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这一代人很少有自己的名字，不是叫王李氏就是叫张吴氏……我的母亲有名字，名字非常雅致，是外祖父起的。外祖父是曲阜的一位名绅。
母亲上有一兄下有一妹，兄妹三人从小饱受诗书礼教的熏陶。兄长加入了共产党，是位战绩卓越的军人。小妹嫁给了当时济南的媒体巨头，随老蒋去了台湾。
每当想起家乡，母亲眼里就会有一片大雾，这片大雾至今浮在我的心里，想起就下雨，是滂沱大雨。
母亲比父亲小十几岁。她的教养和风度至今让我惊叹！在她老人家80岁时，气质风度仍无人能比。遗憾的是，我们兄妹一群，没有一个像母亲，个个带着黄河的风韵。
那时父亲在国外，30岁仍没成家。据说，父亲身边曾有一位白俄姑娘，是否留下了一位混血哥哥，母亲也说不准。母亲说父亲心里总像有个结。为此，我经常会梦见俄罗斯。
祖母慧眼识珠，认定能拴住浪子心的就是我母亲。果真母亲不负众望，父亲见到母亲第一眼，就决定在家乡娶亲生子。
我外祖父十分不欣赏这位女婿。因为这位女婿没给他的女儿带来一天安定富足的生活。这是我外祖父母永远的挂念，直到九泉。
母亲曾说过父亲的“三大赌事”。
一次，父亲发回一火车皮粉条子，货还没落地，父亲就在牌桌上“赌”光了。在东北乡下我家曾有过一些房屋田产，后来没了。母亲问，父亲说“打牌输了”。
看来，父亲一开始并不是穷人。他曾是商人、地主、实业家。
一次，父亲把准备开号的几座窑钱不知“挥霍”到哪了。几座窑等着升火，几十万码坯子等着装窑，几十号窑工一家大小等着吃饭。
母亲恨恨地看着急得打转的父亲，扔下厨房的活，换上衣褂，打扮整齐，抱着孩子走了。父亲知道母亲真的生气了，也没敢多问，只好自己下厨给窑工们做饭。
到了下午，几辆骡马大车进了窑场。车上载着烧窑用的木柴，伙计们吃的粮食。母亲从车上下来，塞给父亲一摞老头票。
母亲在哈尔滨没有娘家人。有个同乡的老太太，只因同是来自孔子的故乡，便认母亲做了侄女。
老夫人是个阔人，家里有好几个买卖，在当地有些名气。穷富是个界河，除了逢年过节礼节性的拜访，母亲很少去。母亲出身诗书之家，是达礼讲究之人，很要面子。这次因为牵连着十几号窑工的生计，不得已舍下脸去求“娘家人”。
母亲只是顺便提起了这事，说的时候就像在说父亲英雄的传奇，脸上竟很幸福的样子。但对我的刺激挺大。父亲去世后，每次上坟，姐姐们都十分伤心地哭，尤其大姐像唱曲一样说东道西哭得天昏地暗。我在一旁很好笑地看着她们，趁机不停地偷吃供果。
这几大“赌事”困扰了我好多年。直到母亲去世后，我做了些社会调查，结论是：父亲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他信奉三民主义，家资的散尽跟父亲的豪赌没有关系，跟三民主义关系很大。
家对父亲是一个羁绊，父亲那颗不羁之心，在母亲的港湾里时时兴风作浪，但始终没有逃离。穷也好，富也罢，父亲这匹野马始终奔跑在母亲的牧场里。
母亲就这样跟随着信奉三民主义的父亲颠沛流离，无怨无悔，在冰天雪地的关东养育了我们兄妹一帮。
母亲说，父亲开了一辈子窑场，也没让她住上青砖大瓦房。最好的一座房子，还在1932年那场大水中毁于一旦。
7月，大雨滂沱，连降了27天。松花江水急速上涨，泛滥成灾，整个哈尔滨仿佛汪洋中的一条船，风雨飘摇。
那天，父亲照例来到江边察看水情，看到江堤上开始用整袋的面粉筑堤，知道水是挡不住的，急忙回来招呼着邻里乡亲往高处撤离。
父亲刚烧一窑砖，听说发水就没有启窑，预先在上面搭起帐篷。
父亲忙着往窑顶搬家什，运孩子。母亲急着烙大饼。
母亲低头往灶里添柴时，发觉柴湿了。父亲喊了一声：水来了！话音刚落，水已漫过了锅台。父亲一手抱着孩子，一手从窑顶往下搭撬板，高声叫着母亲快上来。母亲舍不得锅里的半生不熟的大饼，弯腰去取。父亲飞奔下来挟起母亲，刚跑上撬板，就听身后轰隆一声，房子被水冲倒了。
再看母亲挟在父亲的胳膊下，大饼夹在母亲的胳膊下。
大水最先从道外九道街决堤登陆，继而道里、太平受淹，一时水浪滔天，群楼置于汪洋之中。
“那水呀……”母亲每当讲到这里，都要闭上眼睛，她不忍再看当年的情景。
“那水呀！像从天上扑了过来。水流上漂着老牛，老牛对着窑顶哞哞地叫，眼里流着泪。那人哪，一沉一浮的都不抵那老牛，没有声息地漂走了。”
父亲挥舞着那块撬板，搭救了不少人。最让母亲心痛的是一个老乡亲的儿媳妇，她的手已抓到了父亲伸出的撬板，一只漂来的羊撞了她一下，就被急流旋没了。水落的时候，小媳妇窝在一棵树根下，手里还紧紧抓着一件花布衫。
到了夜里，水面驶来了几条大船。胡子趁水打劫来了。
父亲提着烟袋走出窝棚，蹲在水边抽烟，烟火一明一灭。大船从父亲面前慢慢地驶过，在周围打了几个巡，没有惊动任何窑顶，到别处去了。
大水经月不退，数万难民流离失所。父亲组织着乡亲搭了一条船到外地扛活挣口粮去了，避难的窑顶只剩下女人和孩子。
我家窑顶还逃上了一家人。两家各有一帮年龄相仿的孩子，各有一条个头一样大的狗。
孩子不知道这是绝境，突变的环境让他们兴奋了好一阵。大狗也跟着凑热闹，冲着天喊，冲着水吠。
窑顶太窄，孩子们开始打架。孩子一开打，狗也跟着掺和，各护其主。孩子打成了一团，狗咬在了一块儿。两个妈妈，一个拎着笤帚给孩子拉架，一个拎着棍子给狗拉架。
正在这时，水上来了一条卖香瓜的船。在大水围困、吃喝不济的特殊时期，香瓜卖出了天价。孩子们马上停止了打架，齐刷刷站在窑顶，眼巴巴望着卖瓜的船。狗也停止了厮咬。
母亲摸摸兜里的钱，看看几天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孩子，第一个冲着瓜船招手。看见母亲招呼瓜船，孩子们都激动得眼泪汪汪。
母亲和邻家的女人与卖瓜人不住地讨价还价，卖瓜人竟然动了善心，同意低价卖几个。价钱谈妥后，母亲把橇板搭在船上。
卖瓜人心术有点不正，看见窑顶除了几个小鼻涕孩儿，就是两个年轻的女人，他一边乐颠颠地挑着瓜筐往上走，一边嬉皮笑脸地盯着两个女人说浑话。
两条狗好像通人气，一看陌生人那德行，立即同仇敌忾，携手作战，吼叫着冲下撬板，卖瓜人连人带瓜掉进了水里，香瓜顿时七零八落地漂了一水面。
大水围困的孤岛上，一片笑声。
闯关东的女人们就是这样，在战乱面前不畏惧，在水灾面前仍然乐观。
母亲看看天，天仍然是蓝的。
东北地大物博，土地肥得一捏出油，扔下种子不用管，秋天就能小丰收。
闯关东来的，都是那些土地贫瘠地区的人，我们老家就是一片盐碱地，寸草不生，种十成收不回三成。
因此，父亲这辈山东汉子，用独轮车推着山海关那边的希望，带着一家老小到这里“掘金”
。他们一到就跑马占荒，一个奔一个来，很快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原汁原味的山东老乡部落，文化、习俗、饮食、盖房结构，老家什么样，这里就什么样。
本来闯关东的人是移民，是外来户，可是这个“部落”一旦住进本地人，本地人却成了外来的。大家叫人家“臭糜子”，当然人家叫我们“山东侉子”。
山东女人个个小脚。大概因为裹脚，把心眼儿也裹小了，有事没事就爱撮着个嘴笑话人。笑话本地人不讲究，公公儿媳妇住在一铺大炕上，儿媳妇下炕拖着公公的鞋，笑话本地人爱趿拉鞋，就是一双草鞋也能生生地把后帮儿踩平当拖鞋。
山东人穷讲究。穷得叮当乱响，儿子结婚，也要搭个窝，实在不行，也要把炕上最后一领破席周起来，挡在屋中间。另外，再穷出门也要从头到脚地整齐，鞋就是掉了底用草绳捆上也不允许趿拉着出去。
因此排外，把这里真正的主人排在了外面。生怕这里一切“走样”。
我们这个部落，真的住进了几个“外来户”，其中一家是乡下的财主。搬来时，骡马大车拉了一车的物事，老爷子抽着汉白玉的大长烟袋，挺着肚子，不正眼地耀武扬威走在街上，人送外号“大肚皮”。没过几天就蔫了，就有要搬走的想法，搬是没搬，开始夹着尾巴做人。
另一家是一位贫穷的乡下人。女人不太会过日子，吃了今天不顾明个。不像山东女人细详，锅里应放一瓢米，就放半瓢，留下半瓢，应付明天的饥荒。
这家女人每天拖着个鞋叼着烟袋爱串门子。山东女人绝对不允许抽烟的。母亲曾好奇，学着本地女人抽了一口烟，叫父亲给了一大耳光。
后来，这家男人死了，当时家里穷得连领裹尸的席子都置不起，人就挺在炕上不能发丧。这家的女人领着一双拖着鼻涕的幼小儿女，来到父亲面前跪下就哭。父亲二话不说，召集了乡亲们，张家一个铜板，李家一碗米，刘家一尺布……凑着份子，把人发送了，这可怜的娘仨，生活习惯很快被山东习俗同化了。
母亲是个性格随和的人，不论乡里乡外，和谁都能处得来。谁有心事，也来和母亲讲。别人托付的事就成了自己的事。
有一位乡下的老乡，夫妻双双故去，留下一个没出嫁的女儿，看着哥嫂的脸色过日子。有一天，哥哥把妹妹送到了母亲这里，想在城里找个婆家。母亲体谅没爹没娘孩子的苦处，给她寻了一个好婆家，像嫁女儿一样，把这个姑娘嫁了出去。
出嫁那天的情景，我还有模糊的印象。这个女孩子很高，大约有一米七五左右。母亲好像给她做了一身花棉袄棉裤。婆家送来的衣服穿在她身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花棉袄露出一大截，花棉裤露出一大截。母亲不停地用手给她抻吧，不停地用手擦眼泪。
在我的记忆里，家就像个驿站。
老家来人了，只要沾亲带故就要住在我家。有些山东家来的人，明明三棵树有更近的亲戚，也住在我家。母亲说，只要是从山东来的，都是亲人。那时我家非常穷。出差的、路过的放下一把家乡的红枣、一把地瓜干，屋里屋外涌动着浓浓的乡情。母亲杀掉家里唯一的老母鸡接风送行。
在我家有个规矩，是母亲立的。凡是自家养的鸡鸭鹅狗，一律不许宰杀，只能自然死亡。生存在我家的生灵是幸福的。从这点看，幸福还算真实的。
如果到了杀鸡的份儿，那是山穷水尽了。
家乡遭灾，投奔来的就是拖家带口的，而且一住就没日子。母亲的棉袄第二天就穿到了他们媳妇的身上，我的鞋也穿到了他们孩子的脚上。所以老家一来人，不管男女老少，我第一反应就是转移我的财产，包括铅笔小刀。
在那些穷苦的日子里，母亲就像冬日里的一盆火，烘暖过无数人的心。
母亲共生下9个儿女，活下的只有6个。科学家认为，活下来的是优良的，母亲坚持，夭折的是精品。
我有个姐姐叫红。红是战乱中出生，战乱中死去的。说到红，一定不能不说“大灰”。
大灰是条狗，是条黄色的狗。圆嘴巴，大环眼，眼周有一圈淡灰色的毛。哈尔滨沦陷的冬天，大灰正值壮年。
历史这样记载：
1932年1月26日，哈尔滨阴云低垂，大雪纷飞，路上行人绝迹。日本侵略军将要进攻的消息，使哈尔滨笼罩在一片凄绝、恐怖的氛围之中。1月31日，各界抗日人士在哈尔滨举行会议，推举吉林自卫军司令李杜等人主持保卫哈尔滨之战。2月3日至5日激战两天两夜，日本出动20多架飞机轮番轰炸，接着又以坦克开路，集中长谷旅团、岛田旅团的主力向哈尔滨市区发动总攻，哈尔滨沦陷。为躲避战祸，人们纷纷逃离。
哈尔滨沦陷那天，红冒着炮火出生了。天那个冷，下着大烟炮似的雪，生生把地冻裂成一道道口子。
父亲做了个爬犁，把全家放在上面。大一点的孩子绑在母亲的背上，小一点的搂在母亲的怀里，再大一点的拦腰系个绳子，拴在爬犁上跟着跑。刚生下的姐姐揣在了父亲怀里，父亲的背上是全家的口粮。
大灰蹿前蹿后跟着忙活。当一切准备完毕，父亲给大灰套上缰绳。
大灰非常兴奋，能和主人一起拉上这辆“战地装甲”穿越死亡，对忠诚的大灰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不知为何，主人解下它的缰绳，命令它看家。
家还有什么，除了一个空房子。它不知做错了什么，非常失望和痛苦，但它遵守命令，忠诚地立在门前，看着主人的爬犁走远。
突然，屋里传出婴儿的哭声。大灰蹿了进去，看见炕角包裹里刚刚出生的红。大灰叼起孩子狂追主人。
风雪交加，炮声隆隆，江面上黑压压的一片逃难的人群。父亲弯着腰，拉着一家老小。
突然，大灰立马横刀拦在了父亲的面前。
父亲歉疚地看着母亲，他没办法，只有迅速地把全家拉出江面，才可能逃出炮火，才有可能保证妻儿不被冻坏。
母亲看着父亲哭出了声。
父亲从大灰嘴里接过红揣进了怀里，把母亲背上的孩子解下驮在了自己后背，把跟着爬犁跑不动的哥哥绑在母亲的后背。大灰抢先站在爬犁前。
父亲说，如果没有大灰，全家很难逃离江面。
在逃难的日子里，父亲和母亲省下自己的口粮给了忠诚非凡的大灰。忠诚非凡的大灰，跟随我家一生。
以后的日子里，不管口粮多紧，包括三年自然灾害，别人都把狗宰杀了，只有我家延续养狗的习惯，一不宰杀，二与主人同甘共苦。后来，城市禁绝养狗，在几次灭绝性的捕杀中，母亲都是把狗藏在衣柜里躲过劫难。
被大灰救出的红像天仙一样漂亮，像大灰一样壮实。
到了第二年的秋天，老家来信，祖父去世了。父亲手头有事走不开，只好由母亲领上大哥、抱着红回家奔丧。
那是一个没有收成只有炮火的秋天。那时全国几乎都成了沦陷区。和母亲同路的是我的一位见人连话都说不好的表叔和他愣呵呵的半大不小的儿子。
火车走到半路遭到空袭，铁路炸毁，母亲一行死里逃生，改乘轮船。船走到一半又不走了，前面战事正紧。
在低等大通舱里，人像装豆包一样，一个挨一个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带的东西吃没了，一袋子的烙饼不知什么时候叫红尿湿了。表叔的儿子吃一口问一句：“婶子，这饼什么味呀？
”大哥起初不吃，后来熬不住了，也吃。
红病了。在母亲怀里烧得闭眼不睁。母亲把带来的药给她吃了，仍不退烧，母亲恐慌起来，觉察到孩子要出“天花”。
“天花”就是麻疹，那时是孩子的第一杀手。因为天花传染性极强，有的母亲一连串的孩子相继死去。我小时候，已研制出天花疫苗，接种的时候，胳膊肿得像个酒瓶子。但那会儿仍有很多孩子因出“天花”死去。
母亲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心中念佛，祈求保佑。
母亲大颗泪珠掉在红的脸上。红用手强拉开眼皮说：“娘，我好了，我都睁开眼睛了，我想喝水。”
低等舱找不到一滴水。母亲抱着红挤出底舱，找到了轮船的厨房。厨子偷偷给了母亲一壶烂面条汤。
母亲正要往外走，从旋梯上走下两个日本兵，一看母亲手里提的壶，上去给厨子一顿耳光。
母亲上前阻拦，说不是厨子给的，是她自己拿的。两个日本兵上下打量了母亲一番，放了厨子。
母亲白衣素裙，脑后盘着乌黑的发髻，虽然一脸的疲惫，仍旧楚楚动人。
日本兵正要无礼的时候，下来一个日本军官。母亲用半生不熟的日本话指着孩子向日本军官求救。
日本军官走近看了看母亲怀里的红，奄奄一息的红突然睁开了美丽的眼睛，看着日本军官。
日本军官看了红很久，红突然冲他一笑，日本军官也笑了。他想起了海那边他的女儿。
红救了母亲。母亲冒死讨来的一壶烂面条汤让红活着下了船。
下了船，在去老家的客栈里，红死了。
那天，红突然精神起来，她对母亲说：“娘，我要回去了。”她指指天上，“给我穿花衣裳，给我擦胭脂。”红是一个超乎寻常的孩子，不到一岁半就过早吧吧地说话了。
母亲给她穿了一件红色碎白花的衣服，用胭脂在她额头点了一个红点。这个在战乱中出生的女孩在战乱的颠簸中夭折了。
红死了，盘缠也用光了，下面还有一段不短的路。
母亲找到客栈老板，提起父亲。老板一听，忙说：“四爷！知道，知道。”母亲说，现在不仅交不上店钱，还要借些盘缠。客栈老板爽快地说：“虽然未和四爷谋面，但敬佩已久，这点钱不用还，算是一点心意。”
两天后，母亲一行回到老家，马上打发人把钱还了回来。
返回东北时，母亲又来到这家客栈致谢。
母亲在红死去的那个客房里独坐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去了扔红的那片荒野。
红已经不见了。红的小花袄被野狗撕得七零八落，在荒野中散乱着。母亲坐在荒草中大放悲声。
几十年后，当我做了母亲时，有一回无意提到了红，我竟像母亲当年一样放声大哭。我不是在哭早夭的红，我真正体验到了母亲当时的心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