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夏天快结束的时候了，那天晚上正好大队有电影，这样的好事一般几个月才轮到一次，在村里除了过年就数看电影最热闹了，几乎所有的人都聚集在小学校的操场上，我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天没黑就早早的来抢占一个好的位置，放好板凳，我们就在周围一边嬉闹一边等放电影。如果有卖瓜子零食的，我们还可以闻闻那香味，若是父亲能给我一分钱买个糖果麻花之类的东西，那种乐趣和满足远远超出看电影本身。尽管这《卖花姑娘》我已经看过三遍了，相信很多的人比我看的遍数更多，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看电影的热情，尤其是那种嘈杂的气氛，直到剧终我都不愿离开。
我看到萍的时候，她正和葛委他们玩过家家，她又穿了一身新衣服——红短裤花衬衣，两根上翘的辫子上系着红头绳。她在外婆家一定又吃了很多好东西，要不然她怎么好像长高了呢。她在县城里一定玩得忘乎所以了，要不然她怎么没有先找我玩呢。
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委屈——葛伟他们还光着屁股呢，她怎么还跟他们在一起玩呢，我已经穿上短裤等了她好多天了。
我故意在她的前方晃来晃去，果然被她看到了，她一看到我就她蹦蹦跳跳的奔向我过来，她喊了我两遍我才朝她看。她先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饼干给我，我咽了咽口水没肯要——我第一次拒绝她给我吃的东西，她问怎么了，我说不出，那种酸溜溜的滋味又不像是生气。我没好气的说我幺姑跑了，我姐姐死了。
她停顿了，像疑惑。
过了一会，她又像以往那样给我讲在外婆家好吃好玩和好听的事，“我外婆还给我做了个花书包”她说“过几天我就要上学了”
我宁愿看着还没有放映的布幕，也不愿看着她脸上的神气——她上学了谁还跟我玩呢。她的口袋里也许有牛奶糖呢，为什么不给我一块呢。
“你也上学吧”她说“每个孩子都要上学的，在学校比在家里好玩”
不管学校里是不是真的比家里好玩，总之没有跟她在一起好玩。
我终于鼓足勇气对父亲说我要上学。
父亲看了看我，没吱声。
我又说了一遍我要上学。
父亲又没吱声。
对于我的要求他总是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我，让我判断自己的对错，让我揣测他的意思。如果他同意这就是默许，如果他不同意，我说第三遍的时候他就会举起手，摆出一副要揍我的态势，我若是还坚持就有可能真的被揍一顿。所以，如果我是跟他要钱买东西吃，我是绝对不敢说第三遍的，但我是要上学，他也不知道我要上学是为了能和萍在一起玩，所以我还是硬着头皮说了第三遍。父亲突然转过头，他举着手瞪着我“谁跟你讲的要上学，人家贾树仁比你大一岁还没上学呢”
母亲赶紧过来拽住父亲的手“你干什么，儿子要上学又不是什么坏事，你发什么狠啊，你要是再把他打个怎么样，看你以后还打谁”
妈妈说的对，姐姐没了，我就是这个家里的独苗。父亲应该不能再打我了。但他也不会轻易的就让我上学的，他也许是怕他凑不起五毛钱的学费，或许认为花五毛钱上学不值得，毕竟五毛钱能买一斤多米，而如果家中有一斤多米摆着，当然比我去上学更加踏实。
母亲想了想，她对父亲说就让他上学吧，他人聪明，不上学有点可惜了。况且人家孩子都上学了，他没人玩一个人在家我还不放心呢。
父亲还是没吱声，但我感觉有戏，因为我再坚持要上学时，父亲的手放在腿上，一动不动。
开学前一天晚上，父亲第一次让我平坐在他的对面，他第一次以教诲而不是呵斥的语调以教育而不是责骂的语气对我讲话，他说“为你上学我们花了代价了，你上学了总不能还穿着开裆裤吧，你妈跟你做了一身新衣裳，还跟你买了个书包”他说“你既然自己要上学就要上出个样子来，不要让我们的钱白花，古人说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如果你以后能中个状元榜眼什么的，也算是光宗耀祖了”
我明显看出父亲眼里亮起了一丝光芒。光芒里有着他土著的穿着和泥塑的脸庞所无法体现的憧憬，就像他看到了远处的属于他的金屋，看到了明天的如玉。
我不能确定我就是那个屋里的金子，但我能确定这是他对我最有人道最有文化的一次说话。我不能确定他话里的意思，但我能确定那绝不是一个种地的农民的人生感悟。
我的小学校位于村子中央，那里原来是一个地主家的宅子，和普通的住宅没有什么区别，也是土坯墙茅草顶，只是门前多了一个由几根柱子撑着的走廊。那么大的操场，应该是地主家的大院吧。
学校里有三个老师，教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叫葛寿友，是本村人，虽然只有三十多岁，辈分却是我们的爷爷辈，他对我们说话的声音都特别的大，大得能让我们听起来害怕。所以都说他是个最严厉的老师。他教学有十几年了，因为他也只上过两年私塾，所以他还从来没有教过三年级。
教三四年级的是一个叫胡金秀的女老师，她二十多岁，长得跟李铁梅似的，也编着两根长辫子，只是她的脸蛋不像劳动人民那么苦大仇深，她的衣着不像贫下中农那么艰苦朴素。她是从省城下乡的知识青年，我经常看到她笑，她的笑容里不仅有城市贵气还有着母性的亲和，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打我上学的第一天，我就盼望着上三年级，盼望能在她的笑容里读书。
教五年级的是校长，叫钱旺，他是外村到我们村做上门女婿的，不知道一个能教书的男人怎么会倒插门的。都说他扶不住犁耙拿不动铁锹，什么农活都不能干。但他能写毛笔字，村里人过年都要请他写对联，很多人家写信也要找他帮忙，村里所有的人都叫他大先生。他也确实象个大先生，大热天也穿着中山装，外衣的上口袋总要插着一两支钢笔，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他头发总是梳得齐齐滑滑，衣服穿的板板正正，一看就是个干部之类的人。他说话总是文绉绉的，并且，从来不带有笑容，这一点，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很难做到的。
自从被老师教育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赤身裸体的在荒野里奔跑，再也没有光明正大的在大地上撒尿。上课是不能撒尿的，憋到下课才能上厕所，还得上男厕所。这个习惯养成之后，即使我在广袤的田野间在漆黑的深夜里，尿急的时候也得看看四周无人才敢下手。
开心的是，我的座位就在萍后面，我不仅随时可以看她，而且还不会被她发现。更开心的莫过于我可以以上学的名义和萍一起早出，又利用放学的机会和萍一道晚归。我不喜欢吃玉米糊，所以我早上一般都不吃早饭，我不吃早饭，还因为我知道萍会带东西给我吃。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我没吃早饭的，每次在上学的路上，她不是给我个红薯就是给一块面饼，我吃她的东西不是因为肚子饿，我是怕我要是不吃，她以后就不会再为我带东西了。
放学的路上就不那么着急了，我们有时候还在路上踢一会毽子，若是我跟男生玩弹球的话，她也会在一旁看我和等我。但我最开心的还是萍能亲眼看到我在课堂上总是能够正确的回答老师提出的各种问题，她能亲耳听到老师对我的各种表扬。
令我丧气的是，贾树仁和葛伟也都上学了，虽然我们已经是一个班级的同学，我却始终保留着对他们的仇视和戒备。贾树仁上了学还是那个屌样，对谁都还是那么爱动手动脚的，葛委还是那么死皮赖脸的做他的跟屁虫。我还不具备和他们对抗的力量，我能做到的就是不惹他们，特别是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尽量离他们远远的。要是在学校他们对我挑衅的话，我立即就报告葛老师。贾树仁也只能对我撇撇嘴瞪瞪眼，这些我还是能忍受的。我不能忍受的是，他甚至还欺负女生，他拽女生的辫子也就罢了，他去抢萍正在踢着的毽子，我就不答应了，就算他是贾树仁，就算我没有他力气大，我也会从他的手里抢的。
贾树仁只随便的一甩手，我就摔了个狗吃屎，我像狗一样的趴在地上怎么也爬不起来，再怎么哭叫，也不能抵消胳膊的疼痛，胡老师将我抱到村卫生所，我又被赤脚医生狠狠的扎了一针，我就这么死去了。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我躺在一张白色的病床上，我的左膀子打着厚厚的石膏，被一根纱布带子掉在一个铁架子下。
妈妈告诉我在公社的医院里，我膀子的骨头折了，医生已经为我已经做过手术，过几天就好了。我还听到医生对妈妈说要给我增加营养。
妈妈问我想吃什么，我当然要面包或鸡蛋，鸡蛋里还要放点糖。
要不是膀子被吊着，躺在病床上其实也蛮好。不仅吃的全是鸡蛋面条之类的细粮，妈妈还为我做了一顿猪肉——这是我对吃食的最高追求，是我过年才能享受的待遇。只是病房里的药水味难闻死了，我常常被呛的要流眼泪，父亲说那有什么办法。没办法那我只有哭。父亲不仅没有骂我或瞪我，他说只要我不哭就给我买个玩的东西？我立即就不哭了，像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
但我没想到父亲竟舍得为我买了一个万花筒来。那是我在货郎担上才能看到的最贵的玩具，我肯定我们村里的孩子还没有人拥有这样的玩具，是我童年时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拥有的非手工非土造的玩具，我要是在教室里玩的话，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眼馋呢。对着万花筒里的各种花样，那苏打味就不那么辣眼睛了。
要不是疼痛的话，骨折其实也蛮好，有一些平时都不怎么来往的亲戚提着鸡蛋或烧饼说是专门来探望我的，我根本就不相信我有这么重要，因为他们大多只问了我疼不疼就和妈妈拉家常去了。要是萍来的话，肯定只会跟我说话。当然，最好是她也骨折住在这里，我们可以一天玩到晚。
虽然盼望着，但我没想到萍真的会来，是第二天晚上和她妈妈一起来的，她妈妈也是提着一篮子鸡蛋。首先是两个妈妈拉到一起姐啊妹的谈上了。
我妈妈说怎么把你们也惊动来了，毕竟人家是干部家庭。
萍妈妈说晋子是因为护以萍才受伤的，她很过意不去。
我妈妈说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很正常，但贾树仁比他们大一岁呢，要是我家晋子和他一样大，也不至于被他摔得这么惨，那孩子从小就爱以大欺小，长大了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她们都一致认为贾树仁长大了不是罪犯就是个光棍。
萍趁两个大人不注意，朝我的被窝里贼快的塞了几块糖，她说是牛奶糖，是她爸爸到县城开会带给她的，她看起来很兴奋，我不想被她看出我比她更兴奋，况且，我的胳膊被固定着，做不出手舞足蹈。
萍告诉我，昨天一天老师都没有让贾树仁上课，叫他在老师办公室里写检讨。还把他的家长叫到学校，估计他回家也少不了一顿打。今天他也在教室里站了一天，葛老师说了，要是以后再发生打架是事情，不管有理没理，一律开除。
我并没有因为贾树仁受到了处罚而欣慰，也没有因为听了他被他父母亲打了一顿就减轻我身体的疼痛，还有，要是真像老师说的以后再打架就开除的话，遇到比我弱小的挑衅我，我也不能还手。而且，万一哪天我长成比贾树仁更有力气，也不能对他报仇了。
鸡蛋吃多了，就不那么香了。面条吃够了，就不那么想了，萍不来了，也不那么盼了，老是我一个人看着万花筒，也没有了新意。我想出院，医生也说我可以出院了。但膀子上的石膏还不能脱，就用一根纱布带子吊在脖子上。虽然很限制我的各种活动，却没有影响我上学，只是被同学们绰号成王连举——就是那个吊着膀子的叛变革命的王连举，使我很是不爽，好在萍没有因为我成为王连举而冷落我，她依然和我一同上学和放学，尤其是我们的第一次期中考试，一大半人数学都不及格，我却考了一百分，被老师反复表扬得脸皮发烫，老师还说要以资鼓励我。萍先奖励我一个红气球。当然，我也把我的万花筒借她玩了三天。
更加奇怪的是，自从期中考试得了满分之后，贾树仁对我也变化了，他不仅没有再挑衅过我，而且，有一次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在操场上抢我的皮球，贾树仁还因为我要跟人家干架，但我并不感激他，我已经知道他有所图，因为他跟我说过一次，让我再考试的时候给他抄抄，我没答应他，想到他以往经常欺负我的事，我巴不得他每次考试都像第一次期中考试一样考零分，然后被老师罚站或者打板子。虽然他在罚站或被打板子时表现得很无谓，联想到那个白卷英雄张铁生，我并没有那种复仇的快感。相反，他在面对老师对他的批评和处罚所表现出的坦然，让我有点莫名的钦佩，换着我，即使被老师瞪上一眼也会浑身发麻。可我实在搞不懂，那么简单的算术对贾树仁他们为什么就象是一坐难以逾越的沟壑，于我，甚至用不着通过思考和计算，看到题目就有了答案。所以，上学对我来说真是件好玩而又愉快的事，尤其是考试，很多人考得焦头烂额，我轻而易举的就考了满分得了第一。我还希望考题再难一些，那样的话，我的优势就更明显，我会有更淋漓的快感和更飘缈的荣光。只可惜一学期只有两次考试。更可惜考试分数不能兑换成硬币或面包。
我好容易盼到了上三年级，却很失望，因为胡金秀老师刚好在这一年走了。这就像一个我神往已久的天堂，在我最接近的一刹那，梦醒了。不管是她调到了其他学校还是返回了省城，反正我是上不到她的课了，上不到她的课我也能考满分，关键是我再也不能看到她身上的不同于乡土不同于母亲的那种味道。
给我们上课的是钱校长，我不是不喜欢他上课，实在是厌恶他的刻板，我宁愿葛老师在讲台上拍着桌子声嘶力竭的严厉，我照样敢捂着嘴私语或埋下头偷笑，我始终感觉到他的严厉对于我们成绩好的学生是假象。而钱校长一进教室，教室就变成一个没有了空气的笼子，即使他刻意的讲了一个笑话，我也笑不出来。
更令我失望的是，因为我长高的原因，坐到教室的最后一排，而萍依然在第二排，有时候要站起来才能看到她，而我要是站起来看她又怕被其他同学识破，只有站起来回答问题时才能趁机瞥她一眼。
最令我失望的是我和一个叫贾如菊的女生同桌，我一向都不感冒她，不仅因为她爱多管闲事，我们在课堂上或在课间有什么小动作都有可能被她报告给老师，还因为她是班长——其实班长应该是我的，我的成绩一直比她好。但她的父亲在供销社工作。
我还有点讨厌贾如菊，因为她说话的声音像闷炮，而萍则像山涧。还因为她长得也很别扭——比如她的眼睛，像浑水里冒出的泡，萍的眼睛则像溪水里翟洗的玉。比如她的鼻子，像蛇身上的足，萍的鼻子则像花里的蕾。
特别是她还淌口水。所以她逗我说话的时候，我总是爱理不理，她一定以为耳朵聋或者不会说话，其实我是怕被萍发现我和她交头接耳，以为我跟她好呢。
特别是她还流鼻涕，所以她有一次带了一个烤红薯要给我，说什么我都没肯要，她一定以为我是不好意思或者认为我不吃嗟来之食，其实我是怕被萍发现我吃了别人的东西就不会再给我带吃的东西了。其实我是嫌恶她那挂在唇边的鼻涕。
我倒是希望萍还能和以前一样和我共享着喜怒和哀乐，但自从我们上了三年级之后，或者是因为我长高了的缘故，或者是因为我和贾如菊同座的缘故，但这都不是我的错啊，为什么她好像突然间变了一个人似的，上学也不等我喊她就自己走了，放学也不等我一路就跟其他同学回了，她跟我说话也越来越少，甚至变得有点忸怩，我想不出我有什么得罪了她的地方，如果仅仅因为男生女生的缘故，那么她和贾树仁他们不还是象以前那样嬉笑打闹吗?发觉之后，我也不主动跟她搭讪了。索性跟其他人也懒得说话了，以至于校长在课堂上喊我回答问题我都是心不在焉。
也许是萍冷落我的缘故，也许是被她冷落使我对考试也失去了兴趣的缘故。我在那次期中考试数学只考了八十九，好像是最后一道应用题做错了，但我始终不认为我的做法是错的。这是我第一次数学考试没考到满分，而且贾如菊比我高两分，我也没得到第一，校长在课堂上叫我站起来，他要严厉的批评我，说我有骄傲自满的情绪，说我是浮而不实的作风，说我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说我产生了资产阶级的腐化思想。
我发誓，我从来没产生过什么思想和情绪，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思想怎么算骄傲，我真的只是做错了一道题，一道应用题而已，我不服。
我没有想到的是，贾如菊突然举手，她报告说我骂了校长。
我懵，像我误闯了蛇穴。像我被一个滔天罪行砸中，我昏厥——我骂了吗，我连校长的名字都不敢叫，我敢骂他吗？
我没骂？贾如菊不会无缘无故的说我骂他的吧。
我骂什么了，贾如菊说她没听清，我也想不起来，也许我真的骂了，我倒希望我真的骂了，倒不是骂人有什么乐趣，我希望我能有那个胆量。
校长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像一块在污水里沤过的木板，我明显感觉到这种变化的重量和压迫——在这个村子里，人们对他的尊敬甚至超过对萍的爸爸，人们对村支书更多的是出于对权力表面上的畏惧，对校长则是对私塾先生的内心的膜拜。
这一次校长可能不仅仅是生气了，我都能看出他面部肌肉的抽搐了，也难怪，他从来没有被人骂过，即便听说被人骂也是受不了的。
“你还敢骂人啊？”校长边说边向我走来。
我不知道，我已经僵硬，已经冻结，已经空了。我想不起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即将发生什么，我好像正站在绝壁的边沿，他每朝我走一步我前面就塌陷一大片。可是，我已经僵硬已经不能动弹，如一个认罪的死囚，等着判决和执行。
校长走到我面前叫我出去，我没动，我已经不能反应。任凭他将我拉出座位，将我推出教室，他狠狠的关上教室的门。
我麻木的站在教室门口，听不清他在里面说了些什么，但能确定和我有关。我努力使自己动弹一下，看了看秋天瓦蓝瓦蓝的天空，我第一次看出它离我如此的近，像我身边的空荡，看着一只在高处盘旋的大雁，我第一次看出它和我如此的亲，像我身上的怜楚，我第一次看出操场边一棵榆树，上面的叶子泛黄了，像我的心头的恐慌。
放学的时候，我仍然低着头站在教室门口，只有贾树仁最后一个走出教室时拉了我一下叫我回家，我不仅没听他的，并且有点鄙夷他——他三天两天被老师处罚，按照老师的说法他是老油条了，对老师的处罚习以为常到引以为自豪了，我好歹是第一次被处罚，有着强烈的耻辱和惧怕，并且仍然希望通过我所表现的耻辱和惧怕得到校长的同情和原谅，况且，我也许是被冤枉的，我可能并没有骂校长。
校长走的时候对我说“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回家好好想想，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什么时候想好，什么时候再来上课，不要以为有点成绩尾巴就翘上天了，思想有问题，成绩再好有什么用啊，最多是一棵资本主义的苗”
校长他一定以为我会走的，但我仍然低头站在空荡荡的学校里，我不敢走，我真正的害怕了，倒不是怕这种处罚，我怕的是他真的不让我来学校了——自从我上学以来，年年都拿奖状回家，父亲对我的上学充满期待，并由此勾画出许多富丽堂皇的幻想，如果我不上学了，等于掐灭了他的幻想，他会怎么对待对我是不难想象的。
葛老师是最后一个走的，他大概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见我还站在教室门口，他叫我先回家“下午好好向校长做个深刻的检讨”他说。
我的眼泪突然如决了堤似的喷涌而出。我知道，这是我能给自己的最后一个台阶了。如果我再不走，不会再有人理我了，我只有一直站下去了。
我到家里没有暴露出任何异常，到上学的时候我还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走了，我没有去学校，我不知道去了学校如何面对这件事。我更怕校长再次把我从教室里赶出来。我独自来到晋湖边，这里不太容易被人看到。
在晋湖的堤坝上漫无目的的走了很远很远，确信已经到了其他村的地界，不会被村里的熟人发现我才停下来。坐在一棵水柳的树荫里，面对深秋的晋湖，我一会窃喜于这种被抛弃的自由，一会又沮丧被抛弃的无助。我一遍一遍的回想上午发生的事，越来越肯定我没有骂过校长。
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一次考试没考好就要受到处罚，而象贾树仁他们，数学从来都没及格过，他们也没有因此被罚站。他们三天两天被罚站被打板子也没有因此不让他们上学。
我更加想不明白的是他们一直成绩不好仅仅是不用功或粗心大意，而我仅仅是一次没有考好，就是什么情绪和思想的问题，还和资产阶级挂靠起来。
最让我想不明白的是，我没有骂校长，贾如菊为什么说我骂了，还当着所有的人揭发我，究竟是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得罪过她，还是她用这种的举动去讨好校长。
我还是想不明白，我在学校里从来都没骂过人，校长为什么就相信贾如菊说我骂他的呢，是因为贾如菊是班长，还是因为我长得就是个骂人的人。
可怕是，一旦父亲知道这事，他会有多么的失望，他会对我有多么的失望，他会对失望有怎样的反应。
更加可怕的是孤独，是我作为一个孩子所感到的孤独。
我不敢再想下去，怕我想到失学或死亡，因为我已经想到了失学和死亡。
我其实不怕死亡，每年村子里都有因疾病或溺水而死去的儿童，也没见那些死去的比活着的有多么的饥饿或痛苦。只是我如果死了，就不能再见到萍或者萍也找不到我和她玩了。
我其实不怕失学，村子里有几个孩子一直都没有上过学，不照样快活悠悠的吃饭和睡觉，只是如果我不上学，萍或许会因为我没有文化而瞧不起我。
我其实也不怕萍瞧不起我，我是怕从此以后，我会被她看做是一个犯过错务的坏人。
我竭力从晋湖里寻找打发恐惧和不安的东西，想方设法的躲避着恐惧和不安。
深秋的晋湖像一个衣衫单薄的公主，看着透明又看着生凉——湖面上残留的浮萍被渐次推进的波浪侵蚀成枯朽，岸边和湖中滩涂上的芦苇一片片的泛黄，在秋风里一片片的卧倒又一片片的起立。那些还没有南迁或者根本就不想迁徙的鸟雀也会随着它们的起伏而若隐若现。已经很难看到水里的游鱼了，但仍然有几条渔船在向湖里撒网，然后收网，我看了他们好长时间也没见他们能拉上一条鱼来。
我终于把骄阳看成了夕阳，把夕阳看成了远方，把光鲜的波浪看成了暗淡的水纹，我感觉到是放学的时间了。
我象放学一样的往回走，在村口等看到贾树仁他们走在路上我才往家里走。回到家里，我没有看到父母亲的异常，说明还没有人告诉我父母亲。我当然也不会被他们看出我心里的忐忑，也意味着我成功的躲过了这一天。而明天，我依然还是这么做，我不会自己对父母亲说出这件事，以此，也只能以此来表达我对这件事的态度。
第二天，我依然在晋湖边瞎逛，有时候还在干净点的草皮上躺一会。感觉比昨天明显放松多了，昨天更多的是耻辱委屈恐慌和孤独，今天则更多的是茫然和无助，偶偶还能冒出点幸灾乐祸——生活要是能定格成这样该多好啊，没有争执，没有烦恼。无须提防，无须算计。我只与时光并立与自然为伍与幻想同眠。
我试着哼一首革命歌曲来验证一下——红星照我去战斗，但我没有发出声来，我也不相信我居然有如此快如此大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化是在惶惶不安中进行的。我感觉还有一个审判在前方等着我，只有那个审判结束，才知道我的变化是快乐还是崩溃。
我仍然按照放学的时间回到家，萍已站在我家门口，她显然是在等我，但她的神色里有那么点不易察觉的鬼祟。使我没有一丁点见到她的兴奋和喜悦，而在这种时候，我不可能主动搭理她。
萍说葛老师叫你下午去上学呢。她眼神里充满了期许。
我还没准备好如何回答她，她就扭头走了。
我一阵窃喜，来源于萍刚才的眼神，来源于我像终于赢得一场较量的胜利，但随即就惶惶的猜测着我将面临的各种处罚，不管怎样，在父亲还不知道这事就过关了，对我来说，无论如何都不是最坏的结果。
我是低着头走进教室的，我想，所有的同学肯定会朝我看，我是顶着所有的目光的压迫走到我的位置上的，我坐下的时候，贾如菊朝开挪了挪，像是她知道自己犯了错，更像是我犯了错她要和我划清界限，因为当时很流行划清界限的。
不一会，葛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我进入办公室的时候，校长好像在改作业，他没理我。我低着头站在葛老师面前，等着他大声的呵斥和严厉的批评。但他却很温和的问我回家想了没有。我没吱声。
“看来他还没认识到错误，再回家继续想，什么时候想好什么时候来”校长接过话。
葛老师依然温和的说骂人是不对的，不要说是校长，就是骂其他人也不对。校长批评你是为你好，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学习成绩又好，如果学习态度不端正，思想品德有问题，是会影响你的政治前途的。到现在你还不承认骂老师，说明你还没认识到错误，有错误不怕，认识到错误改正错误就是好同志。
可是，我真的没有骂啊，我发誓。
可是，好像所有的人都认定我骂了校长，只有我还在抵赖，难道所有的人都错了，只有我是正确的，那么我的说法又怎么能站得住脚呢。
“如果你还不承认的话，我们只有把你的父母亲叫过来了，看他们有什么意见，你看呢？”葛老师语气开始严厉了。他说他要上课了，叫我就在办公室写检查。
“写深刻点，不要敷衍了事”校长说完也上课去了。
我一个人在老师办公室里写检查，像是在黑色的牢狱里做苦役。我第一次写检查，就像是一个哑巴被要求说普通话。我只能按照写作文的经验——首先假设我真的骂校长了，然后在这个假设里挖掘它的错误。但无论我用什么样的手法，就是没法将我的错误上升到思想的层面。但是我必须把态度摆出来了——我认真我认错我检讨。但真的不是我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是我实在不愿意看到和被看到父母亲到学校来，看到他们因为我的错误而恼羞而恼羞成怒。
我写了第三遍检查书时，已经到放学时间了，前两遍葛老师都说不够深刻。其实我已经发挥了我所有的写作能力和想象力。
葛老师说先回家吧，明天再说。
明天再说，应该就是可以过关的意思了，我想。
第二天上午最后一节课，葛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说下午学校要开大会，到时你上去把检查书读一下。说着，他递给我一份检查书，我瞄了一眼，那不是我写的，是葛老师的笔迹，而且写满了一张纸。他说“这次校长原谅你了，以后不许再发生类似的事了，听到没有？”葛老师的手指点了点我的脑门说。
我一直准备着各种被惩罚的内容，唯独没有想到是这样的一种惩罚。听到这个消息，像我面前突然出现一颗燃烧的炸弹，我立即掉进一冰冷的地窖里，但我可能还是点头了吧。
我一直都喜欢学校开大会的，因为每次开会表扬的人都少不了我，我每次上台都是去领奖状的。我很享受在台上领奖的光荣和被台下所有人羡慕的场面。
但这次大会不同，首先是贾如菊上台揭发我的错误行为，然后是校长讲了些思想品德的重要性。但这些已经对我不重要了，我只等着上台读完那份检查，赶紧结束我的煎熬。
终于听到叫我的名字了——我以为我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我一直在等着叫我的名字，但当我的名字被叫起时，我又失去了那个准备。我从脚心到头发都在发抖，像一个一直充着气的气球，在放飞的那一刻，我炸了。
我以为我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我已经把那份检查预读了好几遍，但当我走上讲台拿出检查来读时，却一个字也看不清，一个字也读不出，我哽咽，抽搐，我的年龄还不能够控制住夺眶而出的泪水。
葛老师把潮湿的检查书拿过去，他读完了他代我写的检查，他帮我总结了我的错误，他分析了我错误的根源和危害。
但我决不感激他，因为我根本没有认识到错误。更不相信它的根源和危害。
但我低着头站在台上。
如果说学校曾经是我的天堂——这里有我朝思暮想的玩伴，有我的驾驭知识的乐趣，有我引以为豪的荣耀以及对未来大胆的幻想。那么从此以后，学校就是我的炼狱——那份检查书和我在大会上泪洗检查书的记忆像官府刺在死囚脸上的封印，走到哪里，都要背负着它的耻辱和压力，尤其在教室，就像我掩面在一群巡捕当中，随时都担心被揭穿或被捉拿。班上所有的同学有意无意的回避我，像我患有可以传染他人的麻风病，像我背有可以株连他人的罪行。
我不相信萍回避我也是因此而和我划清界限，也许是为我的遭遇而难过呢，我也不会还去亲近她，而且她爸爸又是党员干部，我更不能在这样的状态下去巴结她，因为她也加入了。但她难道忘了我胳膊上的伤疤是因为她才被贾树仁摔的，她难道不知道我是因为怕她不开心才讨厌贾如菊的，贾如菊才会告我骂校长的。她真的不应该像其他人一样笃定我是骂了校长的，即便是我真的骂了，她也不应该把我当做坏人来冷淡。
再怎么蒙羞再怎么心灰意冷，我还是坚持上学，却不是出于对学校的热爱和对知识的热情，是我不想让父母亲过早的失去对我的期盼，我能感觉到这种期盼对他们的重要，就像是生活的贫穷和艰辛里，我是他们存放在未来的一张巨额支票。
我之所以还能继续上学，也是因为我们家的祖祖辈辈都是一穷二白的贫农成分。我还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名可以改造的小学生。
本以为，那个阴霾会像我童年所有的委屈一样，哭过之后，我还能够进入下一个心情，还能够找到另一种玩法。我还能够找到破涕为笑的通道和重见天日的窗口。像我在田野上摔了一跤，将腿上的血擦干就继续跑。像我黑夜里恐慌，看到了灯光就不再颤抖，像我梦醒之后，看着天空的飞鸟再次做梦。
一学期过去，一学年过去，虽然我在学校里一直沉默寡言，但这不能说明我已经认识到了错误。虽然我在下一次考试中又考了第一名，但不能证明我的思想就被改造好了。我还是被孤立在思想斗争的反面。我只能将自己牢牢的订在不让人发现的怨愤里——那份检查书，像一个没法毁灭的证据，不依不饶的昭揭着我的耻辱，让我始终不能以清白的笑容来表达我的快乐，不能以天真的属性来释放我的忧愁。我早已不去争辩我是否真的骂过校长，却留住了因为被认定骂校长而受到惩罚的疤痕。我早已忽视了疤痕对我容颜的破坏，却留住了它最初的疼痛。
最开始，我仅仅是记恨贾如菊——若不是她，就算我真的骂过校长也不会有那种后果。若不是她的报告，我可能一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乖孩子。我越来越讨厌她，还因为她长得越来越像一个冬天的干果，没有绿色和水分，看着就没有胃口。还因为她的辫子上也戴着一朵花，她戴着的花没有香味，并且很快就枯萎了，她就像一根深秋的瓜藤。
我仇恨校长——他为什么就相信我是骂了他的，并且按照思想的问题批斗了我。我更加恨校长，还因为他有一次在课堂上批评萍上课开小差，还因为他常常用我们的体育课上数学课。
到后来我渐渐的恨所有的瞅着我的眼睛——不是疑似伤胃的嘲讽就是疑有扎心的歧视。我也恨贾家门前的草狗，曾经见了我都是摇头摆尾的，现在也敢扑上来汪我几口，趁主人不在，我就狠狠的踹它一脚。
到最后，——若不是鼓吹得比相貌还重要，比考试成绩还可靠。我应该还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还是学校的三好学生。
我肯定，在我犯错之前，真的没有任何思想，现在，我真的有点思想了，而孤独又为我的思想提供了无穷的空间，我可以从出生的空白一直思考到死亡的空白，而仇恨又将我的思考拉进难以自拔的诘问——仇恨究竟是滋生于内心还是来源于对象，究竟是弄疼了自己还是伤及了对方，而不管是我的仇恨是多么的漫长多么的强热，都没有增加我的体重和力量，我始终还是一个三百六十五天才长了一岁的孩子，这个村庄依然欢天喜地的迎接新娘的到来和婴儿的出生，悲痛欲绝的哭送病人的死亡和老人的逝去。而不管是我如何的许偌或祈祷，白天的受伤依然在夜里疼痛，不管是巫婆如何的作弄或摆布，明天的路上，依然没有黄金或馅饼。那么，我的仇恨究竟会因为没有效果而自动放弃，还是会因为无法释怀而铸成性情？
曾经是那么的热爱——因为父母亲要求我做个好孩子，因为萍更愿意和好学生玩，因为被夸奖是好孩子好学生能滋生我更多的骄傲，能注入我更深的快乐。所以我一直努力是一个好孩子，我也做到了是一个好孩子。在村里，我乖巧我礼貌，我是所有孩子的标尺，在学校，我守纪我好学，我一年级就当了学习委员就戴上了红领巾。在政治上，我热爱伟大领袖***，包括爱他的语录。我热爱社会主义，包括爱它的贫穷，我热爱劳动人民，包括爱它的劳动。我敢保证，我没有过思想，更没有资产阶级的腐化思想，我有过欢乐，但我没有过骄傲自满的情绪。现在，所有的这些荣耀和快乐都已经被一个女生的小报告打得找不着光明，被一个小学校长的轻信死死的摁在黑色的地板上。
我以为老师和同学会以目光来看我，我以为，我已经上到四年级，就会忘记过去的羞耻，我以为我不再和贾如菊同座，就不会再被伤痛。我以为我长大了，因为，我已经不在乎一个人走在放学的路上，不在乎萍常常一个星期不和我说一句话。
或许，是我多虑了，所有的人根本就没有在意我的光荣或耻辱，我的郁闷不过是自虐罢了。
因为，冬天并没有因为我的单薄而温暖，春天没有因为我的孤苦而开放，萍也没有因为我的冷漠用她的亲热和笑容来融化我，并且，我常常偷看到她的冷漠，肯定不是因为我，也不是因为天气。
我迫不及待的要求成长，迫不及待的揠苗助长，但还是足足的过了四年，我才上到五年级，那不仅仅是年级的叠加，是我的臂力已经能够扛起铁锹了，我可以跟着父亲去挖地，是我的手力已经能够提起水桶了，我可以跟着母亲一起去浇菜，那不仅仅是成长是自豪，还有我可以操纵工具的狂妄，贾树仁大概也看出我的涨劲了，他也已经有一年没有挑衅我了，贾如菊应该也看出我的雄壮了，她再也没有打过我的小报告。但我照样不开心，我仍然在思考——我之所以受到校长近乎酷刑的处罚，不是因为我一次考试成绩的下降或者是我骂了校长，像考试，贾树仁就算作弊也常常不及格，老师也只是罚罚站而已，像骂人，葛委甚至还骂过，老师也只是点下名而已。
也许我就是错在一直都考着满分，一旦没有考到就好像是骄傲自满的情绪，错在我一直温驯守纪，一旦张口，就像是骂人了。而一个流氓阿飞的污言秽语至多是教养的缺失或素质的低劣，我对师长的质疑都可以是品德的败坏或思想的反动——我还看出了，在这个穷得生锈穷得光荣的情势下，脑瓜聪明并没有四肢发达更实用，读书写字并没有割草挖地更值得。
所以，我宁愿跟着父亲去挖地，也不愿意在门口早读，我宁愿跟着母亲去田里薅草，也不肯在家里写字。
所以，我以为我长大了。
既然没有人来解救我，我只有解放我自己，既然没有人重视我，我就用我的方法来表达我的存在——从此，我不再为了得到一个表扬而提前来学校整理好教室的桌凳，我不仅敢上学迟到，甚至敢在迟到之后撒谎说我肚子疼。就算校长知道我撒谎，也不能罚站或打板子，那样的话，我的肚子会疼得叫出声来。我也不再为了一张奖状在下课的时候也努力读书或写字，我甚至不再为了父亲的脸面去争取考试第一去争取更大的进步。我敢在课堂打呼噜，甚至敢在校长讲课时挣一个响屁，同学们的哄笑总使我有着英雄般的感觉，校长的铁青的脸色也使我有一种复仇的快意。而且，我敢这么做了，就没有人敢揭发我是故意的，我又不是故意的，校长也没有理由罚站我。
况且，校长对我的罚站，已经没有了委屈和羞耻，不管是罚我站在后墙跟还是让我站在讲台上，我照样的摇头晃脑的嬉皮，照样大无畏的微笑，即使我再而三被校长责令去写检查，我也不会任何的紧张和惧怕，我只把它当做一次作文的创作来发挥和完成。而且，我还能够洋洋得意的感谢校长的各种责罚，要不然，我会一直被羞耻围困在闷闷不乐之中。要不然，我还在一味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
只可惜，我如此出格的举动并没有引起萍的关注——反正萍也不特别关注我了，反正我对她已经不重要了，我自己也就不重要了。
看上去，我已经摆脱了自卑，已经跳出了孤独，其实我这种破摔的行为和戏虏的态度并没释放给我多少的快乐和满足，在短暂的傻笑和肤浅满足之后，我隐隐的看到了未来的隐患——是不是我真的错了——是我错误的理解别人对我的态度。是我错误的运用了自己的态度，
但我也怀疑我曾经崇信和坚持做一个好孩子好学生也是一种错误，抑或是根本就没有对与错。像我的姐姐，她那么驯从，那么优秀，按照天道，她应该得到所有的荣誉和幸福，可她得到的却是绝症，这个世界甚至不给她生存的机会。妈妈说她太懂事，在临死的时候还在笑，还在想着她的作业。也许不是她没有痛苦，是她不愿意别人看着她的痛苦。
但我绝不相信她能把死亡当做一种归宿来笑纳，我更相信是因为她还没有认识到命运对她的刻薄和不公。
我的初中是在晋村向北四里多地的公社里，我那次膀子骨折就是在公社的医院里看的，因为一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没能看清楚公社的模样。
公社不像村庄，虽然它的周围也是庄稼或树木，但它里面有一些砖瓦的房屋，还有一条砖头铺成的大路，比村里的路宽得多，而且下雨天也不会有泥浆或水塘，也可以穿着布鞋在路上行走或玩耍，铺着砖头的大路被说成街道，街道旁边有几个打烧饼炸油条的敞篷和摆着麻花水果的摊子。
我喜欢在街上走，喜欢闻着街上飘忽的菜油的沸香和苹果的幽香，街道的东边有一个邮政局，邮政局是个很神奇的地方，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或消息都可以被它带进或送出，我喜欢到邮局玩则是想不花钱在那里看看故事会或儿童文学。路的西边有一个供销社，供销社是个很富丽的地方，我喜欢在供销社里转悠就是看看里面很多好吃好玩的东西。尤其是看到柜台里的大白兔奶糖，还是几年前萍给我吃过一次。
若是身上有点零花钱，我会更喜欢上街玩，身上有钱，我在街上就不仅仅是看看而已，有时也会花几分钱买个麻花或小糖之类的东西，如果一直可以边吃东西边逛街的话，我永远都不会厌倦在公社里读初中。
只是我身上有零钱的时候并不多，有时候是父母亲可怜我没吃早饭而给我几角钱买油条吃的，我当然不是全用来买油条，我随便买什么吃的或玩的。如果他们有一段时间不给我零钱，我会在他们放钱的地方侦察侦察，如果觉得偷上几毛钱不会被发现的话，我就下手偷一些，如果被他们有所察觉，我是死都不会承认的。也许父亲明明知道是我偷的，他也不会再打我，因为我的个子已经比他高了，因为有一次他用脚踢我的时候，被我机灵的躲开，他自己反而摔了跟头，所以，我认为从那以后他不再打我，不是他不想打我或者开始爱我，是他害怕打不过我。
但总是偷钱毕竟不是个光彩的事，隔一段时间，我会谎称老师要求买钢笔或作业本，这是正当的要钱，他们必须要给我的。不管他们给我多少钱，我总有办法剩余一点用作自己自由的花，总之，要是有钱花，上学真的很开心。
但最开心的还是贾树仁没有考上初中，他现在经常被他父亲赶着下地干农活，想到他以前总是欺负我，想到他不能在公社上初中就很解气。
但是，每天上学放学要跑几趟这样的路程，虽然不算辛苦，却是索然无味，尤其是下雨天，我在泥泞中跋涉的时候，尤其是傍晚，我经过一片荒冢地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的想到萍。
要是萍也和我一起在公社里上初中的话，即使不跟我在一个班，至少能在上学或者放学的时候看到她。虽然在小学三年级以后，她就不那么亲近我了，有时候也是我故意不搭理她，但我一直暗暗的希望她能够像小时候那样的随我伴我——她不可能知道我一直保持学习上的优异和对老师的叛逆就是为了引起她的注意。她不可能知道我常常梦到和她一起在晋湖边钓鱼的情景，常常想念她给我牛奶糖的味道。现在，她去县城上初中，我即使又考了一百分，她也不会知道。她不会知道，我考一百分也没什么意思。我还好好学习个什么劲呢。
我还做梦我也能去县城上初中，不仅仅是能够看到萍，主要是县城的学校肯定比公社的学校好得多，而且听说县城的学校还有水泥地球场，下雨天也可以打篮球，而且县城里还有影剧院，下雨天也可以看电影。但我没有向父亲提起过，怕被他识破我的那点小算盘，也是我知道父亲没有能力把我弄进县城上初中。
我是在一个星期天，在通往村子的路上看到萍的，我看到萍的时候，已经是我开始少年的时候，是我正在淡忘她的时候。我顿时有一股惊呼的冲动，有一股邂逅的激动。更有一股不知所措的被动——我立即看到自己身上穿着的是一件有三处补丁的长褂，看到我裤子上沾满的泥巴和灰土，看到我还赤着脚，我立即躲了起来。
我躲在一棵泡桐树后面，确信萍看不到我了，才再看她个仔细——她穿着一件红色小开领的上衣，这是今年忽然流行起来的款式，贾如菊也穿过这样的衣服，但她穿着像披在狼身上的羊皮，而萍穿着这样的衣服，就像电影里那个找哥哥的小花。她像在电影里。
我不能再看她，又怕错过了风景，我想一直看着她，怕自己是淫秽。
她长成了少女，从蹦蹦跳跳的可爱长成亭亭玉立的漂亮。
她已经不是那个将花插在辫子上来漂亮自己的乡村小丫头，她已经是一朵花，在清晨的雾湿里饱满的开放着的牵牛花。
如果我是个纨绔子弟，我会迎着她走过去，在阳光下，在迷人的阳光下迎接她。
如果我是个谦谦君子，我会迎着她走过去，在雨中，在醉人的雨中。
如果我此刻穿得体面些，我也敢迎着她走过去，在期盼中，在微微的颤抖中，哪怕是擦肩而过。
如果此刻我心里没有鬼，我也不至于把自己藏起来，却为了看她。
而且我心里的鬼，是喜欢她，是少年的那种喜欢，我心里的鬼，是自卑，是搭配不上的那种自卑。
我妈妈昨天刚说过，过几天要跟我做一身的确良衣服的，或许已经派不是用场了。如果不是碰见萍，如果不是看到她穿得那么的艳丽，如果不是她的艳丽令我自卑，我并不在乎我穿着的粗布或补丁。在晋村，比我穿着还邋遢还破旧的有的是，但是，在萍面前，即使我不为褴褛而自卑，也怕她看到我的褴褛以为我自卑。
但我还是考虑了自卑和自卑的原因——如果是以前我和她的差距仅仅是父亲之间的差距，也可能只是一种时间上差距，这个差距或许会在下一任支书的选举中就能抹平，况且，***说过，一个村支书和一个农民只是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我还用不着因为这种差距而阻止自己去想她。而现在，她跟我已经有了城乡的差距，是我们的亲身距离，是一种空间上的落差，是我无法用力量和勇气就能靠近的距离。
若是我再去以平等的身份去想萍就有点像癞蛤蟆了，想想和她一起捉迷藏一起踢毽子往事的确很烂漫，想想她红装飒爽的模样的确很享受，但我常常忍不住去想她的身体甚至想到我的身体和她的身体就太廉耻了，好在这样的想法即使在梦里我也不敢声张，我也并没有因此而抑郁或羞死。但我已经立志要考上县城的高中，那样的话，我就能够再敢看她或被她看到。而且，现在也有高考了，我有机会能考上大学。而且大学毕业就能分配到城市工作，我就是城市户口了。我之所以能有这么高的理想或追求，不是为了光宗耀祖，也不是为了为国争光，只为让萍明白，她小时候选择和我玩是正确的。
我的班主任一直把我在课堂上也想着萍的状态当做是开小差，他打断我开小差的方法一般是叫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或叫我上黑板扮演，他的这些方法难不倒我，能够打断我想入非非的，却是他在一次班会上讲了早恋的危害，我不知道我对萍的种种想法是不是早恋，如果不是，那我为什么没法让自己停止对她的贪恋，如果是，会对我会有怎样的危害。
我的班主任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他教我们数学。也许是我长得像一个中风的鸭蛋，他一开始不相信我是满分考上初中的，所以他在开学第一天还搞了数学摸底考试，我还是考了满分，他就给我当了数学课代表。我喜欢他是因为他特别喜欢我，是因为有一次下大雨，我中午没有回家，他还叫我在他宿舍里吃了一顿饭，即便他给过我一饭，我也不可能让他知道我的心思。
他以为我期中考试成绩的下滑仅仅是因为我粗心大意，而在我期末考试只考了八十多分的时候，他又不相信我只能考这么多，我以为他会像小学的校长那样在课堂上对我批评或罚站，但他连我的名都没点，但他在放学的时候把我带到他的宿舍，他诡秘的笑了笑，冷不防给了我一脑冲，他说我应该是个读书的料，而像我这样家境贫寒，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也只有读书才会有个出路。
因为他打我不是在教室里，他在他的宿舍里打我，若是他羞辱我，他的宿舍也不光彩。因为他打我不是用木尺，他用他的手打我，若是打疼了我，他的手也会疼的。所以我没有记恨他。反而我认为他说得对，我真的应该认真学习，努力考上县城的高中，不为出路，只为在县城上学，我才更有机会更有理由遇到萍。
我如愿的考取了县城的高中，却一直没有机会让萍知道，她整个夏天都没在家，使我在暑假里很失意，使我在别人夸我的时候没有一点点快感。
妈妈用当时最耀眼的布料为我做了一身衣服，还为我买了一双白色的回力运动鞋，有了这样的穿着，即使我脸上还残留着晋湖的水腥，我头发上还沾着晋村的灰土，也不会被一眼看出是个农民的儿子，而县城的人，也不过的头发剪得比我好看，也不过是皮肤显得比我嫩白，有的人也穿着布鞋，有的人的个子还没我高呢。
要是萍也能考上县城的高中当然好，我能够自然而然和她同学，能够顺其自然的与她相遇，但她没有考上高中则更好，这样的话，我对她还有那么点文化水平上优势呢。要知道，能够上县城高中的全县也不过两三百人，而且上了县城的高中有很大的机率能考上大学的。而大学生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天之骄子，如果现在萍还不理我的话，一旦我真的上了大学，还不一定去找她呢。
虽然我早已有意无意的听到了萍外婆家的大概位置，但我一直都没有借口去找她，我每次回家都故意在她家门口转悠，她妈妈也没有让我给她带个东西或捎个口信什么的，我也试过在她外婆家住的那条巷子里溜达过，却一直没有巧遇过她，直到我听说她父亲通过关系为她在省城里找了一个工作。我才再没有出过校门。
我又得专心学习了，我知道，如果我还想遇到萍的话，只能寄希望我能考进省城的大学。可万一我真能考上省城的大学，她已经忘记我们儿时的故事或者她根本就没有将我们儿时相伴当做青梅竹马的故事，那么我花在她身上太多的思量岂不是维特之烦恼，岂不是自作多情。
这个时候的县城已经开始流行爱情歌曲了，关于爱情的电影和小说也很走俏。这个时候的我，已经有点懂得爱情了，我更喜欢读爱情一类的诗歌。但我想说的是，我在晋县所耳濡目染的文化里，虽然有公主相中穷秀才故事，也有仙女下嫁牛郎的传说，但是没有一个能够以爱情的力量和高度说服我去相信爱情。我已经到了怀春的年龄，也时髦的唱些爱情歌曲看些爱情影片，但我在比拟爱情的时候并没有把剧本里的女明星作为对象，不管她们被化妆得如何性感被描绘得如何颜值，我还是愿意将时间放在童年将地点放在晋村将背景放在晋湖将萍放在花丛中去展开故事的情节。
其实当时我们理科班上也有几个女生的，有两个还是干部子女呢，虽然她们的气相不足以产生爱的吸引或性的诱惑，我也想以尊重的态度去友好她们，但她们总是显得纯洁显得羞怯显得一门心思的爱学习，她们对我的持傲和不屑我可以认为是对我农村的身世和贫瘠的相貌的偏见。但他们对我认真读书刻苦学习的无视，则是她们缺少远见。而她们在所有的男生面前所表现出的腼腆如果不是做作的话，肯定还受着男女授受不亲的影响。这给我的感觉就是，即使是菊花插在她们的发间，也只是作秀或献丑，没有任何点缀的韵味，即使红装穿在她们身上，也只是保暖或遮羞，没有任何美化的效果。她们都不能取代我去想萍，她们尤其不具备萍身上所携带的田野的葱茏和湖水的明净。
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的肖长晶的女生还跟我要照片呢，她是班上长得最不算难看的女生，跟我要照片应该是有点那个意思的，我考虑了再三还是给了她一张，我不能考虑她有爱情的因素，要不然，这三年的时间她怎么都不正眼瞧我一下。这不得不让我猜度她的用意——她家就在县城边，算是个准城市人，若是我上不了大学，她仅仅是要了一张同学的照片而已。若是我上了大学，就凭她跟我要过一张相片，也不能成为我对她发情的缘由。我已经过了法定的成人年龄，已经开始展露出我被有生以来的贫穷和积弱所奠定的对生活认识的悲观的基调，我好像看出一些生活的端倪——没有平等，只有向往平等的权力和理由。没有爱情，只有歌泣爱情的权力和理由。即使我和萍有那么多可以生情的故事和理由，我也没敢朝着爱情的方向去恋想，我只是把她作为时光里的蜜饯去眺望去品味。
因为妈妈见过贾树仁每次回家都穿着西装，她就说省城的人都兴穿西装。所以，在我去省城上学之前，她特意带我到县城花了一百多块钱为我买了一套西装。但我并不觉得我穿着西装有多么的富贵或帅气，反而是我穿着西装，要是系领带吧，则像一只被捆缚的蚂蚱，要是不系领带吧，则像一只被赶上架子的鸭子。更加别扭的是，我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见树爬树遇草坐草。
父亲说我和贾树仁不一样，贾树仁穿西装只是为了显摆他挣了几个钱装的跟个城上人似的，还不知道钱的来路干净不干净呢。我上了大学就是城上人，穿着西装更像个国家干部。
说到贾树仁，我上初中后就再没见过他，听说他小学一毕业就到县城里混了几年，后来去省城闯荡了，都说是做什么废品生意，说白了就是拾拉稀。这些年已经挣了好多钱，他们家是晋村的第一个万元户。
万元户有什么了不起，也就是多了些铜臭罢了，搁十年前，没准还是个资产阶级的尾巴呢，哪像我，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现在已经是知识爆炸的年代，大学生就好比古代举人的角色，是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角色，有远见的人当然是对我表现出更大的关注和更多的称颂。所以，贾树仁怎么能跟我比，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比较。
不光是村里人对我另眼相看，在接到省城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自己也感觉到了我颜面上无中生有的的荣光和心理上莫名其妙的虚高。那种尊贵的感觉根本不需要靠西装打扮，即便我仍然弱不禁风，也难掩我内心的强大。即使我仍然穿得灰头土脑，也难掩我脸上的自豪，即便我仍然低着头，也躲不过村里所有的人对我的称道和羡慕。我已经看出了自己的心理变化，我弄不懂的是，这种变化仅仅是我赶上了一场考试，仅仅是一场考试的成功，不像他们所说的是知识改变了命运。
但我仍然愿意穿着西装走在村庄里，但我走过村庄不再是跟着母亲去浇自家的菜地或找同龄的伙伴玩扑克，这些事情已经不符合我的身份了，虽然我还不确定自己会是什么样的未来，却感觉我已经不是农民甚至已经不是农民的儿子，我是一个将要嫁入豪门的千金小姐，是一个就要上马的达官贵人，这个村庄已经不是我日作日息的寓所，不是我始于终于的宿地，它已然是我一生背负的籍贯，是我登高望远的故乡。
所以，我现在站在村头的小桥上，难免有那种鲜衣怒马立于长安街上的自鸣，有那种衣锦还乡经过穷嫂的门前的得意，面对哪些一直被我尊称的爷爷奶奶伯伯叔叔，忽然就没有了乡亲的感觉，忽然就有了那种高贵对于贫贱的傲然，有了那种文明对于愚昧的睥睨。并且，这些都不是我人为制造的虚荣，是自然滋生的情绪。是靠我肉体的低调所无法收敛的精神的膨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