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巴黎
悲剧《伊泽琳》、《寡妇》以及《修道院》的作者拉斯·克鲁斯就居住在汉堡，我在皇家剧院看过这些演出。他的小说《七年》获得了很多好评，拥有许多读者。有一份德语杂志因为每年可以把他的小说刊载在上面，感到非常地荣幸。可是，现在几乎已经没人记得他，不管是德国还是家乡丹麦，人们都忘记了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出色的作家。在德国见到他时，克鲁斯身材已经有些稍许发胖。他为人和蔼，性情温和，很热爱自己的故土丹麦。在给我留言中，他表达了这种情思。
旅途中，我在卡塞尔某条街的小角落里，看到墙上已经被油漆遮掉一部分的拿破仑的名字，看来这条街曾经热烈地欢迎过他的来到，这个小小的画面至今我都印象深刻。比起威尔海姆索赫的人造废墟和喷水池，它更加吸引我，因为从少年时代开始，拿破仑就是我心中最伟大的英雄。
索普尔在卡塞尔第一次接见了我。他了解卫斯和库哈鲁的一些作品，还向我询问了很多关于丹麦音乐以及作曲家的问题。他看到哈特曼在我的纪念簿上写下的关于歌剧《乌鸦》的留言，对此产生了兴趣。后来他和哈特曼通信联系过，想让《乌鸦》在卡塞尔上演，可惜没能实现。索普尔还问我哥本哈根上演过哪些他的作品，可惜我并不清楚，只好回答“不知道”。糟糕的是那天我说得最多的估计就是“不知道”了。好在他并不在意，还极力向我推荐他很欣赏自己的一部作品《泽米尔和阿佐尔》。丹麦文学他了解的作家并不很多，只知道巴格森、欧伦施莱格和克鲁斯，大概听说过他们。他非常喜欢司若瓦尔德的创作。他在分别的时候说会将他的作品流传后世，这样总是让我有一种要和他永别了的感觉。也许这次离开后，真的就很难再见了。不过若干年后，我们竟然在伦敦相遇，就像是一对多年未见的老友。
1833年从丹麦经德国再到法国，不像现在这样简单。那个年代没有铁路，只能坐着笨重邋遢的大马车，通宵达旦不停赶路。一直到法兰克福，我才从枯燥无味中解放出来。这里是歌德的诞生地，也是罗斯查尔德兄弟的故乡，这对有钱有势的兄弟在这里度过整个童年。他们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因为信仰与孩子们的幸福，一直在犹太区的某个小房子里住着。在这里她生下了那些幸运的孩子，把他们抚养长大。法兰克福到处都是壮丽的哥特式建筑，古老的山形墙，中世纪的市政大厅，妙不可言，一切都如图画一般出现在我面前，让我目不暇接。作曲家阿洛斯·施密特是歌剧《瓦勒莉亚》的创作者，他因它名声大噪，他看了查密索翻译过来的我的短诗，认为我是他所需要的诗人，就这样他成为了第一个找我写歌词的外国人。
我看到了春天的莱茵河。河岸边的葡萄藤还没生长开，仅在一面城堡废墟上短短地趴着。我想象收获季节翠绿的葡萄藤爬满整个城堡废墟的模样，一定漂亮得多。看不到心中所想的景色这是常有的事，很多人都有着和我一样的感受。靠近圣高尔的落雷无疑是景致最美好的地方。比起莱茵河，多瑙河河岸就要浪漫得多，我甚至觉得连罗纳河都要比莱茵河美妙一些。不过，莱茵河真正壮丽起来的原因是那些古老的传说和诗人们咏颂的华丽乐章，这才是莱茵河最无上的荣耀。
我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才从莱茵河到了巴黎，中间我穿过了萨布吕克以及有着白垩土质的香帕尼。我不知道这座“城中之城”离我究竟有多远，只好一路上不停地询问别人是不是快到了。直到我穿行在城中的林荫大道上时，才敢确信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巴黎的确是一座雄伟之城。
因为行程匆忙，从哥本哈根到巴黎，旅途中我没发现特别值得留意的地方。不过比起还在家乡期望的人，短短这些日子已经让我受益匪浅。到了巴黎之后，除了睡觉我没有任何想法，连续赶路让我筋疲力尽。我只能拖着疲惫的身躯给自己找个落脚的地方，最后我在里尔饭店住了下来。饭店坐落在离皇宫不远的托马斯街上，我收拾了一下便爬上了床，此时睡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可没过多久，嘈杂的吵闹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到窗前，看到周围灯火辉煌，对面窄街上有一幢很大的建筑物，许多人正沿着楼梯冲下来。每个人都在高声叫喊，伴着似乎是雷声和闪电的东西。我睡眼蒙胧，被眼前的景象弄懵了，一度认为巴黎正在发生大暴动。我把服务员叫了过来，询问：“这些都是什么声音？”
“雷的声音。”男服务员说。
“是雷声。”女服务员在一旁附和。
我还是没能反应过来，脸上挂着惊讶的表情，他们以为我没有听懂，继续卷着舌告诉我：“是——雷——声——儿——”还用手比画着。外面璀璨的灯光继续闪耀着，轰鸣声也没有停止，嘈杂无比。的确是在打雷。我后来了解到，对面的那幢大建筑是轻歌舞剧院，那些从楼梯上涌下来的人们是刚刚看完表演的观众，演出刚刚结束。这便是我第一晚在巴黎看到的景象。
既然已经醒来，就好好地欣赏一下这奇妙的景致吧。
意大利歌剧院的演出散场的时候，巴黎大歌剧院却依然星光闪耀，舞台上的表演依旧持续。达莫洛夫人和阿道夫·诺瑞特都是歌唱家，整个巴黎都最爱听诺瑞特的演唱，当时他如日中天。七月革命时期，他在街垒的战斗中，大声唱着爱国歌曲，鼓舞着战士们的士气，英勇无畏，使人敬佩。每个听他演唱的人都对他赞叹不已，没有人不爱他。可仅仅四年之后，我便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1837年，这位一直受人尊敬和爱戴的歌唱家前往那不勒斯进行演出，却没有想象中那样受到欢迎，还出现了少许嘘声，这情景使自尊心极强的他悲伤不已，闷闷不乐。不过他还是在歌剧《诺玛》中进行了表演。表演结束后，观众给了他最热烈的掌声。然而就算只有一个人的嘘声，都让他寝食难安。终于他难以忍受煎熬，在3月8日的凌晨丢下了自己的妻子和年仅六岁的儿子，从三楼跳了下去，给还在世间的妻儿留下了满心的悲痛。在巴黎的时候正是他事业的顶峰期，在那里我看了他的歌剧《古斯塔夫三世》，这部歌剧在巴黎是每个人都在谈论的话题。歌剧中角色的原型就住在这里，名叫安卡斯特罗姆，歌剧上演时她早已白发苍苍。后来她的声明发表在一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称剧中她与古斯塔夫三世之间的风流佳话纯属虚构，她在现实中只和国王见过一次。
见到海涅和雨果
在弗朗西斯剧院我看了一场让人眼眶湿润的表演。玛司小姐是一个大龄未婚女性，她饰演一位母亲，有一个年轻儿子，我的法语并不好，可这并不妨碍我被她朴实真诚的表演所感动。在此之前，我从没有听到过像她这样美妙的女声。到哥本哈根的第一年，正好碰上丹麦人剧院上演知名演员阿斯特鲁普小姐的表演，她的青春活力与花容月貌迷倒了所有人，她的歌喉和唱腔也被人称赞不已。我带着虔诚去观看佳人的演出。在悲剧《赛利姆·阿尔及尔的王子》中她也是扮演一位母亲。可是在众多的赞扬声中，我并不觉得她有多出色。我认为像她这样年轻的少女并不适合这个角色，那件用来凸显腰臀曲线的紧身褡没有给她增色，反而让她成了一张挺直的扑克牌。我不想就她的演技发表评说，可她的歌声一点都不让我觉得动听，尖锐且没有感情。反而在巴黎演出的玛司小姐身上，我看到了真正的表演，她没有阿斯特鲁普小姐年轻，却拥有四溢的活力。同样的紧身褡穿在她身上让人感受到了另外一种青春在歌声中跳跃。她的歌声告诉了我一切，她要表达的东西我都已经全部理解，尽管我不懂歌词。在我心中，她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有很多丹麦人在夏天来到了巴黎。我终于可以用母语和人交谈，我们在同一家饭店入住，一起喝咖啡、用餐、看演出，我们还会一起交流收到的信。用这种快乐、亲切的方式打发时间，似乎不是出国时该做的事。可我真心喜欢这样的生活，在我们一起举行的节日宴会上，我用诗描写了巴黎给我的感觉：丹麦的山毛榉树吐出绿色的新芽，
我们旅行，航行在海上，
新娘的婚纱披在春姑娘身上，
到处展示着她的风采。
这次生活的聚会让我们起程远行，不停歇地往前走。出国的目的便是将每一处景致都收进眼里，不管自己是否特别感兴趣。我有位朋友，某天一直都在参观让他感觉枯燥无味的博物馆及宫殿，到夜里才疲倦归来，可他还郑重感谢上帝给了他机会。他说：“没办法！如果等我回家以后有人问我为什么没有去过那里，是一件多么丢人的事。我必须把这该死的玩意儿们都逛完，之后就可以好好轻松一下了。”我想，和他做着同样事情的人肯定还有许多。
在这次出国旅行中，因为是头一次，我跟着别人一起观看各种事物，只恨自己没多长几只眼睛，可等到归来，才发现大部分的东西早已被我抛诸脑后，不再记起。凡尔赛宫是我记忆深刻的景观之一，它宏伟、壮观，里面的房间被装饰得富丽堂皇，挂着许多精致美妙、无与伦比的油画。但这些都比不上皇家别墅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我怀着惶恐的心情走进拿破仑的卧室，房间还保持着他生前居住的模样，墙上的壁毯和床周边的垂帘都是黄色。床前有几级台阶，走到床边必须踏过它们，我抚摸着台阶和床上的枕头，想象拿破仑踩在和睡在上面的样子，心中充满了尊敬。如果房间里只有我一人，我肯定已经跪了下来。因为拿破仑不光是我眼中的英雄，在我父亲心目当中更是如此。我对他的崇拜就像天主教徒对上帝的信仰，无比虔诚。我还参观了玛丽·安东皇后曾经照料过的那个农场，当年玛丽·安东皇后曾经打扮成农家女打理着牛奶场等。我站在她的房间旁，想着这位不幸的皇后，在她窗前采下一朵忍冬花。后来，我又在美轮美奂的凡尔赛花园摘下了一朵微小的雏菊，这可是绝妙的对照。
我有幸和巴黎几位有名的大人物进行了谈话。保罗·杜博特是其中一位，在我出国前芭蕾舞教师布侬维尔就在给我的信中推荐过他。他写过不少轻歌舞剧，其中《贵格会教徒与舞者》在丹麦剧院上演之后造成一时轰动。我带着那封信告诉了他这个消息，他听后特别开心，我成了他的坐上贵宾。我和他之间的交流用了一种特别好玩的方式。我的法语很烂，他会德语，可是浓重的口音让我根本无法理解。他认为是自己的措辞出了错，便在膝盖上放上了一本词典，一边和我谈话一边飞快地翻查着他要表达的词语。用词典作为工具帮助两人谈话，其实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不论对谁，都是如此。
我还去拜访了查鲁宾尼，他因《两天》而声名不朽，除此之外他还写了许多优美的安魂弥撒曲，我之所以去见他是因为卫斯要我给他带一封信。其实卫斯虽然创作出了许多美妙的音乐作品，比如他的《安眠药》和《路德兰姆的洞穴》都有着极其优美的旋律，可他在国内的知名度没有到达应该有的那个阶层。他的作品的音乐性和创作性都太过本土，这样的东西想要成为流行时尚是比较难的。人们都只当他是写教堂音乐的作曲家，他的《神之食物赞美歌》尤其被众人知晓。这次他托我带的是一部钢琴曲的乐谱。查鲁宾尼创作出《两天》后受到巴黎人的广泛关注，这种关注一直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他便沉寂了下来，很久之后才完成了新歌剧《四十贼》。尽管这部歌剧演出没有成功，却有很多人向他表示了尊敬。
我来到查鲁宾尼家，一只猫趴在他一侧的肩膀上，他坐在钢琴凳上，长得和我曾经见过的肖像画几乎一样。他让我介绍一些关于丹麦音乐的情况给他，他并不知道卫斯是谁，丹麦作曲家中只有克鲁斯·谢尔是他所了解的，因为他和哥尔欧蒂曾住在一起过，而谢尔曾为哥尔欧蒂的芭蕾谱曲。卫斯并没有收到他的回信，而我也没有再见过他。
有天在保罗·杜博特给我推荐的“欧洲文学社”里，我遇见了一个长得像犹太人的男人，他个子很小，主动走过来打招呼：“你好！听说你是丹麦人，而我是德国人，我们是兄弟，认识一下吧。”
他告诉我他叫“亨利希·海涅”。
原来他就是我从青春期开始一直魂牵梦绕，让我在诗中赤裸表达出自己神魂颠倒的那位诗人。我毫不掩饰地告诉他，他是我在世上最想见到的人。
“怎么可能，”他微笑着，“如果真是这样，你为什么不早点来看我呢？”
“我没办法做到。”我有点沮丧，“你是精通喜剧的专家，而我只是一个不名一文的丹麦乡村小伙，在你面前自我介绍是诗人，你肯定会觉得非常荒诞和搞笑。要是真的见到你，你可能会取笑我的笨拙举止，这样我会很尴尬。正是因为太敬仰你了，干脆选择不见面好了。”
这番话让他对我有了好印象，心情感觉也很不错。第二天他就到维韦亚那饭店里看望了我。之后我们见面的次数多了起来，两个人还会在林荫大道一起散步。可我还是没敢把他当成知己。几年以后我们再次重逢，他知道我写了《即兴诗人》和一些童话故事，向我表示愿意将我们之间的友谊保持下去，可我还是找不到那种感觉。我离开巴黎前往意大利时，还收到了来自于他的德文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