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把我的诗译成德文的人是查密索。在柏林时，奥斯特德写了一封信，让我去拜访查密索。我按他所说来到查密索的住处，一位高大、一头过肩卷发的英气男儿给我开了门，是查密索本人。他看上去有些严肃，但眼睛里却闪耀着真诚的光彩。他读了奥斯特德的信，知晓了我的身份与来意。对他我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想他也一样，我们就像一对认识很久的朋友，没有距离感。他总是能让我找回自信，虽然我的德语并不好，可却能在他面前流畅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毫不拘谨。我把一本诗集送给他，他将它翻译成了德文，并让更多的德国人知道了它，知道了安徒生。他在文中这样评价我：“安徒生说话很有意思，聪明诙谐，喜欢沉迷在幻想中，他还拥有普通人的质朴。他的作品有很强的感染力，特别是文笔细腻生动，区区几笔，便能将生活中的景致和事物传神地描绘，栩栩如生。遗憾的是，这些画面的地域性太强，只有他的同胞才能真正地体会到其中的吸引力。所以他那些被翻译和即将被翻译的作品，并不能将他创作的才华与个性完美地体现出来。”
我和查密索成为了密友，他的每一封信都能看出他有多么的喜欢我的作品，而这些信最终都收录到他的作品集里去了。
就像朋友所说的一样，德国之行虽短暂，对我却至关重要。《萨克森瑞士和哈兹山脉浪漫地区漫游散记》是根据我的旅行印象所完成的。这本书出版后被翻译成了其他语言，德文就有好几个版本，还有英文版。可我却还是没能得到丹麦人的肯定，他们承认看到了我的进步，却还是在我面前表现得狭隘无比。他们喜欢只从眼睛看事物，鸡蛋里挑骨头，不停想着如何才能教训到我。现在的我已经变得异常脆弱，即便这来自某些跟我毫无关系的人，都让我觉得难以忍受。
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位企图打击我的人，他拿着我的《漫游散记》，指着其中一个地方问：“你给我解释下，‘Puppy’（小狗、幼犬）这个单词怎么能用小写字母！”这个单词刚好在某页的最后一行，校对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转页的时候单词被分开了，第一页最后只有三个字母“pup”，而“py”却成了下一页的开头，这只是一个出版时的失误，他并不这么认为，觉得是我的愚昧造成了这个错误。当时我的心情并不好，于是打趣他：“因为它是一只小狗，就把p小写了。”这原本是一个调侃，却成为了我“固执、虚荣、狂妄自大”的证据。他们没法从我的私生活中找到碴儿，只能抓住我言语上的空子。
我喜欢把我的新作品朗诵给大家听，不管对方是谁。我能从我的作品中得到快乐，所以想把这种快乐也给别人。不过在丹麦像这样做的人非常之少。如果是一位钢琴家或者会唱几首歌的先生或者女士，坐在钢琴边一副沉醉在音乐里的模样，没有人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他们认为一个作家也只能朗读别人的作品，读自己的便是虚荣、狂妄。连欧伦施莱格也曾经被人们这样指责过，他也喜欢在圈子里朗读自己的作品，并且读得很精彩。同样的原因，我被他们指责得很惨。这些总是对着别人品头论足的人也许在想，说不定自己也能成为更加非常优秀的诗人呢。他们连欧伦施莱格都敢评说，更不用说小小的安徒生了。
周围的环境给我很大的困扰，偶尔我也能从心绪不宁中解脱出来，冷静的时候我反而能发现人们和自己的弱点。借着这种心境，我写出了《喋喋不休》。结果，这首小诗带来的是更大的不满，他们认为这首诗是表达了一种冷嘲热讽，一些优秀的同道在报刊上发表诗和文章对我攻击。我经常拜访的一位女士——一个仁慈的人，她把我叫过去，盯着我的眼睛问，这首诗嘲讽的究竟是谁。她说，可不能说这首诗是在讽刺她这个圈子。可人们很容易就推断，我讽刺的正是这个圈子，因为我本身就是这个圈子的人。得到这样的责骂真是有些委屈！某晚剧院休息厅里一位雍容华贵的女士朝我走了过来，她瞪着我的脸，恨恨地说：“喋喋不休！”在这之前我从没见过她，我脱下礼帽向她表示致意，有时候保持风度和礼节是最好的回应。
备受非议
1828年到1839年间，写作是我维持生计的唯一方式。单纯写作不能满足我的物质需求，为了配得上我的社交圈，我必须穿得考究一点，这样一来生活有时就成了问题。为了维生，那段时间我翻译了几个皇家剧院的剧本，替几部歌剧填了歌词。
我注意到戈齐的假面戏剧是因为阅读霍夫曼，我认为最好的歌剧主题是他的《乌鸦》。几星期后，我将写好的《乌鸦》脚本拿给了大名鼎鼎、声望极高的哈特曼教授过目。哈特曼出身音乐世家，丹麦国歌的作曲者是他的爷爷，他本身也有着极高的天赋，不过在当时他还只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青年作曲家。当时我鲁莽地给剧院经理写了信，表示自己要为哈特曼的音乐负责，现在想来确实有些可笑。可我只有这种方法保证，这位让所有丹麦人都自豪的哈特曼是一位很棒的音乐家。我给剧院写了一份专门报告，描述了他如何有天赋。后来我才发觉，我笔下的《乌鸦》少了一些新奇的创作力和情感，于是没有把它放进《文集》，只在音乐会上表演了一首歌和一部分合唱。《乌鸦》是一个古老的童话主题，戈齐用非常精致巧妙的方式做了处理，我把他的本子充分利用起来。哈特曼不负所望，用他极高的天赋为它谱上了美妙的曲子。不但整部歌剧总谱和歌词顺利出版，而且即便过去多年，这部乐曲依然是丹麦歌剧中无法替代的一部分，成为保留节目，流传至今。
我还将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雷莫摩尔的新娘》写成了歌剧，这是我为另一位作曲家I.布瑞德改编的。相比《乌鸦》，这部歌剧的抒情方式更加合乎情理，却遭到大家无情的批判。他们轻蔑地嘲笑我，用尽一切词汇指责我，认为我糟蹋了诗人的作品。我记得欧伦施莱格当时的反应有些急躁，尽管如此，他始终是友好和热情的。不过这部《雷莫摩尔的新娘》却赢得了剧院的青睐。我把印好的脚本拿给欧伦施莱格去看时，他分享了我赢得的那份掌声，微笑着向我表示恭贺。可是，听到他说因为沃尔特·司各特的主题以及作曲家我才这样轻易地成功，我非常沮丧，快要落下眼泪。他赶紧把我的脖子压低，用嘴唇轻轻地吻着我的脸：“让我变得这么无情的是其他人！”之后，他恢复了和善，还送了我一本亲笔签名的书。
第一个主动对我表示兴趣的人是作曲家卫斯，在西伯尼家他很同情我。每隔一段时间他会出现在伍尔芙海军上将家里。《雷莫摩尔的新娘》第一次上演时，他欣赏我对这部剧的处理手法。他让我和他一起合作，改编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凯尼沃司》。原本他是邀请海博格的，可惜海博格答应了他，却一直没能履行承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答应他的要求，却招来了一场狂风暴雨。和卫斯合作让我感到非常荣幸，当时我很需要钱，但这绝不是因为钱才作的决定，我用我的人格担保。一个穷酸小伙竟然能和卫斯建立起这样的情谊，是多么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只要想到这一点，我内心便充满了喜悦。
我马不停蹄地开始工作。脚本才刚刚开始起步，整座城就都知道了这件事。我听到了很多辱骂我的话，人们毫不留情把最刻薄、冷酷的责骂丢向了我。有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一本本名著被安徒生肢解”。这些情形让我丧失了信心。只有卫斯在身边支持我，他看了写好的脚本，对此充满了信心。有时他会借此打趣我，但更多的是给我鼓舞。他的态度自然要比那些嘲讽揶揄重要得多。我坚持编写的同时，他开始进行谱曲，《牧羊人和羊》成为第二幕中的一段抒情音乐。我也很快完成了所有的创作。卫斯根据自己的想法，把我的剧本做了调整，台词有增加，几处场景也不同了。比如，“外面这阴郁的缝隙/死亡的风引诱了蛇”这句，原本应该是“经过这阴郁的走廊/死亡的风引诱了大蛇”。后来他给我一个非常滑稽的答案：“在这里，‘阴郁的走廊’上总会有‘阴郁的缝隙’，而‘大蛇’也是‘蛇’嘛。你瞧，我并没有改动你的画面，只是让它更加音乐化了一些。”
这位先生还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如果一本书的结局是悲惨的，他肯定不会读完。在《凯尼沃司》的结尾，埃米·罗伯斯塔特迫不得已嫁给了莱切斯特。卫斯一直表示不满：“改写几笔就能把他们的命运改变，为何不给他们幸福？”“那就和历史不符了。”我回答。“伊丽莎白女王会做什么呢——她会大声地宣布：‘我属于你，自豪的英格兰’！”就这样，我把这句话作了歌剧的结束语。《凯尼沃司的盛宴》歌剧中有两段旋律——《兄弟们，离这儿还远着呢》和《牧羊人和羊》，现在非常流行。歌剧上演后总谱并没有出版，出版的只有歌词部分。
我收到很多匿名信，寄信人是谁我并不知晓，他们用最野蛮、粗暴的方法对我辱骂和攻击，这成了我当时生活的一部分。尽管遭受了如此非议，我还是鼓起勇气在同一年出版了新诗集《一年的十二个月》。我最出色的几首抒情诗都收录了，不过评论界后来才给予它们认可，那些诗在当时被贬得到一文不值。
墙倒众人推
奥斯特德的《文学月评》当时办得正红火，有几位作者是公认的业内翘楚。它在文化界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裁判地位，尽管这本刊物在美学方面欠缺，这点连奥斯特德都大方承认，但并不影响它的重要性。他们经常会约一些人替刊物写文章，并且必须发表，而大部分人对于美学方面都没有研究和天赋。假如单单只是在说缝补和烹饪这种小事，我想是没有人会吱声的。一直到现在还有同样的情况，哪怕一个拉丁语法非常好的人，为了编汇词典不停地搜集词汇信息，但他有可能在美学的领域依然是一名不称职的判决者。《文学月评》便将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它一直对我的拼写方式过于苛刻，只是它吹毛求疵的同时，却忘了自己的刊名正用着还未达成约定的新拼法。
我的经历完全印证了“墙倒众人推”这一俗语。所有人都在四处宣扬着我的过错，我难免会产生情绪。一个人如果承受得过多，都会有怨气的吧？可我把抱怨说给认为是朋友的人听后，他们竟然把这些话散播了出去，连芝麻大点儿的小城市都传遍了。最过分的是，总有些穿着时髦的人对我恶语相向。嘲弄别人在丹麦的民族性格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所以才出现那么多擅长写喜剧的作家，他们将这种特性美其名曰为喜剧悟性，还真是有些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