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年的不懈奋斗，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前两步战略目标，正在向第三步战略目标前进。当前，世界性的主题还是和平与发展，尽管经历此次金融危机，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国际形势对于我国的和平发展有利。危机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会有一些影响，但有30年快速发展打下的基础，有全国各族人民的不懈努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同样不会逆转。也就是说，实现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机遇期，仍然在我们手中。
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的是，我们面对的挑战越来越严峻。国际上，风云变幻，形势复杂，地区冲突不断，恐怖主义、分裂势力日益猖獗。虽然西方势力已经明确没有能力阻止我国的崛起，但他们的杯葛和挑衅不会停止，新形势下，他们会更多选择要我们遵循既有国际秩序、尊重西方价值观和更多承担国际责任的方式来影响我们。因此，即便是不存在别有用心者与我们作对，我们也必须承担大国成长的困惑与烦恼。在国内，虽然我国的改革取得了伟大成就，经济社会长足发展，但我们过去30年的改革是在相对容易的领域进行的，经济发展也是相对粗放和不那么协调的。因此，我们接下来的改革将更加艰难，我们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任务也将更为艰巨。
我们还要清醒认识到的是，尽管战略机遇期还在我们手中，但我们的时间越来越紧迫。应该说，在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中，我们抓住了一些机会，也错失了一些机会，那就是推进基本社会体制改革的机会。此次金融危机，使我们这方面的缺陷十分突出地暴露了出来，而且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在不断聚集，逼迫我们正视问题、解决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全国上下很容易形成进一步改革的共识。同时，我们的国力也提供了进行诸多方面尤其是社会体制改革的支撑。共识、国力以及相对稳定的内外部环境，给我们提供了新一轮全面改革的绝好机遇。但机遇稍纵即逝，不抓住这一次的机遇，我们以后的机会就越来越少。
新一轮的改革，应该是全方位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过去30年改革的主要领域，应该首先着力推动。同时，社会体制的改革，诸如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也都刻不容缓。而且在诸方面的改革中，社会体制的改革处于枢纽地位，只有社会体制成功改革，从而建立起消费型的社会，我们的发展方式才可能获得根本转变；只有缩小收入差距、培育出较大的中产者阶层，社会稳定和谐，政治体制的改革才能顺利推进。
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我们必须把握机遇，只争朝夕。
二 转变增长方式
诚如前面指出的那样，这次美国金融风暴对我国经济的冲击，首当其冲的是外贸出口，而这也是影响GDP增幅下行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也就是说，我国经济马车的三驾马中较有力的一匹出了毛病，短时间内指望不上了。在这种形势下，必须启动三驾马中原本相对疲软的消费这匹马，使其成为三驾马车中最有力的辕马，保持经济马车的平稳较快前进。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要改变增长方式，变出口导向(拉动)型为消费导向(拉动)型。
1.增长方式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
经济增长方式亦称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学家吴敬琏是这样定义它的：“所谓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也有学者指出，短期的经济活动可称为“经济增长”，中长期的经济活动则应该称为“经济发展”。党的十七大及2008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说明决策者对这一概念的认同。但由于过去我们更多地使用“增长方式”概念，而2009年经济工作的目标也是着眼于“保增长”，因此我们这里仍然暂时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有人依据要素依赖把经济增长分为出口、投资、消费导向(或拉动)三种类型，对抓住问题的要害来说，这也不失为一种简洁明了的界定。
我国首次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1996年的“九五”规划。“九五”规划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之所以保持着高速发展的势头，主要得益于我们选择并长期沿袭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但随着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正因如此，“九五”规划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十五”规划进一步把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作为发展的主线。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十一五”规划，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十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甚至出现了一些逆转。主要表现在投资、出口与消费严重失衡。近年来，我国的投资率一直居于世界最高水平，尤其是2003年以来，均保持在40%以上。出口也同样保持高速增长，净出口率不断攀升，从2000年的2.5%提高到2005年的5.5%。与此同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有所局限。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造成了大量重要行业产能过剩，降低了生产率，增加了能耗和污染，抑制了消费，减缓了就业增长，并经常引发贸易摩擦。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最为人忧虑的是对出口的过分依赖。许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对外依存度高达60%。而高度的外向依赖不仅影响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甚至影响到了我国的经济安全和国民福祉。有学者指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有以下五大弊端：一是进口和出口严重失调，国际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二是长期的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在外汇市场动荡的情况下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大；三是长期压低劳动力价格以保持比较优势，直接影响了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四是资源价格的行政管制使政府在油、电等方面的巨额价格补贴通过产品出口而部分流向国外，最终导致我国国民福利的净损失；五是大量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品因为外需的旺盛而给相关企业留出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影响了我国企业整体素质的提升。
因此，无论从经济社会的哪一个方面考虑，旧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尤其是对出口的依赖，都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
2.保增长根本在于扩内需
从广义来说，转变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发展方式，包括协调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的关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减少物质能源消耗，促进自主创新等一系列内容。就直接的增长导向或依赖来说，则主要是指前者，即协调投资与消费、内需和外需的关系。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是出口导向型的，就是说，外需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借着经济全球化的大好时机，以外需拉动了经济的起飞。然而，由于金融风暴的影响，外需已经极大地减弱，而且随着全球经济的恶化，美欧日等国民消费下降，甚至包括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外需将进一步疲软。因此，扩大内需就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
对于转变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畸轻畸重的现象，2008年春季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方面工作时就指出，“第一，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促进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2008年12月初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中央认为，要“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并“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年初、年末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但着重强调之处已然不同：年初强调内外需协调，年末强调以扩大内需为主；年末虽然坚持内外需结合，但根本的希望(愿望)寄托在了扩大内需上——扩内需成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思路得以进一步具体化。
国家新的战略决策，可以说既是外迫性挑战的迎接，也是内生性需求的适应，外迫、内生的挑战和需求共同构成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机遇。牢牢抓住这一机遇，坚持下去，我国的经济增长就会转向可持续性发展。
3.扩内需重点在于促消费
内需的扩大，既靠投资，也靠消费，因此也就有一个投资、消费协调乃至轻重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除内外需不协调外，投资与消费的比重也极不协调。30年来，在“高储蓄、高投资”的增长格局下，我国居民消费率不断走低。1978～2007年,在世界平均消费率提升趋势中,我国居民消费率却从48.81%下降到了35.3%。而目前，世界平均居民消费率水平超过了55%，美国近年大体稳定在67%左右。这意味着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偏低，消费增长的空间是巨大的。
拉动经济增长，增加投资是必要的，而且相对可以较短时间内见效。我国政府作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但从长远来说，仅仅增加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仅仅把扩大内需的动力定位于投资，不仅经济方式难以实质上转变，内需的扩大也不能持久。因此，扩大内需要靠投资，更要靠消费。只有消费上去了，内需的扩大才可以持久，经济增长方式也才能实现根本的转变。
对于协调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金融危机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我国党和政府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2008年12月初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通过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带动中间需求，有效吸收和消化国内生产能力，形成发展新优势”。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里，中央着重强调“通过扩大最终消费需求”，说明在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的同时，又把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当成了扩大内需的根本途径。中央刻意区别中间需求和最终消费需求，就是要告诉人们，最终消费需求——居民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龙头，中间需求——产业需求——要靠最终消费来“带动”，而不是相反。这从根本上厘清了消费与投资在扩大内需上的关系，因为投资拉动的更多的是中间需求。最终需求中间需求投资，确立了这样的关系，投资就有了方向性，就会避免盲目的滥投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就能走上轨道。
4.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在2008年年末中央工作会议的决议中，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涉及四个方面的结构(格局)问题，即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地区结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排在首位，与目前因应全球金融危机造成外需疲软、亟欲扩大内需的形势不无关系，也可以说是党和政府对未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的体认和决策。毫无疑问，不论是从长远还是目前来说，这样的安排都是科学的。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指国民总收入(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分配情况。国民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环节，初次分配是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基础上政府、企业、居民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再次分配。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环节中，主要是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关系和居民内部的分配关系。在居民初次分配中，最主要的是劳动报酬，它是劳动者直接从生产过程中得到的劳动收入，主要包括各种形式的工资、奖金和津贴，以及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等。而在再分配中，影响居民收入最主要的是国家预算，即国家向关系居民的社会保障、文教、医疗卫生、经济适用房等方面的投入如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总体上适应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过多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现象：政府、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续上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特别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国家统计局一份资金流量表显示，2005年，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企业、政府、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为26.95%、14.8%和58.25%，与1995年相比，企业、政府所占比重分别上升6.35个、0.46个百分点，居民所占比重下降6.85个百分点；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企业、政府、居民三者分配比例为24.43%、18.69%和56.88%，与1995年相比，企业、政府所占比重分别上升7.18个、3.02个百分点，居民所占比重下降10.21个百分点；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别为51.47%、52.12%，与1995年相比仅提高0.49个、2.75个百分点，远远低于GDP的增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