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晓惊险地逃过一场海难。”父亲用他惯有的潦草笔迹记述着。他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什么琐琐碎碎的事都记，到过的地方啦，购买的物品啦，令他心动的女子的芳名啦，等等。据说他这一生留下的日记有七十七卷之多。三十多年后读到的父亲的这页日记，向我打开了通往另一个已经消失了的世界的小门，勾起了我所有往昔岁月的回忆，当然还有我对他全部的情感：愤怒，仇恨，长年的隔膜和最终到来的谅解。
那一年，姐姐八岁，哥哥五岁，我三岁，父亲带我们坐慢船去英国。
那是我们海上航行的第三天，一场从西伯利亚来的寒潮追上了我们搭乘的“行如飞”号。大团大团的阴云在北中国海域上空急急飞驰，朔风怒号，如同要把船拍碎似的。所有人都撤下了甲板，窝在船舱里不再出来。“行如飞”号像一只蜗牛般在风口浪尖慢腾腾地爬行。船舷一侧，大海如同碎裂的花岗岩倾泻而下，我从姐姐安娜惊恐的眼里看到了海水飞溅的泡沫。一阵又一阵的颠簸中，我躺在姐姐的怀里睡着了。姐姐的碎花棉袄里有着母亲身上那种香甜的气息，这气息让我不再那么害怕。
我梦见雪花像扯碎的棉絮一样大团大团落下来，盖满了大海，像一件温暖的外套。我还梦见一辆四轮马车在旷野上飞驰，车上坐着我们兄妹三个，赶车的把鞭子甩得啪啪响。我们的母亲在后面紧紧追赶，她的脸上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汗水。
不知过了多久，我醒来了。天果真下起了雪，雪粒子打在船舱上毕剥作响。
甲板上响着父亲和中国使团的官员们为抵御寒冷奔跑跺脚的声音。哥哥赫伯特就像一只刚开始学步的小鸭子一样跟在他们后面蹒跚地跑。他穿得太臃肿了，就像一只捆得结结实实的中国粽子，手里还擎着在天津上船时人家给买的一串鲜红欲滴的糖葫芦。他吸溜一下快要流下来的鼻涕，舔一口糖葫芦。肥大的裤脚绊住了他，他摔倒了，两手可笑地划拉着，费了好大劲还爬不起来。
父亲双手插在口袋里，站在几步远的地方看着他，就是不去扶一下。他不动，那些中国人也没有一个敢出手去扶。他们就这样表情严肃地看着可怜的赫伯特爬起又跌倒，爬起又跌倒。后来在父亲的示意下，一个年轻的中国随员扶起了赫伯特。哥哥咧嘴大哭，手里还死死地攥着那串糖葫芦，那上面
弄得全是眼泪鼻涕。
父亲阴沉着脸，一声不吭下了甲板。不一会儿，从驾驶室传来了他和船长大声的争辩。父亲气愤地责问船长为什么未经他的同意把船停下来。船长说，“赫德先生，现在天快暗了，海上起了大雾，我们的船还在渤海湾内，这一段水情复杂，天黑了必须停船抛锚，否则会迷失航向。”父亲激动地挥舞着双手，要船长即刻开船，“大英帝国驻华公使正在上海等着我，要与我进行一个重要的会谈，耽误了日期，船长先生您负得起责任吗？”
于是船又突突地动了起来。
姐姐冰凉的鼻子贴着我的脸。我听见她低低地说，英国，英国。大洋那一边的这个陌生国家，是父亲带着我们这次海上航行的终点。看得出来，尽管我们被强制带离母亲身边踏上了这一陌生的旅途，姐姐还是对这次旅行和那个遥远的国度充满了憧憬。
只是我们那时不可能知道，从我们在天津大沽码头被父亲带上船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被抛弃了。我们成了这个世界上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的那种人。在尘世间遭受放逐和抛弃将是我们一生的宿命。
在中国居住了十二年之后，我们的父亲得到了一次回国度假的机会。最初几年，出于一个年轻人的虚荣心他不敢回去。像所有那个时代来到东方的年轻人一样，他也希望建功立业出人头地，然后衣锦荣归。越是混不好、想家，越是不敢踏上回国之途。后来随着职位飞速攀升，他却没有了时间回去。
自从三年前取代李泰国出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一职，他就不仅仅把自己看做是女王陛下的一个臣民，更是为清朝政府工作的一个外国雇员。朝廷每年付给他丰厚的佣金，这些钱足以买下他一年里在中国的所有时间。他的勤勉谨慎为他在总理衙门的大臣中间树立起良好的口碑，也与他前任的飞扬跋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关于李泰国这个失败者这里多说几句。
他是一位英国在华领事的儿子，1845年，他父亲丢下贫困的家庭和未成年的子女死在厦门任上。十五岁那年，李泰国和他弟弟乔治一起被他母亲送到中国，投入郭士腊[1]的门下。郭是一位普鲁士冒险家和传教士，一个专横的家伙。李泰国无法忍受，为了尽快逃出这个鬼地方，他只有摒弃以前所受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正规教育，尽快出人头地。他没有时间参与正常的青春期娱乐，也来不及培养出优雅的社交风度。很快，他爬上了英国驻上海领事馆译员的位置，再升任总税务司。据说，有着极强语言天赋的李泰国通晓所有[1]郭士腊（Charles Gutzlaff），又名郭实腊、郭士立，出生于普鲁士波美拉尼亚。
他住过城市的方言。这可能是真的，但他太不懂中国人的心了。他刚被两江总督何桂清任命为总税务司那会儿，就异想天开地把自己视作了帝国政府的指导人，并颐指气使地要求把肃王府作为他在北京的官邸。这个人把自己视作文明世界的来客，把所有中国人都视作未开化者和白痴。他有一句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丢了宝贵职位的名言，大意是，他这样一位有教养的英国绅士在一个“亚洲野蛮人”（他这样咒骂中国皇帝）手下干活，是非常荒谬的。
三年前，大清帝国为了剿灭盘踞在南京城里的太平军，委托正回英国度假的李泰国代理购置一批军舰。很难说这一主意不是来自我们的父亲，他当时正在上海的江海关任税务司，趁一次去北京拜会恭亲王的机会提出了这一建议。从海关侦缉的角度来说，近海一带的海盗实在太多了，从广东海面一直到长江入海口，有广东帮、福建帮，还有凶残成性的葡萄牙水手，因此建立一支舰艇部队以维护近海航道的安全也一直是他的梦想。
不久李泰国结束度假回到中国，在与李鸿章的一次会谈中，他故作不经意地透露说，自己在伦敦订购了八艘军舰，还为大清帝国招募了一支由六百名各国水手和退役士兵组成的雇佣军。目前，这八艘军舰正在他亲自委任的舰队司令、英国皇家海军阿思本上校的率领下前来中国。如果不出意外，几个星期后应该就能到达。李鸿章闻言大吃一惊，这也太离谱了，当初总理衙门下达给李泰国的指令是代购军舰，怎么他给拉来了一支军队？更让中堂大人震惊的事还在后头，李泰国变戏法一样拿出一份文件，说那是他与阿思本上校签订的一份协议。根据此份协议，这支新舰队的军需费用将由他负责从关税收入中分配，皇帝的命令只有在直接下达给李泰国时，阿思本才服从。另外，李泰国“在对任何命令不满时，可以拒绝下达”。也就是说，这支舰队将完全听命于他。
这是一支大清的水师还是他李泰国的私人武装？还有，谁能担保这批由无赖、恶棍、冒险家们组成的乌合之众不出乱子？当李鸿章把这一消息捅给总理衙门时，可以想见，朝野上下都让这个粗鄙无礼的英国佬给激怒了。
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咸丰皇帝的亲弟弟摄政王奕气愤地上奏说，这个英国人狡猾异常，中外皆知，过去屡次想把他罢免没能办到，趁此机会正好把他驱逐。
9月，阿思本上校率领的舰队抵达中国。几番谈判之后，他和李泰国私下签订的协议被废除，他得到的最新指令是立刻解散舰队，舰艇从哪儿来就退回哪儿去。当然，他和李泰国都得到了由总理衙门支付的一笔不菲的补偿金。李泰国的总税务司是当不下去了。我们的父亲，时年二十八岁的罗伯特·赫德正式取代了他。来到中国将近十年，父亲终于摘到了他梦寐以求的金苹果。
李泰国回国后，投资失败，佣金和补偿金全都赔光。他到处借贷，成了一个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邋遢酒鬼。有这样一个前车之鉴放在那，父亲敢不谨慎吗？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登上了中国这艘大船，就只能伴着它一路走下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如果失去了大清朝的信任，失去了这个职位，那么李泰国的下场很可能就是自己的明天。所以他总是这样警告海关内的高级属员们：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处于中国人的助手而不是主人的地位，我们拿中国政府的薪金，就只能是他们的雇员，如果谁不理解我们的这种地位或者没有执行我的解释性批示的精神，我就撤销他的职务！
他就像一个出色的走钢丝艺人，在两大帝国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上任后的三四年间，总税务司署在他的领导下壮大成了一个庞大的机构，在原有的上海、广州、汕头三处由洋员任税务司的新关之外，又新辟了天津、汉口、镇江、宁波、福州、厦门、烟台和台湾省的淡水、打狗[1]等九处。在一架老得快要走不动的官僚机器里，海关成了一个崭新的、充满现代气息的部件，并一直维持着高效的运转。几年来，海关不仅为朝廷还清了《北京条约》规定的一千六百万两的英法赔款，还为平定南方的太平天国源源不断地提供着财力上的支持。
他总算混出个模样了。这个个头不大、头脑敏捷、行事干练又以刻意的低姿态显得彬彬有礼的英国人，成了掌管军机处、领总理衙门首席大臣衔的恭亲王眼前的一个红人。他受到信任的标志之一，是年仅三十就被授予了正三品的职衔，戴上了饰有白色珠子的顶戴花翎。在历来讲究出身资历、竞争相当激烈的帝国官场，那是多少人熬白了头也熬不到的一个职位。他一个外国人，年纪轻轻就跻身帝国高级文官之列，这是何等的荣耀啊！
[1]打狗，今台湾高雄。
在上海江海关任职时，父亲不断收到爱尔兰阿马郡波塔当一个磨坊主的来信。这个经营着一个酒坊和一家小杂货铺的磨坊主乃是他的父亲，我们的祖父。祖父在信里一个劲地催他回去，因为这些年里老两口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父亲也的确有过动身的打算，但帝国南方那场持续多年的动乱不得不让他打消了计划。上海城外经常会有政府军和太平军拉锯式的交战，郊外没有一棵树是完整的，不是让子弹打光了叶子就是树身上留下了累累的刀痕。城内经常有外国人神秘失踪。各国军舰开始驶入黄浦江游弋。除了租界区，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对一般人而言，选择这样一个乱世之秋离开中国正是明智之举，但父亲认为局势越是混乱他越是不能离开。1864年5月，总税务司从上海移驻北京，他把安娜、赫伯特和怀孕的母亲留在上海。他这么做的真实意图只有自己清楚。除了他最亲近的几个朋友，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我们的存在。
在京城，新任总税务司——想想看，他还是单身——的终身大事引起了上层社交圈的热切关注。此人年纪轻轻却身居要津，又惯于向女性献一些小小的殷勤，正是京城命妇和公使夫人眼中合适的夫婿人选。据说总理衙门在授予他正三品按察使职衔时曾敦促他应当表现出适当的归化迹象，比如改换中国服制啦，作出永久定居的许诺啦，甚至，考虑娶一个中国女人为正式的妻子。对于前几项建议，他都很愉快地照办了。他说，只要中国需要我，我是没有理由离开中国一天的。对于最后一项建议，父亲说，他大概需要“一两天”来认真考虑。他当然不会坦白他已经有了一个事实上的中国妻子。当初他作出把女人留在上海的决定时早就打算把她打入记忆的冷宫了（我猜想，他之所以要求“一两天”的时间来考虑只是故作郑重姿态）。装模作样了两天后，他就兴高采烈地去领受那份新官衔去了。
我们的父亲又开始了身边没有女人的生活。他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他可以在一天里连续不断地同俄国、法国、英国和美国驻华公使谈话，第二天又可以花上五个小时向总理衙门的资深政治家文祥作一个关于中国对外问题的介绍。人们眼中的总司大人就像一架不知疲倦的工作机器疯狂地运转着。可是忙碌的公务消解不了他内心越来越深的孤独与空虚。白天他还可以伏在高脚办公桌上把自己完全交给那些枯燥的数字与表格，到了晚上，他的脑袋全被对女人的幻想填满了。梦中飘过的那些女人身体的局部让他的每根汗毛都在战栗着舞蹈。
他的生活又开始重复十年前刚踏上中国时的那个主题，一个灵与肉、宗教救赎与女色诱惑争斗的主题。那时他还是个刚满二十岁的领事馆见习翻译，住在宁波甬江边的一间小平房里，满心充满着来东方传播上帝福音的梦想，可黑夜降临时身体里绽放的情欲之花却让他一次次不由自主地滑向罪孽的悬崖。令他深感耻辱的是，自己似乎迷恋上了那种难以启齿的快乐。当太阳落下，潮湿的江雾涌起，他就为即将到来的又一个搏斗的夜晚而恐惧。像大多数出生于天主教家庭的人一样，在他的世界里，性与对上帝的敬畏从来是互不相容的。问题是上帝和女人两个他都爱。所以那些年里，战争一直在他的身体内部发生。
人的行为在精神和肉欲两者之间的紧张对峙，是维多利亚时代一个上层社会人士的隐私，即便生活在中国，他也不想因身体的放纵断送了前程。所以他只有克制，只有忍受折磨。只有用沾上了精斑的床单蒙着头，在摆脱不了罪愆的恐惧中无助地喃喃着，主啊，主啊！可是上天好像存心要通过诱惑来考验他的意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