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剧烈的金融风暴,撕去华尔街绚丽的面纱,也把世界经济的软肋暴露了出来,把各国经济置于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在这场金融风暴中,中国的金融业并未受到多大的影响,而实体经济却遭到不轻的打击,GDP增幅连续下滑说明了这一点。GDP增幅的下行,给中国经济造成沉重的压力,未来的挑战十分严峻。
困难和灾难往往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雄起或衰落的分水岭,也成为一国政府、国民信念与力量的试金石。当前的这场金融经济危机,对我们的国家、民族、政府和人民也正是这样的。面对危机、压力、挑战,我们只能直面迎上,化危机为转机,变压力为动力,在挑战中发现、把握机遇。
实际上,历史总是辩证地把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我们曾经一次次地遇到困难和挑战,又一次次地从中发现了机遇、汲取了动力,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有学者把这种情势称为“倒逼”机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许多成就都是这种外部危机“倒逼”出来的。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又把我们逼到了一个困难的境地,也正好为我们经济社会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新的机遇。就此而言,我们面临的挑战同样是我们的机遇。我们必须敏捷而牢靠地把握住这次机遇,攻克历史积淀的顽疾,弥补历史留下的欠账,推进经济社会的良好发展。
一 正是改革好时机
近代以来,我们中华民族一直在寻求变革,只是其间诸多坎坷、诸多挫折,我们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变革之路,那就是改革开放。30年过去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终于部分地实现了,我们的祖国不再任人欺凌,我们的人民过上了初步小康。而今,我们也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实现全面小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改革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在人类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发展历史上,变革一直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早期人类社会的变革,大多是非自觉的,是一种自然的变革,比如狩猎采集向农耕的发展、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等。正因为它们大多是非自觉的变革,所以后人更多地称之为“发展”。而在欧洲中世纪以及东方近代社会以来,社会变革变得越来越自觉,甚至是越来越系统。比如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废奴运动、日本明治维新、苏联十月革命,都是自觉甚至系统的社会变革。无论是自觉的还是非自觉的,这些变革大都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我国历史上也有过许多次自觉的社会变革,变法、维新、改良、革命、改革是其不同的称谓或表现。这些变革也同样或多或少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的发展,除了那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特别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三次革命——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的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此作了中肯的概括:
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发生三次伟大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第二次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第三次革命是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
不能否认,历史上的社会变革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客观上也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偏差,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我国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也是如此,比如增长的粗放、环境的恶化、腐败的滋生、贫富差距的拉大,等等。但是,绝对不能把这些弊端与改革开放画等号,它们不是改革开放的结果,相反,却是改革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还缺乏力度、还不到位的缘故。比如,增长粗放、环境恶化,意味着我们的经济结构、发展方式还需要调整、转变,也意味着我们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腐败的滋生,意味着我们还有许多制度缺陷,意味着我们的民主监督还很不够;贫富差距拉大,意味着我们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必须大力调整,我们的城乡必须统筹发展,我们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
金融风暴的冲击暴露了我们经济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相当严峻。这些问题的解决,根本出路还在于改革开放。任何的倒退和停滞都是错误的,而且任何的犹疑和延宕都可能错失良机。走回头路是行不通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此时此刻,我们在抗御金融危机的同时,必须同时吹响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嘹亮号角。
2.推动新一轮全面改革
如前所述,环顾改革开放30年后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许多问题相当严峻,而且这些问题正是因为改革的力度不够或者缺失所造成的。可以说,此次金融风暴的冲击,给这些现象来了一个特写,并使之定格,让我们经济社会存在的问题全面暴露了出来。金融风暴给了我们一个认识问题的时机,那就让我们作一些概览吧。
首先看增长与民生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强劲增长,由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到了2007年的24.95万亿元,增长68.45倍,年均实际增长9.8%。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2007年的13786元,实际增长6.5倍;农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140元,实际增长6.3倍。概略性地来判断,GDP的增长超过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高达10倍!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百业待兴,国民收入理应更多投入国家建设的话,那么,在我们的基本建设已经有了一定基础的时候,同样理应及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多地向民生投资。然而,30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GDP的增长几乎年年都超过居民收入的增长,贫富之间的差距几乎年年都在拉大,这问题就十分突出了。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本该建立较为完善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使全体国民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但是,我们更多地关注了经济增长,未能更多地顾及民生。因此,遭遇此次金融风暴,就暴露出了我国经济社会抗风险、抗危机能力的欠缺,暴露出我们经济社会的脆弱性。
其次看生产、建设与消费的问题,在新中国的早期历史上,我们曾有过一段先生产后生活的特殊年代。就是说,举国上下,生产、建设被置于生活之前,生活放在次要的位置。这与当时的国情有关,我们那时是一穷二白;也与革命传统有关,革命年代的革命者都是革命第一甚至唯一,生活是算不了什么的。在新时期,不管是革命传统的延续还是新国情的需要,我们仍然把生产、建设放在了前边,把生活放在了后边。用经济学的话语来说,就是重投资而轻消费。
如果说新时期初期我们对市场经济规律还有些懵懂,不了解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那么,在我们业已建设市场经济并运用市场规律的时候,不注重消费就只能说是我们的失误了。其实,这些年,我们对消费促进经济的作用是有所认识的,注重扩大内需表明了这一点。然而,在重内需方面,我们又偏重了投资而非消费,或者说更多着眼于中间消费而非最终消费。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本该培育出一个较大的中产者阶层,建成或初步建成一个消费型的社会。但是,我们更多地关注了出口和投资,消费一直未能成为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中的辕马。在金融风暴之下,我们的金融领域受影响较小,经济社会受外迫、内生双重问题的挤压十分突出。扩大消费尤其是最终消费,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问题,不仅关系到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关系到了我们的经济安全。
再来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计划经济的年代,经济运行的指挥棒操诸政府之手,市场没什么作用。新时期我们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了市场机制越来越大的权重。相对于新中国的前30年,改革开放的30年,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长足的作用。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我们的市场体系还很不完善,我们的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更为突出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存在着严重的错位乃至倒错。政府尤其是某些地方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常常越位,干预本该由市场调节的问题。与此同时,政府又存在严重的缺位,比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文教卫生事业的建设。而且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政府对市场的粗暴干涉时有所闻。这一点,看看当今的房地产市场就会一目了然。我们不能不痛心地承认,重复建设、地方保护、短命工程、房价高企乃至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无不与某些地方的政府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严重错位,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绝不能因为此次美国信贷危机有失之于监管不力的原因、西方国家政府采取干预措施救市,来为我们政府的手伸得过长、过滥开脱。
体制改革可以概括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方面体制的改革。回顾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上着力最多,其他方面则改革的步伐要慢一些,这一点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年公权越来越横暴、腐败越来越猖獗,不能不说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缓慢有关。更为关键的是,如果不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公权不能受到制约和监督,决策和政绩评价不能实现民主化,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就又可能出现偏差。
认识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金融风暴给我们提供了认识问题的时机,也带给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机遇。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们固然应该把这一天当作改革开放的阶段性终点,却更应该把它当作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起点。它只是我们前行的加油站,而不是终点站。如果说我们的个体人生有终点站的话,那我们中华民族的现在和未来应该不断变革,历久弥新!
3.战略机遇期仍在我们手中
是的,中华民族的现在和未来应该不断变革,因为我们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教训太深刻、太惨痛了。
中华民族曾经有过极度辉煌。在世界历史上,我们国家曾有相当长的时间国家强盛、人民富庶,国内生产总值曾一度占全球的1/3。但在中期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上,我们又错失了几次发展良机。明代中叶,我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海外贸易也已出现,但资本主义经济未能长足发展,开启的国门也很快关闭了。这之后,政治昏乱,国力疲弱,应付国内现实问题尚且力不从心,何谈改革开放。清代中期的康雍乾嘉时代,国力强盛,政治也堪称清明,推动社会变革具有良好的客观条件,但清廷统治者主观上则毫无变革之心。一方面是“祖宗之法不可变”,一方面是外夷不可纳。就这样,我们又失去了一次主动改革开放的机遇。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社会变革的呼声日渐高涨。
但此时开放的国门,完全是东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撬开的,变革也有几分无奈而不得不为的意味。但被动的开放虽然存在,主动的开放却并未到来,变革也就几经波折而终于未能彻底进行。这一次,我们又错失了一次改革开放的机遇,尽管其作用力来自强大的外力。之后的辛亥革命虽然完成了推翻帝制的社会变革,但随后就陷入军阀混战之中,经济发展缓慢,变革并未能够带来国强民富。在军阀混战以及其他变乱不停上演的历史尚未完结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又开始践踏我们的国家。在接连不断的变乱、战乱之中,近40年的时光荏苒而去,20世纪上下半叶之交,我们完成了又一次变革,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不幸的是,不久我们又陷入了较长时间的变乱乃至动乱之中,接近30年的时间有大部分又荒废了过去。历次变革机遇的错失,使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越拉越大,使中华民族曾经的光彩越来越暗淡。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的新时期,从此,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这次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社会变革之所以取得前无古人的成就。是我们主观努力的结果,也与国际形势有相当大的关系。冷战结束,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新时代,以及经济全球化,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战略机遇。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战略机遇,再加上全国人民同心戮力,才使我国经济社会长足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