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有些诧异。这是我的痛。为了让自己更痛,我索性又说道:“就是‘黑’了!哪像你们,有头有脸!”
陆四子叹道:“什么有头有脸啊!”
“你不是访问学者吗?”
陆四子道:“说是访问学者,其实是菅原先生努力下,到这边讨口饭吃的。”
我愣。他又说:“其实人没有绝对不能做某种事的。我们这些人,也什么事都干了。”
“你们这些人?”
“对,我们这些人。”他道,“我们这些‘民运分子’。”
我又一愣,望着他,他的面容饱经沧桑。“我是那时候跑到美国去的。”他说。
我是那以后跑出来的。我猛然感觉被接通了血脉,浑身热血沸腾起来。
陆四子也一愣,笑了。“看来救你是正确的了。原来我只是想不要让他们看到咱们中国人被那样。”
他说得很巧妙,不是说我那样了,而是说我被那样了。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们也算是同病相怜了!”陆四子又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摆摆手:“哪里!我哪里能跟你一样,都落到了这种地步了!”
菅原问:“你确实没身份了?”
陆四子道:“你还不信?中国人,哪里是想出来就出来的?”
菅原道:“没有身份也不等于就要被逮捕。这是日本岛国心理在作怪。”
陆四子道:“也不只是日本,难道美国纵容非法滞留?”
我说:“至少你没犯法,他们不抓吧。这就是去美国和去日本的区别,你们不是已有永久定居权了吗?”我想起美国在“六·四”后的特赦。
“定居权有什么用?”陆四子却说,“确实,最初是欢迎的,但后来,说白了,没有利用价值了。那么我们怎么办?不要说继续我们的事业,连生计都成了问题。老实说,我们大多没有谋生手段,我们是……说‘职业革命家’吧,但实际又不是,革命家是需要革命土壤的。当然我们可以教书,我本来就是教书的,我们可以做学问,但是美国并不需要你这些的学问。我们成了‘丧家犬’,中共说得没错!”他戳戳西面,有点激愤起来。菅原劝住他,给他的咖啡里加糖。
“倒是当初留在国内的,那些怯弱的家伙,他们倒好了,现在一个个活得滋润得很,享受着政府津贴,”他对菅原,“这就是我刚才没有讲完的,九十年代以后,中共采取了经济诱惑政策,对知识分子,就收买,把他们养得白白胖胖,骨头酥软,他们成了既得利益者,又有社会地位,又有物质利益,还有学术地位,一个个都是学院教授、著名学者……”
菅原补充道:“他们代表主流,甚至,他们代表中国学界,我们接触的只能是他们,他们手上掌握着资源。”
“也确实,”陆四子自嘲地点头道,“他们确实是学者。虽然他们的资质绝对不如我们,他们本来都是些我们看不起的庸才,但这么多年来,他们在安逸的环境里,有科研经费,他们也确实做起了些学问,倒是我们在外面颠簸,一事无成。反过来他们倒可以笑我们了,说我们没学问,只是一些政治动物。输得一点不剩。一个人的可悲,不是因为他被否定,而是被否定了还无话可说!”
我猛被触动。这也是我常感觉的。不仅是在日本,在中国,我也混不好。国内知识分子是堕落,我则是失落。我无法苟且,也许这正是我落到如今这地步的症结。我说:
“唉,还能说什么?我们没有申诉的理由。我们要跟人家比尊严,我们有什么尊严?我们何尝有过尊严?我们自己国家都不给我们尊严,我们怎么向人家国家要尊严?”
“不是说现在中国国际地位越来越高了吗?”陆四子反讽道,“你看大陆报纸、电视,天天在说经济腾飞啦,崛起啦,大国啦,俨然挺有尊严,哈哈!于是大家都能心安理地过好生活了,精致的生活,精致的学术,你看那些知识分子,在谈论学术规范时,俨然不觉得自己是金丝雀宠物。大家都满足于既得的利益,好像历史可以不必清算,一个不清算历史的民族,有真正的崛起吗?”
“这确实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菅原道,“屈辱如何转化为尊严?妥协之下的获得。而且不可否认,这妥协确实获得了。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强大起来了,这对你们,确实是一种尴尬。当你还在水里纠缠的时候,对方却已经游上岸了。这就是他们最大的成功。于是他们可以振振有词:假如没有安定环境,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假如当初乱下去……确实,对不起,”他对陆四子,“也许我的话您不爱听,但目前中国确实有不小的发展,当然是在经济上,但假如没有经济基础,一切还可能真的无从谈起,就像当初的韩国,现在走出来了。承认专制,再从专制下走出来,也许还真是‘东洋宿命模式’。日本战后,还是被占领的……”
我猛地记起占领下的日本,那些肮脏事。我应:“那是你们日本,不等于日本人可以,中国人就也可以!”
菅原惊讶地望着我,也许他没料到我会有这么激烈的反应。“这跟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并没多大关系吧?人没有绝对就要这样做的,绝对不能那样做的。就看你如何认识了。”他瞥了瞥陆四子。陆四子红了脸。
“日本人跟中国人就是不一样!”我嘲讽道,“也许也可以称为文化不同吧!”
菅原道:“日本文化是深受中国影响的。当然有区别,但是许多东西,特别是智慧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也有一句话:以柔克刚。还有一个说法,刚则易折。比如你们中国的书法。蔡邕《九势》说:‘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毛笔是柔软的,可是它却能写出有‘势’的笔划来。”
我一怔。
“历代书法理论,几乎都提到了这个‘势’。用笔之法的关键是要识势、得势、逐势、顺势。”
我学书法这么久,没有想到这。也许我只是机械地理解“势”,包括我的老师郭会计。也许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但我不能接受这种理论,不是因为理智,而是因为情感,我坚决不能屈服。我叫:“你们日本人懂得什么书法真缔?书法是中国的。我就是搞书法的!”
为了压倒对方,我把自己拔高了。菅原道:“哦?原来是书法家啊!失敬,失敬!”
我没有否认。就让他认为我是书法家吧!但是他仍说,只不过谨慎地:“但是对基本原理,我们还是了解的吧?对了,”他敲敲脑袋,说,“我手头有不少资料,你会看日文吧?”
我点头,想说:“一点……”陆先生打断他:“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别信他的!侵略了人家,还要人家说侵略者有功,跟那边一个逻辑,强暴了人民,还要人民说快乐!”
“不是我的观点,是你们中国人的。”菅原解释道。
“那就是‘汉奸’。”陆四子又说,“被强奸,还强奸出快感来了!”
“‘汉奸’不是个科学概念,因为它不客观。”菅原道,“客观,真实,才最关键。比如您,陆先生您也谈到了,你们‘民阵’里的某些人,喜欢捏造事实,不择手段,不管是不是反专制,不管有多么正确的目的,但是用不真实的手段,就不可取。这手段也会导致暴政。”
陆四子争辩道:“暴政是因为首先有了暴政,人家用暴政对待我,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
“但是总得尊重事实!”那个中华商会的齐先生忽然插嘴道,“比如一些中国人偷渡客,被人家的警方抓到了,就声称因为‘天安门事件’被迫害了,问他们什么是‘天安门事件’,他们却不知道……”
我承认,但是我受不了他这么说,这个傲慢的家伙。我正要反驳,陆四子拦住我,反问对方:
“他们怎么可能知道?中国舆论工具控制在谁的手里?什么是事实?有话语权的可以控制事实,而没有话语权的只能沉默,事实只能被遮蔽,就是你们,不也可以漠视这种事实吗?”
齐先生道:“但是我们毕竟知道……”
“你知道,当然你知道,你比中国普通平民百姓都知道,你们知道了,还要亲大陆……”
我愣,这些亲台的人,什么时候又亲大陆了?
“……在国际上制造影响,所以你们更没良知!你们只会歧视像王先生这样的百姓,只知道哈政府。对不起,齐先生,也许我不该说你们,但是这是事实。你们甚至比大陆那些卑恭屈膝的知识分子更加无耻。他们也可以说为处境所迫,你们则没有,你们可以自由选择,可你们却选择了向‘左’转……”
“这只能怪阿扁!”齐先生胀红脸,辩道,“谁让他搞‘台独’?我还是中国人,他不承认台湾是中国,把台湾收起来了,我们往哪里放?我们的根在哪里?我是河南人,中华民国一旦不存在了,我该如何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