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建于何时，母亲在世时不曾提过，母亲过世后，我不知道该问谁了。母亲是这条街的老人，是这条街的“史书”。
老屋的离去我是记得的。
那是一个暖风熏透的五月。父亲在他隐居的江心岛上度过了73岁的生日。他劳作着，苞米播下了；土豆种完了；地脚边，他为女儿们种下几株大红菇；窝棚前撒下了百合、野菊……种子在湿润的泥土里缓缓伸展，芽儿已听到了外面世界的风声雨声，听到了父亲劳作的喘息声，这一大片勃勃的生命就要破土而出。这时，父亲倒下了。
父亲肝癌已晚期。在当时，这还是个陌生的病名。
当父亲得知病情后，坚持从医院回家。他拄着拐杖，号令着大哥把已成危房的老屋推倒了。
新房立起来了，父亲永远地倒下了。上房梁那天，大哥把父亲背到工地，父亲亲手在房梁上系了一块红布条。后来，系红布条的那间房子始终没有装修天棚。那垂挂的红布就像父亲的心，温暖着我们，昭示着我们，陪伴着我们的母亲走过最后的时光。母亲过世时，灵床就停在这深绛色的布条下。
父亲病重期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邻居盖老师一家的深情厚谊。
老屋推倒后，我们一家暂住在盖老师家。盖老师家有三间草房，外间是厨房，里面是两个套间的居室。盖老师一家八口挤进了里间，外间让给了我们。
那时父亲已不能起床了，皮肤眼珠都黄了。肝病是传染的，盖老师是教生物的，他比我们更清楚这点。可是，盖老师六个大大小小的孩子每天都在父亲身边出出进进，像对待祖父一样亲切、自然。
盖老师每天下班后都会坐在父亲身边聊上一阵，他们有时很开心，有时会落泪。非常遗憾，那时我太小，无法理解一位生命尽头的老者和一位生命行进中智者的谈话。现在想来，盖老师是父亲弥留之际精神上最珍贵的慰藉。
有一天，我去建房工地，不小心踩翻了一壶开水，把脚烫起一层水泡。那时的疼痛我已记不得了，但盖师母情急之中抓起饭盆冲上药给我洗脚的情景至今不忘。那年我11岁。
房子刚刚建成，门窗还没安装，间隔也没砌完，大哥就急急地砌了一铺火炕，把父亲背了回来。
搬进新屋的那个晚上，天空挂着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微风从没有玻璃的窗口吹了进来，屋里弥漫着泥土的芳香。
父亲躺在炕上用手摸摸湿漉漉的泥墙，冲着母亲笑了笑。母亲把父亲扶坐起来，两人低低地说话。母亲把脸埋在父亲的手里无声地落泪，父亲仰着头久久凝望窗外那轮已经半缺的月亮。月光如水，新屋一洗如晶。搬进新屋一周后，父亲走了。父亲离世后的一个月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童年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父亲最后的日子，每个细节都像繁花似锦的梨树长在我的记忆里。
父亲去世前的几天里，每天都有好几十人日夜守候。除了老邻旧居，好些人我是不认识的。
一时间，贫穷、平淡、门可罗雀的家门，竟车水马龙。本该哭泣的时候，我的兴奋却大于悲伤。在父亲离去的头一天，我竟然率领与我年龄相仿的众侄儿们跳起了皮筋。我们这一群年幼无知的孩子，觉得这是家中最繁华的日子。
后来听母亲说，那些不熟识的人，父辈曾得到过父亲的帮助。那时的人们情感多淳厚，下辈子的人往往还能想上辈子人的事。现在能记住昨天事的人已经不多了。
母亲握着父亲的手说：“走吧老头子，别麻烦这么多人了，他们家里人要吃饭的。”父亲含笑点点头。
父亲走时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父亲的棺椁请木匠在家制作的，从选材到制作都由父亲过目。
棺材做得极为精细。上漆前，憨厚的二嫂没日没夜地用砂纸打磨了好几遍。十多年后，墓地迁移，父亲的棺木完好如初，红漆斑驳，棺头的字依稀可辨。棺木制好后，抬到父亲面前，由父亲指点着，从盖棺、起灵、行棺演练了一遍。
第二件，寿衣先由我二哥试穿。那是一套清朝款式的长袍马褂，圆帽顶上有一枚鲜红的顶子。二哥是个京剧票友，他盛装打扮，迈着标准的台步，展示给父亲。父亲像是在看二哥唱戏，欣喜地点点头。二哥满面泪水。
第三件，面教我大哥“指路”。大哥站在当院的一个方凳上，面向西方，父亲教一句，大哥喊一声：“爹，西方大路去！”大哥悲怆的喊声，震撼了所有人的心。父亲的灵魂在那一刻，由自己指引着去了另一个世界。
东方刚露鱼肚白，星星还没有完全隐去，父亲走了。三四百米的院落跪满了人。
在我印象中，父亲就是个种地的老头，沉默，务实，平常。当他告别尘世走向虚无的时候，那从从容容的态度，给了我提示，这是位矛盾的老人，在他平凡的一生中，一定交织了一些传奇的故事。所以我把母亲晚年时叨念的老事无序地记了下来。
父亲出生在山东黄河口子。祖父是个秀才。在山东祖坟的开阔地处有两棵树，树下是我们这支血脉的祖先。他的子孙们在给自己爹娘上坟祭扫时，总忘不了指着大树说，这是咱祖宗。据说，祖宗的祖先在哪朝哪代为官，犯了满门抄斩大罪，老家人舍命救出两个男孩，其中一个流落到这里，另一个不知去向。
我们的祖先先是在黄河入海的口子一带晒盐，后来在盐碱的荒原上拓荒屯田生生不息。谁承想，这片祖先拓荒的盐碱地下奔流着黑色的金子，现在是全国有名的胜利油田。
祖坟的古树下总有一些神奇的传说。说有一条千年大蟒，身上长鳞，头上长角，时不时地会金光闪烁地盘踞在古树上晒太阳。宅子中好多人都见过。母亲那年回老家给祖父送葬，在一个雨后的清晨，看见古树上一片金光，老人告诉母亲，那是神蟒，你的后人会有出息的。母亲牢记了这句话。这句话有些灵验，后来我大哥曾一度为官。
父亲在兄弟中排行老四。由于过多地接受了祖先生命链中叛逆的基因，从小桀骜不驯，用祖母的话说，跟那黄河壶口的水一样，是一匹脱了缰绳的野马。
父亲少小离家在中俄边境内外一带闯荡。后来因为母亲，在哈尔滨三棵树落脚，成为这一带颇具影响力的核心人物，大家叫他“四爷”。
当时有句话：有事找四爷。
闯关东的山东老乡能把父亲当成主心骨，不光因为父亲走南闯北颇有见识，最主要的是父亲的仗义为人。
有个做小本生意的老乡，夜里被胡子从炕上绑走了。
胡子就是东北占山为王的土匪。这些土匪有些特点，有的胡子比较仁义，杀富济贫，有些胡子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胡子捎来信，不拿出五百大洋就撕票。这个老乡曾在道外一家寿材店学了一手好手艺，头脑又灵活，倾其所有开了一个小寿材铺。他的寿材铺就靠手艺精、价格低，维持全家的吃喝。不知胡子怎么搞的情报，本应是绑一大老板，结果把他绑走了。
刀架在脖子上，家里的老婆孩子呼天抢地地找到四爷，要四爷出个主意。
四爷平日结朋好友，多少和江湖上形形色色的人打过点交道。他带上乡亲们筹集的30块大洋，只身一人去了匪巢。
这伙胡子在大顶子山一带，杀人越货的事干了不少，但都针对有钱人去的，骚扰百姓的事不做。
父亲像电影演的那样，被蒙上头带进山里，匪巢却没有电影里那份森严。
据说，父亲拍下30块大洋的时候，匪首大怒，喝令把父亲绑了。父亲身手敏捷，从土匪手中夺刀扎在了自己的大腿上。
匪首有些惺惺惜惺惺，为父亲两肋插刀营救老乡的仗义之举所折服，歃血为盟和父亲拜了把子。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揭发了四爷和土匪拜把子的事，就指此事。可是，那时父亲已过世。而且这个匪首成了抗日联军的主力指挥，在与日本人交战中牺牲。
我有一位表大伯，是奶奶娘家的侄孙。表大伯是位先生，斯文儒雅，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谈古论今，评说时事，就像今天央视的老白小水，是我家每晚必到的客人，他一到，我家就挤满了人，我家那时也就成为“播报大厅”。
这位倜傥的表大伯一直活到90岁。80岁时就糊涂了。10年来常说的开场白就是：“张家馆家窑，机务段太平桥。”
“张家馆刘家窑”是表大伯年轻时的记忆，“机务段太平桥”是他现在的记忆。
表大伯经常关切地问我：“那天，砖头瓦块打着你了吗？”表大伯说的“那天”大约有五十多年了。糊涂后，他一直把我当成了“那天”的姐姐。其实那位姐姐叫兰儿，出天花夭折了。那天，父亲抱着兰儿正在当街下棋，雷哥慌里慌张跑来报告：“窑场那儿闹起来了。”
砖窑场看热闹的人山人海。两家砖窑主为了争地盘正在火并。
其中一窑主应是财大气粗的刘家窑，来自山东黄县。另一窑主来自山东梁山，虽不如刘家财大，但天生一副梁山好汉的霸气。
闯关东的山东人起初是一股绳，到了后来，把关里的文化、习俗和浓重的宗族分歧带到了关外，“乡党”衅斗在这里不断上演，有时比关里演得更烈。
这里山高皇帝远，当时的政府根本就顾不到这儿。曾经也派过几个警察干预，结果警察被打跑了。
父亲本应该是看热闹的，看着看着，他就插手了。他把孩子往怀里一揣，双手各攥一块青砖，分开暴乱的人群，登上窑顶的最高处，大声喝道：“住手！把你们各自当家的找来！”当时砖头瓦块在父亲头上嗖嗖乱飞，孩子在父亲怀里吓得哇哇大叫。母亲闻讯赶到时，吓得几乎晕过去。
两窑主一看四爷说话了，都给了点面子。但局面已经失控。四爷飞出一砖撂倒一个持枪的后生。“都是关里人吧！自己打死了自己人，怎么向关里的父老报信？”父亲一向朗声大气，几句话都消停了。
后来两家窑主摆了酒席，在父亲主持下议和。以后虽然一直明争暗斗，但衅斗的场面没再出现。
说到“那天”表大伯立即再现当年飞扬的神采，但最后的评说，道出了他糊涂时对父亲最清醒的评价。
他说：我这表弟一辈子都义气用事，不光毁了自己的事，也毁了全家的日子。谁能记得你？你又是谁？我看他小时候在黄河里游泳，叫黄泥汤子灌糟愣了。
母亲说过大伯是个文化人，对父亲好多“义举”都不持赞赏的态度。大伯自从来到哈尔滨一直规劝父亲埋头打理自己的事业，少管闲事。当他的思想和他的生活观点无法影响我的父亲时，便对我的母亲寄予了无限的关心和关注。90岁了，每当见到我母亲时，都摇着头说：“弟妹呀，这辈子跟着我的表弟受了多少惊吓。”他看母亲的眼神永远充满了爱怜。
说起父亲，母亲从没有过任何埋怨，总是一脸幸福。
大到人命官司，小到婆媳不和，只要找四爷，四爷就一管到底。母亲说他是乡邻的“政府”
。
闹霍乱那年，一屯子人相继传染，每座房子都停着死去的人，庄稼荒在了地里。
霍乱也带进了城，一时人心惶惶，有些日子过得去的便打道回府了。好多老乡就是在那年，回到老家再也没有出来。
有个单身年轻人，在木匠铺学手艺，不幸染上了霍乱，被东家立马轰了出来。青年举目无亲，身无分文，躺在一个空马棚里，眼睁睁地等死。
父亲略懂些医术，不顾大家劝阻，每天熬点中药汤，给这个年轻人灌上，年轻人渐渐缓了过来。
一天，父亲问：“能站起来回家吗？”
年轻人说：“能！”
“好！我给你凑点盘缠去。”
父亲找到那个恶东家。那个老板抠得出名，但碍于父亲出面，只好拿出些银子。父亲又找到几个老乡给凑了点，打发那个年轻人回了老家。
后来，这个青年在老家娶妻生子。他的儿子很有出息，大学毕业后，成了公安战线一名官员，每年春节都来看望父亲，父亲过世时，按照山东的习俗，摆了“路祭”。“路祭”是对德高望重的逝者一种极高的礼遇。
有一次我和儿子讲到他外祖父的故事。8岁的儿子说：“我外祖父是安南哪！”安南是联合国的秘书长，儿子8岁那年，他为调解中东问题，频频在电视出镜，这个黑人爷爷给儿子的印象十分深刻。
用儿子这代人的眼光看，外祖父做事太没方向。既然“黑白两道”，穷人也帮，富人也救，总该有点企图，树立口碑，积攒公德，参加个什么“州长竞选”或“捞点钱财”，听滥了外祖父的故事就是“仗义”二字。
“仗义”的现实意义暂且不谈。父亲故去时彰显的分量足以让我对儿子说：不论观念怎么变，“仗义”还是为人崇尚的。
父亲活着的时候，帮人助人，从未讨过人情，当他“西去”时，好多人，包括他们的子孙，都戴上一条孝布，表达不忘的感激。
我的堂兄雷，为了报答父亲，在父亲去世时，力排千难，了却了父亲最终的心愿。
雷哥是大伯的儿子，受大伯之托父亲带他来到东北。日本人抓劳工，把他和几个老乡抓走了。正在外地跑生意的父亲闻讯赶了回来。他打听到了这批劳工的去向后，对母亲说：我出去两天。母亲知道这次的凶险，又知道父亲的脾气，只能绝望地看着父亲走了。
父亲潜伏在劳工点的密林里几天几夜，侍机救雷哥。不料被日本人的狼狗发现。在狼狗扑上的瞬间，父亲折断一棵树杈把狼狗打死了。当时两个日本兵愣住了，这是两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当两个小兵缓过神时，父亲已起身钻进了密林。父亲从小习武有一身好功夫。两个小兵冲着密林一阵扫射。枪声引来鬼子的包抄，父亲被当做逃跑的劳工抓了回去。
父亲被毒打后吊在树上示众，准备当众喂狼狗。父亲在人群中发现了雷哥，他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奄奄一息的父亲在看见雷哥的时候，叽里哇啦大声向日本鬼子求饶。父亲能说点日本话。日本鬼子觉得这个劳工不可思议，本来是抓不到他的，是他自己从树上跳下正好落在他们手里。灌辣椒水时他都没屈服，吊了两天终于求饶了。日本人心里有点平衡了。再说工事十分紧张，又缺人手，鬼子把父亲扔回了劳工棚子。
几天后，父亲带着大家从事先观察好的路线逃了出去。
在出逃的那个夜里，雷哥发生了意外，他染上了疟疾被扔进了死人坑。
父亲深夜爬进死人坑，在死人堆里翻出雷哥。雷哥尚有呼吸，父亲把他驮在背上逃出。
父亲的一生就像黄河入海时那么壮阔，一旦汇入海里，其雄浑的黄色清澈成蔚蓝色的浩渺，其承载的故事，传奇得令人置疑而又千真万确。
父亲是黄河哺育的儿子，黄河的浩荡和关东荒野的剽悍造就了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