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那时的雨很大我们和着路边碾压的泥做了一架泥飞机——题记大约快上中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地球仍在转动。
中国这块雄鸡形的大陆板块凝滞了。
一时，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南北革命大串联，全国山河一片红。
当时有著名的四大派系：造反派、保皇派、逍遥派，还有一派是被打击的“走资派”。
因为我小，成不了气候，哪派也不是。于是整日游荡在街上看红卫兵拉帮结伙地打嘴仗，跳忠字舞。有时顺便拾点传单大字报回家点火用。那时，大字报、大辩论、大游行是街头一景。
该上中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过了白炽期。工厂开始复工，学校开始复课。
我们还没来得及读初中，就成了高中生。
儿子说他们早自习大多是背外语单词。我们的早自习是朗诵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十六七岁的女孩声音清亮得像泉水，男孩正处在青春变声期。整齐划一的背诵，听来极有韵律，和声悠扬。教室里一片晨光，我们的脸上都充满圣洁。
因为初中断档，连续性的理化课基本不讲，拣些常识性的、独立性的简单的课讲。语文课内容多一点。《毛泽东诗词》、《曹刿论战》、《纪念刘和珍君》、《海燕》……古今中外每篇课文都弥漫着硫磺的味道，读起来总有一种战斗的精神。
读毛主席的《沁园春？雪》时，我心中是另一种升腾，一种无法诉说的崇拜。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唯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语文老师说，非帝王气质者，写不出如此磅礴大气的文字。
语文老师知识渊博，于我印象很深。他的公开课讲的是《海燕》。那天校内外来了好多老师。平日听他的课十分好，公开课听起来特别扭，像演话剧，又不入境。特别文中最后一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明显带有个人情绪，大有前几天听央视主持黄健祥解说世界杯意大利和澳大利亚之战时的狂热。
毛主席的《沁园春？雪》，注定了我今生对大雪的热爱。一年四季里我最喜欢的是大雪纷飞的时刻。雪与我生命似乎有了某种关联。母亲去世时，大雪铺天盖地。我出嫁的那天晚上，大雪如约而至。
那会儿还开了一门俄语课。所学的词汇大都与战争有关。什么“举起手来！投降吧！放下武器……”教我们的俄语老师却极其温婉，那些词汇一经她说出，失去了杀伤力，本来充满硝烟的一课，变得像江南的细雨，现在想来心都被润软。
三十多年后，俄语老师从九江回来探亲，仍然是我们记忆中的美丽。
那是一个颠覆的年代。
学工、学农、学军是主科。数理化倒成了副科。
每天清晨，背上书包，扛上一杆木头枪，塞上一个窝头上学去了。
我的木枪做得十分难看。说它是个网球拍，比球拍长，说它是杆枪又很抽象。三姐单位的木匠一定觉得学生扛枪上学有点不靠谱，随手找了个木板子削了削，在三分之一处留了个鼓肚，在肚中间凿了个眼算是枪大栓。不过这杆枪的木料挺结实，怎么摔打都没折，成了我班男生打架的好武器，一有群殴，抄起来就走。一仗回来，基本完好。“是支上好的卡宾枪！
”
我搞不清卡宾枪什么样，说卡宾枪的男生肯定也没搞清。
军训课相当于现在的体育课，不同的是每天必上。
一次上军训课，操练匍匐前行。
昨夜下了一场雨，操场上坑坑洼洼有些积水的地方。一个男生前行的方位恰好有个水坑。本来可以绕过去，他偏偏逞能，从水洼上爬了过去。这一“壮举”赢得班长的喝彩。
班长是个高高的男生，有着同龄孩子少有的稳重和干练，颇具领导气质。用现在标准衡量，是一个“胡军式”的俊朗小生。
有几个漂亮女生就背地里叫他“水牛”。当时我们正在学郭沫若的作品，有篇诗叫《水牛赞》。此典源于一次军训后，他一口气咚咚灌下一瓶水。很了不得，连喝水的细节都引起女生的关注和捕捉，足见其魅力。看样当时有不少女生暗恋他。
班长不仅有女生缘，在男生中更是大哥级人物，一呼百应。看到班长喝彩，大家争先恐后请战。结果，一课下来，三十多男生女生个个成了兵马俑。
那天我“幸免”。因为扫除。
我站在窗前一直看着，看着操场上的泥水被爬得干干净净，一直考虑他们的衣服回去怎么洗。另外，我还想，那个水洼是那个男生的荣耀，大家都去摹仿，特没劲。
同学回到教室，我显得有点孤单。有人建议我去“补爬”。
补课、补考、补缺，还有补爬，中学时代就是一个创意飞扬的时代。
我那天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咔叽布裤。把一件带补丁的咔叽布裤水洗成白里透蓝，是个艺术活。洗重了会麻花，洗轻了不透亮。别看膝盖上有块补丁，这和现在穿一条带洞的牛仔裤一样时尚。我想好了，如果“补爬”，我就脱下裤子，穿着花短裤去爬。
班长也可能怕发生这样的事，没有采纳“补爬”的建议。他冲我笑了笑，他笑的样子让我很感动。直到今天，他的笑于我一直是温厚的。
儿子问我，你们那会儿敢在课堂吃零食吗？我说，敢，但没有。
那时穷得没有零食可吃。如果起来晚了，连早饭都吃不上。
记得一个同学总是来晚，总是在读到《愚公移山》时他才进教室。老师很生气，说愚公挖山不止，你是迟到不止。他很倔和老师犟嘴，老师就扯着他的书包往外推他，书包里一下滚出一个窝头。窝头里塞了块咸菜。我的同学大为恼火，甩开老师的手，几步过去，捡起窝头，坐下就吃。真是让我们羡慕坏了。
这可能是第一个发生在课堂上的吃零食。
和儿子谈起我们的岁月，上高中的儿子很关心那时有没有谈恋爱的。
我想了很久，肯定地说，有。又肯定地说，没有。
我们班有个显著优势，美女班干特别多。几位当班干的女生都天生丽质，聪慧机敏。现在见面，我还有“相形见绌”的感觉。
青春躁动的年龄，早恋倾向是顺风顺雨的事。放到今天别说高中，就是小学生也不足为怪。
可那会儿不行。
校园有个“麻花与玫瑰”的故事。说的是一个男生公开送给一个女生一根麻花。一位神经过敏的女教师，把“麻花”当成了“玫瑰”，一时风云乍起。那些对漂亮女生有点幻想的男生，那些对“帅哥”有点意思的女生纷纷转入“地下”。
现在听说有人想在网上开家“暗恋者俱乐部”，我看此创意晚了100年。
人创造历史的同时，历史也创造了人。我们的青春面目一直蜷缩在历史的影子中，有时不合逻辑或面目全非。
海面虽然平静，炽热的潜流在海的深处一直涌动。当气候适宜的时候，一旦爆发，就会形成海啸，积发的岩浆把海水染成红色。
很遗憾，你无法从这代人身上寻找出那炽热的东西。在海的深处也许曾默默地燃烧过几次，便化作永远的礁石，任凭海水的塑造。海面依然保持着一种淡定的风度。
搬家的时候，整理书柜，无意翻开一本书，在书脊的部分，有一首四行诗，像是抄录的一段歌词。字写得很工整，很用心，很拘谨，属于17岁到20岁那个年龄的，青涩涩的。
由于过了好多年，字迹已黯淡。可是迎面扑来的是一种鲜活的情愫，它含蓄谨慎地表达了对这本书的主人一份单纯的情感。
这本书都借过谁？已无从想起。后来我写了一篇散文《我才看见你》。
“当儿子上了初中，我才看见。你是谁？
“你是否曾伤心书的主人竟如此漠视了这份纯真的传递？你在书里静静地等候了近二十年。
二十年你沉默不语，像一片夹在书中的枫叶，直到干枯，直到死去，那红的颜色一如既往。
那时的失落或许伤感，已像一枚青涩的果子成熟落地，酿成酒浆。你呀，或许早已忘了这些。可我竟莫名地望着你很久，用手接住这几行久远的字迹。”
多年后，我依然佩服那位送麻花的男生。那个“麻花与玫瑰”的故事，算是我们中学时代的一抹绚烂的色彩。
扛枪上学的日子像一次季风很快就过去了。紧接着是学工、学农。
学工比较简单。在校园的操场上垒上一个小砖窑，校工宣队派了一位师傅教学生们烧砖。砖的毛坯细化成了指标派到每个学生头上。放到现在，是难为学生，也难为家长。那会儿，对我们来说，小菜一碟。别看数理化跳格学，和泥做大坯可是一步一步学会的。那时大多住平房，许多房子就是大坯垒的，住楼房的孩子有点为难，但毕竟是少数。于是调配成小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别说，小砖窑还真的烧出一窑砖，垒了学校的院墙。
让我们为难的是“积肥”。
“积肥”是个动词。把城里的人畜粪便捡拾到一起，送到乡下，沤成肥料，施到田里。那会儿长出的粮食、瓜果蔬菜都比现在的好吃。
寒假一到，布置的第一个作业就是“积肥”。开学那天，你可以不交作业，但不可不交“肥料”。
为了完成任务，我在当院摆了几块砖头，挡了个木板，告诉全家男女老少，在外无论多急，都要跑回来“方便”。肥水不流外人田。
最有意思的是看见邻家小孩“拉□”，就站在一旁等着。有时，为了拾几个马粪蛋，跟着马车跑出好几趟街。大多无功而返，前面已有人背着粪筐等着。那已是人家的地盘。
夏锄秋收，是我们学农的大课。
秋天，我们去兰西一个生产队掰苞米。
苞米已被割倒，一垄垄铺在地下晒着。早晨下田，苞米秧上铺满了白霜，太阳一晒，苞米秸干得像锉刀一样。手套用不上一会儿就磨破了，手被割得一道道血口子，抓在冰凉的晨霜上，非常疼。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三岁开始背的诗，真正体会其内涵的时候，是学农劳动。学农劳动于每个人都受益终生。现在城里的孩子缺少了这一环节。缺失这一教育，比缺失一门功课重要得多。
掰苞米比赛，是每天最激情的时刻。大家忘了手疼，你追我赶。
秋天的天空高而清澈。偶尔飘来的白云像驶过海面的船帆。站在田里望去，田野的尽头融在蓝天里。
我忘了手疼，不是因为竞赛，我对竞赛早已失去了兴趣，因为竞赛有“黑幕”，回回都是那几个美女班干争先。她们哪会干活？
我把自己也融在蓝天里，不停想着一个诗人的几句诗：
在海的那头是森林是木屋是一盆金鱼……因为记不大清楚，于是又把自己想成《拾穗者》那幅油画里的农妇，在金黄色的已经割完的麦田里，穿着肥大的衣裙，弯下腰捡拾麦子。
海的那头传来歌声。
好多同学都完成了竞赛，坐在地头上。阳光无遮无拦地晒着他们年轻饱满的脸，他们身后是天幕斜垂下的“海”。那景致像一幅明朗的油画，一直挂在我的心里。
唱歌的男生，在这里我叫他“猫王”。他是位才华横溢的男生，为人随和，大大咧咧，不修边幅，颇有艺术家风范。他从不介意怎么叫他，因此同学这么叫他，老师也这么叫他，一直叫到现在。现在他在一所大学里任教，是位教授。
我俩曾合作办过班级的板报，我的编辑生涯，应该是从这时算起。有一次我写字，他画插图。他大咧咧地夸了我一句，说我作文写得不错，我很在意猫王的夸奖，到了暑假，抢着加入了有猫王的学习小组。
那天比赛，我落在了最后面。
和我做伴的还有一位女生，我俩垄挨垄。我见她左顾右盼，像是在找什么，就用苞米穗打了她一下，她紧张地抓住我的手说，你看前面。
前面是一座坟。坟里埋的应该是这片土地曾经的主人，他守望着这片儿孙的土地，守望着这片成熟的苞米。
平常，大家要互相帮助，先进帮后进，这叫“一帮一，一对红”。可今天没有一个人来帮忙，全都坐在“海”里唱歌。
女生很幸运，那座坟正好卡在她那垄地的中间。越过坟丘，一下落我好远。她头不抬眼不睁拼命往前干，好像坟里会马上冒出个鬼来。
我很沮丧，一屁股坐在了坟旁边。坟旁的那堆苞米大得出奇，可能营养丰富，怎么剥也剥不完。
老师在喊：“回来，小胖！不许帮她，我看她今天磨到什么时候！”我抬头一看，老师气呼呼地叉着腰，小胖歪着脑袋看了老师一会儿，置之不理地朝我走来。
晚上，猪肉炖白菜粉条，烙油饼。
烙饼的场面很大。烙饼的社员蹲在一口直径约两米的大锅台上，挥着一把大铁锹翻饼。我们头一次看见用铁锹翻饼，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厨师见这么多人观摩，来了情绪，挥着铁锹把饼高高抛起，转一个圈摔到锅里，那架势很像二人转里的耍手帕。
油锅吱吱响着，灶火不紧不慢地燃着。香气四溢的油饼引来村里一大群孩子。他们拖着鼻涕，流着口水，在场院里打转。开饭的时候，生产队长大喝一声，孩子们四下跑散。
快吃完的时候，小胖端着饭碗凑到灯下看了半天，然后拉了我一下：“看看这是什么！”我仔细一看，以为是葱花。再仔细一看，是一层肥硕的菜虫子。我吓得差点没把碗扔了。看看大家正吃得起劲，尤其那些男生一个比一个狼吞虎咽，我俩没做声，悄悄把菜倒了。
我们住的房东，是个奶奶。她带着两个孙女和我们住南北炕。听说老太太很刁蛮，因为儿媳妇没生男孩，就给人家气受。后来儿媳上吊了，就吊死在我们住的那铺炕上。本来这里住了六七个女生，都吓跑了，就剩下我们四个，非常清静，早操不去，班长都不介意。
被驱赶的孩子里有我们房东奶奶的孙女。于是，我们偷了几张大饼。大饼藏在同屋一个女生的套袖里，谁料，放下饭碗就地开会。不知谁把我和小胖倒菜的事告发了。
油饼很热，烫得那个女生不住咧嘴。她一脸愁苦，扔也不是，留也不是。不知这位女生是否还记得这事。
老师一再追问扔菜的动机，我和小胖始终没说出真正的原因，一怕伤害农民的感情，二怕大家听了反胃。只是说，资产阶级思想比较严重。我们老师虽然严厉，回回都是管得严，放得宽。比如同桌偷书之事，老师一句话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我曾有位同桌，沉默寡言比较内向，同桌了一个学期，也没说上几句话。他有一个爱好，修理钢笔，他的铅笔盒里有许多破钢笔。上面讲课，他就在下面拆卸组装那些破笔，满手都是钢笔水，学习一点也不用心，但为人做事很踏实，当我钢笔没水时，他会一声不响地捏给我几滴。就是这个憨实的男生，做了一件让大家“刮目相看”的事。一天，新华书店找到学校，说他偷了一本书。还是一本革命故事书。我们老师说，窃书者不为贼也。因为老师这句话，这位男生在我们心中的分量倒重了。
除了秋收，还有夏锄。
夏锄的季节，空气像抽干了一样。田野上没有一丝风，太阳总是在头上挂着。
来了上百号草苗不分的城里孩子，像蝗虫一样，把农民辛辛苦苦种的苗拔掉，生产队长惶惶不可终日。管吃管喝不打紧，就是糟蹋点粮食；拔苗不拔草，可是毁了农民一年的指望。请神容易送神难。学校和生产队都有各自的政治任务。学农是学校教学大纲规定的课程，改造学生的世界观，是生产队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根小小的“银针”平衡了这个夏天的烦躁。
一位以大辫子著称的女生，跟着中医的父亲学了点针灸。下乡劳动，给了她临床的机会。因为她，老农民们另眼看待了城里的孩子。后来这根“银针”扎到了日本，又从日本扎到了珠海。现在她在南方有了自己的医院，成了当地的名医。
夏锄的时候是雨季繁忙的季节。
写这篇文字时，外面正下着雨。前些日子，松花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枯水期，航运暂停。人等着水喝，树等着水喝，庄稼等着水喝。电视新闻上，看到一辆载着大炮的车跟着云朵跑，儿子改编了一个笑话讲给我听：
老天爷看见炮车就说，多大点事呀，不就是下点雨吗，至于用炮轰我吗？我给你下。恰好这几天是哈洽会，礼炮声不断，于是老天爷闻声就下，一个星期没开晴，电视新闻由“抗旱”
开始播报“抗涝”。
外面的雨让我想起夏锄的雨，还有雨中的那顶草帽。
那天眼看从西南压来一大片厚厚的云层，云越来越低，感觉触手可及。
拔了几天草，我的手脚都肿了。跑起来一瘸一拐，老师曾要我休息，我不愿一个人留在场院里，除了一群鸡，还有几头驴，什么也没有，于是我很积极地说：轻伤不下火线。
一望无际的田野没遮没拦，雨斜着往下泼。一个男生飞快从我身边跑过。突然他又跑了回来，伸手想扶我，犹豫了一下，把草帽摘下来扣在了我的头上。
事过多年，我曾和他说起这事。他显然没了记忆。可我的记忆很深，挥之不去。
我曾对一个男生说，我还记得小时候，他送给我半卷糖。他就是一个乐，他无法记得这件事，他一直以为我在编故事。实际上是真的。大约小学二年级时去动物园野游，那时物资匮乏，孩子们围着小卖部抢着买糖，平时没有零钱花，因为一年一次野游，不管穷爸爸还是富爸爸，都给几个零钱。
我运气不好，挤到跟前糖卖光了。就因为馋，我哭了起来。这个男生见状把手里的糖一掰两半分给了我一半。那是一卷薄荷糖，三分钱一卷，像一分硬币那么大，像止痛片一样白，比止痛片松软。这个慷慨的男孩比我还小，现在见了还叫我姐。还是那么慷慨大方。真是从小看老。
许多年后，小学的一位同桌在电话那头说，还记得我吗？小时候勾过手指头。一句风趣，让时光倒流40年。那是一次清明节扫墓，小男生一排，小女生一排，两路纵队走着去文化公园。老师说，都牵着手走。我听话，伸手去牵同桌的手，同桌不是谁说话都听的学生，挺有个性，缩着小手就是不肯。我就劝，牵吧，老师让的。同桌勉强伸出一个小手指，我们就小手指勾小手指，应付了老师的命令。
人生会遇到许多事，许多人。在过眼烟云中，沉淀下来的往往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每当想起，一种感动，一种温暖，像春雨一样润在心头。
小胖、小双和小花是我中学最要好的伙伴。我们都老了，只有那时的故事，时想时新，永远年轻。
小胖和小双是孪生姐妹，小花从小没有父母跟着哥哥姐姐长大，我们四个相伴上学，迟到了老师准会问：“说，谁等谁了？”不说，就心甘情愿地一起罚站。
后来分了班，四个人三个班，只有我和小胖在一个班。但四个人仍然形影不离，老师叫我们“四人帮”。那会“四人帮”还没倒台，还没有这个特殊的称谓。可见我们这位老师不仅数学教得好，无心的创意也走在了历史的前头。
没有足球，没有网络，没有电视，那时的文化生活是“三三三”：三部电影，三个样板戏，三个芭蕾舞。
三部电影：《地道战》、《地雷战》、《英雄儿女》；三个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三个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红嫂》。光《英雄儿女》我就看了七遍。当时我们四个全都梳着王芳的小辫。
谁要搞到一本书，一本在“禁”字之列的，谁今天就可以妄自尊大。有时一本书你看上半夜我看下半夜，第二天上课，就像现在侃世界杯足球一样激情。
小双一回借了好几本书，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静静的顿河》，其中一本《牛虻》，大家说是有关种地的。我看封面那个外国人不大像农民，就捡了去读。
这本书对我产生的意义深远，尤其里面的凄美爱情，让我欷□不已，一度向往传奇，向往邂逅，向往侠客骑士。书中的亚瑟让我久久暗恋。有幸又读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对侠客骑士的热情才有所减弱。
天下孩子都有一个通病，越是不让碰的东西越有好奇心。比方你对一个小孩说，那边是个水坑，千万要小心，那个孩子一准要去堂。那会儿家长、学校都反对我们去读有“毒”的书，我们读此类书的热情越发高涨。古今中外的几大“毒草”就是中学时读完的。一生中看书最多的，就是那个时期。没有选择，没有目的，每本书里都有一盆清水洗着心灵。
小双弄回一套《红楼梦》，而且想看多久就看多久。
为了炫耀自己对《红楼梦》看得深刻，我还买了一本有关《红楼梦》的评论。因为买这本书差点发生了“同桌事件”。
这本书好像是三角七分钱。终于攒够了买书的钱，没承想，把书拿到手，怎么数怎么少了二分。当时如果不是书店的阿姨看得紧，我真想像我同桌一样，拿着书开溜。
我懊恼地走出书店，无意碰到了衣角，原来二分硬币从衣兜缝里藏到了衣角里。我站在书店的窗外，一点点把它挤出来。想是书店的阿姨隔窗看见了我的窘相，我一进书店，她笑嘻嘻地把书递给了我。
这个书店我记得，叫太平新华书店，现在还在东直路上。那时店面很大，现在店面很小。
那本书叫《红楼梦是一本写阶级斗争的书》，现在还存在我的书架上。在这本书的导航下，我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品读了《红楼梦》。
双和胖还有花，都是用才子佳人的多愁善感在读《红楼梦》。里面的诗词酒令她们背得比“老三篇”还溜。
尤其双和花在《红楼梦》的影响下，开始读唐诗，并写了一些诗互相交流。至今我记得一句诗是这样写的：“花隔数地来看秋”，仅从字面上理解，如果“花”看到了“秋”是何等的意境，怎样的心情。我很崇拜她俩，后来，她俩都不写诗了，双做了一名会计，和枯燥的数字打交道，花很早就嫁了人，活得也很辛苦。
如果说双儿花儿有一个“诗人”的梦，我和胖儿就有一个“导演”的梦。
因为没有高考一说，放了学也没作业。我们不像现在的孩子这么累，闲着没事就领着一群没事的孩子排戏玩。
有一个水泡子干枯了，变成了一块平整的沙土地。每天黄昏，就有一群孩子在那里翻跟头，打把势，像个马戏团。
看完样板戏，就举着一把水壶高唱《红灯记》；看过《红色娘子军》，就穿着家做的布底鞋用足尖跳舞；看过一部香港电影《屈原》算是开了眼，把看过的小说中的情节，每人派个角色，开演。演得最多的是凤姐、刘姥姥、焦大。把《红楼梦》改编成情节剧，小胖当属第一人，我只算个助理。
小胖的组织策划能力和她的魄力那时已显山露水。后来下乡，她当了青年点点长，领导着好几十人在山上种黑豆和都柿。当中国股市相当不成熟的时候，当东北股市刚刚起步的时候，她就果敢地大踏步地闯进股海。“股海”无边，沉沉浮浮。但她的锐气愈战愈勇，锋芒不减，见到她，你就会这样想，明天的太阳一定是火红的。
当时最流行的是被谱成曲的毛泽东诗词。我们把谱成曲的诗词编成舞蹈。跳得最深情的是《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直上重霄九。
问询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伟人的浪漫柔情，虽然让我们用足尖表现得很生硬，但抒发了我们青春中渴望的情感。这种水袖轻扬、如梦如幻的舞蹈，最后还是在刀光剑影中落幕。
那是一个无歌的年代，我们却每天都在歌咏。那是一个无舞的岁月，我们却整日地跳舞。我们把一段无颜无色的青春涂成了金色。如果有影像留存，可以映出一段特定历史、一个特定环境中孩子们的率真和心态。
要毕业的时候，传来要恢复高考制度的喜讯。于是，木头枪做了柴禾，小砖窑已成了历史，积肥成了昨天，夏锄秋收成了去年的往事。
为了乘上“高考第一班车”，学校做了不懈的努力。每天教室书声琅琅，各种学习活动接踵而来。那时我还当了一阵班干部——学委。
整个中学时代，有了第一次数学竞赛，也是唯一的一次竞赛。
这次竞赛也算是高考的一次演练。因为参加的人不多，记住的人也不会太多。但我是记得的，因为我进入前三名，很自得。每次我都是向儿子这么大肆炫耀。实际上，我和第一名差得很远。
第一名是我班的一个男生，人称“数学大拿”。“大拿”相当于现在的“大腕”。竞赛最后一道加试题只有“大拿”做对了。用儿子的话比喻，我和“大拿”是高速公路上的宝马和松花江，没有可比性。
这次竞赛，猫王第二。和我并列第三的是三班的一个男生，后来听说自杀了。很可惜。
如果赶上恢复高考这班车，“数学大拿”考个名牌大学是没问题的。
可惜“高考”在我们毕业五年后才姗姗来迟。
五年是怎样一个概念？我们经历了上山下乡，经历了返城就业。历史改写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也改写了历史。历史这样记载了我们：这是一群没有文化的知识青年。
那年，我有了一份像样的工作，做了一名团干部，每月能挣36元人民币。36元对那时的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当面对高考“班车”驶来时，我已丢失了自信。
“数学大拿”也没参加高考，其原因是否像我一样？
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自信，是件可怕的事。机缘稍纵即逝。因为这个过程的缺失，我的人生起点一直很低，直到现在。
大概读完了庄子的《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大概读完了毛主席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我们中学毕业了。
那时毕业照上大多写着：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其实我们大多数没有离开这座城市。我曾写给小胖一首诗，里面有这样的句子：
一个城市不算远可又远在天涯那是琐碎的日子磕碎了飞翔的双翼当回过头来儿子已像山一样因事隔三十多年，许多人和事断断续续，真实或不真实，但一份情感是真实的，见证着我们特殊的年代，见证着我们飞扬的青春。文中涉及的同学和事件如有出入和不当，请见谅，权当青春岁月的一段歌行。
最后把法国杜拉斯《情人》中的一句话送给这段记忆，送给我的同学们：“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特意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的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貌。”
2006年7月22日写在儿子高中阶段，送给龙儿18岁生日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