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拜跪，细事耳，而所关甚巨。自古宗社之巩固，由士大夫之有气节，气节之能植，由士大夫之识廉耻。
——汪德钺《上大宗伯纪晓岚师书》）
清朝反对跪拜的怀宁人
“三跪九叩”是清朝定的礼仪，双膝跪地上三次，磕九个头，以为最敬重，可也太麻烦了，且耽误时间。《清会典》：“大朝，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礼，其他朝仪亦如之。”行跪礼之后还想不到坐，陈奏或听旨都得站着。清朝之前，大臣见皇上，或小官见大官是不用下跪的，作揖就行了，两手抱拳高抬，身体略弯，两脚并放，以示敬意。行礼之后，还可以坐下来说话，如《明史·礼志》载：“凡百官于御前侍坐，有官奏事，必起立。奏毕，复坐。”
满人入主中国后，“惟恐汉人之不尊之”，于是进行礼制改革，规定大臣除自称奴才外，还得行三跪九叩礼。当时有个怀宁进士说了“不”，但毕竟声音太小，无法阻挡清廷强势。1860年欧美列强驻京公使觐见中国皇上与官员时坚决不行跪拜礼，改为“三进三鞠躬”，统治者和维护封建礼制者虽感到有损“天朝”体面，可已无可奈何，人家坚船利炮厉害，反而要向他们俯首屈膝。但是，对于本国内廷，大臣觐见皇上仍旧行三跪九叩礼，直到满清灭亡。
还是来说说怀宁进士吧，他叫汪德钺（1748～1808），字锐斋，嘉庆元年丙辰科（1796年）进士，主考官是纪晓岚，遂成为纪氏门生（科举时代及第者对主考官自称为门生）。在纪晓岚所取士中，汪德钺最受赏识，纪晓岚有诗称：“会我典春闱，爱尔雄文陈。竟从万马中，得此千里骏。”纪晓岚夸奖汪德钺，或许有偏爱成分，但乾隆末年推行“跪礼”时汪德钺提出异议，确实卓异非凡。清初沿袭明朝礼仪，各部各司郎中、员外郎、主事及主事以下七品小京官在向中央各部长官如尚书、侍郎等汇报请示工作时只是作长揖，可到了乾隆末年，改为屈膝行半跪礼。汪德钺很讨厌下跪，跪一次尊严就受到伤害一次，读书人一次次下跪，丢掉的是阳刚之气，多半变成奴性十足的人。儒家倡导的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汪德钺佩服文天祥不下跪的精神。文天祥被解到大都，忽必烈要他下跪，他说“南揖北跪”，跪是胡人的风俗，“南人”是作揖的。因书生意气的激荡、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及本有的人格心理祈求，汪德钺上书力陈跪礼、尤其是下属向上司跪拜之礼对人心及人性会起负面作用，它关系着士大夫的廉耻、气节，甚而关系着社稷是否巩固。人与人虽然地位不平等，职位有高下，但人格是平等的、独立的，君子不会谋富贵而辱没人格，也不会为了求功名而辱没人格，所以至少司官（部门小官）见堂官（部级大官）不能下跪。他说：“夫拜跪，细事耳，而所关甚巨。自古宗社之巩固，由士大夫之有气节，气节之能植，由士大夫之识廉耻。”（《上大宗伯纪晓岚师书》）
汪德钺的建言对纪晓岚触动很大，清初以来，儒生的独立人格可谓丧失殆尽，很多人不是成为嬉皮笑脸的弄臣，就是成为低三下四的庸臣，哪个还敢立着身子直言进谏呢？纪晓岚有一次吸烟袋，正好乾隆召见他，情急之下他还没将烟掐灭就塞到袖筒里，一会儿衣服着了，他不敢说，竟“呜呜”地哭起来。乾隆诧异地问他哭什么，他说自己该死，身上“走水了”。乾隆大发慈悲，恩准纪晓岚灭火。唉，一位大臣在皇上面前竟装小孩哭以求免罪，还有何尊严可言？纪晓岚认同汪德钺的建议，嘉许他说得好，于是上书皇上，得以批准改属吏见长官半跪复为长揖。
汪德钺学术造诣颇高，经学成就斐然。他的著作极有特点，以独特的“偶记”的方式诠释经典，如《周官偶记》、《论语大学偶记》、《毛诗偶记》、《七经偶记》、《周易偶记》、《春秋偶记》等等，不胜枚举。他对《周易》多有独到阐发，纪晓岚特意写诗《题汪锐斋蕉窗读易图》以示赞赏。汪留下了不少被后世易学家所频频引用的箴言，如“履者，礼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动作威仪之则，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故曰视履考祥。”“大过，过涉灭顶，木在泽下，盖舟沉于水之象，而中孚，利涉大川，木在泽上也。”嘉庆八年（1803年），山东巡抚铁保疏请立肥城丘氏为左丘明之后，增设左丘明世袭五经博士。当时，学术界大多人赞同，但汪德钺力排众议，认为《左传精舍志》价值相当有限，尤其卷五《姓谱》属妄托编造出来的，根本不足以用做推考距其两千多年的左丘明的可靠证据。他得到了纪晓岚、段玉裁等人的支持。一番争议后，学界接受了汪德钺的考证结论。后来，大学者俞正燮（安徽黟县人）也认为“《左传精舍志》所言，则无一不伪”，“所谓无是非者也”。（《癸巳类稿》）
也是嘉庆八年，纪晓岚八十寿辰。六月十五日这一天，从早晨到傍晚，到纪府祝寿的人络绎不绝。礼部的官员为纪晓岚写了一篇祝文，称赞他：“六艺起家，八文华国，集成一品，光辅两朝。以著作酬特达之知，以道德迓方来之福。”一会儿这个人献诗，一会儿那个人献词，无不盛赞纪晓岚宏览富学，博古通今，集学术之大成，成一代之宗师。作为门生和下属，礼部员外郎汪德钺自然也参加了纪公的寿宴。汪德钺敬献的寿序，有如他反对跪礼、驳斥伪书一样，与众不同，很有思想见地。他认为“致寿之道有四：俭则寿，《老子》‘知足之足则常足’是也；勤则寿，周公‘无逸’之训也；静则寿，孔子‘乐山’之旨也；慈则寿，《小雅》‘乐只君子，民之父母，即继以遐不黄耆’是也。四者之中，慈最要。天地之大德，曰生与天地合德者，天必保佑爱惜之，俾享遐龄，岂有他哉！亦使之长代被生物云尔。”
接下来，他将纪晓岚俭、勤、静、慈的表现一一举出事例，令人信服，没有阿谀奉承之嫌。他还对纪晓岚的著作，包括日常笔记（后结集为《阅微草堂笔记》）给予很高评价，他说：“平生讲学，不空持心性之谈，人以为异于宋儒，不知其牖民于善，坊民于淫，拳拳救世之心，实导源洙泗。即偶为笔记也，以为中人以下，不中可与庄语，于是以卮言之出，代木铎之声。乍视之，若言奇言怪；细核之，无非富惩劝以发人深省者。……且吾师文章著述，足以传世，即山陬海澨、儿童走卒皆知之。”（《四一居士文抄·纪晓岚八十序》）
汪德钺的寿序，避免了泛泛的溢美之词，将纪晓岚的德性和学养，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出来，可谓上乘之作。他尊敬老师和上司，但心里没有跪伏。下属不等于奴才。这何尝不是他在充满恭维的寿宴上敲响的“木铎之声”？他推崇“不乐与名流相争逐”的人格尊严，“褒秋毫之善，贬纤芥之恶”的为官责任，“记人之善，忘人之过”的为人品质，“拯人心沉溺者”的知识分子理想追求。
原载于《文史天地》2011年第5期
杨汝谷：“公私分明，持身廉正”
在“康雍乾盛世”被几代皇帝赏识和公开表扬，杨汝谷这个人可不简单。他差不多被皇帝树立为大臣的楷模，好官的典型。在清朝“名臣”中，其形象挺光辉的。
清朝皇帝习惯于用朱砂红笔批阅奏折，鲜艳而醒目。雍正数次评价臣僚时拿杨汝谷做参照，朱批道：“像杨汝谷，老成实在人。”又：“人聪明，像杨汝谷。”到了乾隆执政时，杨汝谷仍“以笃谨被上眷”。
在人们的固有思维中，似乎老实人多半不聪明，反之聪明人多半不老实，因为无论是纵览历史还是环视现实，发现老实人常常吃亏，甚至有“老实是无用之别名”的说法。那么，杨汝谷又是凭什么让几个特别聪明的皇帝认为他既老实又聪明呢？
杨汝谷（1665～1740），字令贻，号石湖，怀宁县人，他的故居在今安庆茶厂内。杨汝谷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进士，授浙江浦江知县。后来因政绩突出擢升为礼部主事，迁郎中，又授监察御史。
监察御史掌管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等事务，权力很大，责任也不小。如果操权弄事，是很容易发财的；如果做好好先生，谁也不得罪，也是很好混下去的。杨汝谷却是个挺正直的人，特别看重为官者的责任和法律的威严，他“在朝为官，始终一辙，公私分明，持身廉正”，“遇事必言，未所阴僻”。
杨汝谷用一首诗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和思想：“法立奸胥畏，心清案牍稀。此方经巨浸，轸恤念民依。”他在碑文《天坛进贡东岳散司白纸簿籍老会》中写道：“夫神能福人，亦能祸人，赏善罚恶，天道不爽，正直之神，皆应如是。”“《经》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文》曰：‘天道福善祸淫。’祸因福果，圣人弗讳，然则纸簿之说，善恶具载，纤毫必报。信其事者，真如目击。明可以舞文法，而不可以欺鬼神。”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河南南阳总兵官高成手下一个士兵，不满于地方官员查办赌博，领着几个人跑到知府署内闹事，将知府沈潮绑架到兵营教场，进行围辱，限制其人身自由达三天之久。对此，御史杨汝谷随即上奏弹劾军中相关官员。康熙命刑部尚书张廷枢、内阁学士高其卓前往察审。七月二十七日，康熙就“南阳镇标兵丁闹事”做了谕示：传闻此等人皆诡冒营兵，伙同二三百人诈扰百姓，不独河南一省，别省亦有。康熙下令各省严查，并召集大臣开会，出台了禁约，即时实施。从此之后，营兵如果生事扰民，挟制地方官员，按首犯、从犯进行治罪，管官革职，兼辖、统辖官、提督、总兵官分别降级调用处罚。文官知情不报者降级留任。第二年五月，清政府对南阳闹事士兵做出判决：首犯王爵斩立决，从犯刘长子等绞监候，游击王洪道斩监候，把总罗士英杖责充发，总兵官高成革职。
在“南阳镇标兵丁闹事”事件之前，康熙对杨汝谷也许只是印象不错，而此事件之后，康熙对杨汝谷刮目相看，予以重用。几年后，康熙去世，雍正即位（1723年），杨汝谷升为通政使和左都副御史，参与国家大政、大狱及会推文武大臣等朝廷大事。这年，直隶遭受重大水灾，天津城、濠皆被洪水损坏，杨汝谷上奏道：“直隶去年被水州县，存仓民谷，尽数发赈畿辅积贮，宜预请运东关米十万石至天津，截留南漕米十万石存河间、保定适中地分贮。”杨汝谷的顶头上司和雍正都接受了他的建议。雍正二年，杨汝谷升为兵部右侍郎。雍正五年转为兵部左侍郎。此前全国兵站驿站积弊重重，效率低下，杨汝谷到任后虽非史书所言“积弊一清”，但积弊至少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变。
高宗（乾隆）即位后，杨汝谷调任户部侍郎。户部工作主要是掌管全国土地、赋税、户籍、军需、俸禄、粮饷、财政收支情况。杨汝谷关注民生，老老实实地为老百姓做事，急百姓之所急，他上疏道：“河南荥泽地滨黄河，康熙三十六年河势南侵，县地多倾陷。民困虚粮，流亡远徙。”乾隆命令河南巡抚进行考察，结果跟杨汝谷反映的情况一样，于是皇上同意免征荥泽县滨河地亩钱粮590余顷和湖北太和山（即武当山）香税，百姓称颂不已。
从杨汝谷的一首杂诗中，可以看出他的聪明睿智：
“神龙蛰深渊，杳冥人莫测。玄豹隐南山，泽肤甘不食。造化本无端，归藏始生息。气盛物所尤，名高德之贼。卓哉先民言，士必先器识！”
龙的精神，龙文化的内涵，尽在此诗中，凸显了他的人格心理和文化底蕴以及处世思想。
惺惺相惜，杨汝谷特别推崇为官的清廉，他有诗《闻钱彭源卒于苍溪诗以哭之》云：“烛暗窗昏夜黯然，惊闻巴蜀讣音传。一官薄俸蚕丛外，万里全家鸟道边。但有清名堪寿世，更无灵药可延年。伤心堂北孀亲老，哭向秋风暮雨天。”
乾隆三年（1738年），杨汝谷以年老为由多次申请退休，最后得到了批准。他在离开京城前，乾隆皇帝召见了他，赐了一副亲笔书写的楹联和一顶红绒结顶的帽子。杨汝谷回到老家怀宁后，入住于安庆天台里。杨汝谷晚年家境不太好，等他去世后，儿孙们的日子就过得更是艰难，为了吃饭活命，甚至决定将房子卖掉。就在这时，太平军攻陷了安庆城，杨家人逃难去了他乡，房子落入太平军手中，成为办公用房。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初，湘军“克复安徽省城”，杨家的房子转而成为湘军的粮台（清代行军时沿途所设经理军粮的机构）。到同治三年（1864年），天台里9号终于有了新主人，他就是赵朴初的高祖赵畇（状元赵文楷第四子）。
杨汝谷于乾隆五年（1740年）在自家老屋去世。家境贫寒、卖字画维持生活的桐城人陈度《怀杨石湖》诗云：“酒杯安得同君把，趁我今朝卖画钱。”折射出两个穷文人相同的生活窘境，而杨汝谷毕竟是从高官位子上退休还乡的，真是不可想象。几年前，我曾与本市一位史志界朋友到杨汝谷墓前凭吊。其墓位于山口乡百子村石门湖畔狮子口大桥左侧的纱帽山上。为夫妇合葬墓（杨汝谷夫人姓刘）。有墓圹、墓碑，正前墓圹石上是浮雕仙鹤图。距墓2米处立方形华表1对，高近2米，左右两侧的碑文由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题，时间为“大清乾隆十一年岁次丙寅孟春月丁丑吉旦”（1747年）。杨汝谷夫妇墓本身不过如此，但看到张廷玉名字，令人感慨万千。张廷玉小杨汝谷七岁。当年政坛上两位同乡一次联手——即由张廷玉题额、左都御史杨汝谷撰文的《天坛进贡东岳散司白纸簿籍老会》碑在京城造成了不小影响。转眼一个故去，一个为先逝者题署碑文。可谓“槐阴一枕还乡梦”（张廷玉诗）、“黯淡寒云饶一邱”（杨汝谷诗）。
原载于2012年12月23日《安庆晚报》
“独秀”无流派
一位朋友问我，陈独秀是你怀宁人，据说陈独秀是以家乡的独秀山为名，独秀山很高吗？我说独秀山海拔只有三百多米，不算高，它独立于群山，但又不远离群山，林木蓊郁，奇石突兀，很秀美。
陈独秀首先是个文人，然后才是一个政治家，最后又回归为文人。在陈独秀青年时代，某个有影响的人物，把那些希望得到扶植、提携乃至追随他的文人们组织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流派。一个人如果不依附这个或那个流派，想以文章立名、传世是很难的。流派常常以某个籍贯为名称行之于世，大有家乡子弟兵结队打天下的味道。流派自会祭旗，以其文学主张以及形制风格鼓吹标榜，当流派成为阵地或斗争的工具之后，文章贴上标签，就很难体现作者个性化的一面。“天性率真，不饰伪自文”的陈独秀，自然不喜欢与封建政教同构或者与宗法体制趋同的所谓的文学流派，他的《文学革命论》尽管带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但解放文学使其走向人文、人本与个性化上来，无疑是“新文化运动”的开篇大作。
陈独秀在《答吴又陵》中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新青年》不是流派，它是思想的集散地，是一座立于群山不失自我的独立的山，一个个激进的青年与他们鲜活的思想，犹如山上繁茂的树木和形色不同的石头。陈仲甫先生自号独秀，不知有没有这样的用意：此山独秀，但不弃别群山，更不脱离大地。他的民主思想及其一生奋斗的历程，能够证明他是名符其实的“独秀”吗？“五四运动”之后的现代文学空前繁荣，文学流派也空前的多，什么论语派、语丝派、九叶诗派、鸳鸯蝴蝶派，等等，这正是思想启蒙后开创的文学自由的局面，有别于以往的流派。每个流派都是一座山峰，虽然也有某些流派与政治“结婚”了，抑或被政治家利用了，但更多作家的挺立独秀，却是从籍贯下的权力利益者的集结，蜕变为以审美趣味为倾向的文人们的自由聚会。
当然，党派不是文学流派，作为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他以推行科学、民主为己任，他以及他的政党所描绘的未来蓝图上显然有体现自由、人文与人性的文学的位置。继陈独秀之后，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没有偏离“文学革命”后的奋斗的方向。可惜后来政治与文学紧密结合，使得文学功能单一，艺术审美苍白，一时又难以欣赏“独秀山”了，直到“文革”结束……对此，有人追责到陈独秀，文学哪能革命？殊不知陈独秀主张文学归属大众，是从民主的角度出发，人人需要文学，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座山峰。
现在我们走到了一个非文学时代，文学的边缘化与文学流派的消遁是文学回归文学的一种自然状态，边缘化让作家们失去优越感，而流派的消遁不会使作家们产生无家可归的落寞，反而，个性化写作的快乐填补了失去优越感后的心里的空虚。
2006年，我关注起一起文场官司，因为在我看来它恰恰与“独秀”有关：原告郑北京是怀宁独秀山下人，从部队转业后在北京创办了一家文化公司，以“爆破作文”的概念、开展以中学生为对象的作文辅导；被告余杰是个有名的文坛“独秀”，个性特立，什么人都敢骂，什么事都敢批评。余杰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作文岂能“爆破”》，学校是培养不出作家的，用辅导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郑北京先生的异想天开”，是对人的性灵的伤害、扼杀，他认为郑北京搞“爆破作文”，是迎合应试教育，一种牟取利益的不良作法，“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低估骗子们的丑陋”。
余杰对文学的理解是正确的，对文学精神的呵护是值得肯定的，我举双手赞同，但言词犀利的“谩骂”却有失斯文。殊不知，余杰以及像他一样景仰“独秀”且立志“独秀”的文人，把学生作文看作文学，是被“概念”本身给绊住了，虽然“新概念作文”提倡个性化自由叙述，而作文之写作确实是有技巧和方法的，通过训练与辅导完全能够提高写作文的能力。郑北京作为文化商人，他有权利经营他自己的“概念”。余杰败诉了，法院以“构成对郑北京名誉权的侵犯”判余杰赔偿郑北京精神损失费一万元。
我是在参加怀宁县新县志编纂时知道了郑北京，后来我一直没有见到他本人。郑北京在搞作文辅导之余，也搞文学创作，据说他自费出版了自己的诗集，我倒是想弄一本看看，不知他有没有写家乡的独秀山。对文学的认识，是否与陈独秀、余杰相同呢？其写作过程是否也会自我“爆破”，崛立于群山之间呢？山虽小，独立且秀，不图虚名就可以了。
原载于2008年11月9日《安庆日报》
行无愧怍心常坦
陈独秀拜见孙中山，被党内激进人士、尤其是后来搞路线斗争的人所诟病，抨击其矮化自己，妥协，卖党。实际上，陈独秀真正要拜访的是“德先生”，他偕邀孙中山一道而已。
孙中山“化棘藜为手杖”，达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只可惜，孙中山去世，手杖折断。
后来，陈独秀不理睬蒋介石，不理睬周佛海，不理睬一切独裁者与搞伪民主的政治投机分子。他宁愿接受“艰难”，无怨亦无悔。
陈独秀赠诗艺术家刘海粟：“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他在《金粉泪》组诗的最后一首中写道：“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他在《悼老友李光炯》的诗中说：“艰难已万岭，凄绝未归魂。”……“艰难”，是考验人的最好的试金石，把握住艰难，不变气节，是仁人志士的“独善其身”。
1940年2月初，病中的陈独秀，经章士钊联系，住进重庆仁和医院。陪伴陈独秀的何之瑜（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的北大法科学生）从医生那里打听到陈独秀活不了三年。张国焘得知这信息，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陈独秀与中共有隙，派党国官员公开访问，将其对中共不满言论编印成册广为散发，扩大对延安的反宣传。蒋介石批准了张国焘的提议，派胡宗南、戴笠拜访陈独秀。陈独秀很快明白了二人的来意，直截了当地指出“两位来此必是蒋介石的意思”，并表示拒绝。
即便是生活上的帮助，陈独秀也是“素无知交者，不愿受赐”。国民党政要罗家伦、傅斯年，出于尊师与怜悯，亲自送上钱物，陈独秀坚意不收。1941年3月，陈独秀收到5000元汇票，是朱家骅托张国焘转寄来的。陈独秀给张国焘写下短函：“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随函将汇票退给了张国焘。
陈独秀是个真实的、不夺气节和本色的人，他推崇“高尚纯洁之人物”和“真诚纯洁的精神”，并认为中国“德敝治污”的最大原因，就是高尚纯洁的人物太少了，而圆滑势利的人太多，他们变来变去，祸害国家，袁世凯、康有为就是这样的人，他甚至认为支持真复辟的人比主张假共和的人好，他在1916年10月1日写的《我之爱国主义》中说：“惟其非诚心赞成而赞成之者，其人格远在诚心赞成而赞成之者之下。”继而呼吁：“本诸良心之至诚，慎厥终始，以存国民一线之人格。”
1918年11月10日，梁漱溟的父亲梁巨川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杀，留下遗书说自己“系殉清朝而死”。陈独秀很感动，虽他反对封建帝制，但却佩服梁巨川的人格，他说：“梁先生主张一致，不像那班圆通派，心里相信纲常礼教，口里却是赞成共和；身任民主国的职务，却开口一个纲常，闭口一个礼教，这种人比起梁先生来，在逻辑上犯了矛盾，在道德上要发生人格问题。”“新时代的人物，虽不必学他的自杀方法，也必须有他这样真诚纯洁的精神，才能够救济社会上种种黑暗堕落。”
早年，清末民初，社会转型，动荡不休，人心多诈。鲁迅视人性虚伪，丑陋，毅然弃医从文，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下猛剂，做大手术。陈独秀与之不同，他提倡“兽性主义”，民主虽非脱胎于此，而民主是人的民主，若人性坏了，人的兽性本能再失，国民之沉疴将无可救药，故而保人性先保人之兽性。“意志顽强，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作他人为活；个性率然，不饰伪自文。”这就是“兽性主义”的主要思想。
宁要“兽性”，不要“奴性”，以“兽性”压倒“奴性”，然后人性上升、张扬。陈独秀指出：“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意思是说，国格必须基于个人人格基础之上。然而，中国国民“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奴隶者实在不如兽之自由，兽之强壮，兽之真实。不根除国民的“奴隶道德”之心，人将无法摆脱人身依附关系，获得独立自尊的人格，政治民主化和社会道德的进步也就无从谈起。为此，陈独秀要求国人，特别是青年努力脱离“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实现自我解放。
兽能自食其力，而人却依赖他人，做出种种牺牲，或种种勾当，而不以为意，麻木不仁，人性、人格便丧失了。陈独秀呼吁：“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
原载于2014年5月22日《今日怀宁》
陈独秀“无辩”寂寞
陈独秀在1941年作诗道：“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书札》）还有：“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矶边忆旧游，何处渔歌惊梦醒，一江凉月载孤舟。”（《对月忆金陵旧游》）
陈独秀晚年的凄凉，寂寞，从他的一些诗文中流露了出来。如果要问他为何寂寞，是政坛上的失意吗？我认为他主要是寂寞于没有辩敌、也没有辩友。他埋头于整理《小学识字教本》，多么想让自己的思想浸淫其中。可这样的生活对于一个心怀天下的思想者，一个英勇的辩士，无疑是欠缺的，窒闷的，抑郁的。他在寄沈尹默的诗中写道：“村居为爱溪山尽，卧枕残书闻杜鹃；绝学未随明社屋，不辞造懦事丹铅。”
推崇“德先生”与“赛先生”的陈独秀一向爱辩，敢辩，善辩。通过与人辩论保持思想的鲜活，“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敬告青年》），活跃的思想，以辩说的管道喷发，打破万马齐喑的局面。他希望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民主又绝不是独白与话权的霸占，它需要更多人乃至全民的参与。新青年应该走到时代前沿，为主义和主张去倡言论辩。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鼓励青年“情与情、心与心、爱与爱的碰撞”。对于国家是实行民主化的社会主义，还是执行无政府主义，或者搞君主立宪制，他与各种势力辩论；对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他与周作人论辩；对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冲突何在，两党能否意识形态并存与政治利益合作，他在上海、广州与孙中山面对面的辩论，他觉得孙中山的某些观点有道理，于是做出退让、妥协，以促成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出台。
历史的进程并不是一个充满书生意气的辩士所能掌握的，严峻的现实让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戴上“托派”的帽子且在政治辩坛上把“第一辩手”的位置让给团队中其他“辩手”继续与对手辩。在党内，他坚持自己的“发言权”，可1929年却因在中东路等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被开除党籍。这时候的陈独秀仍没有丢掉自己早年所提倡的“意志顽强，善斗不屈”的精神，他写《献诗》道：“我的灵魂飞上了九霄，俯瞰人间的群众颠沛如涛，宛如被射了双翼的群雁，垂死的哀鸣，血泪滔滔。那畜辈的良心早泯，只知把民众作肉食血饮；我们要恢复固有的幸福，呀，但有我们自己的觉醒。”
大革命的失败迫使陈独秀离开政治舞台，走向了人生的秋季。失去权力不会使一个真正的思想者寂寞，失去朋友也不会使一个真正的书生孤独，可思想的出口被堵住，体现民主祈求与自由愿望之“辩”的形式远离他的生活，无疑是他最大的寂寞。
他终于又等到了一次辩论的机会，尽管是以被告的身份辩论。1933年4月15日，民国政府认定陈独秀“危害民国罪”，在南京公诉。审判长问陈独秀为什么要推翻国民政府？陈独秀辩道：“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占东三省，采取不抵抗主义，甚至驯羊般跪倒在日本人之前媚颜投降，宁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有异说。……这样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国民党以刺刀削去人民权利，以监狱堵塞人民喉舌。这样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连年混战，杀人盈野，饿殍载道，赤地千里。老弱转于沟壑，少壮铤而走险，死于水旱天灾者千万，死于暴政人祸者万千。工农劳苦大众不如牛马，爱国有志之士尽入囹圄。这样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
陈独秀法庭辩论，有数千言，非常精彩，驳得审判长无言以对，同时博得观众的称赞，觉得他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旁听席上，有人点头，有人微笑，有人小声细语：“对，言之有理。”这是陈独秀最后一次畅快淋漓的雄辩，且作为经典写进历史。曾几何时，党内的路线问题，导致陈独秀的“辩声”黯然下去，他失去了与之呼应的辩友，但是他的政治立场始终没有改变，“大节不失”与其说是与政敌、不如说是与自己辩论的胜利。
接下来抗日战争爆发社会焦点转移，张国焘找到陈独秀，想借他这块招牌组织一个伪共产党组织，陈独秀断然拒绝。胡适想请他到美国去写自传，他也没有答应。周佛海、张伯苓等人拉他进国防参议会当议员，他更是一口拒绝。陈独秀不同于中国古代那类到处捞好处的游说之徒，而是如同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辩士——以充满激情的辩论来增长知识，发现真理；以大胆的批评来审察行为，纠正错误；以不同的观点对话，来启迪智慧，寻求沟通，达到“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新青年》）。
当代理论家林非说：“陈独秀由‘个人的人格’而外铄，趋于考虑社会政治制度的问题，用属于近代社会群体所需求的民主主义原则来鼓舞‘个人’的进一步觉醒，企图让每个公民都能够从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中挣脱和解放出来，滋长出近代文明的大树，这对于更好促使人们的个性解放来说，无疑是注入了重大的思想营养。”（《鲁迅和中国文化》）
在四川江津的日子，陈独秀感到没有他辩说的空间，只得深居简出，接受寂寞。偶尔参加宴会，他沉默寡言，难见笑容。陈独秀把很多时间和精力，都用于文字与音韵学的研究。他写信给台静农说：“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之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功。”陈独秀临终前在《小学识字教本》下卷中写的最后一个字竟是“抛”字！写完这个字，透露了他什么心境呢？
“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早年，为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不甘于寂寞；到此，为了人格与尊严，他又甘于寂寞。陈独秀实现了人生的超越！
原载于2009年12月18日《安庆日报》
陈独秀被诬不染污
陈独秀重视人格的修炼，“幸有艰难能炼骨”，炼就了一副硬骨头。蔡元培真诚地赞美道：“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王明、康生写文章诬蔑陈独秀为汉奸，将他的言论断章取义，攻击为“汉奸理论”，同时封锁他的发声管道，不让党内媒体刊登他的反驳、辩诬文章。
陈独秀写了一封公开信，投给骂他是汉奸的报纸——《新华日报》，严厉谴责血口喷人者，“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绝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灭。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新华日报》却在王明等人的控制下，没敢发表陈独秀的公开信。
王星拱拍案而起，联络国统区著名人士为陈独秀辩护。1938年3月16日，《大公报》和《武汉日报》同时刊王星拱等9人的联名信。信中说：“中国共产党内部理论之争辩，彼此各一是非，党外人士自无过问之必要。唯近来迭见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竟以全国一致抗日立场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情理之外。独秀先生生平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白。凡独秀先生海内外知友及全国公正人士，谅有同感也。”
多年后，曾任《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的石西民出版了一部《报人生活杂忆》（1991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石老回忆：“《新华日报》突然宣布陈独秀是汉奸，引起了社会上有识之士的怀疑和不安。就连张西曼教授这样的靠近我党的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都对这种武断的做法表示了不满。一些学者联名写信，要求澄清事实，王明不但不允许报纸发表这些信件，并且以评论的形式对此提出责难，伤害了这些朋友的感情。”
陈独秀从青年到晚年，其反对独裁政治的民主思想是一致的，主张言论自由及身体力行，这给他带来了麻烦，中共领导人不喜欢他，蒋介石也不喜欢他。在抗日时期，搞臭他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扣一顶汉奸的帽子。
历史学家任继愈说：“中国人被骂作汉奸比骂他祖宗三代还重。”
有人认为，如果陈独秀不被人诬为汉奸，或许会活得长一些，他含恨而逝……
生命的最后行程，“依然白发老书生”，陈独秀用给友人写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批评斯大林的“个人专制”。他认为，斯大林之所以会出现“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是“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他甚至还把斯大林的苏联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并称为“德俄两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
这些书信于1949年被结集出版，定名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胡适作了一篇长序，认为陈独秀的“最后思想——特别是他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沉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因为他是一个‘终身反对派’，所以他不能不反对独裁政治，所以他从苦痛的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显然，胡适不仅不将陈独秀看作汉奸，并且，他的评价就是对陈独秀汉奸罪名的洗刷，可陈独秀真正被摘掉汉奸帽子，还得需要几十年时间——还历史真相时，他已长眠于他的老家怀宁的一座山冈。
陈独秀被人诬蔑为汉奸，除了愤怒和痛苦，他还思考为什么中国出现这么多汉奸，他说：“以污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不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汉奸是病态社会不良人际环境“培养”起来的，一个人在生活中处处感到屈辱，时刻没有人格尊严，极有可能被“培养”为奸、为盗、为娼。
人先得有自己的人格，这是摆脱奴性的关键，不做奴，亦无意做主子，其人格才立得住。既顾及自己的人格，又看重他人的人格，就少了一份共同培养汉奸的因子，而改善土壤，培养起敢于担当社会责任的志士。被人格所感召，所激荡，所影响，往往柔弱者的双肩也能担起道义，视死如归。
原载于2012年3月18日《安庆晚报》
资福钟声可醒皖
我曾在《怀宁县志》上读到王步文的传记：他于1927年任中共怀宁县临时委员会书记；我曾在合肥大蜀山烈士陵园看到王步文的简介：他于1931年历任中共安徽省委代理书记兼组织和宣传部长、省委书记；我曾在岳西县文化长廊上看到王步文的介绍：他的故乡在岳西县温泉镇资福村。
资福村，在王步文就义71年后有个重要考古发现。2012年3月18日，村民到罗源山下资福寺石塔遗址清基，发现一个小石盒，里面装有金棺、银棺、铜器、铜钱、碎银器以及3尊佛像等。金棺上刻有“舍利金涵”等字样，里面装有佛教寺庙镇寺（镇塔）之宝“舍利子”，银棺上刻有“已卯年间夏季四日”等字样，里面装有疑似佛牙、佛骨、舍利子的文物和佛像3尊等。一时间这里吸引了不少考古专家和媒体记者，新闻报道以及关于山村的许多传说，见诸报纸、电视和网络。
资福村，走出了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任书记王步文，走出了抗日将领刘友道，走出了复旦大学中美问题研究所所长吴心伯，走出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终身教授金文龙，走出了上海复旦大学政府绩效管理中心副主任王建刚，走出了30多个博士……
先有资福寺，后有资福村。资福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年）由童师菩萨创建，村因寺为名。资福村人受了多少佛教文化的影响，这一个多世纪以来？我想，至少对于“资福”二字，这里走出的学子会多一些理解和感受吧。“五四运动”前一年，20岁的王步文在安庆读书，他在《中国今日之大病安在》的文章中提出“政治不良，从而革新之；社会不良，从而改造之”和“收回民权，发扬民权，推倒军阀”的主张，从大境界上看，难道不是“资福”愿望的祈求和“资福”精神的体现？
革命家的拳拳情怀，是在资福村培育的，升起的。1904年，王步文开始读私塾。有一年冬季大雪天，他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看见一个孩子因没有穿棉衣冷得颤抖，立即上前将祖母为他缝制的棉袍脱下，送给了那个孩子。这个故事，主题是慈善美德，而革命是为了更大范围的发扬美德。王步文少年时代，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矛盾猬集，大别山深处的资福村尽管仍处于农耕社会，人们忍受饥寒，听天由命。只有走出大山的人，才感受到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是相连的。1917年春，王步文考入衙前镇粹新高等小学，开始接触《新青年》等书刊，谈论时政成为他最大的兴趣。他在学校组织了“乐群会”——团结同学，砥砺学业，吸收新思想，讨论新问题。这一举动引起校长的极大不满。校长认为学生的任务是读课文，做学问，别的事什么也不要管。王步文觉得校长思想保守，麻木不仁，他在一篇《为学》的作文中写道：“当今内祸不断，外侮接踵，国势日衰，民不聊生。志士仁人，当怀大志，探民族之生存，求国家之再造，不惟我辈不贷之责，亦属新学育人之宗旨。阅读《新青年》，研讨新思想，我辈何罪之有？”王步文带领“乐群会”的同学，坚持一边读书求知，一边讨论时政，结果他被学校开除了学籍。
王步文没有辍学，他到国民政府安徽省会所在地安庆读书，离开了资福村，开始为“造福大众”的理想奋斗。“民众团结起来，赶走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挽救危若卵石之中国”，“予以不一败而心冷，再败而心灰，终必达其志而后已……”（《论各述其志》）王步文家在资福村属于富户，因此家里才有钱供他进城读书。他的父亲把他送出大山，就像很多父亲一样，希望他饱读诗书，做一个有学问的谦谦君子，最好是谋取功名，飞黄腾达于仕途，从而光宗耀祖。可是，最先“觉悟”的往往是有钱读书的富民子弟，王步文从此步出了父亲的视野。
1919年5月8日，安庆学生声援“五四运动”，王步文带领学生游行、演讲，动员民众奋起抗争。5月10日，安庆学生上街游行，他与方乐周等7人代表各校学生，向省长吕调元请愿，要求以安徽省名义电请北京政府：誓保青岛，释放被捕学生。最终迫使省长致电北京政府。同时，他积极参与组织安徽学生团及安徽省学生联合会，当选为联合会委员。6月，他带领学生查禁日货，并带头将自己所用的日货全部烧毁。为阻止日货流通，他将各校派出的学生检查员分为4队，轮流值班，日夜查检江岸码头进港货物，向商民宣传抵制日货的道理。在安庆黄花操场举行的焚毁日货大会上，他慷慨陈词，揭露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他还协同蔡晓舟在安庆创办《黎明》周报、《安庆学生》等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反对旧礼教、废除封建等级制度。8月，他先后开办工农夜校、工商夜校、义务小学，向工人、店员、城市贫民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
这一个接一个的行动，无疑将王步文的激情燃得很旺，起于正义爱国，接着寻找振兴民族的主义路线。这时候，就看什么思想对他的影响最大，或者说他个人的思想倾向什么了。20世纪初，无数青年在交织的主义、汹涌的思潮中，彼此或分道扬镳，或同舟共济。1921年4月，王步文参加蔡晓舟召集的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成立会议——他选择了共产主义。
离家数年，资福寺的钟声犹闻，资福、施福、求福、取福……
1921年，安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斗争的直接起因是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反对军阀侵吞。因反动军阀镇压，造成2人死亡、50多人受伤，这一事件史称“六二惨案”。1925年春，纪念六二烈士的“血衣亭”落成后，王步文题写“醒皖第一声”横匾。也是这一年，他被派往日本留学，与童长荣等组织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任特支常委。他并以国民党员身份联络国民党进步人士组成东京支部。第二年10月，他代表国民党驻日支部回国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1927年2月，王步文奉调回国，5月任中共安徽省临委组织、宣传委员。
四年后，王步文英勇就义。他当时的身份是中共安徽省委书记。1931年4月6日这一天，王步文像往常一样起得很早，他要主持召开省委会议。据他的妻子方启坤后来回忆，他有严重的痔疮，行走特别困难。她按照友人告诉的偏方，为王步文炖了一只甲鱼。8点钟左右，王步文忍着疼痛离开了家。这一走，他再也没能回来……由于叛徒告密，王步文在芜湖柳春园被捕，19日押解安庆饮马塘监狱。5月31日，在安庆北门外就义。就义前他致信方启坤：“我为革命而死，你不要悲哀，不要难过，应抚养爱生，以继予志。”
此时，方启坤正怀有身孕。孩子出生后，这个一直生活在城里的女人，坚意来到丈夫的家乡岳西资福村，在大山里担任小学教员。岳西，一个禅意很浓的地方，境内司空山是二祖慧可的卓锡道场，妙道山是临济宗的发祥地，还有这千年古刹资福寺……她耳畔的暮鼓晨钟，与丈夫当年听到的还一样吗？不一样了。这里已是一块红色土地——1930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成立，它是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大根据地，是长江以北第一块红色区域。
原载于2014年3月15日《合肥晚报》
台湾曾经的在野党领袖夏涛声
近读台湾著名学者齐邦媛女士的回忆录《巨流河》，得知其父齐世英与怀宁夏涛声同为台湾“民主斗士”，而夏涛声曾为在野党领袖。齐邦媛说：“我父秉持理想，坚守原则，笃信自由、民主、法治的理念，与雷震、李万居、夏涛声、高玉树等筹组‘中国民主党’未成，与郭雨新、吴三连、许世贤等，鞠躬尽瘁于撒播自由、民主的种种努力，访谈时未肯谈及，不无憾焉。”
何为“中国民主党”？1959年至1960年，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公开挑战蒋介石“三连任”，与当局进行对抗。1960年5月18日，《自由中国》联合民主社会党、青年党和一些台籍人士共72人，在民主社会党总部召开座谈会，声称不论国民党批准与否，即日起成立“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宣布筹组新党——“中国民主党”。
1960年6月3日上午，雷震与夏涛声来到《自由中国》发行人胡适家，指出国民党权威体制给台湾政治、经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表示要组建一个“新党”。胡适很冷静地分析了局势，虽然对国民党政治体制“大失望”，但组织新党，觉得“一定没有结果的”，他相劝雷震、夏涛声，放弃这个想法。6月26日，“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在台北召开第一次会议，推举雷震、李万居、高玉树为发言人，雷震、李万居、夏涛声、吴三连、郭雨新等17人为召集委员。与此相配合，《自由中国》杂志发表《大江东流挡不住》的社论，宣布9月底正式成立新党。接着，筹备委员会在全岛举行了巡回座谈会，一时间在岛内掀起了组织反对国民党的热潮。
《大江东流挡不住》由终生秉持科学民主自由精神的哲学家殷海光起草，这是一次理性的呐喊，文字十分犀利：“……近十几年来，国民党权势核心人物，使出浑身的力量，实行‘加紧控制’，他们是否收到什么效果呢？从一方面看，他们的确收到了一时的效果。在这个小岛上，他们确曾收买了一些无思想、无原则、唯利是图之徒。他们正同在大陆掌握政权时代一样，在台湾把有人格、有节气、有抱负的人很有效地消灭殆尽了。他们控制了一群以说谎造谣为专业者。他们控制着一群藉着帮同作恶以自肥的人。他们控制着藉唱万岁而飞黄腾达的‘聪明人’。他们制造了成千成万当面喊拥护叫口号的政治演员。他们控制着台湾一千万人的身体。然而，除此而外，他们还控制着什么呢？”
这篇社论刊登在《自由中国》1960年9月第23卷第5期上，也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最后一期。而10个月前，就在《自由中国》创刊10周年纪念大会上，台湾《民主潮》杂志发行人夏涛声对胡适说：“恭喜恭喜，这个年头能活到10年，是不容易的……”胡适听了大发感慨：“觉得夏先生这话，很值得作为《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刊10周年的颂词”。
若干年后，世界著名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女士回忆起《自由中国》半月刊及其同仁时说：“包括雷先生在内的一些人，都是大陆以外最好的中国头脑，他们那种不畏强权敢作敢为的风骨，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或者说，作为一个人都应当是这样的……”
面对一个新的反对党即将成立，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感到很不安。1960年7月，国民党控制的三大报《中央日报》、《中华日报》、《台湾新生报》同时在头版头条刊登文章，诬指成立反对党是阴谋配合中共“统战”，企图在台湾制造混乱，“颠覆政府”，发出了镇压组党行动的信号。9月4日，蒋介石下令台湾省警备司令部，以涉嫌叛乱为由，逮捕了雷震等人，筹组中的“中国民主党”胎死腹中。10月3日，台湾当局以“掩护匪谍”和《自由中国》杂志发表言论违反“反共国策”的罪名，判处雷震有期徒刑10年，出版了290期的《自由中国》杂志被封杀。此事件，成为“台湾民主运动史中的一座灯塔”（柏杨语）。
在对雷震10年徒刑的判决确定后，夏涛声与胡适、李济、成舍我、蒋匀田、叶时修、陈庆华、曹启文等46位台湾社会、学界名流，联合上书蒋介石，“体念雷震过去对国家贡献，予以特赦”，老蒋以未有先例为由拒绝了。
“雷震案”发生后，夏涛声停止了政治活动，辞掉了《民主潮》发行人职务，在家养病。1968年病逝，终年70岁。盖棺定论，夏涛声成为国民党的反对党及台湾在野党领袖之一，是有历史渊源的。
夏涛声（1899～1968），原名葵如，字子涛。先就读于安庆六邑中学，后移读于芜湖省立第五中学，在校期间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受到省立五中学监、中共早期党员高语罕赏识，秘密参加了无政府主义团体“安社”。后来他又参加了由高语罕1921年5月发起成立的“芜湖学社”，参与主编学社半月刊《芜湖》。由于对政治的热衷，夏涛声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并加入中国青年党，不久成为骨干人物，任内务部主任、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等。1932年出任中常委兼政治部长，并组织义勇军进行抗日。1937年出任福建莆田县长。
据《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一书记载：1937年8月中共闽中工委派政治交通员金贯一赴香港。不料金从莆田刚出发即被县警察局逮捕。工委获悉后，于8月12日以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第7路军第1纵队指挥部的名义致函国民党莆田当局，要求无条件地将金贯一释放，并表示愿就合作抗日问题与其举行和平谈判。闽中工委派参谋长杨采衡进城与国民党当局接触。莆田县县长夏涛声，答应立即释放金贯一。随后，双方拟定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谈判原则。9月上旬，中共闽中工委书记刘突军又亲自到莆田与夏涛声协商义勇军集中地点及安全等问题，并达成义勇军正式改编前先在莆田庄边集中，国民党驻军和保安队等要绝对保证义勇军集中途中和集中地的安全；在义勇军集中地方圆50里内不得驻扎其他军队；为便于双方联络，闽中义勇军在莆田城关设立办事处。
“二战”尚未结束，中国、美国、英国三国政府首脑在埃及开罗举行国际会议，签署了《开罗宣言》，其中决定战后把台湾归还中国。中国政府于1944年10月成立了“台湾调查委员会”，开始接收台湾的准备工作。台湾调查委员会有委员9人，其中台湾籍3人，即黄朝琴、游弥坚、谢南光；浙江籍3人，即陈仪、沈铭训、钱履周；另3人是夏涛声（安徽籍）、王凡生（湖南籍）、周一鹗（福建籍）。陈仪任主任委员，夏涛声、周一鹗、钱履周为常委。1945年，夏涛声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后任“国大代表”、“立法委员”。1947年任青年党组织部长，并在上海创《风云杂志》。赴台后，夏涛声专任“立法委员”。1950年创办《民主潮》半月刊，宣传其所谓的民主思想，其后与《自由中国》杂志社社长雷震密切联系，参与创立“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1960年参与组建新反对党，成立“中国民主党筹备会”，任召集委员。
夏涛声曾与鲁迅有过接触，鲁迅日记：“十日晴。休假。上午得夏葵如信，即复。”夏涛声有著作存世，即《现代政治思想》北新书局1930年版。1933年，谭惕吾（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原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赴绥远考察，回来后写成《内蒙之今昔》一书，谭将此书归功于“同学夏涛声之襄助，及吾师顾颉刚、杨秩彝两先生之校订”。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认为此书“是谭、夏、顾三人共同撰成的”。（《顾颉刚与谭慕愚——一段缠绵了五十年的情缘》）
原载于2012年9月16日《安庆晚报》
追求运用和享受自由的权利
爱之愈切，以独立思想为取向
中共辽宁省委整风办公室在1957年6月编印了一部右派言论集——《章伯钧张百生等人言论集》，作为反面教材推向全省。可见，反右舆论是非常迅速的。章伯钧于1957年6月8日成为中国第一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当月他的言论就被编入了“材料”中。
章伯钧的名字及其事迹、故事，因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的一部热销书《往事并不如烟》而被更多读者包括年轻一代所熟知。在《往事并不如烟》之前，我对于这位从桐城（今枞阳）走出的政治活动家、知名人士的了解，多是从报刊上看到他捐赠藏品的事迹，后来从一些引文中读到他的语录，觉得他很有民主思想，如：“近代中国之败，败在热衷权力的人太多，始终忠于理想的人太少。发动批判的人如不能自我批判，他一定是把批判当作获取权力的另一种形式。”再如：“思想与政见是人人不必尽同的，亦事实上所不能尽同的。如强人以相同，或胁之以相同，只是徒劳而已。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处？则唯有遵守民主精神，确立民主的作风，尊重异己，接受批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是择善而从，不必攻乎异端，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斯能处矣。”又如：“运用自由，享受自由，这本是人类社会共有之合理的权利，亦同是人类理性生活之崇高的表现。它从不受暴力的支配，并永远反抗暴力的侵犯。暴力虽时或得逞，然终归于失败。民主自由之神，依然无恙。本来，自由之获得，非出自天赐，非出自任何人的特许。而人类长期斗争的结果，得之愈艰，食之愈甘，爱之愈切。”
章伯钧于1969年5月17日在北京去世，临终叮嘱夫人李健生：存留下来的善本图书，如能逃过此劫（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捐献给家乡图书馆，以保存文化，服务桑梓，泽惠后人。17年后，1986年5月23日，李健生和子女章师明、章诒学专程赶到合肥参加捐赠仪式，将章伯钧生前所藏图书330部、2562册捐赠给省图书馆。这批古籍共有明刻本277种、2239册，清刻本53种、323册，全系珍贵善本图书，具有很高价值。同年5月24日《安徽日报》在一版刊出报道：《章伯钧藏书捐赠仪式在肥举行》。报道中沿用了1980年《人民日报》中的表述“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章伯钧”。然而，时至今日，章伯钧还没得到“平反”，仍是一个右派。
得不到平反，因为他是真正的“右派”。真正“右派”的思想，显然与中国的政治生态不相符，犹如被视其为园中的杂物、莠草。多年过去，章伯钧的言论，还是“反动”的“反面教材”吗？这倒是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和思考，其中不乏理性判断。章伯钧不被平反，反而名声更大，其思想的意义也更强。他让我想起明代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而自居，对封建的男尊女卑、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的思想家李贽以及他的《焚书》、《续焚书》等。
仗义执言，以索解问题为本意
如上所言，章伯钧的言论多被保留了下来。
1949年，民盟筹备创办《光明日报》，并由章伯钧担任社长。章伯钧不仅具有仗义执言的“报格”意识，还有民主参政意识。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党开展一次整风运动，而且要开门整风。章伯钧应邀参加由统战部组织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座谈会，目的是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5月21日下午，章伯钧在发言中说：“今天，我谈个人的意见。近二十几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正常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取得了极大效果。……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他还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要进行明年要作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做的事情要经常讨论。”
他又说：“近一两年来，政府对有才能的老年知识分子问题，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他甚至说：“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
他还说：“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问题，多听听多方面的意见。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有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意见，我不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章伯钧的发言被刊登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影响极大。尤其是，这次发言被认为是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之反动依据，也是他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证”。
章伯钧被戴上了“章罗联盟”的帽子。所谓“章罗联盟”中的章，就是章伯钧；罗，就是罗隆基。他俩都是民盟的副主席。罗隆基建议由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公开鼓励大家有什么冤枉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应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中央如此，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相应成立这样的委员会，使之成为一个系统。《人民日报》7月1日发表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指责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都是自外于人民，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而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后被称章罗联盟）”
1958年1月，民盟中央撤销了章伯钧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全国人大1月31日撤销了章伯钧交通部部长职务。章伯钧很无奈和痛苦，他后来对家人说：“1957年，我的本意是希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探索如何实现民主政治的问题，我没有说过轮流坐庄的话，那是别人强加在我头上的。”
罗隆基一直否定存在“章罗联盟”，他说：“同章伯钧的认识有20年的历史，共同在民盟工作有17年的历史。我同他有过长期的斗争，并且有过多次的斗争。我同他的合作是始终有戒心的。两人由来就是在合作中斗争，在斗争中合作。今天的合作，并不是什么划时代的新结合。直到今天，我同章伯钧的主观见解是不完全一致的。我们的个性和作用是绝不相同的。我们的感情并不是真正融合的。两年来我同章伯钧就没有私人相约聚一次，这就说明我同章伯钧两人合作的真相内幕。”
1980年，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文件指出章罗联盟在组织上并不存在。
恩怨既定，以生平事迹示功过
章伯钧与共产党，恩多怨少地相处了一辈子。我们透过他的生平事迹，大致可以看出来。
因政治诉求接受共产党：青年章伯钧对中华民族的现状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他像许多激进青年一样寻找一个可以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组织。1923年初，章伯钧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期间，由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回国任中山大学教授，参加民主革命运动，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宣传科科长。在北伐战争中，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农工部兵农联合委员会主席。
因革命挫折离开共产党：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章伯钧参加了周恩来等人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职。起义军失败后流亡香港，从此脱党。
因政治理想组建新的组织：1928年春，章伯钧与谭平山等筹组中华革命党。1930年5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8月当选为中央干事会干事（总干事邓演达）、中央宣传委员会主席委员。邓演达牺牲后，他参与主持中央干事会领导工作。1933年秋，章伯钧和黄琪翔等代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会同李济深、陈铭枢等，与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共同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反蒋抗日，停止“剿共”，联合中国工农红军。章伯钧任福建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兼任土地委员会主任。
因事变失败寻求与共产党合作：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章伯钧再度流亡香港，仍然明确地提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主张。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八一宣言》，章伯钧积极响应。同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香港改名“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抗日、联共、反蒋”为总方针，确立党的指导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党的思想武器”，章伯钧当选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宣传委员会书记，主持中央工作。1938年3月任总联络人，主持该党工作，7月代表该党被聘任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议员。
因民族危难支持统一战线：抗战期间，章伯钧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为抗日救国而奔走呼号。1939年11月，他与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等共同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推动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参与创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组织部部长。1945年2月，他主持创办《中华论坛》半月刊，任主编，积极宣传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争取民主而斗争的政治主张，抨击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和反共活动。7月1日，章伯钧、黄炎培等6位参政员访问延安，受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热情接待。7月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专门约见章伯钧和左舜生。
因民族前途反对国民党独裁：1945年，章伯钧反对国民党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并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对共产党极为有利。1946年7月，章伯钧发表对“召开国大”的意见，旗帜鲜明地批判“一党独裁的大会”，为民盟拒绝参加“国大”做出了可贵的努力。1947年2月，“民解”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当选为主席。此后，章伯钧积极参加了配合中共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1947年10月27日，蒋介石下令解散民盟，章伯钧避走香港。11月与沈钧儒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同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推翻国民党独裁政府，建设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的政治纲领。
因民主政治拥护共产党领导：1948年秋，章伯钧等首批民主人士进入东北解放区。1949年1月22日，章伯钧与沈钧儒等55位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其他民主人士发表宣言，宣布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与中共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9月，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因言论自由得罪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章伯钧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并继续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可是，他却因自由的思想言论，被不情愿地推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成为头号“右派分子”。
最后，我还想提一下章诒和女士。她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1970年），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20年徒刑，后提前释放。“监狱里蹲了10年，从28岁到38岁。出狱后噩梦十载。白天奔波劳碌，夜晚被人追逐残害。梦中惊魂不定，醒后大汗淋漓，再多的安眠药也是无效。”章诒和如是说。
原载于2015年10月31日《安庆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