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当时2000元在身上，为何哄骗说不在，约着次日才还？
李华和：我当时被几十个人围着，特别紧张和害怕，当时包里还有讨来的五六百元，我拿2000元出来，也怕别人看到我其他的钱，我想单独交给女孩的爸妈。
记者：2000元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在归还这个钱时是什么心态？
李华和：我在水果湖一带乞讨一个月，也只积攒了六七百元，2000元对我来说确实很多。但即使是20000元，我也会还给他们。我也很同情那个精神病女子，她也特别可怜，即使是20000元，我也不能贪，我不能做昧良心的事！我乞讨，是希望别人心甘情愿地给我钱，别人不愿意，我绝不会要！
记者：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李华和：在烫伤之前，我就做过拉煤工十多年，习惯自食其力。虽然现在只能弯着腿走，极不方便，但因为我关节无恙，只要凑到了钱，就能做黏连皮肉分离手术，正常行走，然后我想找份工作，自食其力！
昨天8个小时，讨到57元
昨天，水果湖步行街，记者跟随李华和8个小时。
上午9点，李华和拄拐蹒跚着走到水果湖横路入口处，靠树坐下，将乞讨用的塑料碗放在身前。
至10点17分，陆续有十几个行人给他施舍，都是一元钱。他将“乞讨碗”里的纸币弄整齐，共15元。
10点23分，李华和用10分钟走到了50米外的水果湖菜市场步行街侧门口。至12点，又有8人给他捐款。
随后，他走到离此20米外的公厕，这里有残疾人专用便池。
半小时后，他从厕所出来，走到十几米远的刘有余药堂水果湖分店门前，约一分钟，女售货员出来了。两人说了一些什么，售货员进去拿了一些药给他看。他摇头，售货员再拿药给他看，他接下两盒药，给售货员一些硬币。
“我上药店台阶非常困难，就叫售货员将药送出来给我，她们蛮好。刚才去厕所，大便解不出来，就买了助消化和通便的药，一共花了五块二。”
中午1点左右，一男子给了五元，并与他攀谈了十分钟，还送来一些吃的。
记者打听到，这男子名叫刘世俭，在“浪莎袜业”工作。他说：“《武汉晨报》报道了他，这个乞丐挺讲诚信，该宣传！这2000元对他来说真不少，能还钱真是不容易。他应该将自己的遭遇用一个牌子写出来让路人看，他腿上的烧伤痕迹，令很多人不敢靠近，实际上，如果遮住些腿伤，不要裸露太多，也许捐钱的人还会多一些！”
截至下午5点，一共收到57元。一整天，他都没有出声乞讨。
“信用乞丐”
市民朱女士说，这个乞丐挺可怜，在这里已经一个月，从没有看见他主动放声乞讨，也不拦人讨要，要是有人给，他自己默默收下。
市民彭为说，看了《武汉晨报》报道，专程来看看，这个乞丐真是好样的，讲信用，诚心祝福他早日恢复健康！
本报连续报道的“信用乞丐”李华和到深圳免费治病。昨天，《南方日报》、广东电视台、《广州日报》、香港《文汇报》、《深圳晚报》、南方卫视、广州电视台、深圳电视台等数十家媒体报道了“信用乞丐”事迹和医院的救助行动。连续报道此事后，感动了深圳XX医院负责人……医院承诺免费为李华和治疗。
刘祥武说：“新闻就是要唤起别人的注意才有意义，才能有力量解决问题。媒体要报道一个人的话，首先要有社会影响力，有新闻价值。”
我说：“看来你很懂媒体的‘路数’。”
“他们的‘路数’我全懂，因为我在劳务市场，我所接触的事全部都是社会阴暗面呀！但是我的口述他们报纸登出来后，就走样了，这个我也没办法。”
“和媒体打交道是不是培养了你，提升了你，教会了你很多东西？”
“媒体没培养我，也没提升我。我现在还是一个人，什么也没有得到……有时候我觉得媒体是害我的，媒体让我去做卧底，结果呢，他们就给我几百块钱线索费，我冒这样大的风险，就给我几百块钱……有的媒体记者说我也是你们孝感人，下回有什么好新闻，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就这个‘信用乞丐’的事情，几家媒体还说：‘哎呀，你怎么不先给我打，让别家抢了头条新闻。’”
“媒体放大、炒作这个事情，也是帮助了你和他。”
“我一个农民工也没有那么多能量啊！”
人大概都存在着一些善意的天性，使得人能够关心他人的命运。一些有信仰的人，更是会不计回报地去帮助别人，在关注、救助他人的过程中得到乐趣和成就感。刘祥武还不完全是这样的人，他还是希望他的帮助能唤起别人对他或者对社会的感恩。这样一来，他就有了难言的痛苦。
刘祥武的救助使一些人得到了恩惠，被救助者看到了一丝曙光，感到这种获取“利益”的方式如此容易，并且希望能得到更多满足。被救助者如果又重新回到以前的生活状态中，心里就会感到失落甚至愤怒。这时候，感恩意识消退，他们反倒会对之前伸出援手的人有很多怨言，并且自己不觉得是在伤害别人。
刘祥武的证书和通讯录。
刘祥武帮助“信用乞丐”李华和。
刘祥武在武汉的住处给媒体打电话。
刘祥武喜欢看报纸杂志。
草草结束的感情
2011年11月25日上午，祥武发来短信：“马老师，你好，我在武汉一家私企自办的学校学开塔吊。我很想看看我的照片，你能否在百忙之中给我寄来？相亲没戏了，我春节也回不了家，否则会很难受。我的婚事还得你给我操心，听说越南那边有愿意嫁到中国来的女人，你朋友多，能否给我留意一下？”
我回信：“我已经和广西的朋友说过你的事，他们答应帮助，给留意看看。如果合适、合法，就给你找一个越南女子。”
祥武短信：“马老师，我已经三十八了，再这么混下去就没有希望了。我不想怄这个气，但父亲催促得紧，我不结婚，就不能进这个家门。我不怪他，他这一辈子够苦的，我只有想办法。”
我回信：“有消息我马上就给你信儿。”
12月21日，祥武短信：“马老师，一个堂姐给我介绍了一个宁夏的女人，离过婚的，我准备过去看看，你能过去拍摄吗？”
12月23日，祥武短信：“马老师，我已经买了今天上午10点的K1296次火车票去宁夏。她说先见面再说，见面看看有无缘分再决定。”
我回信：“祝你好心情。”
祥武短信：“哪来的好心情？明知此行希望不大，但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为了老父的心病，只要是个女人就可以，我不在意她的一切。你不能体会到的，你没亲身经历过。”
23日下午4点，我决定去一下银川，正好是周末，年前我也就这点时间。
我24日乘8点50分的航班飞到了银川，祥武的火车是16点19分到。第二天就是圣诞节。
祥武到银川后，为了省钱，跟我住一个房间。见面后，我问祥武对这次相亲是怎么打算的。他说：“我是这么想的，先把她弄回去，也不办结婚证，过一段时间看看怎么样再说。”
在宾馆，我见到了祥武堂姐给他介绍的这个女人，第一印象就是有些老，身材臃肿，神情颓废，一问才知道已经42岁，比刘祥武大六岁。
她身着不搭调的衣裙，身板比刘祥武高大，还抽着烟。后来祥武告诉我，她是一个受过挫折的人，没有正式结过婚，给人家做过后妈，后来那个男的不要她了。
夜里11点，刘祥武送她到门外，两人在走廊里说着什么。过了一会儿，祥武回到屋里说：“马老师，她让我送她回家，说家在郊区，比较远，打车得百十块钱。你看要不让她跟我们一起住吧？”
刘祥武的这个决定实在是吓我一跳，我有些吃惊地问：“怎么住，再开一间房？”
“就和我们住一起，我们俩睡一个床，你自己睡一个。你别想多了，我们在外面经常这样，为的是省钱。”
他说这话的时候，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你真是瞎扯，第一次见面就睡一起，还跟我一个屋？我给你钱，把她送走。”我不客气地说。
后来祥武把她送走，约好第二天上午再见。
第二天早晨，吃完饭回来，我看见床上摆了很多当地的报纸刊物，都是刘祥武在街上转悠时收集的。
我问他：“你拿这些报纸干吗？”
他说：“我每到一个城市，就上街收集当地的报纸刊物，从里面能看出这个城市的特点。我从银川这些刊物里，就能看出宁夏有很多缺水的地方，这些地方的人肯定过得不好。我就想，我们那里一些村庄有很多空置的房子，人都出去打工了，这里生活条件恶劣的人可以移民到我们那里。我准备给这里的政府机构打电话，说说我的建议。”
他开始给《银川晚报》、扶贫办、政府办等机构不停打电话，最后终于有一个部门接通了。
“喂，你好，是这么回事，我是从湖北来银川的。现在有这么一件事，我们那里一些农村的学校，一些乡政府机关的楼都废弃不用了，这次我到银川之前，看到电视、杂志媒体的一些相关报道，知道你们宁夏也算是老少边穷的地方，有很多地方住的是窑洞，很多地方的人一天吃两顿饭，还没水用。
“喂，你不会说普通话吗？你说的话我听不懂啊！你说普通话吧！哦，好了。我是想做个好事情。如果你们这福利院、孤儿院，或者是大山里面的人，想改变自己命运，想移民，想搬迁的，我可以给他们提供这些房子，提供这个信息。对，我的电话1312994XXXX，我姓刘，文刀刘，你们可以通过报纸，或者通过相关扶贫的部门，看看你们这边哪里最苦，哪里不适合人居住，可以全家都搬过去。我们那里房子空着也是空着，而且荒芜的地也很多，有很多河南人、安徽人到我们那里去包地种。那边打工的机会也多，起码也不缺水，土壤情况都比这边好。哎，嗯，嗯，好，好，好。”
我对刘祥武说：“你很操心国家大事啊！”
他说：“这不是国家大事啊！这也关系到我的利益。我介绍他们去的话，自己也顺便再找一个对象。我要靠媒体生活，他们还给我起过很多绰号。”
“哪些绰号？”
“啄木鸟，还有侦探。我到一个城市，人家都说我是侦探，我收集当地的信息，在街上乱转。我经常读书，那里有大讲堂我就去听，我有文化啊！”
“你是什么时候看到《读库》上我写老三那篇文章的？”
“我是先看了《新世纪周刊》上的报道，然后给你写的信。后来你寄给我《读库》和《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读库》里有的文章，写得比你的还好。张宏杰的文章写得好，他对历史的掌控，用的那个语气，比《明朝那些事儿》都写得好，能吸引读者读下去。”
“看来你挺爱读书的嘛，读书对你有什么用啊？”
“现在我每天没有活的时候，都去图书馆看书、上网，都不要钱。住也是最便宜，吃饭也是最便宜的，我看电影也不花钱的。你空腹的时候，你失眠的时候，你烦的时候，书有净化心灵的作用。看书让你不去打麻将，不去泡吧，不去KTV什么的。看书又不要花钱，看书又能消遣，又能吸收点东西。去健身和旅游都要花钱。我在北京那么多年，就没有花钱去过故宫，我在天安门广场一转，到过首都的中心就行……”
“你哪一年在北京干活啊？”
“九四、九五、九六年，那时候北京正在大搞建设，建了西客站、交通部、协和医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东安市场。这些工地我都干过，一个工地干几个月，然后去建外交部。是以前那个老外交部，在西四那里。现在新的外交部在朝阳门外大街，半月形的那个建筑都是我们孝感人建造的。在北京的时候很稳定，就是干建筑而已，去这个工地干干，再到那个工地干干，不像现在这样不停地跳。那个时候的老乡多，基本上就在老乡干活的地方找活干。不是我想游荡，我也想实实在在地干活啊！只不过我身体差，一看赚钱不多我就马上跳槽。”
“现在是老乡抛弃了你，还是你抛弃了老乡？你总是行踪单一的样子。”
“人都有一种丑恶性，我们那个包工头做管理，就多增加一些电话费、吃喝的支出，还有那些小带班、小包工头，总是贪别人的钱……扣得太厉害了，一个月要扣我们几百块钱。今年那个包工头好像又换了个新的小轿车，这些钱都来自我们身上。”
“那你为什么不向他们学习啊？这也许是人生存的一种必需的方式。”
“怎么向他们学习？这种人脸皮要厚，心要黑，不是每个人都能学成那样的。你看过那个《厚黑学》吗？李宗吾写的。我觉得那书写得不行，我看那个标题，我就觉得这个人不行。”
“仅看标题就排斥，太断然了吧？这书你看了没有？”
“看内容提要啊！他说脸皮要厚，心要黑。心黑要黑如煤炭，脸皮厚要厚如城墙。既要黑，又要黑得发亮。既要厚，而且又要硬。要黑得无色，要厚得无形。总之要厚颜无耻吧，我做不到啊。还有《方与圆》这种书，说的是做人要圆，做事要方。”
“做事要方，便是说做事就要遵循规矩，遵循法则。做人要圆，但这个圆绝对不是圆滑世故，更不是平庸无能，这你能接受吗？”
“按道理，在社会上，这样的人才行得通，否则像我，刺猬一样，有锋芒不行。”
“也就是说，《方与圆》《厚黑学》你都不接受？”
“都不接受。不过我觉得人还是要老实一些好，如果每个人都那样，这个社会就被搞得尔虞我诈了，都没有一点真诚的东西了。但是你要想成功，要想搞人脉关系，不那样又不行，不那样又吃不开。这是一个两难的事，怎样把握好这个度，怎样搞得游刃有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起码我做不到，叫我去厚黑，叫我去方圆，叫我去搞，我搞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