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作者与作品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是河上肇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早期著作，写于1921年3月至1922年10月，是1922年底“集成的一本论集”。它曾断续发表于河上肇在京都帝大任教时创办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上。该杂志是当时日本社会主义理论杂志中最享有权威的刊物。“河上肇那平明而剀切的笔调曾风靡过日本的读书界。他击败了他的论敌福田德三博士的不正确理论，要算是日本的初期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高峰。”
河上肇（1879-1946）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及经济学家。他在青年时期以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为主，后在40岁时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著作有《经济学的根本概念》（1905）、《贫乏物语》（1916）、《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1922）、《经济学大纲》（1928）和《资本论入门》（1932）等。
河上肇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和革命者，或最早通过河上肇的著作接受马克思主义，或读河上肇的著作受到影响，其中有些是后来对中国现代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产生影响的历史人物，如李大钊、周恩来、郭沫若、彭湃、毛泽东等。”《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共分《关于资本主义的若干考察》《社会组织与个人生活》和《关于社会革命的若干考察》等上、中、下三篇，是作者“始终立足在唯物史观上”“考察社会的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变革”，“是唯物史观的实际应用”。郭沫若：《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原序第1页，由河上肇作于1922年初冬。因作者“初原没有收集成书的预算，各各是独立的论文，所以有些取的是论辩的（polemic）形式，有些又取的是讲义的体裁”。“彼此之间每有论旨重复处”，但“一旦成书后”“终觉没有办法，只好在大体上保存着原形了”。同上。
书中摆出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经典论述，从经济学角度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它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然的历史趋势。“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方面，的确在入门上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的。”
由于该书重于跟福田德三福田德三（1874-1930），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是当时日本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权威之一。进行学究式论争，加上河上肇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不深刻，“对马克思主义的骨干——辩证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接触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怎么来改造世界，更差不多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样来谈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使马克思主义害上软骨症了”。所以，郭沫若“在译述的当时已经就不能全面满意了”。
在本书的原序中，河上肇本人也谈道：
关于社会主义的组织之实现上所必需的生产力发展程度的研究是省略了的。根据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或实现社会革命的政治革命，都是以旧组织的资本主义下社会生产力再无发展的余地为前提。因此，在资本主义下生产力发展的限度如何，这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自然不能不成为问题之一。据我看来，这个问题有作为世界的（即不使限定于一国）考察之必要。马克思主义运动逐渐地带上了国际色彩，恐怕也就是这个缘故。这足见河上肇当时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肤浅，亦可看出“他不赞成早期革命之企图”。
郭沫若在1924年7月22日致何公敢的信中曾提道：河上肇《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的企图》一文论证太薄弱，而他的结论又来得太仓促。文中所举的唯一的证据：英国殖民地奴隶解放之失败。证明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招致生产力之衰退；而在同一的证据里面亦可证明时机虽早的社会革命招致生产力之进增——即是该殖民地在施行奴隶制度时，自主经济亦尚未发展到尽头，欧人以暴力使自足经济变为奴隶制度，这也是“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然而明明是使物质的生产进增了。这可见社会革命之成败并不专在乎时机之早迟而在乎企图的方策之完备与否呢。社会革命本不是一跃便可企及的，世界上的社会主义者也恐怕没有这样的莽猴想一跃而实现共产制度。
此外，作者只强调社会变革在经济一方面的物质条件，而把政治一方面的问题付诸等闲了。尤其是在下篇《关于社会革命的若干考察》的第四章中，引用着贾买依加岛的努力解放的事实以证明早期社会革命之终必归于失败，我觉得是只看见事实的一面。美洲在被白人经营之前，社会状态是还没有达到奴隶制的阶段的。白人侵入了，一时曾施行人为的奴隶制以经营资本制的生产，后由人道主义的立场把奴隶解放了，而那把被解放了的奴隶又回到了原始的自然经济状态。因此有一部分的学者便把这个事实作为社会革命之不能早期施行的实证。这从奴隶一方面着眼诚然是无可否认，但如从白人一方面来观察，美洲岂不是由原始的自然经济一跃而成为了资本制的社会吗？故而社会的进展如加以人为的促进，在我看来，的确是有飞跃的可能。隋唐时代的日本输入了中国文化时，由氏族社会一跃而入于封建社会，不也是有史实可据的另一个明确的证据吗？那人为的促进便是政治问题，如抛弃了这一方面的问题，那就等于人类的实际是毫无用处的。这便是我对该书的不能满足的地方。后来原作者河上肇博士曾经写过信给我，说他自己也不能满意，在初版刊布后便嘱出版处停止了印行。原作者的学者的良心是足以令人钦仰的。
翻译背景
1.历史背景
1）中国人民开始觉醒，国内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图书热潮
“五四爱国运动推动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广大群众积极寻找救中国救人民的真理，反对封建思想，介绍新思想的刊物、书籍、报纸在这时大量发展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比较广泛的传布”学习杂志初级版资料室编：《中国共产党简史》，学习杂志社1951年版，第2页。。“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被翻译出版。当时谈论马克思主义谈论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社会的潮流”，“成为一种时髦”。“有关社会主义、唯物论、唯物史观和资本论的出版物，销售量很……顾客争相抢购”。
2）马克思主义在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取得胜利，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交锋的同时，还反对同工人运动有联系的错误思想——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正如刘少奇所说：“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站在优势的。……马克思主义在各个方面克服无政府主义并与中国的工人运动、人民的反帝运动结合后……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占着了主要的地位” 。“经过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许多原来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青年纷纷转向研究、信仰马克思主义”。
3）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治觉悟性和革命积极性迅速高涨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部分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毛泽东等一大批先进分子先后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秋至1921年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主要活动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二七事变（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治觉悟性和革命积极性迅速高涨”。1924年1月，国共两党首次合作，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2.自身原因
1）有了一个维系着生命的梦想
郭沫若于1921年出版了第一部新诗集《女神》，对于封建藩篱的勇猛冲击，改造社会的强烈要求，追求和赞颂美好理想的无比热力，都鲜明地反映了五四革命运动的特征。那是一个生气蓬勃的时代，一个充满着反抗和破坏、革新和创造的时代；是一个提倡个性解放，鼓励个性发展的时代，于是人们的觉醒和自觉构成《女神》的基本内容。同时，《女神》时代精神的另一表征是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郭沫若的爱国主义思想使他由泛神论走向阶级论，从而走向马克思主义”。
经过十月革命的启发和五四运动的实际教训，郭沫若的政治思想日趋深沉，同时也更趋激进。这突出表现在1922年夏他在筹备出版《创造季刊》时曾与国家主义的“孤军派”有过一段辩论，这也进一步激发了他对政治问题的关心。当时国家主义的政治主张是“护法”、“裁军”，认为加强了法制观念和国家观念，就可以维系中国之大局。郭沫若则认为这些主张“有的迂阔”，“中国的现状无论如何非打破不可，要打破现状就要采取积极的流血手段”。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又向前进了一步，在思想上和国家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不过，这时的郭沫若因为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对于怎样“采取积极的流血手段”不免有些茫然。就像郭沫若自己所说，尽管在《棠棣之花》等作品中歌颂过流血，那也只不过是一种诛除恶人的思想，并且还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但是，“不甘受教的人太多……批评终怕没有发达的希望”1923年12月13日致梁实秋的信，中国急遽变化的社会现实纠正了郭沫若过去思想认识上的偏颇，使他深感泛神论和个性主义无法撼动旧社会的根基。
1923年4月，郭沫若从日本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后回国。继《创造季刊》之后，又与郁达夫、成仿吾等合办《创造周报》和《创造日》，经常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作品。这是前期创造社活动的极盛时期，当时中国工农运动出现新的高潮，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日益扩大，郭沫若的思想情绪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