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循被打中了屁股，或者用他自己的说法是右大腿比较肉感的部位。这一有失庄重的伤口，位于右腿的后面，这处伤口使得他好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了一个残废。他不得不趴着身子打发时光，为《泰晤士报》撰写关于围攻事件的冗长报道。
但可笑的是，事发后的第二天，《泰晤士报》就登出了莫理循在公使馆保卫战中阵亡的讣告。在他的家乡澳大利亚季隆市的市政厅广场，还为他的死亡下了半旗。
由于使馆被围消息不通，《泰晤士报》驻上海的记者也于次日为赫德发出了讣告。得知伦敦将在圣保罗教堂为赫德举行追悼仪式，金登干以死亡消息尚未得
到证实为由，坚决要求取消或者推迟这个仪式。他有一个直觉，他的老上司、老朋友不会这么轻易就离开这个世界。金登干前去拜访圣保罗教堂的教长。教长说，我想您是来要星期一追思礼
拜的门票的。金登干说，不是的，先生，我不要门票，我是来和您谈一谈星期
一追思礼拜的事的。金登干说，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教长说，我听到您所说的深感不安。金登干说，来自北京的消息确实令人忧虑，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也应
该等下去。教长说，毫无疑问，发生了大屠杀，英国及其他各国政府都相信确有其事。金登干说，基督教的感情是，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在我们确切知道发生了
最坏的情况之前，我们应当相信上帝。他继续说，请您想一想，那些被认为罹难者的亲属和朋友，将处于何等痛苦的境地。他们仍抱着一线希望的时候，怎能参加追思礼拜呢？这无异于埋葬活人！
教长咕哝着，毫无疑问，最坏的情况已经发生了。
金登干说，不，您不理解，上海是怎样一个传播无稽谣言的地方。我们得到的消息，全部来自那里，一切恐怖传闻，都可能出自想像和道听途说，越传越离奇。在我们获得正式消息前，不应该举行追思礼拜！
教长说，我不能和您争论，举行追思礼拜的一切，都已安排好了，延期恐怕是不可能的。
教长开门送他出来时，金登干说，我肯定不会参加这次追思礼拜，但是我希望以后来参加一次感恩礼拜。
告别教长之后，金登干又去外交部交涉。他对外交大臣兰斯当的私人秘书巴林顿先生详述了事情经过，说，以赫德夫人来说，当她对丈夫的生还还抱有希望的时候，怎能穿起寡妇的丧服来参加这个追思礼拜呢？巴林顿先生也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但也想不出外交部有什么办法来阻止这次追思礼拜，因为这次追思礼拜是沙里士勋爵批准的。
金登干说，如果这次追思礼拜是个错误，勋爵就应该事先声明，他从未批准。与其事后道歉，不如事先声明为好。
巴林顿说，沙里士勋爵既然已经答应教长按他的意思办，怎么可以改口呢？
晚上，金登干收到了巴林顿先生的一个便条，上面写着“即送”字样。便条中说，沙里士勋爵所能做的，只是发布一个新闻通告，说举行追思礼拜的建议，并不是女王和政府提出的。
星期六上午，通告见报，下午各报又登载了另一个通告：追思礼拜无限期推迟。
金登干长吁了一口气，暗暗说，现在我只等着举行感恩礼拜了！
赫德后来收到金登干写于7月13日的一封信，他读着这封迟来的信，为老友的牵挂泪流满面。信里是这样说的：“我亲爱的赫德爵士，昨夜我梦见您，看到您脸色很好，左胸前佩戴着各种勋章。内人坚信您平安无事，我曾打电报给安格联，问他南京的总督是否有您的消息……”
海关总署被烧毁，许多职员被流弹击中受伤或身亡。看着在华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基业顷刻之间被毁，赫德心都要碎了。“我这一生真是个大败局。”
当战况最激烈的时候，妇女们都跑去救治伤员了，除了疯子内斯特加德神父，使馆区里没有一个闲着的人。但防御工事和壕沟里从来见不着赫德的身影。
“您这么大年纪了，我不要求您拿起枪对准这些中国人，但至少您应该出现在需要帮助的人们面前。”窦纳乐发泄着他的不满。
“伤员们需要救治，但这个老帝国更需要救治。”赫德从稿纸中抬起头来，拿着一截越写越短的铅笔头比划着，“这艘大船已经快要沉没了，它今天向我们多倾泻一吨炮弹，就多下沉一分。奇怪的是，帝国那些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们居然没有一个看到这近在眼前的危险。”
“凭您的一己之力能够救治它？”
“没有一个人能阻止最后终将到来的结局，但起码我能暂缓它下沉的速度。”比划着的铅笔落到了稿纸上，“这些都是我最近几天写下的，对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原因，我们如何应对的措施，战后的赔偿与重建，我都作了分析。如果我不能活着走出使馆，我也希望这些文字日后出版，能对各国的对华政策有所影响。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帝国的倾覆，并不符合我们西方的利益，我们需要它活下去，我们的利益需要一个容器。”
窦纳乐肃然起立，神色变得恭敬起来：“爵士，您比我们想得要远得多。您就安心写作吧，不管外面的炮弹有多密集，都不要出来。为了您的安全，我给您派两个卫兵，因为您比我们任何一个都更重要。”
时当仲夏，热风裹挟着灰土和扬沙。腐尸的气味第一次超过了污水河的气味，巨大的乌鸦啄食着腐烂的动物尸体。而鸡蛋和军火的黑市交易仍在秘密进行中。
7月21日，总理衙门送来的两封红字套封的信件交到了赫德手上。第一封彬彬有礼地说一个月没有总司大人的音讯，真挚地向他表示问候，问他现在在哪里。第二封说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等密谋东南互保，提出由江海关税务司戴乐尔代行总税务司职务，征询他的意见。
随后几天，总理衙门陆续又送来几封信，一些蔬菜和面粉。其中有一封信中附有伦敦来的询问情况的电报。总理衙门建议赫德，起草一份给各国的电文，告知使馆无恙。
赫德趁此机会发出了一封致伦敦代理人金登干的信：“赶快送两套秋装来，然后再送两套同一种料子做的冬装，一套是早礼服，一套是晚礼服，另外还要一件软披肩，四双靴子和拖鞋。我的一切东西都丢光了，但是人还健康。我们还要在焦虑中煎熬两周。赫德，北京，1900年8月5日。”
再过几天，一个从北堂逃回来的教民带来了一份7月28日的《京报》，上面有处死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袁昶的上谕。他们都是京师大学堂和同文馆的管理大臣，赫德都很熟悉，许景澄还是前驻俄、德公使。他们的悲惨下场令赫德震惊。不久，令人沮丧的消息再度传来，包括兵部尚书徐用仪在内的三个和平鼓吹者也交出了他们的脑袋，两年前的政变中被流放到新疆的张荫桓也被赐死。种种迹象表明，随着前山东巡抚、长江水师提督李秉衡将军回援北京，仇外的一派占了上风。
更让赫德忧心的是，进入8月，雨季随时会来到，联军的进攻会受到更大阻力。即使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开到北京，强弩之末的他们会不会也被围困在城中需要援救？而失去了耐心的进攻者则会加紧攻势，以便在援军到达之前把他们彻底消灭。到时候如果再有教民中的动摇分子里应外合，那就真的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果不出赫德所料，8月9日那天下午，炮火突然猛烈起来。那轰鸣声震得连脚下的地都在摇晃、颤抖，仿佛世界末日提前到来了。爆炸掀起的烟尘遮灭了日头。到处都在起火，到处都是哀嚎。千禧年纪念钟数次被敲响，召唤每一个能拿起武器的人起来战斗。
第一阵炮弹落下时，莫理循正从铺满了从酒箱子里拉出来的稻草的床上挣扎着起来，坐在一张椅子上，由两个人抬着，去马厩里看被关着的疯子内斯特加德。炮弹碎片削去了内斯特加德的半张脸，莫理循坐着的椅子被爆炸的气浪震成了碎片，他被抛起来掷到了马厩角落，一根落下的横梁砸断了一个随行者的腿，莫理循额角被擦出一道血口子，其他倒没什么大碍。简单包扎后，他要来一支枪，爬到战壕里一个射击洞的后面。
坚持到第二天正午时分，一个信使穿过封锁线，带来了英军总司令凯斯利将军的一封信，说通州已被攻下，顽固的李秉衡将军在给朝廷写下一封绝望的信后吞药自杀了。目前增援部队正分四路纵队平行前进，预计几天内将到达北京。“强大的联军正在前进，两次击败了敌人。先生们，振作起你们的精神吧。”
先前进攻的军队撤走了，换成了新来的山西军。那是山西巡抚毓贤派到北京来的，他们拥有最新式的连发来复枪，由一位提督率领，声称五天里一举拿下公使馆。一个叫俾斯麦的海关职员是个神枪手，躲在射击孔后一枪击中了这位正在调兵遣将的提督。对方阵脚慌乱了一阵，随后发起了更大攻势。
一门新式两英寸口径的克虏伯野战炮被推到了紫禁城的城墙上，这个大家伙十分钟里给使馆造成的损失，要远远超过过去几周里那些老古董中国无膛线炮断断续续的轰击。窦纳乐命令用美国的柯尔特机关枪和奥地利的马克沁机枪还以颜色。公使馆里伤亡大增。一颗炮弹还击中了窦纳乐的卧室。
探子来报，联军已经兵临城下，公使馆里欢呼起来。
枪声稀落了下来，夜色渐渐笼罩了使馆区，满是焦土的战场上升起了一层初秋柔曼的薄雾。那雾东飘西荡，随风西东，如同一个个离开肉体的灵魂，正在向人世间作着不舍的告别。刚刚打退的一轮攻击中，使馆区里一个法国上尉被打死，还有一个德国士兵，他刚治愈腿伤，出院一个小时就被一颗流弹射杀。
8月14日凌晨三时，城东传来密集的枪炮声。赫德和所有还会动弹的士兵爬上使馆墙头，但见稀薄的星光下，对方的营垒已空无一人，只留下一堆堆孤零零的工事和路障。这时候，天边炮弹的弧光是多么的璀璨和美丽啊，那马克沁机枪哒哒哒的吼叫声听着也是那么的令人惊喜。出去打听消息的人回来说，增援部队正在炮击东城门，眼下的北京城乱成了一团，皇帝和太后带着一些亲信大臣也仓皇出逃了。
天边露出了玫瑰色的晨光，赫德刚吃完早餐，就听到有人喊，英国人来了！
当斯奎尔斯夫人和另一位女士急匆匆地向士兵们致意的时候，凯斯利将军从马上跳了下来，他亲吻了两位女士的手，说，“感谢上帝，弟兄们，这儿竟然还有两位女士活着。”
其他人都出来了，穿着新浆洗的硬邦邦的衬衫，女士们则穿着长裙，撑着遮阳伞。劫后余生的人们满脸淌着泪水，向大踏步行进的印度兵欢呼。
窦纳乐穿的是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法兰绒网球服，因为过于激动，他的欢迎辞念得磕磕巴巴的。他夫人美丽的脸庞被快乐点燃，在人群中穿梭往来。女士们也顾不得拘谨，和这些经过了长途行军和激战后步履还那么轻快的士兵们拥抱。
莫理循一直躺在战壕的沙包后面。腿伤使他无法动弹。他满脸泪水，伏在沙包上，在一张被烧焦的纸上记述下了盼望已久的一刻：
凯斯利将军魁梧的身影和他的随从正穿过水门而入，后面跟着印度军团锡克人第一团和拉其普特人第七团。他们沿着御河街而来，怀着难以言说的激动心情迈进了英国公使馆。使馆正式解围了。
这座都城还没有从突如其来的打击中缓过劲来，预料中的报复已经开始了。空荡荡的大街像被大水冲过一样。城中的居民全都躲在了门窗后面，惊恐地注视着大街上奔驰的马队和荷枪实弹的各国士兵。街上不时响起枪声，一些手无寸铁的平民中弹后在马路上痛苦挣扎。几乎每个水井里都填满了女人的尸体，她们选择这种古老的集体自杀方式以避免遭到凌辱。
前门外，天天都在处决被俘的义和团。他们一排排地被推搡到城墙下，手脚连绑在一起，在马克沁机枪的哒哒声中，像秋天被收割的庄稼一样一片片倒下。血洇红了尘土。尸体来不及掩埋，都发了臭。矮个子的日本兵在处决人犯时从来不用枪，他们长长的武士刀闪着寒光不住挥起、落下。每杀死一个义和团，他们就把辫子割下来。广场上，一截截长短不一的辫子堆成了小山。
一个星期后，城中的秩序才渐渐恢复正常。
过了10月，李鸿章由广州抵京。其实早在联军占领大沽炮台后，上谕就宣他火速来京勿稍刻延，但从广州到北京他慢腾腾地磨了三个月，中间还在上海盘桓多日，与各国领事秘密洽谈。这番重回权力中心，他是既喜且忧，怕这烫手的山芋不好接。熟谙权谋的官场中人都清楚，他是在与朝廷讨价还价。
“让他们在自己的汤里多炖一会也不是什么坏事。”在上海的一次会谈中，他竟然幸灾乐祸地把北京的局势比作了一锅汤。现在他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重新回到把持了二十五年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位上，全权负责谈判事宜。他终于可以把顽固派政敌们清除出去了。自从甲午一战后失势于当局，他一直祈盼着能有朝一日重振昔日辉煌。他已经是七十七岁的老人了，健康状况也不佳，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他给朝廷的建议惩处的名单上，端郡王、庄亲王、军机大臣刚毅、都察院左都御史郎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等政要赫然在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