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针对金融危机影响我国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应该着眼于以下几点。第一，支持内部治理结构完善、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是2008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作出的宏观调控要求之一。着眼于增加就业的当前需要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长期性，这样的选择是十分正确的。同时，要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区域布局，加快其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从而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一旦全球经济复苏，就又可以大有所为。第二，提高产业集中度，使一部分企业做大做强。前几年，在一些热门的行业，由于经济效益的驱动，许多规模小、效益低的企业纷纷上马，比如钢铁、煤炭、建材热销等，小钢厂、小煤窑、小水泥厂上了不少。相较于发达国家来说，我国汽车前3家大企业的市场集中度不到40%，而美国是90%，韩国是93%，新兴经济体中的巴西和印度也分别达到了78%和72%。引导加强产业集中度，可以减少重复建设，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第三，加快技术改造升级。要加快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淘汰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的落后产能；同时，要发展高新技术制造业和高智力的服务业。第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3.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对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都是必不可少的。2008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要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增强三次产业协调为重点，优化产业结构”。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要与扩内需、促增长、上水平紧密结合起来”。实际上，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几乎没有不重视自主创新能力的。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正是由于它们有超强的自主创新能力；新兴经济体的起飞和持续发展也离不开自主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是指通过研究和开发掌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将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并实现价值的过程。自主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技术再创新。自主创新的成果，一般体现为新的科学发现以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品牌等。以核心技术为中心的创新是自主创新的主体，但广义的自主创新还包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是否具备自主创新能力、具备怎样的自主创新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也是关系到综合国力、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应当承认，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长期以来十分薄弱。此次东南沿海的一些企业之所以遇风即倒，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是根本性因素。那里许多工厂都从事劳动密集型的贴牌生产，自己基本上没有多少自主创新能力。目前，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虽然有了显著提高，但制约因素还显著存在，包括观念、体制、人才、资金等诸多方面。在观念上，人们对自主创新的认识还不到位，尤其是应当成为自主创新主体的企业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认识尚有距离；在体制上，自主创新的主体不明确，政府不由自主地充当了自主创新主体的角色，高等院校、国有科研机构成了科研重镇，而发达国家则多是以企业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在人才上，我国的自主创新人才还比较缺乏，政府主导的自主创新也缺乏有效的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在资金上，财政对自主创新的总体投入不够，而且投向也有问题，未能给予企业自主创新以更大的支持。
为了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首先，树立创新意识，强化观念创新。这一点，政府部门和企业的观念转变同样重要。企业经营者要把自主创新提高到关系企业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并在这一点上与员工达成共识。其次，政府要转变角色，把自主创新主体的角色交给企业，自己做好引导、服务性工作；企业也要在体制上创新制度，变革产权，建立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三，积极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第四，政府和企业都要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资力度，政府要加大全民创新和科技发展的投入，企业也要提高研发投入的比重。自主创新的核心是技术创新，要从观念、体制、资源等多个角度全方位地为技术创新提供支持。在管理创新方面，不仅要做好各个门类的管理创新和综合管理，尤其要做好自主创新的管理，从而形成一个以企业为主体、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高效运行的自主创新体系。
金融风暴已经让我们的许多企业和经济体系尝到了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苦头。在未来，作为世界新兴经济体的一员，我国经济能否由新兴而长兴，关键就看自主创新能力能否提高了。从现在起，我们奋起直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虽非一蹴可就，也不会为期太远。
四 统筹城乡发展
我国经济社会现有格局的一个突出方面，就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导致了我国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不仅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而且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也产生了不利影响。虽然我们早已认识到并且开始着手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但由于历史的积淀太沉重，现有结构又有其较强的稳定性，因此并无根本性的突破。这次全球金融风暴并不会对我国农业造成多少直接冲击，但间接影响和“倒逼”却十分突出。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减产、停产，城市房地产等建筑建设行业的疲软，必将使大量农民工退出城市就业，从而减少农民收入、压缩农村消费。这对于扩大内需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为了实现近期的经济目标，更为了建设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我们应该抓住挑战所带来的机遇，统筹城乡发展，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
1.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和城市优先发展的战略，并采取一系列抑农促工、强城弱乡的财税手段来保障这一战略的实施，造成城乡差距的迅速扩大。一是在财税收入上，加大农业和农村剩余向工业和城市转移。1952～1989年，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国家从农业中获取了9716.75亿元。加上农业税1215.86亿元，共达10932.61亿元。二是在财政支出上，重点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在城市，一切公共设施的建设经费和开支均由国家、政府和全民单位负担。但在农村，农民必须自己出钱办中小学、办医疗、办文化事业，修建道路、水电等几乎农村中的一切公共设施。
为了实现重工业和城市优先发展的战略，区割城市和乡村，我国推行了城乡有别的户籍管理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乡人口流动基本上是静态的。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大批农民进城务工，但身份未变，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还是享受不到。留在农村的农民，当然也是如此。这造成了城乡之间严重的国民待遇不平等，影响了农村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
劳动就业也是农村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我国农业单产并不低，种粮不赚钱的根本原因是人多地少、达不到规模经营。单纯园艺式务农很难让农民富裕起来，现代化农业又必然大量减少直接从事农业的人口。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但向非农产业转移比较困难，农民工进城务工缺乏制度保障，不能融入城市，始终还是农村人，农村就业问题日趋尖锐。
收入也是城乡差距的一个突出问题。城乡收入差距与农业产品价格偏低、农民工多从事低技术型职业有关，也与农村土地制度有关。我国有关法律制度严格限制农民对自己的房屋和房屋下面的土地的处置，土地无法自由交易，农民土地包括宅基地的使用收益和附着物的所有权收益很难流动，这必然影响农民的收益。此外，征地补偿标准偏低，征地权攥在政府手中，征地后土地的增值收益又大都流向了城市，已经引起农村社会的不满。
总之，“三农”问题的困扰，归根结底就在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解决“三农”问题，根本出路就在于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
应该指出，形成我国城乡割裂二元结构的制度经过了长期的积淀，很多已经被法律法规固化，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相关政府部门对于推进城乡一体化也不无惰性。因此，统筹城市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还有许多困难。
2.推进城乡一体化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目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并且提出，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之一是：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
但是，我国城乡分割时间跨度长，城乡差异巨大，涉及人口政策、财税政策、土地政策等方方面面，很难一时全部解决。尽管为了推进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国家已经努力了几十年，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城乡之间的差距仍然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城乡之间分割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对于我国来说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需要统筹考虑，逐步推进，重点突破。
首先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这是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保障。具体要从三个方面着力，即建立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险体系。在这些方面，一定要改变传统观念，不应该在标准、投入等方面差别对待、厚此薄彼。
其次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包括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等在内的要素市场体系。关于金融市场，要积极发展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培育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关于劳动力市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失业登记制度、就业保障制度，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农民的充分就业。关于土地市场，要实现城乡土地、房屋产权的统一或衔接，保障农民实现与土地相关的收益。
再次是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要打破城乡身份区割，保障公民的迁徙和居住自由，实现城乡居民就业、居住、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的机会均等，最终达成全民“国民待遇”的统一。
3.加快城镇化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