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泉路上的赖元平已经走得太远了，远到游丝般的生命已经飘摇。
但万幸的赖元平在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刻遇到了这个朱伟峰。
仍然不放弃的朱伟峰掀开了这个人身上盖的破被子，发现他居然是赤裸的。干巴巴的胸膛上肋骨一根根清楚地历历在目。朱伟峰更近地贴近他——这一次，他感觉到了这个人的胸口似乎有些微微的温热——
朱伟峰猛地抬头，他喊出这句话的声音都变了调：这个人好像还活着……
徐晓亮赶紧跑过来了。
身为医生的他专业地检查了一遍后，用不无敬佩的目光看看朱伟峰——赖元平身上常人能够观察到的生命体征基本上感觉不到了，但的确还有极微弱的一丝气息。
徐晓亮赶紧进行了紧急处理，几分钟后，这个人的身体上有了些微的反应。徐晓亮激动得有些哆里哆嗦了：这个人虽然还有气息，但是咱们的设备和药品有限，能不能救过来还不好说。
朱伟峰：那你说怎么办？
徐晓亮：我先处理一下，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把他送到条件许可的地方去。
朱伟峰：就这么办！
两个兵站在他面前，迷茫地：可是，这种地方，怎么能把这个人带出去呢？赖元平根本无法行动啊！
李勇整整衣服说：我背。
徐晓亮拦住：不行，这人身体只能平躺着，根本不能立起移动。
全体都傻眼了。
朱伟峰从咬着的牙齿缝间吐出一句话：抬，我命令你们把他抬出去！
矿工们大吃一惊，看了看山崩地陷的前面，又眼巴巴地看着官兵们：这……不行吧，太危险了。弄不好，你们都要送命的……
朱伟峰牙齿格格响：那就一命换一命！
他迈开步子：我带头走。共产党员跟上！
热泪一下子涌出了矿工和战友们的眼眶。谁都知道，在这样的地方走，一旦有状况发生，最先倒下的，一定是走在前头的这一个。这可是真正的灭顶之灾啊！
没有人再说什么，队员们迅速用木棍和背包绳绑成了一副简易担架，担着赖元平上路了。作为医生的徐晓亮还给队员们交代了最重要的注意事项：这个人耳后有伤口，可能脑部受伤，在抬着他行进的过程中必须保持他的身体平稳。正确的姿势是：头部要略高于身体，既不能头部过高也不能头低脚高。头高了供血不足，头低了血会倒流，都会让他生命更加危险。
徐晓亮只是一名志愿者。地震前，他有自己的正常生活，衣食无忧，他是重庆江陵医院的医生，当过兵的他，在地震后第一时间，自己把自己变成了志愿者。
在灾区，我无数次看到无数个各种类型、各种职业的志愿者：医生、护士、登山爱好者、通信工人、 结构力学工程师、个体经营者、司机、教师……你能想到和想不到的所有专业人才全都有。我曾经在都江堰遇到一位来自湖北、名叫刘少涵的结构力学工程师，当时正在重庆开会的他地震后第一时间自费坐飞机辗转来到都江堰，直接找到了正在紧张搜救的成都军区空军某导弹旅，表示要求加入。正在某宿舍区摇摇欲坠的半幢废墟楼前一筹莫展的官兵们见到他喜出望外，他在现场来回看了一下就内行地指出这种房屋的建筑结构及承重梁的走向，建议官兵们按他指出的位置打洞进入。每次都亲自钻进打出的洞内观察和确认，他的到来让官兵们的救援行动大大提高了效率，而且增加了安全性。闻讯而来的旅长亲自安排两名战士二十四小时贴身近距离专门保护这位专家宝贝。
我在现场遇到他时，他正一身尘土满面灰尘地忙碌着。他叮嘱说千万别让他在镜头前曝光，因为他到现在还瞒着家人，因为年迈的父亲身体有病。正在我们说话的期间他的手机响了，正是父亲，父亲问他在做什么这么久不回家，他冲着我挤挤眼睛说：噢爸啊，我在北京呢，正和几个朋友喝酒，边看有关四川地震的电视。
战士们也发自内心地喜欢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志愿者，每天往返现场的车除了拉伤员，只要还有一个座位就让给他坐，每餐的第一碗饭端来给他，最好的帐篷也让给他住。
这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被重视、被需要，感觉自己的生命和工作这么有价值。刘少涵的话，代表了所有志愿者的心声。
他们自带干粮和水，有的自己带车，没有车的就徒步，不声不响、默默无闻地加入抗震救灾大军的行列。志愿者不同于前来上阵的军人，他们没有编制，没有供给，没有出处，自然也就没有人褒扬或者奖励他们。他们光荣也好、牺牲也罢，饥饿也好、劳累也罢，一切的一切都由自己承担。而这正是志愿者们的伟大和无私，灾区的群众记得他们，祖国的山水记得他们。他们也许不是滔滔江河，但却如涓涓细水汇进了抗震救灾的惊天洪流；他们也许并不是黄钟大吕，但也用自己的低吟浅唱合奏成一曲抗震救灾的全民大合唱。
朱伟峰带着他的突击队员上路了，从这一刻起，标志着抢救赖元平的生命接力进入真正的流程。担架上的赖元平，暂脱离了他的死亡之地，可是更艰险、更艰难的行程其实才开始。
返回的路更为险恶，才过了短短的几个小时与来的时候已大不相同，塌方形成的堰塞湖里的水越积越深，沿路做的许多路标记号居然不见了。在通过一处号称“鬼门关”的大峡谷时，面前的地形和环境让队员们大吃一惊，只见左边是不断塌方往下掉大石头的悬崖，右边是不断下泄的泥石流，中间是一条宽二十多米的河流，往哪里走？队伍停下，大家都在看着朱伟峰。朱伟峰不敢冒失，也不能冒失，正常情况下，他了解自己的兵，知道他们的冲锋水平，但毕竟，现在不是轻装行进。
担架上的病人经不起颠簸。
大家先休息片刻，我去观察一下。朱伟峰说。
他带着蒋建东沿着哗哗下落的石头阵绕到最前沿勘察路线，发现走右边的河道虽然轻松一些，但是有两大风险：一是淤泥下陷，其次是山洪暴发。走左边虽然也有塌方，但相对较少，必须要看准时机快速通过。这样，一是靠速度，二是靠运气了。
朱伟峰一声令下“往左边走”， 心里却揣着莫大的不安，加上这四个伤员，跟着自己的十几条鲜活的生命是多么大的责任啊！他可以自己去冒一百次险，但绝不愿意这些同患难的弟兄受一点儿损伤。可是，再不能犹豫了。左右都是鬼门关，没得选择了，他作出决定后，带头领着众人向前闯，一边躲避随时滚下来的山石，一边小心翼翼地抬着担架、背着伤员向这足有一百余米的“鬼门关”硬闯。连走带爬，连扛带扯，你推我拉，刚走过一半时，侧面的河道上方成千上万立方的泥土轰隆隆塌了下来——如果刚才他选择走右边河道路线的话，这十几个人就全部“交待”在这塌方里了。
朱伟峰和所有的人一样不禁一身冷汗！
当三个矿工和十几个官兵还在看着漫天的尘土惊叹着他们领队判断的准确时，朱伟峰突然一下子跳起来：快走，快快！
一路上都态度亲和的朱伟峰突然变得疾言厉色，大家都不解，但是没有人来得及问为什么，这种时候领队的判断决定大家的生死。
不知怎么的，朱伟峰隐隐地感觉到了某种巨大的威胁——
这个时候的朱伟峰态度太生硬了，他一个劲地催促着，要求大家加快速度。可是加快速度谈何容易。赖元平由于脑部受伤严重，脊椎严重错位，医生嘱咐必须保持平稳，但坡陡路滑，塌陷下来的石头泥浆一踩就陷下去半米深。上山时前面的官兵跪着向上爬，下山时后面的官兵坐着用臀部往下挪，膝盖、臀部磨得血肉模糊。在一片被山洪冲刷之后形成的淤泥地前，为了防止陷下去，四名队员跪着爬行穿过长四十多米的路程。过河的时候，水深且急，为了保护伤员不会掉进水里，两名战士先蹚过河，用绳子拴着担架，后面八个战士护卫着同时抬起来，就这样连拖带拽地终于把伤员带过了河。每个人的鞋子都灌满了泥沙，大腿被尖锐的山石撞得伤痕累累，打了泡的脚被山石磨破，再被水一浸，每走一步都痛得钻心，但是没有人停下来，没有人敢停下来，在突然变得像野兽般凶狠的朱伟峰的催促下，人人都咬紧了嘴唇一股劲向前走……
直觉再一次帮了他大忙，他们前脚刚走出“鬼门关”，还没有来得及歇口气，身后尘烟升起，回过头看，一分钟前大家刚经过的地方又一次被山石完全淹埋了。这一回，连朱伟峰在内，所有人都瘫倒在地上。
终于脱险的三个受伤的矿工再一次放声痛哭，黄伯明和肖永军说：如果不是解放军来救，今天就算是洞子不垮，我们不被困死在山上，也会疯掉或者自杀。
他们说的是实话。之前，肖永军曾经爬到半山腰想逃生，但是亲眼看到进出的山路全部被塌下的山体淹没，绝望之中他想跳崖，被黄伯明拼命喊住。后来，又等了几日后，黄伯明也觉得无望了，他们真的是把遗书写好了，放在鞋垫底下，准备一死。就在这时，听见洞外有声音传来了。
朱伟峰小队如果再不来，就算不轻生，他们也撑不了多久了，两个人的伤口也因多日没有处理，已肿胀得发亮，挤压综合征随时会袭来，他们会在极度的伤痛中痛苦地死去。
休息过后，大家都站起来，他们还不能停下，徒步回营地肯定是不行了，必须尽快把伤员送到龙宝坪去，只有在那里，才能等到直升机救援……
其实，找到这个赖元平后，我们的负担，不仅仅是多了一个重伤员，而是巨大的心理压力。抬上担架的时候，谁都看得出来，这个人还活着。可是他伤得太重了，谁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承受一路上的颠簸，毕竟还有这么长的时间……
朱伟峰在后来说起这次行动时，这样说道。
于是，在这返回的一路上，为防止赖元平继续睡着昏死过去，突击队员们轮流不断地呼唤着赖元平，喊着“你一定要坚强”“家人在等着你回家——”等口号，喊得他们自己都热泪盈眶。
让我们记下进入响水沟的朱伟峰突击小队队员们的名字，他们是：朱伟峰（领队）、傅江华、蒋建东、王利均、王力平、杨佳铭、刘源、曾清水、周龙阳、蒋川、王亮、张俊。两名志愿者是：来自广东的李勇和来自重庆的徐晓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