反之倚靠自己的行为和能力，就是徒劳的，即使遵行它们也算不得什么，全是死的。这里我们看看他对四条诫命的理解。
路德说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是最先、最高和最好的诫命，其他诫命都从它出发，以它为标准。它的含义是“因为只有我是神，所以你只应信仰我，倚靠我”。对于上帝，人们应该诚心信靠他，盼望从他那里获得恩典和眷爱。只有真心实意的信仰和信靠方能成全这条诫命，任何善工都不能成全它。不信靠上帝，却在自己或别的东西那里追求上帝的恩典的人就是不遵守这条诫命和崇拜偶像的人。他们不来求上帝，反而离开他，怀疑他不会恩待和悦纳他们，把上帝当作不愿白白施恩的存在者，于是信靠自己的所谓善工，用它来购买上帝的恩典，获得他的恩宠，把自己抬高成可以与上帝讨价还价的存在者。这是上帝所不能容忍的，因为他应许了白白的救恩，要人以倚靠他的恩典为开端，并在恩典中行诸种善事。这种人纵然遵行了其他一切诫命，有一切圣徒的祈祷、禁食、服从、忍耐和贞洁，那也是虚假的，因为他们不是从信心出发，而是完全信赖和崇拜己力，以此取悦上帝，赢得救恩。
对于“不可偷盗”的诫命，路德指出，它不仅包括反对偷盗，反对人对人所施用的悭吝，而且还指愿用自己的财物帮助别人。这项善工也发源于信仰。贪婪来自于不信，而慷慨来自于信仰。一个人如果仰望并信靠上帝，就会确信上帝会看顾他，绝对不会向他说谎和摒弃他，因而不担心自己所有的是否够用，也会慷慨待人，乐于施舍，不作守财奴。相反，如果他不信靠上帝，盼望从金钱，而不是从上帝那里得福，他就会贪婪和忧虑，不会待人慷慨，有机会难免会去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这条诫命所包括的看似不过是舌头的小工作，其实是很大的工作，因为谨守它的人必须冒丧失功名利禄乃至一切的风险。该诫命要求人不能说谎言，同时也要为真理作伟大的见证，反对破坏和歪曲福音和信仰的真理的邪灵。遵守它也完全依靠信仰，因为只有从它出发的人内心才会存着恩慈仁爱的上帝，感到满足，轻看世俗的功名利禄乃至生命，才可能有勇敢和大无畏的精神，即使损失生命和财产，即使面对逼迫真理与藐视上帝的暴君和权贵，还是要站在真理这里，毫不畏惧他们，相反亲近、尊重和保护敬畏上帝且为真理受逼迫的人。
路德花去该书一半的篇幅论述“孝敬父母”这条诫命，认为认识和遵守其他九条诫命都有赖于这一条诫。这条诫命的首层含义是子女孝敬父母，而父母对儿女进行属灵教育。孝敬父母不仅要有尊敬的态度，也要顺从他们，重视并遵循他们的言语和榜样，听他们的话。孝敬父母不是出于没有尊敬和爱的畏惧，甚至是有恨恶的畏惧，而是出于与爱和信结合在一起的畏惧，所以人虽然怕冒犯他们，但是并不像逃避刑罚那样试图逃避他们，而是更亲近他们。初看路德对于孝敬父母的论述似乎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孝道相近，但还是有差异，因为路德将敬畏和信靠上帝看作是第一位的，孝敬父母以敬畏上帝为前提，他反对愚孝。父母如果对孩子进行世俗化的教育，照着世上的样子教育子女只追求今世的快乐、尊荣、财产和在世的权柄，那么，子女就不应当服从他们。
正如其他诫命都靠信仰才得成全一样，父母只有确信必蒙上帝悦纳的心去教训儿女，不怀疑他在所行的事上讨上帝喜欢，只以这种工作为他信仰的劝谕和训练，仰望从他那里得福蒙恩，对子女的教育才能成全。有信仰的家庭生活也是上帝悦纳的神圣生活，父母只要教育好儿女，将上帝的话语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去服事上帝，过属灵的生活，他们就充满了善工：“你们的孩子好像饥渴、赤身、贫穷、下监、患病的人一样需要这一切，在家里有那么多丰富的善工摆在你们面前！在哪里有这种父母，那里的婚姻和家庭就有福！那的确是真教会、蒙拣选的修道院，甚至是乐园。”但是很多信徒放任自己的孩子，不教化他们，却跑到外面去寻求善工：“这个丈夫跑到圣雅各去，那位太太发誓愿去朝拜圣母，没有人发誓愿要好好管教自己和孩子，以便荣耀上帝；他们撇下那些上帝已经吩咐他们加以看顾的人，却要在上帝没有吩咐他们的地方去服事他。”但是一些父母放下手中最重要的善工不做，却去行各样自以为是的善事，去禁食，祷告，朝圣，乃至于抛弃家庭去修道，承担圣职，但是这并没有任何益处。路德强调凭借信心所从事的一切职业和生活，无论“营业、行止、吃喝、睡觉”，还是“为身体的营养和公益”所作的其他各种事，都是善工，无论从信仰本身流出来的行动是多么渺小和微不足道，它们都同样是善工。因此，他打破了罗马教会所确立的神圣与世俗、教会内外和修道院内外的区分，颠覆了过去的修道运动和圣职的崇高性和神圣性，赋予普通生活以神圣性，提高了它们的宗教价值。他废除了修道院内外的区分和修士与俗众的区分，这看似削弱了宗教的价值，使倾听和宣讲上帝话语的人减少了，但实际上恰恰相反，他将全部世俗生活变成了修道的生活，使一切有信心的人都成了修士。
路德指出，这条诫命除了包括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之外，还包括信徒与教会、臣民与政府、仆人与主人的关系，它要求我们的整个生命完全服在别人之下，信徒尊敬并服从属灵的母亲和权威，即基督的教会，臣民顺服世上掌权的，仆人顺服主人。初看起来路德似乎完全为世俗的等级制度辩护，要求人们顺从他们，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要求各方都从信靠上帝，谨守他的“爱人如己”的教导出发，各尽其责，彼此关爱。譬如，尽管他认为信徒应该尊敬和服从教会，但是他所认可的教会只是真正的属灵的教会和权威，它们弘扬上帝的道，坚固人们的信仰，净化人的心灵，并非当时的罗马教会。他本人就坚决抨击它，批判它废弃信仰，远离上帝的话语。
与猛烈抨击罗马教会不同的是，路德在该书中并没有抨击世俗政权，相反对它持比较宽容的态度。他区分了属灵的权威与属世的权威，指出后者无碍于信仰，他们的行为如何与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并无关系，因为他们所相信的，我们不必相信。无论政府使用权力行善还是作恶，都不能伤害灵魂，只能伤损身体和财产。人们忍受冤屈，但是这并不毁坏他们的灵魂，甚至还改进他们的灵魂。但是前者则不然，罗马教会作为属灵的权威干犯了信仰，亵渎了上帝，它作恶的后果更严重。因此，当属灵的权威行不义时，我们必须抵抗，然而当属世的掌权者行不义时，我们也不应抵抗。但是路德并不认为世俗君王可以任意妄为，人们完全不能反对政府。如果政府公然强迫人们干犯上帝或他人，那么，这样的政府就应该被唾弃。
教会的腐败已经到了必须要改革的地步，但是路德并不指望罗马教会和大公会议自行推动改革，相反，对各国的基督教君王和诸侯寄予厚望，希望他们秉持公义，做蒙上帝悦纳的基督君王，主动打开一条改革之路，使那些怀着戒心的神职人员跟从他们改革。而他在接下来所写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中详细地论述了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