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永鸣十几年了。十几年里，我们之间交往的一些故事，总在朋友中不断被复述着。比如，在白雪皑皑的晚上彻夜不眠地饮酒；比如，在草原上疯疯癫癫地奔马；还比如，喝酒时喜欢找“好玩的人”……即便现在聚在一块偶尔说起，我们还有些动情，有一种怀念的情绪弥漫在心间，温暖而明亮。其实，我一直没告诉他的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也极有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里正读着他的散文集《心灵之约》，他仿佛从天而降，穿门而入，就相互对视着——在我，或许想把手上细腻优美的文字与面前的粗犷汉子慢慢画上等号；于他，肯定也是满腹狐疑：一位“江南小生”（荆永鸣语）怎么就跑到了煤矿？
很快，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出生在内蒙古赤峰市平庄煤矿，茫茫大草原和煤矿生活，使他的性格天生地重情仗义，豪放、幽默、诙谐和刚毅，更不乏率真。因为，就在那天见面后的饭局上，朋友们就“抖搂”出了他的种种“传奇”：说他在家乡时，除了工作与写作，便是呼朋唤友地喝酒，每月的工资都花在了酒馆，到了年底还欠了酒馆老板的银两；说他出差，在福州的街头遇上一个卖狗皮膏药的贩子，他竟上前凑热闹，结果被那贩子忽悠得身无分文；说他在火车上，短短几分钟竟热情地让人家掏钱买酒，俩人喝得酣畅淋漓，居然称兄道弟……我曾有五次到他的家乡，无论他在不在，作为他的朋友，我都真切地感受到他家乡人的热情、真挚和友谊，也更多地听到了他的故事。在他所有的故事里，他似乎从来离不开朋友，离不开酒，当然还有他那一腔温暖人心的侠骨柔情。慢慢地，我总感觉面前有一块煤的火焰，不停地在草原的风里明亮地闪烁、移动和燃烧。
我那时认识的永鸣，已经是煤矿的一位很有影响的作家了。他的小说和散文不断见诸一些重要报刊，被朋友们广为称道。著名作家陈建功、刘庆邦等和他也都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正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我所在的单位一直想聘用他——实际上，他在我们这里以及中国文联都工作过几天。然而，他就在北京与老家两头跑的时候，有一次回老家，毅然卖掉了住房，说要在北京开饭馆。说干就干，甜水井二十一号、四十三号、沙滩，他一下子就把饭馆开了三家……举家迁到京城，人生地不熟，白手起家开饭馆，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幸运的是他的饭馆居然都开张了。从此，他的饭馆差不多就成了我们的“文学沙龙”。隔三岔五的，总有五六个文学朋友欢聚一堂。逢年过节，他更像兄长般把我们这些漂泊的朋友招呼到一起，然后抛开生意，陪我们喝酒、聊天……那些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人们在甜水井或沙滩的大街上经常会看到一群人酒足饭饱、跌跌撞撞地从他的小饭馆里鱼贯而出，那一定就是我们……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创作会召开期间的某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晚上要请几位外地的作家朋友和同学吃饭，饭局定在我们下榻的宾馆的对面。傍晚，他如期而至，如约设宴，一桌、两桌、三桌……小饭馆里，作家们来来往往穿梭不停，谈笑风生，觥筹交错。结果，连我也记不清吃到了几桌。轮到结账时，我刚伸出手做出掏钱状，却被他挥手挡了回去，说：“你别管！你别管！”那一晚的流水席，不知道有几人清楚是他张罗的“盛宴”，但一定会见到一位喝得醉眼蒙昽，却不停地照应大家的“哥儿们”……因为经常有饭局，久而久之，朋友们似乎养成了习惯，饭局上倘若不见有他，就会觉得缺少点儿乐趣。而他一到，往往喝了一场，意犹未尽，还会到另一个小饭馆再喝一场，直至一醉方休。诗人凌翼说，他是哥儿们，是那种铁哥儿们……在京城的文坛圈里，假设没有他，那不知得少多少酒场，得少多少趣话。荆永鸣有一个巨大的磁场，他是一块吸铁石，周围吸附着圈内圈外的朋友。甚以为是。
酒的烈焰、情感的温暖与热烈，伴随满脸丰富的表情、夸张的手势。他的幽默与调侃、浪漫与纯真，间或杯盏之间，他都极有分寸地把握着。肚子里倒进热辣辣的酒，心底涌出的是暖融融的情……他总给人营造着这样一种温馨，开饭馆的艰辛与痛苦却是很少说起。有一阵子，我在离开饭馆回家的路上，总会想到酒店打烊后，面对热闹之后更显空寂的饭馆，想他一个人独坐在那里的情形。其实他已把饭馆很多的操劳留给了妻子。在这种喧嚣之中，他已悄悄地写起了小说。他的蜚声文坛的“《外地人》系列”就是他开饭馆时期的作品。因为开饭馆，或许他更多地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外地人，了解了外地人生活的艰难、尴尬和无奈，因而对于背井离乡、对于乡愁、对于外地人，他也有了独特的理解和观照，同时，还是因为开饭馆奔波艰辛的无处诉说，正好寄寓在了笔端。虽无很多传奇，却有着幽默而极富感染力的细节，然后不动声色地叙述……于是，在街上摆摊的外地人成为城市人奋力要捉的“鬼”（《走鬼》）；半夜，在街头烧纸祭奠父亲亡灵的外地人民子一家被收容，差点被遣送回老家（《纸灰》）；外地人烧饼的自行车被城里人的桑塔纳追尾，面对气势汹汹，欲拎砖拍人的板寸，平时窝窝囊囊的烧饼竟然抄起了肉铺的尖刀，吓退了板寸，结果落下了一个抽筋的毛病（《抽筋》）……他在《北京候鸟》里借用一位餐馆小老板“我”的视角，叙述外地人来泰在北京艰难奋斗终至失败的悲剧，又在《大声呼吸》里干脆写起餐馆小老板刘民与一个城市的强烈对抗……外地人心灵与地理空间上巨大的丧失与逼仄、种种难堪与屈辱，他都描摹得入木三分。“《外地人》系列”小说一经发表，就在文坛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评论家们认为，在众多讲述农民进城的作家当中，他是尤其特别的一个。“荆永鸣的底层叙述有其复杂性。他是在其外的，又是在其中的，身份和认同的焦虑支配着他的小说。这种焦虑属于小说中的人物，更属于作者自己。在同类题材的写作中，很少有作者意识到我是谁的问题，其焦点通常在于他们是谁。而荆永鸣一直与我是谁这个问题斗争。这在根本上塑造了他独特的语调和眼光。”（李敬泽语）“……不过多地渲染农民工的苦难，而是平静地叙说他们在城市中的日常生活，通过一个个毫不起眼的细节来刻画他们遭受的内在的精神创伤……所以显得尤为沉痛。”（倪伟语）他对“外地人”专注的写作，使他的小说相继获得了《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北京文学》《十月》《中篇小说选刊》等许多刊物的大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一跃成为当代小说界一位很有名气的小说作家。
但作为一位优秀的小说家，他实在又写得太少。
朋友们知道，这些年尽管他写的中、短、长篇小说都有，小说一经问世即引起反响，但差不多在一两年里，他就只写了那么一两篇小说……现实的人生，让他和他笔下的外地人有着一样纠结的命运：为了生计和家庭必需的忙碌，对于工作不能缺少的应酬，陪人上医院，接人到机场，迎来送往，不断地辗转于各种饭局酒场，要照顾各路朋友与亲人，还要经常地往返于北京与老家之间……写作，需要的恰恰是时间和清寂，而这些，对于他，近在咫尺却又显得遥不可及……喧闹与清寂，仿佛成了他生命“钟摆”的两极，总在不停地摇摆。在一篇创作谈里，他说他笔下的人物几乎都处在不同的“尴尬”里，“尴尬”差不多就是他小说里的一种符号——我倒是觉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种“尴尬”也就是他人生的一种符号。因此，更多的时候，我看见他眉宇间扭结的“尴尬”是有的，痛苦也是有的。幸运的是，他的这种心灵纠结的结果，现在终于迫使他又一次做出了抉择——像当年回老家卖掉房子一样，他毅然决然地搬离了市区南三环的居所，在北京良乡的窦店又置了一幢房子。说是远离京城的喧嚣，他要在那里清静地居住着，开饭馆、喝酒、写小说——他说：“我是乡下人，从哪里来，还要回到哪里去！”
2010年11月17日晚，北京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