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陈俊杰打来电话，“魏秋枫，我在肖国才寝室呢，你下来一下，咱们说个事。”我嘴上章答应着，心里却挺不舒服。这个老陈，对我老是这样呼来唤去的。
一天晚上，陈俊杰打来电话，“魏秋枫，我在肖国才寝室呢，你下来一下，咱们说个事。”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却挺不舒服。这个老陈，对我老是这样呼来唤去的。
我和肖国才是楼上楼下，但我很少去他寝室。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寝室的人，似乎有点太过正统了，好像生活在十年前的那个时代。和他们在一起，我总觉得融不进去。
肖国才寝室的门虚掩着，里面很安静。我推开门，寝室里只有肖国才和陈俊杰俩人。陈俊杰站在赵大成的书桌前，捧着一本书，读得很专注。肖国才斜跨在椅子上，百无聊赖地摆弄着一幅扑克牌。
陈俊杰瞟了我一眼，又低下头飞快地翻了几页。然后，他合上书，感慨地对我说：“魏秋枫，最近我发现，咱们的课程上缺一大块东西，就是这些。”说完，他把书递给我。
我接过一看，是约翰·罗尔斯写的《正义论》。我翻了翻内容概述，随口说：“学者们对这本书的评价挺高的嘛，你看过？”
陈俊杰说：“我读本科的时候，从图书馆借过这本书，看不太懂。我觉得主要是咱们政治伦理学方面的基础太差了。赵大成他们伦理专业都有这门课，咱们专业更应该开的。要是不看这方面的书，以后学其他东西会很吃力的，基础不牢靠的。”
政治伦理学是中外政治比较研究的基础学科？这类问题，我可真的没有想过。我以前一直以为，学好马克思主义原理，就是打好了理论基础。我有点怀疑陈俊杰的说法。另外，我觉得光是现在的几门课程，已经足以让我焦头烂额了。再研究什么“正义”、“平等”，我实在是没有兴趣。
我把书放回赵大成的书桌上，含糊地说：“这些课可能以后会开的吧？”
“不会开的！”陈俊杰激动地说：“我问过研三的查师兄他们，咱们专业根本没开过这些课程。”说完，他又怅然若失，“唉，咱们这个专业，听起来很时髦，实际上太过时了。你看看咱们开的课程，要么是过时的，要么是功利性的，打基础的课程，其实没有多少的。”
肖国才阴阳怪气地开口了：“我说老陈，你何必那么认真呢？本来上研究生，就是为个搞个文凭。你干吗非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呢？你没看出来吗？连甘老师、潘老师他们都是混呢，现在这种社会，谁会像你一样傻乎乎地做学问？”
陈俊杰指着肖国才，笑骂道：“老肖，你自己堕落就算了，不要再把魏秋枫也拉下水。我批评你多少次了，你还不知悔改。”
看来，他俩刚有过一次交锋，怪不得俩人谁也不理谁。
老肖又说：“老陈，你别整天就是念你那一套经，和唐僧似的。好不容易来我们寝室，不如打两把牌，高兴一下。”
陈俊杰一摆手，“得了吧，你尽耍赖，谁跟你打？”
“老陈你个鸟人，老是诬蔑我。我打牌最光明正大了，待会儿还要来一个人，咱们正好四个人。我让你看看，我怎么打得你屁滚尿流。”
我不喜欢打牌，急忙说：“你们打电话让我下来，就是为了打牌？”
陈俊杰说：“我本来是要通知你一件事的，结果跟老肖辩论了半天，让他气糊涂了，都忘了说正事了。”停了一下，他说：“潘老师要去复旦做博士论文，这个学期他带的课不上了。”
潘老师带的课是《西方政治学说史》，我觉得最难的一门课。听到这个消息，我嘴上不说，心里却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陈俊杰倒有点伤感，摇摇头说：“其实，我觉得潘老师的课是最有用的。要是他能坚持带我们一年半，咱们西方政治学这一块，就蛮扎实了。”
肖国才又说话了，“算了吧，潘老师现在是自身难保，就算他不去上海，他也没心思给咱们上课，你还能指望他好好教你？”
我怕他俩又抬杠，插话说：“那潘老师的课有别的老师带吗？”“别的老师都顾不上，”陈俊杰说，“别高兴得太早，蔡老师要开一门新课。”
看来，我真的高兴得太早了，我的心情又沉重起来。
陈俊杰没精打采地说：“蔡老师的课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名著选读，用的书是1995年人民出版社的，可以找师兄师姐借，但最好自己买。下个星期一，学习《共产党宣言》，蔡老师让自己先预习一下。”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大了，蔡老师以治学严谨著称，看来这门课更难应付。真是苦海无边啊！
陈俊杰低头踱了几步，阴沉着脸说：“唉，都什么年代了，还开这些课程，有什么意义呢？”
我不置可否。陈俊杰自顾自地说下去：“你看现在那些发表的论文，用的分析工具都是西方的，马克思这一套理论没人用了。咱们学这些东西，有点自说自话的感觉。学得再多，也做不出自己的东西来。”
陈俊杰就像老和尚念经似的，唠叨个没完。我对马克思固然没什么兴趣，可是对西方那些学说更加反感。陈俊杰的这番论调，我听得不大入耳。
正在这时，门“咣当”一声推开了。赵大成洪亮的声音先传了进来，“唉呀，稀罕了么，中外所的两位大才子来了。”
赵大成把我和陈俊杰相提并论，我觉得有点难为情，好像贬低了人家陈俊杰似的。
赵大成向门外高声招呼道：“亚君，没关系，进来吧。”
谁在外面扭扭捏捏？我心里纳闷。
一位身材高挑的女生迟疑着慢慢走了进来。说她“高挑”有点不准确，形容为“高大”更合适一些。她个头和赵大成差不多，起码有一米七吧，身材浑圆丰满甚至略显粗壮。她的长发随意地扎在脑后，额前飘着一缕乱发，脸盘挺大，五官方正。我猜她应该是赵大成的女朋友，或者是老乡。
赵大成乐呵呵地说：“老陈、秋枫，给你们介绍一位我们学院的大美女，何亚君。亚君，这两人是老肖的同学，中外所的陈俊杰、魏秋枫。”
真没想到站在我面前的就是何亚君，我感到热血上涌，脸上发烧。
陈俊杰显然平时不关注这类“文艺界”的红人，他傻乎乎地说：“噢，那你和赵大成是一个班的喽？”
何亚君似乎很介意自己的年龄被夸大，她冷冰冰地说自己在读大二，播音与主持专业的。
陈俊杰沉吟了片刻，说：“那你是传播学系的了，听说你们系的传播学专业不错嘛，有几位很厉害的老师。”
陈俊杰不管跟谁，都是这一套“学问”经。何亚君显然不是个中之人，她冷淡地敷衍了几句，陈俊杰也就没话可说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和赵大成讨论起来“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正义”的问题，还想跟上赵大成一齐学这门课。肖国才少不得见缝插针地挖苦老陈。
他们三个人围在寝室的一端，似乎故意给我和何亚君创造单独交流的机会。何亚君从赵大成书桌上的小花瓶里抽出一只塑料花来，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捻着，偶尔靠近鼻尖轻轻地嗅着，好像它是一朵刚摘下的鲜花似的。花瓶旁边是一个精致的小相框，里面嵌着赵大成和女友合影的相片，背景是泰山的“五岳独尊”四个大字。另一侧是个石质的小笔筒，上刻“稳如泰山”，明确地宣示，赵大成两口子长相厮守的决心牢不可破。赵大成女友长得可有点面老，听说她比赵大成大两岁，比男朋友大的女生总是先考虑到结婚问题……
我的目光盯在书桌上，脑子很乱，该找一个什么话题开口呢？可是我的嘴唇像被粘住似的，怎么也张不开。想走开吧，又觉得把何亚君单独晾在一边，太不礼貌了。
何亚君先开口了，她捻转着塑料花，轻声说：“你就是魏秋枫，以前赵大成他们老说起你。”
我抬头看了她一眼，答应一声，又低下头。
过了一会儿，我鼓起勇气，说了一句：“上星期你们学院开联欢会，我看了。”
她显出兴奋的样子，“你觉得我主持得怎么样？提提意见。”
我结结巴巴地说：“你主持得挺……不好的。”
话一出口，我的脑袋“嗡”一下就大了。我这张破嘴，我本来想说的是“不错、挺好”，话到嘴边，怎么就成了“挺不好”了？我赶紧连连补了几句“挺好、挺好”。可是有什么用呢？越描越黑。
何亚君沉着脸，用力玩着那朵花，赵大成倒霉的塑料花快被揉烂了。
我更尴尬了，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走也不是，站着也难受，真想挖条缝钻进地里去。我心里开始恨陈俊杰，这个书呆子，把我喊下来，当着他们的面见何亚君，这不是让我出丑吗？
这时，赵大成可能以为我俩抹不开，就大大咧咧地插了一句，“小何，我没骗你吧。魏秋枫，大帅哥。”肖国才也火上浇油，“何亚君，你不是说想见见魏秋枫吗？这不就见上了吗？”
何亚君嗔怒地跺了下脚，跑过去捶打赵大成和肖国才。我相信她是真的生气了，怎么会认识我这样一个极其没出息的男生呢？赵大成不是骗人吗？
门被推开了，黄有德和王守业自修完回来了。这个寝室的人，除了肖国才，都还坚持着大学生的作息规律。他们早早地就去食堂吃晚饭，然后去各自学院的教室自修，晚上九点准时回寝室。
看得出何亚君与他们很熟了，这俩人也不客气，换上拖鞋，就去卫生间洗漱。肖国才响亮地拍着手里的扑克，大叫：“快点快点，洗完一起打牌。”
其实，当时打牌这个娱乐项目已经渐渐式微。尤其是研究生，大部分人更乐意趴在电脑上玩CS、魔兽世界之类。而肖国才他们寝室却顽固地保留着打牌这个传统节目，颇有前辈大学生寝室的遗风。趁着吵嚷之际，我慌忙溜了出来，心还跳得很快，脑子一片混乱。我心里又憋气又窝火，我没想过要跟何亚君怎么样，但是我这副窝囊样子，实在丢脸。我又恨起赵大成和肖国才来了，你们干吗非要说我是大帅哥？引得何亚君充满期待。结果一看，我是如此猥琐、如此狼狈，她肯定会鄙视我的。如果再和她同学们说起来，那我更丢脸了。
今天晚上，我本来自卑的心理受到了又一次重挫。我在脑海中反复回放着那漫长的几分钟，唉，就算是长得帅，又有什么用呢？别说跟何亚君做朋友了，就算最普通的女生，看到我那副可怜样，也会反感的吧。这都怪我有了非分之想，我就应该踏踏实实地跟换芝好下去，跟她在一起，我才觉得有点自信。
我刚回到寝室，陈俊杰又打来电话，“刚才怎么不吭声就跑了？认识了美眉，就忘了同学了。还有事要通知你一下，蔡老师的课在他家上，星期一早上八点咱们在文三路集合，骑车子去他家。”
为了郑重预习《共产党宣言》，我和肖国才骑车去浙江图书馆旧书市场，寻觅《马恩选集》。
这时已经到了十一月底，节气已经立冬，换芝昨天打电话说，她那边刚刚下了今年入冬的第一场雪。而在杭州，冬天似乎遥遥无期，人们还在享受着暖融融的秋日。我们从文三路折向教工路，行至黄龙路，再返到曙光路，路上铺满了银杏树和梧桐树的落叶，远远望去，一片金黄。街边的饭店张贴着“桂花宴”、“香辣蟹”、“全蟹宴”等时令菜的广告，配以让人回味的辞藻，“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品蟹来，金秋正好吃蟹黄……”想起北方秋天的萧索、清冷、短促，这江南的秋天怎能不让人喜爱？风不紧不慢地吹着，轻柔而绵长，空气中散发着桂花、水气、鱼蟹的丰富味道，宝石山上色彩斑斓，像披了一件美丽的纱巾。我发现我已经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城市，看着那些穿着睡衣悠闲买菜的杭州人，我心里涌起一种强烈的渴望。将来，我也要像他们一样，住在这些被绿树包围的楼房里，下了班爬爬宝石山，拎一桶白沙泉水泡泡茶，周末吃吃“桂花宴”、“香辣蟹”……
浙江图书馆面朝曙光路，背靠宝石山，是个闹中取静的好去处。旧书市场在浙图院内，围着办公楼蜿蜒展开。在秋高气爽的周末，徜徉在那些不同年代的书卷中，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我们来的挺早，书市刚开始营业，老板们忙着从纸箱子里把书一摞摞地搬出来。
看来我原先的担心是多余的，《马恩选集》根本不是什么稀罕东西，在许多书摊上都能见到它们笨重的身影，被成捆成捆地堆在角落里。我们问了一下，一套四卷要五十元。零散的单本，十块钱就能买到。肖国才本来只想买第一卷，我劝他，听说以后还要学《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买上一套省得麻烦。肖国才这才拿定主意，却又为了十块钱缠着老板讨价还价。老板是江浙人中少见的急性子，说话像打机关枪，“好了好了，你别挑毛病，讲这讲那。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从新华书店仓库里出来的，就是新书。看你们是学生，上学不容易，就四十五块给你们好了。你们可以去问问，这里哪个书摊低于五十块卖给你们？”
肖国才转过身冲我得意地挤眉弄眼，“怎么样？便宜了五块钱，又能喝两瓶汽水，不喝白不喝。”
其实我觉得这钱不省也罢，为了省五块钱，被老板数落一顿，倒像做了亏心事似的。
肖国才是个很实际的人，买到书就急着催我走。我倒很想看看这儿的旧书，尤其是想找找我小时候读过的书。现在想起来，那些曾经快乐或者苦恼的读书时光，都是最珍贵的回忆。每一册揉得皱皱巴巴的课本，不都记载着我们成长的点点滴滴吗？可惜，当时怎么就不懂得珍惜，现在连一本都找不到了。我饶有兴味地翻看着，肖国才却一脸不情愿，跟在后面嘟哝个不停。
我正捧起一本八十年代的小人书《陈真传》看得出神，背后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啊哟，马恩选集，要好好学学的。”我扭头一看，原来背后站着一位中年男子，正瞪大眼睛盯着肖国才手里的书，大惊小怪地说。
这人大概有四十来岁，身材消瘦，穿着一件现在几乎已经绝迹的绿色军衣，由于年代久远，衣服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他头发像枯草一样凌乱，颧骨突出，戴着一幅老式的塑料框眼镜，镜片厚得像瓶底。他伸出裹满泥垢的手指，敲着肖国才怀里的书，语重心长地说：“小兄弟，我看你是有前途的，这些书要好好学的。知道这些书里主要讲了一个什么问题吗？”
肖国才张口结舌说不上来。这人似乎并不指望从别人口里得到答案，自管自己说下去：“就是讲了一个问题，人民！没悟出这两字，书就读死了，读多少也是白读！”我和肖国才都有些惭愧，尴尬地陪着笑脸。
“知道马克思是怎么讲的吗？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创造了人。这是马克思的原话，你们可以翻开《神圣家族》去查查。列宁也是一样啊，俄共开会时，列宁总是最早到场与工人一起聊天。他说，只有相信人民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这也是原话，你们可以找。”我听得平添了几分敬意，心悦诚服地直点头。
他说得越来越离谱，我听得也是一头雾水。这时，旁边书摊上一位老板叫道：“阿四，不要乱讲了，你站在那里影响我们大家生意的。给你本书，回家去看看。”
这位阿四接过书，口里还振振有词，“王老板是有见识的，这书给我就对了，那些人看也是白看的，看了也不会懂。”
我这才明白，原来口若悬河的阿四却是脑子有点问题的。老板跟我们惋惜地说，阿四其实挺可怜，他就住在附近，这里卖书的都认识他。阿四是八几年的大学生，毕业分配到一家国企，后来企业不景气，他被下岗分流。他心高气傲，接受不了现实，慢慢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他平时没什么事干，周末就来旧书市场蹭几本书。听老板讲完，看着那件蹒跚离去的绿军装，我有些同情。然而，我心里更多的是不解和惋惜，他既然有知识、有素质，年纪也还轻，下岗怕什么？自己干不是天地更广阔吗？怎么能潦倒到这个地步？
肖国才撇着嘴说：“我说这家伙怎么宝里宝气？原来脑子有病。在我们那边，有几个没考上大学变得不正常的。像他这种读过大学还混得这么惨的，倒是少见。听得他开始讲得头头是道，说不定也是政治学专业的，哈哈。”
突然，我在图书馆门前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不是我们寝室的阿发吗？他胳膊下夹着书，两手插在裤兜里，正站在那里左顾右盼。肖国才跑过去冷不防拍了他一下，把他吓了一跳。
阿发转身看到我俩，憨厚地笑了，“你们来这里借书吗？借这么多？”他指着我俩怀里的《马恩选集》问道。
“什么借的？自己买的。”肖国才说：“你来这里干吗？你们又不学我们这些课程，还用得着看这些旧书啊！是来泡马子的吧？”
阿发涨红了脸，含糊地分辨说：“我哪有马子？我是在等同学呢。我们做实验也需要来图书馆查查资料的。”
在回学校的路上，我和肖国才聊起了阿发这个人。我感慨说，阿发真是好人，性格好，人又聪明，在哪儿都受欢迎。然而，虽然是室友，我们却了解得太少了，我们的时间都交给了电脑和网络，就像他有没有女朋友这样的问题，我都答不上来。
去蔡老师家上课那天，天阴了下来，气温骤然下降。刮了一夜的大风，马路上铺满了被风吹落的枯枝败叶，空气变得干冷清冽。
我们在文三路集合。小敏、小雪都穿着厚厚的绒线衣，领子高高拉起，遮住了嘴巴。小敏还围着靓丽的围巾，戴上了可爱的手套。红娟穿得和我一样单薄，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不停地喊冷。
“没想到杭州也这么冷，”红娟把衣服裹紧，打着寒战说：“前两天还那么暖和，一下子加这么多衣服，我还不习惯呢。”
小雪说：“我觉得还好吧，这边的冬天不怎么冷的，只要多穿些衣服也就可以了。就是现在的天气太干燥了，很久没下雨了，皮肤干干的，真不舒服。”说完，她轻轻地拍了拍脸，又搓了搓手。
陈俊杰脖子缩在厚实的夹克里，闷声闷气地说：“杭州的冬天其实很冷的，这才刚开始，再过一个月，才像冬天呢。北方的同学都受不了那种又湿又冷的感觉。”
我发现三位留学生同学都不在，就问：“朴基福他们都不去上课吗？”
陈俊杰提高了声音说：“这种课咱们上上也就算了。让老朴他们上，那不成了为资本主义国家培养共产党吗？到时候，朴永福、巴图、凯蒂在韩国、蒙古、美国同时举行革命，实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思想。”
我们都笑了。跟凯蒂关系要好的红娟说：“老陈瞎说什么？这门课不是留学生的必修课，凯蒂还说想听听课呢，我劝她不要上的，她没有基础，很难懂的。”
大家顶着大风向西骑行。不一会儿，我就感到腰腿发酸，浑身发热，寒冷早被抛在身后，反而有一种在艰难困苦中追求知识的畅快心情。
蔡老师家在古荡，平时骑车也要半个小时。我们跟着陈俊杰，一路向西，然后沿着古翠路向北直行。马路两边的高楼越来越稀疏，出现了成片成片的六层楼房，街面上超市、饭店一应俱全，看来这边是一片比较集中的宿舍区。
陈俊杰喘着粗气介绍：“这边都是政府机关的宿舍，前面有个文华新村，是市教委的宿舍，蔡老师就住在那里。”
小敏左右望望，羡慕地说：“这边的环境挺安静的，去市里也不远，不知道这边的房子贵不贵？”
陈俊杰说：“前几年这边的房子还不算贵，从去年开始就涨了很多，现在大概要五六千块钱一平米了。”
肖国才吐了吐舌头：“娘希匹，这里的一套房子能买我的四个。去年我在老家搞了一套房子，一平米才一千多，去了我十几万，把老本都掏干，还向亲戚借了两万。要是在杭州，把内裤当掉，再把我卖了都不够。”
女生们格格地笑了起来。陈俊杰说：“你们别听老肖哭穷。他工作都十来年了，就算一年攒两万，也有二十万了，何况还有他老婆挣钱。这家伙就是葛朗台，我跟他说了好几次，让他赞助咱们班搞一次活动，这家伙就是一毛不拔。”
肖国才忿忿不平地说：“老陈你别扯远了。我哪里哭穷？你们谁不比我有钱？你们都有老爸做后盾，我得自己掏钱。屁丁点工资，都拿去读了书了。唉，越读越穷，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当初跟我同学去深圳。”
小敏冷静地说：“那也不见得，你在湖南起码是有家有业了吧，你还读了研究生，什么都没耽误啊。在深圳那些地方挣得可能多一些，可是压力也大啊。比如在北京，一个月挣一万都不算多。虽然工资听起来蛮高，可是房价涨得更快，工资永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辛辛苦苦干一辈子，就为了还房贷，等于给房地产老板卖身为奴了。”
小雪天真地说：“好多单位不是有福利房嘛？就像这些房子，肯定比市场上的房子便宜得多。”
陈俊杰像教育学生似的不客气地说：“你说的单位福利房现在越来越少了。就算好不容易有个机会，也是狼多肉少，论资排辈，哪能轮到年轻人？咱们学院学生处那几个年轻老师不是都没房子吗？凡是刚参加工作就能买上房子的，都是家里给出钱，靠自己哪能行？”他又自嘲道：“像我们这样家里没钱的，只能像苏小敏说的一样，准备给人家当包身工了。”
大家这次却笑不起来。小敏轻轻地叹了口气，意味深长地说：“唉，长安米贵，居之不易啊。”
心直口快的红娟一直没有吭声。我想，可能这些话题离她的生活太遥远了吧。听说她家里比较困难，她平时带家教，省吃俭用，还经常给家里寄钱。与红娟的压力相比，他们几个人都有点像无病呻吟了。
文华新村紧挨马路，非常显眼。大门宽阔，汽车频繁地进进出出，应该是一个规模挺大的小区。小区里的住宅楼一栋挨着一栋，院子打扫得干净整洁。一楼有的住户还开了菜店、商店、小饭馆、理发店，足不出小区，就能基本满足生活需求。蔡老师的家在九号楼，位于小区中央，前后都有绿化，环境宜人。我们羡慕地叹息了一会儿，跟着陈俊杰上了楼。
开门的是一位和蔼的中年女人，五十多岁，皮肤白皙，身材颀长。我们不知该怎么称呼，只好冲人家傻笑着进了屋。一位慈祥的老人笑眯眯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这当然就是蔡老师了。只见他中等个头，体态微胖，穿着毛坎肩，花白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拢，脸上流露着平易近人的微笑。小敏和红娟赶紧上前扶着蔡老师坐下，我们也跟着坐了下来。经过蔡老师介绍，我们才知道那位中年女人果然是师母。小敏撒娇地说师母太年轻了，我们刚才都不敢乱叫，逗得蔡老师和师母一阵大笑。
在蔡老师询问我们每个人情况的时候，师母从厨房里端出来水果。蔡老师热情地招呼大家，“同学们先吃点水果，在家里上课，随便一点，不要拘束。”其实，从见到蔡老师的第一眼，我们就感到一种回家般的温暖，早已把蔡老师当作了可亲可敬的长辈，哪里还会拘束？
突然，从厨房里又走出一个人来，这不是钟晴光吗？看到我们诧异的眼光，他故意卖个关子说：“我听说今天研一的师弟师妹们要来上课，我就提前过来买好水果。刚才你们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厨房里洗水果。”
蔡老师哈哈大笑，说：“晴光没有老实交待，他只说了半句实话，他确实是提前来的，可不是今天，是昨天就来了。他的毕业论文过不了我这一关，我昨天把他叫过来，我俩一起在我的电脑上修改。昨天晚上睡的时候，大概快两点钟了。今天早上我比他起得还早，我下楼去晨练，顺便买了早餐。你们进来的时候，他刚吃完饭，正在厨房里洗碗呢。他说买水果是胡扯淡的，昨天晚饭还喝了我半瓶好酒呢。”我们都笑了，客厅里充满了轻松欢快的气氛。钟晴光跟我们聊了几句，匆匆就要走，师母硬往他手里塞了两个苹果。
钟晴光走后，蔡老师没有急于讲课，却带着大家参观他的家。大家羡慕不已，七嘴八舌地夸赞这房子好。蔡老师说：“这栋楼的位置是小区最好的，房间面积最大，本来是留给省市教委领导的。很多人嫌离单位远，就没要，我反正退休了，无所谓单位远近，就找人买下了。”客厅装着宽大的落地玻璃，虽然背阴，光线却很充足。靠窗户摆着各种绿植，枝繁叶茂，生机盎然。沙发后是一排栗色的中式书柜，沉稳大气。电视柜两边挂着两幅字，左边是“室雅人和”，右边是“宁静致远”，这就是仅有的装饰。整个客厅给人一种素净、清新的感觉。三间卧室同样宽敞，蔡老师的卧室兼作书房，写字台一尘不染，上面的书架堆满了各种版本的《马恩全集》、《列宁选集》。最引人注目的是，写字台旁边还有一台电脑。蔡老师说：“我前几年学会了用电脑，现在觉得越来越方便。平时我在电脑上写文章，给学生们批改论文也是在网上发邮件。我还有QQ，跟我在美国的儿子可以视频聊天。”肖国才惊叹道：“您真厉害，比一些年轻人都时髦，我现在还不会用QQ呢。”
我们回到客厅，陈俊杰一本正经地对蔡老师说：“刚才听您说，您当面指导钟晴光师兄修改毕业论文，我觉得压力很大。我怕到时候，我的论文更过不了您这一关。那时，恐怕在您家住一晚上是不行的，说不定得长期吃住在您家。”老陈连开玩笑都是板着脸孔，这个冷幽默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蔡老师爽朗地笑了，说：“你们不用拿论文当幌子，以后什么时候想来我家，我和你们师母都欢迎。你们上几届的师兄，跟我都很亲近的，像我的孩子一样，在我家是非常自由的。”
陈俊杰这次认真地说：“我们上学三个月了，感觉压力越来越大。学校要求在B级刊物上发表两篇学术论文，实际上B级刊物的标准非常高，跟我们专业有关的就更少了。这个学期的课上了一大半了，我觉得还做不出一篇像样的论文来。不要说什么创新、什么亮点，就是把别人的观点，梳理清楚也不错了。”
蔡老师也严肃起来，“论文的事你们不要着急，这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像俊杰讲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学好别人的东西，把基础打好。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会产生一些思考，到那个时候，写论文就变成收集材料佐证你观点的过程，那就水到渠成了。”
陈俊杰苦笑着说：“我就怕我天生愚钝，还没等积累到那个程度，已经该毕业了。”
蔡老师有些激动，“这可不是愚钝，这是做学问的规律。不下几年苦功夫，没有大量地阅读，怎么能凭空做出成果来？研究生阶段，还是在打基础，主要是寻找研究方向，学习搞研究的方法。现在，学生刚入学，学校就要求写论文，还要公开发表。这是违背做学问的规律的，这不是拔苗助长吗？”
小敏说：“蔡老师您讲得真好，让我们觉得原来自己还不是太笨。要是领导们都能像您这样就好了，您说，那些决策者们会像理解您讲的吗？”
蔡老师无奈地说：“道理大家都懂的，领导们更懂，可是有时候他们也没办法。现在整个学术环境就是这样，不要说学生了，就包括老师们，也很浮躁。什么都要看发表论文的数量、规格，真正坐下来研究学问的，反而吃不开。”
小敏撅着嘴说：“唉，要是论文发表不出来，毕业论文又那么严格，我真发愁能不能毕业了。”
蔡老师缓和了语气说：“没必要为毕业担心，只要你们努力去学，这个就不是问题。我当院长的时候，经常给导师们讲这样的观点，对学生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关心爱护。严格要求是在学习上要高标准，关心爱护是要实事求是，尽可能帮助学生。比如研三的三位同学，查林泉和葛江海，导师们是比较放心的。就是钟晴光，年纪大了些，基础也不太好，他的困难会多一些。在做毕业论文的时候，我就点名要带钟晴光，因为我的时间多，可以一门心思地指导他，让他在做论文的时候少走弯路。钟晴光很勤奋，也不容易，今天上午还要去上海，下午参加一个学校的面试。”
说起找工作，大家都挺关心，让蔡老师讲讲我们专业的就业形势。蔡老师说：“咱们专业的就业情况还是不错的。以前有不少进政府机关的，中直机关、省市机关的都有，其他大部分在高校或者研究所。过去到这个时候，用人单位就来学校要人了。现在公务员逢进必考，用人单位没有自主权，进机关的难度大了。不过其它就业渠道还是很宽的，学校也会尽量为大家提供一些信息。现在研三的同学，就是钟晴光因为年龄的原因，有点不太顺利。查林泉和葛江海都给我打电话说有意向了，就是怎么选择的问题了。”
陈俊杰说：“听说现在公务员考试的时候，好多单位都要求是党员才有资格报名。我们这一届都不是党员，听黄芬说，入党指标很紧张，每年才一个。像这样算下来，到毕业的时候，我们班顶多只能有两三个入党的。蔡老师，您看这怎么解决？”
“噢，还有这个问题啊？”蔡老师吃惊地抬起头，“想入党是积极要求进步，应该鼓励嘛。入党名额是控制总量的，学校分配给各个学院，学院再分配给各个支部。我下次见了院长，请他向咱们支部倾斜倾斜就是了。”
不管什么事，在蔡老师嘴里说出来，都似乎轻而易举。大家欢欣鼓舞，感激不尽。
蔡老师看看表，“唉哟，快十点了，咱们上课吧。”他拿出一本薄薄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把眼镜盒压在翻开的第一篇《序言》上，有些伤感地说：“以前，这门课程本来要修三个学期的。现在课程改革，改来改去，把咱们的传统优势都改掉了。我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就是共运史专业，在全国第一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咱们就是靠这个起家的。前几年，翁良藻他们把共运史研究所改成中外所，也是符合潮流的。但是，这些最基本的课程不能取消，这就是小平同志讲的老祖宗不能丢。”
停顿了一下，他又说：“现在有些人讲马列主义过时了，跟不上形势了。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不读马列，不懂马列，信口开河地胡说。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一篇《序言》里面就讲到，‘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你们看，马克思也没有说他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键是要看当时的历史条件来加以运用。中央的最新理论成果你们都学过了吧，主要就是从《宣言》里来的。所以，大家不要看不起这门课，要把它学好，以后就能运用理论来分析问题了。好了，现在我们就来共同学习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
大家低下头，默默地打开书。外面的风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下来，客厅里安静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