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岳苍苍，江淮汤汤。夏商肇启，雍容汉唐。文化丕成，民族是昌。莘莘多士，跻兹上庠。潜岳苍苍，江淮汤汤。缅怀先哲，管仲蒙庄。高文显学，宋清孔彰。莘莘多士，跻兹上庠。
——程演生《安徽大学校歌》
寄望于“莘莘多士”
《中国文化史》（柳诒徵著）上有几份统计表，很直观地反映了民国时期全国教育状况，其中“民国十一年全国各等学校学生数表”，显示安徽教育十分落后，先天不良！
安徽小学、中学、大学总人数74321人，排名全国倒数第四，除了新疆、绥远、贵州（另有几个省统计不全），就是安徽。而安徽周边省份学生人数都远比安徽高，如浙江362953人、江苏373314人、山东531806人、湖北239545人、河南254930人，江西140328人。
安徽在校学生如此之少，是由于贫穷，还是人们不重视教育？桐城学者姚永朴认为，1905年废除科举后，以教授四书五经、引导学子谋取功名为目的的私塾与时代不合拍，纷纷停办，而创办新式学堂又缺乏经费，以致造成青黄不接、读书人越来越少的局面。他向“学部”上书说：“曩时乡闾中，盖家有塾矣；弦诵之声，遍于四境也。今则自学堂外，其自延师训课者，乃日少一日。查宪政编查馆、资政院会奏宪法大纲，方期逐年筹备，至第九年，人民识字者可得二十分之一。岂知兴学之效，人民识字者，且有减无增哉？此其故由于公款未充，学堂不能多设；民间穷困，更无力入学。事之可忧，孰大于是！”
姚永朴继而建议：“为今之计，莫若高等小学堂以下，听民间自为，勿拘人数多寡以济其穷，第令开塾初报明提学使立案；及毕业，由提学派员考试，果年限程度与部章合，即给文凭。如是，民之庐舍，即学堂也，何须建筑？民之父兄，即管理员也，何须延聘？”（《现代中国文学史》）
陈独秀对本地的教育现状，也很忧虑，他曾悄悄拿过妻子私房钱办学，结果闹得夫妻不和。陈独秀1905年始任芜湖安徽公学国文教师，1906年3月，他与徽州旅芜同乡会共创“徽州公学”，并任该校监学及教育、地理、东语课程教员，同年秋任芜湖皖江中学教员。1909年年底任杭州陆军小学历史、地理教员。1912年1月重办安徽高等学校，任教务主任。1917年1月应蔡元培约去北京大学任教。1920年初参与筹备广东军政府拟创办西南大学，未果。1921年1月，应广东省长陈炯明之请，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全省教育行政事宜，8月请辞。我之所以罗列这些，说明陈独秀一生与教育有很大关系。他曾提出政府要拿出全省收入的1/10拨作教育经费来办学。教育优先发展，经济是基础，“现实之世界，即经济之世界也。举凡国家社会之组织，无不为经济所转移所支配。”政府不重视教育，人口素质低，必然影响经济发展，所以他进而说：“今之教育，倘不以尊重职业为方针，不独为俗见所非，亦经世家所不取。盖个人以此失其独立自营之美德，社会经济以此陷于不克自存之悲境也。”（《今日教育之方针》）
陈独秀坚信教育与实业是人群进化之“根本”，“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则教育尚焉”。他指出：永久的教育根基是未成年教育（基础教育）。他最早的一篇谈教育的文章是1904年6月14日《安徽俗话报》上的《国语教育》，他说：“现在各国的蒙小学堂里，顶要紧的功课，就是‘国语教育’一科。”对于成人教育，他认为应着重于创办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工科，设立各种工业学校，让更多受教育人口掌握专门的实用的技能，到社会上去“博经济”。
1917年，怀宁籍教育家程演生写信给新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将于文科教授，必大有改革。西方实写之潮流，可输灌以入矣。”陈独秀回信说：“仆对于吾国国学及国文之主张，曰百家平等，不尚一尊；曰提倡通俗国民文学。誓将此二义遍播国中，不独主张于大学文科也。”“百家平等，不尚一尊”体现了陈独秀的教育思想。
程演生在任安徽大学校长时，亲自创作了一首校歌：“潜岳苍苍，江淮汤汤。夏商肇启，雍容汉唐。文化丕成，民族是昌。莘莘多士，跻兹上庠。潜岳苍苍，江淮汤汤。缅怀先哲，管仲蒙庄。高文显学，宋清孔彰。莘莘多士，跻兹上庠。”可见，程演生是一位既“忧教”又“重教”的人士，在他看来，安徽要振兴，要发展，希望在于“莘莘多士，跻兹上庠”。
先哲已去，其音犹闻。我们安庆，文化底蕴深厚，人才辈出。改革开放30年来，基础教育质量在安徽省一直领先；高考成绩及录取率均在全省名列前茅（1990年代以前，安庆大学录取人数占三分之一）。每年输送了那么多大学生，对国家是贡献，可反过来我们能吸引多少大学生及高学历与高技术人才来建设安庆，发展安庆？另外，现在提倡素质教育，安庆又是如何进行教育改革，以面对新形势，迎接新挑战的呢？
原载于2010年9月24日《安庆日报》
安庆办学最多的人
在安庆历史上，创办学校最多的人是程滨遗先生，据不完全统计，他或独资或参股，创办学校达20余所，对安庆乃至安徽教育有一定历史贡献。
清末至民国，安徽教育特别落后，1922年（民国十一年）全国教育普查，安徽小学、中学、大学总人数74321人，排名全国倒数第四，除了新疆、绥远、贵州（另有几个省统计不全），就是安徽。而安徽周边省如浙江、江苏、山东、湖北、河南都是几十万人，江西也有十几万人。（《中国文化史》引《新教育》第五卷）我没有找到清末民初其它年份安徽在校学生人数统计资料，但从桐城学者姚永朴向学部（清末中央教育行政机构）上书的文字中得知：“人民识字者可得二十分之一”，“人民识字者，有减无增哉！……事之可忧，孰大于是！”
可以说，如果没有程滨遗等人致力于办学，那么安徽教育会更差，甚至可能像新疆一样只有几千人上学。程滨遗看到安徽教育落后之现状，忧心忡忡，1902年从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回国后，立即投身教育事业。当时，宣城、南陵等地百姓生活困苦，文盲多，尤其是从外地逃荒来的“客民”子弟更是难以入学。程滨遗在南陵开办了一所育青小学，接着创建炳灵、同安、文斗等校；他在宣城创办求实小学、端安小学。针对师资缺乏而制约教育发展这一严峻问题，程滨遗在南陵开设了师范讲习所，专门培养教师。后来，程滨遗将南陵4所小学合并为储才高等小学。
1907年，怀宁中学堂（怀宁中学前身，1904年由“凤鸣中学堂”改称为“怀宁中学堂”，1916年因经费困难而停办，1921年复办）突起风潮，一时不得平息，官方及安庆学界人士敦请程滨遗来校当监督（相当于校长）。1910年，为了兴学育才，程滨遗与刘梧冈四处奔走，筹集经费，以鹭鸶桥农工局为校舍创办私立高等农业学堂（后改为蚕桑学校）。同年，怀中又发生学生反对监督的学潮，地方人士又推挽程滨遗再次兼任怀中监督。在兼职怀中监督时，他除了整顿校风，还重视抓“硬件”，购置了不少教学仪器和图书，使该校初具近代化学校的规模。
安徽新式法政教育始创于1906年，安庆先后有官办、公办、私办三所法政学堂面向社会招生，其中程滨遗、光明甫于1911年在平安岭张公祠创办的私立专门法政学堂，影响较大，生源充足。辛亥革命后，三所学堂全都停办。1912年春，程滨遗单独筹款创办私立江淮大学，先后聘请邓绳候、光明甫任校长。该大学分文、法两学院，法学院有政治、经济、法律三系。这是安徽近代第一所有院系建制的分科大学。首届就招收1000余名学生。有教学楼，有师生宿舍，有图书室和印刷室，还有体育场。江淮大学艰难地办了4年，1913年任安徽督军的军阀倪嗣冲挪用教育经费办“团练”，下令停办各类学校，程滨遗率同仁顶住压力坚持办学；接着军阀又扣上各种罪名，并常派军警骚扰，迫使江淮大学于1915年停办，接受改制——建立安徽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
程滨遗在此期间，还任过私立第一女子学校董事长、安庆府中学（后改为六邑中学）校长等职。他在办学的同时，还热衷于新闻事业，1915年6月在安庆创办《民岩报》，宣传新思想。第二年，他到北京创办《中原日报》，倡自由、反独裁，因撰写《冯国璋之总统梦》一文，揭露军阀腐败，报馆遭警卫军捣毁，他个人遭拘押数月，获释后被驱逐出京。程滨遗回到安庆后，接任六邑中学（所谓“六邑”是指怀宁、桐城、潜山、太湖、宿松、望江六县，统属于当时的安庆府）校长。在六邑，他事迹卓著，声望颇高。他来之前，校董们控制经费，非常抠门，并且安插没有任教水平的人当教员，影响恶劣。程滨遗指出办学不只是为了赚钱，号召校董和教员担负起“教育兴国”的使命，多为国家培养人才。他带头拿出资金，增设了仪器室、实验室、图书馆等，充实了教学力量，提升了教学质量。同时，他发动师生开辟运动场，“种植树木，培植花圃，疏浚旧塘，筑墩建亭，养鱼种莲”，营造出优美的校园环境。
1922年，程滨遗受安徽教育界重托，兼任省教育专款委员会委员，负责筹划监察。第二年，任组织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1927年任安徽省立第一高级中学校长，将校址由大渡口迁至安庆市龙门口省立第一师范内，与省立一初、一师合并为省立第一中学。同年，安徽设置省教育经费管理处，程滨遗任处长。1928年至1932年，他还兼任了安徽大学教授。1932年，安徽大学兴建农学院，校长程演生和程滨遗分别兼任建筑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两年完成了建院任务。
1935年，教育部督学来安庆视察，提出怀宁中学校址狭小，条件简陋，不适合设立中学，饬令停办。程滨遗深感怀宁不能没有一所上规模的中学，他于是再度担任怀中校长，着手筹建新校，将新校址选定于县学宫（今安庆四中）。募款非常顺利，这得力于他在头一年，做了一件令人称颂的好事。1934年，安庆遭受特大旱灾，程滨遗亲自和上海商业银行联系，签订贷款合同，请准关务署发给免税护照，购进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大米十万石，以低于市价三分之一价格平粜，使城乡居民安全地度过了灾荒。这次怀中兴建校舍，向社会公开募款，人们闻讯，纷纷慷慨捐助。1936年，怀中校舍竣工后，又建成一座图书馆，程滨遗率先捐赠二十四史一部。
程滨遗（1876～1953），字小苏，怀宁枫林乡程家冲村人。《怀宁县志》上称他是“今安庆地区留学外国第一人”。他1899年赴日本留学，比陈独秀早两年。他在学术上也有较大贡献，抗战时期编撰的《田赋会要》一书，是“铺叙史实，推究因果”的资料性著作，上自夏商周，下及清末民初，“就历代田赋沿革，为系统叙述，并作史料整理为主。其诸赋役设施，凡与田赋有关者亦触类引及，以求明备”（《弁言》），层面较多，视角亦广，观点平实，在当时堪称详悉。他在安徽大学开设“中国法制史”，亲自讲授，并编撰著作《中国法制史》。另外，他还著有“三影”——《安庆旧影》、《风尘旧影》、《风烟旧影》。其中《安庆旧影》，为人们了解安庆历史、研究地史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原载于2010年9月5日《安庆晚报》
安庆籍的大学校长们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几位安庆籍人士出任过名校校长，如王星拱先后任武汉大学、安徽大学、中山大学校长，杨石先任南开大学校长，刘文典和程演生任安徽大学校长。另外，在知名大学任教务长、科系学长及院长的安庆籍人士就更多了。
2008年，武汉大学在樱园宿舍与老图书馆旁矗立起一尊王星拱雕像，以志永远怀念这位功炳千秋的老校长。王星拱（1887～1949），怀宁县高河埠人。1916年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科学技术学院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理科学长。1929年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1933年5月出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后因得罪战时教育部长陈立夫，1945年7月，调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对武大贡献和影响最大，他主持校务前后长达17年之久，招揽贤才，发展学术，孜孜以求，一度身边集聚了周鲠生、朱光潜、赵师梅、叶圣陶、方重、张真如、杨端六、陶因、石声汉、愈忽等一大批知名教授，使武大成为拥有5个学院15个系及2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跻身“民国五大名校”之列。王星拱有自己的办学主张，他提出：“大学的任务，在道德方面要树立国民的表率，在知识方面要探求高深的理论，在技能方面要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1949年10月8日，王星拱在上海病逝，陈毅市长送了一幅挽联，上书：“一代完人。”
在南开大学化学楼旁，塑立着化学家杨石先先生的汉白玉雕像。杨石先是南开第三任校长（分别于1957年至1969年、1979年至1981年出任）。杨石先（1897～1985），原籍安徽怀宁。1922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23年任南开大学教授，后兼任理学院院长。1929年再度去美国在耶鲁大学研究院任研究员，1931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并被选为美国科学研究工作者学会会员，同年回国，继续执教于南开大学。1948年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并代理校长，1957年任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被称为“我国元素有机化学和农药化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第一个在中国倡导有机农药化学的研究，开始合成一系列新植物激素。1958年，杨石先和南开大学化学系的师生办起“敌百虫”、“马拉硫磷”两个农药车间。毛泽东主席亲临视察，给予了很高评价。1962年10月，杨石先在中国高等学校中成功地建立起第一个化学专业研究机构——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在较短的时间内率领科研人员先后研制成功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十余种农药，填补了我国农药化学的空白，为我国农业发展贡献了力量，奠定了我国有机农药化学研究的基础。杨石先去世后，南开大学设立了“杨石先教授奖学金”，以鼓励大学生、研究生学习杨石先先生的刻苦钻研、敢创第一的学术与实践结合的精神，在化学方面做出优异成绩。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曾高度称赞杨石先教授——“教泽广布，高山景行”！
2007年，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陆发春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首创作于1933年的校歌，词作者为当时省立安徽大学校长程演生先生，曲作者为中国现代音乐奠基人的萧友梅先生。10月24日，安徽大学对外发布公告，正式确认被发现的校歌为《安徽大学校歌》。“潜岳苍苍，江淮汤汤。夏商肇启，雍容汉唐。文化丕成，民族是昌。莘莘多士，跻兹上庠。潜岳苍苍，江淮汤汤。缅怀先哲，管仲蒙庄。高文显学，宋清孔彰。莘莘多士，跻兹上庠。”这首校歌，歌词对仗工整，寓意深刻，曲律慷慨雄壮，促人奋进。程演生（1888～1955），怀宁人，早年留学法国，获法国考古研究院博士学位，并任该院研究员。归国后，历任杭州华严大学文学主任、北京大学、暨南大学教授、安徽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1932年至1935年任安徽大学校长。程演生写了30多部著作，有文史方面的，如《圆明园图考》、《太平天国史料》、《安徽清代文字狱备录》等，还有文学理论、小说、诗歌方面的，如《离骚讲义》、《短篇小说集》、《长枫诗话》、《石巢诗事》、《十五国游记》等书。程演生兴趣广泛，尤其喜爱戏曲艺术，且与戏曲界名流交往频繁，其所撰《国剧概论》、《皖优谱》等戏曲论著非常有价值，其中《皖优谱》记载178名皖籍优伶的从艺简历、造诣、贡献，引用130多种书籍史料，概括了安徽500年来的戏曲历史，十分珍贵。
现在的安徽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的前身，都是于1928年在安庆创建的省立安徽大学。安徽大学筹建之初，桐城人姚永朴主持过校政工作，据说当局要他当校长他不干。祖籍怀宁、移籍合肥的刘文典当了第一任安徽大学校长。姚永朴（1861～1939）是个典型的传统文人，执教安徽大学9年。刘文典（1889～1958）跟他不一样，是位激进的民主人士，为中国同盟会会员。他曾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担任英文编辑，翻译了《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美国人之自由精神》、《叔本华自我意识说》、《佛兰克林自传》等外国学术论著。在国学研究上，他也是造诣高深，他放言“天下只有我懂庄子”。他治学严谨，要求“一字之微，征及万卷”，对此胡适十分敬服。当代学者钱理群说：“刘文典的‘狂’是真的。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的。”刘还是民国中少数敢于“怒骂蒋介石”的人。蒋介石到安大“训话”，不见“热烈欢迎”的场面，很不高兴，冲刘文典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刘文典反过来问：“你就是蒋介石？”蒋介石训斥刘文典学风不整是学阀，而刘文典大声反驳，骂蒋是新军阀！刘文典还说：“你是带兵打仗的，把军队管好就行，大学里是我校长说了算！”结果，刘文典被抓起来关进了大牢，后在蔡元培、蒋梦麟和胡适等人出面求情下，才得以获释。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当了一年校长，后北上清华大学任教。章太炎曾特地为刘文典书写一副对联：“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
原载于2012年6月10日《安庆晚报》
两位校长的“著名冲突”
一位名叫金真逸的先生，于1932年11月23日写下组诗《本校廿周年纪念杂咏》（二十首）。其“本校”指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这个学校1933年改为安徽省立安庆女子中学，于1956年走完了它的历程。
《本校廿周年纪念杂咏》第四首这样写道：“勤栽桃李望荣滋，胼手艰难君莫辞；盼到春来风景异，满林花发万千枝。”作者注：“为勉斋先生咏也。”
勉斋，指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校长程勉（1896～1984），号勉旃，他是安徽学界著名人士程滨遗的儿子，一生投身教育事业。1924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级师范学校数理专业，回国后，先后任教于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六邑中学。1928年至1932年担任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校长，他“锐意整顿，教师延聘鸿博，学子荟萃英髦，学校规模日趋宏巨，升学者遍及京津沪宁欧美各地”。后任省立池州师范校长、国立九中高中分部主任、省立霍山师范校长、省立第二临时中学校长、安庆高级中学校长。1949年秋至1952年担任皖北区安庆女子中学校长。后在安庆师范、安庆师范学院任教。曾当选为安徽省第一、第四届政协委员。1956年被评为安庆模范教师。1957年底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1980年在安庆师范学院退休。1984年5月在北京去世。地方志上评价他：“主持校政，尽力遴选德才兼备教师，严格整顿校风，引导学生刻苦学习，使之成为有用之材。为教育事业奋斗终生，桃李满天下。”
《本校廿周年纪念杂咏》第十五首写道：“风波一夜欲翻城，幻成腾腾战伐声。事过原知凭意气，天回晓日看潮平。”作者注：“十六周年纪念因校外误会致成轩然大波。”
所谓“轩然大波”，一点也不夸张，因为它成为一个事件，引起当时一些著名人士，如章太炎、鲁迅、胡适的介入。事件的前段主角是程勉和刘文典（1889～1958）这两个怀宁老乡（刘文典祖籍怀宁）；事件的后段，也是高潮部分，加上了蒋介石这一主角。
1928年11月23日，安徽省立第一女中举办建校16周年校庆活动，晚上举行恳亲文艺演出，因少数安徽大学学生不请自到，女中宣布停演并停电。安大学生年轻气盛，动手打坏了一些桌椅门窗，于是发生了冲突。女中校长致函安庆公安局，教务主任冯竹侯带领学生姜润等向教育厅控诉。安大党团支部则派代表到各校宣传，并到省府请愿，发起反程勉学潮。女中也派代表董瑞岚、姜润等4人游说辩护。
当时蒋介石正在安庆省府巡察，29日下午他召见了女中校长程勉、安大负责人刘文典，听说事情经过后，立即面责刘文典。刘文典是个耿介之士，不怕蒋介石，进行抗辩，结果双方发生口角，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将刘文典扣押了起来。安徽大学学生得知后，急忙联合安庆一中、东南中学、六邑中学、第一中等职业学校等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将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省政府团团包围，反对蒋介石逮捕刘文典。示威平息后，学潮领袖遭逮捕，部分骨干分子被开除。刘文典经蔡元培、蒋梦麟、邵力子及省内名流毛保恒等人的营救获释，离开了他投入很多心血的安徽大学，赴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
这是大致情况，而事件过程的细节包括角色之间的对话，就具有“历史演义”般的精彩了，刘文典成为事件的赢家，成就了名声，至今他仍被人们称赞为“师道尊严”的典范，“真名士”的楷模，“气节校长”的代表。
《申报》于1928年12月3日，登载了《蒋主席严斥安大生捣乱女中》一文，这样描述事件的经过：
等大家都坐定后，蒋介石先问程勉：“女中被毁，你有何要求？”程勉回答道：“只求保障学校安宁，学生得以安心上学，其他的就不计较了。”
蒋介石转而问刘文典：“你打算如何处理肇事的学生？”刘文典并不理会，兀自冷冷地回答：“此事内容复杂，尚有黑幕，在事情尚未调查清楚之前，我不能严惩肇事学生。”
看到刘文典这副态度，蒋介石气得“腾”地站起身，拍着桌子，勃然发怒：“教不严，师之惰，学生夜毁女校，破坏北伐秩序，是你这新学阀横行，不对你撤职查办，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
刘文典也毫不含糊，“嗖”地站了起来，与之直面相对，语调依然是不紧不慢、从容不迫：“提起总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呢。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
时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指导委员会秘书石慧庐做了如下记录：
蒋介石盛怒之下，大骂安大学生代表们，骂了又坐下，稍停一下，站起来又开骂，训了学生一顿之后，转过来便责备两校的校长。女师校长程勉，是安徽教育界老辈程筱苏的儿子，他坐在那里恭听责备，一言不发。蒋又转向安大校长刘叔雅大加责难，说他对学生管教无方。叔雅和蒋对话间发生冲突，在座的都为之色变。蒋指着刘怒斥：“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像个土豪劣绅！”刘也大声反骂：“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就是一个新军阀！”蒋立时火气冲天，大声地喊叫：“看我能不能枪毙你！”此时刘站起来一跺脚：“你就不敢！凭什么！”蒋大吼：“来人，把他扣押起来！”立即冲进来两个卫兵，把刘拖下。
这个事件的后续效应，也很有意义，如：刘文典的老师章太炎听说此事后，特于病中作联相赠，将刘比作敢于顶撞权贵的“祢衡”，称赞弟子的气节，联云：“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弥正平。”鲁迅以佩韦为笔名，1931年12月11日在《十字街头》第一期发表《知难行难》一文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
《本校廿周年纪念杂咏（二十首）》，堪称“史诗”，至少反映了安徽省第一女子中学20年的重要事件和人物事迹。这里，记一下金真逸的生平，以示致敬：先生1897年生于安庆市老峰镇（曾属怀宁县）一教私塾的举人之家。1916年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一师范。1921年2月起在安徽省立第一女师任国文和历史教员。1933年8月到池州师范学校任教。1938年安庆沦陷后，六邑联中转移太湖县，受赵纶士校长聘请在该校任教，一度兼任训育、教务主任。1946年8月任安庆高级中学文史教员，兼任六邑中学、安徽大学教职。1952年9月调任安庆女中任副校长。1956年至1957年，在合肥教师进修学院任教，1957年调任安庆二中任副校长。1960年到安庆红专学校（培训中小学师资）任教，第二年因病去世。
原载于2014年6月14日《安庆晚报》
两位怀宁籍“文史大家”
将徐中舒和李光涛二位先生称为“文史大家”，并非我特意拔高以示“乡邦之光耀”，而是史学界对他们一致公认和高度肯定。
最近，我无意中在《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一书中读到这段文字：“……沈兼士、朱希祖、魏建功、郑天挺、徐中舒、李光涛、顾颉刚、吴晗等教授、学者，对收集、整理、刊布清代内阁大库档案，保存、流传中国文化遗产，都做出过可贵的贡献。”我不由得感喟：在这些著名学者和大家之中，竟然有两位是怀宁人！
于是，接下来我有兴趣去阅读徐中舒和李光涛的文章以及有关他们人生履历和学术事迹的文字，结果发现他俩身上有许多相同之处，不但都具有执著、刻苦、热爱、专注等等这些治学精神，而且在学养品质上均保留了一颗赤热的爱国心。
他俩既是同乡又是朋友，因整理“历史档案”走到一起，而因“历史原因”分隔海峡两岸。
徐中舒（1898～1991），出生于怀宁县月形山徐家畈，两岁丧父，5岁时随母亲入住安庆清节堂（早先是淮军将领为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孤儿寡母养生送死守节的地方，后成为收容节妇孤儿的旧式公益事业）。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限额招收30名新生，徐中舒以第4名的成绩被录取。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著名学者。由于家境贫困，他只学了一年就毕业了，不过那时清华教学灵活，学生可以提前毕业，但须通过论文答辩及格，否则只能算肄业。徐中舒的论文有两篇，一是《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二是《蒲姑、徐奄、淮夷群舒考》。梁启超读后甚是叹赏，写下评语：“从音训及金文款识以贯串传注，精思独辟有左右逢源之乐。”
可见徐中舒很有才华，一年读完清华，还得到了名师首肯。也就难怪几年后他就以“学术水平很高的专家”之称誉扬名于学术界。1930年，徐中舒到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专职编辑员，后升为研究员，跟随陈寅恪从事史学与古籍校勘学工作，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当时，在傅斯年主持下，史语所组织了明清史料编刊会，由傅斯年、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徐中舒5人为编刊委员，大规模整理编辑清政府内阁大库残余档案——以《明清史料》为名，陆续刊印100余册。这时的徐中舒已是我国史学界赫赫有名的大家之一。
而与此同时，在徐中舒身后，或者说在中国史学界权威们的身后，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怀宁人正在以他顽强的毅力、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对明清档案的极大热情，默默贡献着，并且逐渐将自己引到历史学家的行列。他后来被称为著名明清史学家、明清档案专家，尤其以整理明清档案之功业，名闻中外。他就是李光涛先生（1902～1984）。1929年9月，从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李光涛经徐中舒引荐，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任临时书记。什么是书记？就是搬运材料，按编辑的要求，将需要的材料归类，职位低，报酬也不高。但就是这份工作，李光涛干出了大成就，他终生与8000麻袋的明清档案结成了不解之缘。当时，面对一间库房堆积如山的档案，罗振玉根据自己的经验预言：“十夫之力约十年完成。”照此估算，25人至少需要4年，但李光涛接手后，用了一年就整理完了，速度之快令人震惊，且感动了史学界的大佬们。傅斯年连连夸奖，将他升任练习助理员、助理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编纂，1962年升任研究员。
李光涛从整理档案起步并一直没有放弃，同时还进行学术研究，由他负责纂辑的史料，除《明清史料》外，还有《明清档案存真》、《朝鲜壬辰倭祸史料》。专著有《明季流寇始末》、《朝鲜壬辰倭祸研究》、《多尔衮征朝鲜史事》等。至于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更是不计其数。清史学家王戎笙在《悼念李光涛先生》中写道：“李光涛先生常据档案原件，参证其他文献，去伪存真，钩沉索隐，匡谬纠偏，拾遗补缺，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卓越贡献，为中外学者所公认。”“著述中不少独到之处，见人之所未见，说人之所未说。李先生鞠躬尽瘁，献身祖国的学术事业，功在国家，利在民族。”
李光涛因档案成就了自己，因史学而终生再无所求，他去台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割舍不下明清档案。国民党溃败时，精心挑选了一部分清代档案运往台湾，李光涛与那批档案一起离开了大陆，直到1984年因车祸去世，他再也没回到故乡。而他提倡并运用档案进行清史研究，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却被众多大陆学者所认可与接受，作为“档案派”（清史研究分为“正史派”、“野史派”和“档案派”）创始人，他的书籍越过浅浅的海峡，来到祖国一座座图书馆，摆到高校的讲台与学者的案头。
我不知道李光涛与徐中舒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间。很多人劝徐中舒去台湾，他没有去。李光涛去台湾后，将自己的爱国心倾注在档案研究上，当有历史学家认为李定国联明抗清是假的，未将一兵一卒交给明朝，“保持大西军独立自主，只把桂王当作傀儡，要打败清兵之后，再来推翻反动政权的统治”。李光涛却认为李定国扶明是真诚的，“一腔忠义，努力攻战”，他继而感慨道：“假使当崇祯全盛之世，罗致李定国以为国家的长城，则内靖诸贼，外却强敌，何患天下不会太平哉？”
李光涛治学严谨，他说自己“皆得之于档案而加以发明的”，“研究历史，当以求真为目的”。（《明清史论集》序言）到此，我似乎看到了他的同乡好友徐中舒的性格在他身上的投射。一次，在“海瑞罢官”座谈会上，徐中舒不愿说违心话，他坚持认为“清官总比贪官好”！“文革”时，有人示意他写篇“西南女国”的文章，徐中舒抱定“临难毋苟免”的信念，决不充当御用文人。这两位文史大家都非常有个性，他们以独立的学术精神张扬人格和捍卫尊严。
徐中舒在《学习之路》中回忆说：“学习本是一件极其辛苦、极枯燥之事，若无浓烈的爱好，是很难做到乐在其中的。”他曾与李光涛一起埋头于明清档案中，后来他主攻先秦史，在研究古史的同时，于古文字学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持编纂的《甲骨文字典》，是甲骨学划时代的巨著。他的著作有100多部，其中有《古诗十九首》、《耒耜考》、《殷周文化之蠡测》、《论巴蜀文化》等。这些书与被称作“著书之丰，车载尺量”的李光涛的著作加在一起，可谓“震铄古今，显耀当世”。
《学习之路》里还有一句话也引起了我注意，他说：“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我便放弃了对文学的爱好……”徐中舒的确是一位很有文心与诗情的学者。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投湖自尽，徐中舒得知后悲恸不已，立即写了一幅挽联：“独有门庭旁人错比扬雄宅，再无别计摇落深知宋玉悲。”他在一年内接连写了多篇纪念王国维的文章，以叙师生情谊。
1945年，徐中舒写了篇缅怀母亲的悼文《先妣事略》，勤劳慈爱的母亲形象跃然纸上：“每日辨色而兴，则促不肖起，不肖东行入学，则吾母西行入织，及薄暮，不肖归自学，则吾母归自织。入夜则一灯荧然，凡日间未竟之事，如不肖母子衣服缝治与浣濯，皆此时为之。往往刀剪声与砧杵声相杂下。或至凌晨，鸡鸣入息片刻即兴。吾母织作之勤，恒倍他人。每当盛暑，汗出如沉，机旁恒置水一盆，巾一方，汗下则出巾自拭。闲时绞之，则若小雨淅淅自檐溜间下注于盆……”
原载于2010年5月23日《安庆晚报》
余英时眼里的史学界楷模
我曾经写过两位安庆籍文史大家徐中舒和李光涛，他们既是乡友，又是曾一起做过学问的同仁。实际上还有两位特别有成就和名气的安庆籍历史学家——严耕望和余英时。
祖籍潜山的余英时先生，称祖籍桐城的严耕望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何为“朴实楷模”？就是特别严谨和认真地做学问，持有科学客观的学术态度、学术立场与学术方法。严耕望在去台湾之前，受到桐城派学者姚永朴和李则纲的影响。前者字仲实，晚号蜕私老人，其著作《史学研究法》曾被史学家杨鸿烈定性为“我国从古以来老师宿儒教人读史的方法”，意即朴实。后者是严耕望的高中历史教师，曾任暨南大学编辑、讲师等，后兼任中国公学大学教授。1932年任教于安徽大学等。1942年任安徽省抗战史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3年任安徽学院史地系主任、安徽学院教务长、中国民主同盟华东执行部委员等。1956年安徽省博物馆建立，任馆长，著有《史学通论》、《始祖的诞生与图腾》、《中国文化史纲》等。
严耕望治史，最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钱穆，誉之为中国史学界的“四大家”。在余英时看来，严氏的史学实践较近于陈垣、吕思勉，而稍远于陈寅恪与钱穆。“然而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钱穆）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决不是幸致的。”余英时称严耕望为“朴实楷模”，基于严氏实证的历史研究，“然而他又绝对不是褊狭的实证主义者，否定抽象领域的重要性。”他觉得严耕望的去世，“‘朴实’一途从此更空寂”。
余英时曾师从钱穆，所以他称严耕望为学长。他们秉承了老师“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治学理念。余英时认为，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只要长期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透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余英时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2006年11月，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1957年秋天，余英时在哈佛大学做研究生，有一天回家，见父亲陪着两位客人谈话，其中一位就是带着桐城口音的严耕望。严耕望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他质朴无华，根本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意思。其实他是来找我的，因为他从宾四（钱穆）师处知道有我这个师弟在康桥。”在这之前，余英时就听钱穆先生说起过严耕望。有一次他问老师，在过去教过的许多学生之中，最欣赏谁。钱穆毫不迟疑地说，他最看重的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严耕望，现已卓然有成，“他是你的同乡，安徽桐城人。”从此，余英时便留心，想读严耕望的论著。
1957年至1959年，严耕望是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他不但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领域内已卓然成家，而且出版了足以传世的《唐仆尚丞郎表》四巨册。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读，比作研究生的人还要勤奋。每天早晨九点钟不到，他已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前面等着开门，下午五点钟图书馆关门，他才离开。余英时发现，原来严耕望正在为一个巨大的研究计划做准备，遍读有关唐代历史地理的中日文书籍，并作详细的笔记。不但如此，为了要通解日文，他还和余英时等研究生一同上了整整一学年的初级日文，每天一小时。
严耕望一生历任齐鲁大学研究所助理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人、耶鲁大学客座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讲座、东吴大学特约讲座、新亚研究所教授。1970年，他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1979年春季，严耕望应聘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担任了一学期的访问教授。因为历史系没有空余的房间，余英时请校方在自己的办公室中为严耕望安置了一张大书桌，使他可以工作并接见研究生。严耕望正在撰写《唐代交通图考》这部传之久远的大著作，因此从香港携来了无数笔记卡片。这些笔记卡片凝聚了他三、四十年的读书功力，有些是写在抗战时期的粗糙纸张上。他告诉余英时，他有系统地摘录数据，自大学时代便已开始，从来没有中断，所积资料已不下20万件。以唐代而言，两唐书之外，1000卷的《全唐文》他都有分类卡片。这种治学精神对余英时有影响，余说：“我亲切地体认到耕望是将全部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这是一种宗教性的奉献，即以学问的追求为人生的最后目的，而不是实现其它目标的手段。”
严耕望在《治史经验谈》中自言以“勤、恒、毅、勇、谨、和、缓、定”为学术工作要决。
钱穆对严耕望的评价是：“大陆流亡海外学术界，二十余年来，真能潜心学术，有著作问世者，几乎无从屈指；唯老弟能澹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无人之叹！”
1996年10月9日严耕望去世，余英时写了悼文，悼文中说：“他的治学精神和他的史学取向，献身学术的感人范例，和耕望相识以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于学术的全心奉献。我们平时也常说‘为学问而学问’、‘献身学术’之类的话，但是我在耕望的身上才真正发现了一个最感人的活的范例。”“耕望的生命虽然彻底地与学问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晓事的书呆子，更无世人想象中那种专家学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同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特别是《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三部为后学现身说法的小书，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他的忠厚存心尤为少见。在学问方面，他一向持严格的标准，决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发别人的失误时却从无例外地隐去失误者的名字。他曾说，他一向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
在余英时看来，所谓“以儒家待人”是指他珍惜人情的一种忠恕心理；所谓“以道家自处”则是指“不争”、“寡欲”的生活态度。余英时自己何尝不是这种大家风度的人呢？
余英时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他的著述多达数十种，如《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如果没有耐住寂寞、刻苦自砺的治学精神，如果没有内在认同儒、道思想和文化发见动力，不可能写出这么多有思想高度的著作。他说：“只有着重于中国文化变迁的独特进程和形式，才有可能看清这个伟大的文化传统是如何被其内在的动力鞭策，从一个阶段进展到另一个阶段。”实际上，他也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位楷模。
香港学者李欧梵曾称余英时是个逍遥自在、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但遇不平之事要说话，任何强大的势力在他看来都不觉得有什么重要。
余英时由于长期生活在美国，他的研究，可以说是在西方文化包围中进行的。他的史学视域宽，他说：“在把中国文化传统视为本土起源且独立发展的产物的前提下，过去数十年我尝试沿着两大轴线研究中国历史。第一个轴线是认识中国文化必须在其自身的环境之下，但有时也要靠‘比较观点’。我所谓的‘比较观点’系指印度早期帝国时代的佛学，以及16世纪之后的西方文化。20世纪之初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不能摆脱中国对抗西方的诸多问题；如果缺乏比较观点，只在中国的环境下诠释中国历史，很可能堕入中国中心主义的古老窠臼。”
安庆罗岭镇是严耕望的出生地，这里还诞生了一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
余英时曾告诉《东方早报》记者：“我的故乡安徽潜山官庄，那是我7至16岁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那里是穷乡僻壤，小时候从安庆出发坐人抬的轿子要三四天才能到那里，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是一个完全传统的中国农村。那时我们乡下基本上就是一个自治社会，农民是永佃，如果收成不好交的租少，地主也拿他没办法，永远也不能赶他走。乡里的人互相都是亲戚、朋友，沾亲带故的，靠家族族规维系，没有现在这样的警察、武力。由于人情关系，大家互不欺骗，互不欺负，很和谐、有人情味。我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了解全靠那几年，比起许多在城市里长大的同代学者，这是我的优势。”
用科学和哲学塑造的“完人”
古人认为：“士之立身如素丝然，慎不可使点污，少有点污则不得为完人矣。”世上极少“完人”，而陈毅评价王星拱是“一代完人”。
王星拱的墓地与陈独秀的墓地，相距五十公里。陈独秀的墓几次修葺，规模高于藏隐于郁郁草木中的王星拱的墓。陈独秀的名气大，源于他在20世纪中国政治上的影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科学与民主两大旗帜的首举者。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拜谒陈独秀墓时，会想起著名的教育家王星拱，然后驱车个把小时去看看这位陈独秀的好友的墓地？
著名教育家，绝对不是空头的。1928年，王星拱任安徽大学校长，后又与李四光等人负责筹建国立武汉大学，任化学系首任系主任。1933年5月出任武大校长。后又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当然，并非当了几所大学校长就算著名教育家。王星拱在教育上有重要理论建树，并且是开拓性的。2005年，在爱因斯坦“相对论”诞生100周年之际，世界物理学界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有人提出最早向中国人介绍相对论理论的科学家是怀宁人王星拱，称他“较早地看到了相对论的科学和社会意义，看到了相对论在自然科学和哲学领域将要引起的变化”。王星拱有一部著作《科学方法论》（1920年北京大学出版）——被称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说明科学方法论的专著。
1916年王星拱获伦敦理工大学化学硕士学位回国，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担任北大化学系教授兼二院主任。当时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两位老乡不少观点，尤其是科学民主观相同，并一起投身新文化运动。王星拱参与《新青年》编辑与撰稿工作，发表了一些在思想界产生过影响的文章，如《科学的起源与效果》、《未有人类以前之生物》等等。1919年“五四运动”，王星拱秘密散发由陈独秀、李大钊编印的《北京市民宣言》。据说，他还配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潜离北京，陈的一身行头，还是他提供的（王家厨师的衣服）。
蔡元培有一个理想：“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1918年10月30日，蔡元培将他的“沟通文理”的建议提交给专科以上学校校长会议讨论，经教育调查会赞成，由北京大学试行。
王星拱积极响应蔡元培“融通文理”的号召，开设了一门兼容文理的课程——科学概论，讲义稿为《科学方法论》。他在序言中说：“因为文、理不能沟通，那文学哲学方面的学生，流于空谈玄想，没有实验的精神，就成些变形的举子了。那科学工程方面的学生，只知道片段的事实，没有综合的权能，就成些被动的机械了。这两种人才，都不能适应将来世界之环境。试问我国教育之目的，能说不是要造就适应世界环境的人才吗？”后来，他又将讲义《科学发达史和科学中之综合的理论》，交武汉大学出版。针对一些教师和学生提出“科学方法是什么”的问题，王星拱回答：科学方法“就是实质的逻辑。这实质的逻辑，就是制造知识的正当方法。”他对培根、穆勒为代表的西方归纳逻辑进行了讨论和分析，启发了国人的科学意识，对国民改变思维方法及其后学术界进一步接受演绎逻辑和数理逻辑，都有助推之功。
要学好科学，必须掌握哲学，因为哲学是科学的基础。1921年，王星拱翻译了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哲学中的科学方法》，被商务印书馆编入《罗素丛书》出版。1923年至1925年，中国思想界发生一场影响深远的大辩论，辩论的主角是丁文江和张君劢，主题是科学是否对人生观有意义，史称“科玄论战”。王星拱参与了这场大辩论，并撰写《科学与人生观》一文，强调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中国的现实迫切需要科学。王星拱的思想成为大辩论中压倒性优势，后来思想界将这场辩论中的重要文章汇编成册出版，书名就叫《科学与人生观》。
与陈独秀不同的是，王星拱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尽管那个时代教育家无法与政治脱离。陈独秀企图通过轰轰烈烈、摧枯拉朽的政治革命，实现其思想主张；而王星拱在大学校园里对年轻人进行思想的播种。他坚持提倡用科学理性精神和哲学情怀办学，注重培育大学精神。
在省立安徽大学，王星拱向省政府反映：“唯此校基础薄弱，校舍尚无，遑问其他用是？”得不到政府的教育经费，他只得在学校厉行节俭，决定“除课程必定力求充实之外，其他用度概从撙节，务期于每月实领4万元中陆续节余，移充建筑之用”。这样做，“圣公会之房屋虽收索有期，而本校师生不至于栖留无所”。短短一年时间，王星拱将安大建设成了一所高水准的综合大学。安大名师云集，出任文学院院长的是留美教育学博士杨亮功，出任法学院院长的是留德经济学博士陶因。杨亮功、陶因接受邀请，是因为“深信王校长平日为人，从不空言相号召，故接受函邀，相率归来，分任教职，期以经验所得，通力合作，以慰皖士求知之渴”。王星拱还邀请留法物理学硕士张其濬任理学院院长、法国巴黎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邓季宣为预科主任、留美归来的诗人朱湘为外语系主任。同时他还聘请著名哲学教授程憬、英文教授丁国鉴、数学教授郑坚白、教育学教授郝跃东、生物学教授胡国镠、著名作家郁达夫等加盟安徽大学。
在武汉大学，王星拱提出：“要秉承学术独立的精神，以满足我们共同求知的欲望，使武汉大学不愧为全国知识的中心。”他提倡大学的任务有三大方面：在道德的方面，大学应当树立国民的表率；在知识的方面，大学应当探究高深的理论；在技能方面，大学应当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三大任务的目的是：“我们要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健全、充实的国家，使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新时代的、为人类求共同进步的社会。”他的思想产生了效果，甚至有人把武大在抗日时期能维持大学精神之不衰，归功于校长王星拱的“办学理念和管理之策”。
“秉承学术独立的精神”何其难，并且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也不太现实。王星拱在中山大学当校长时，国内政治局势出现了巨大变化，中国往何处去成为知识分子激烈的思想碰撞，面临路线的抉择。1948年春夏期间，蒋介石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发电称：“据报广州中山大学自王星拱接长后，对学风极为放任，因之反动分子利用该校作宣传赤化根据地，一般反动教授学生在学校附近乡村从事秘密组织活动，至为积极。所有反动刊物报纸等到处张贴，明目张胆，肆无忌惮。该校同情本党或曾入三青团学生，常受若辈威胁，影响社会人心至巨。今后整顿之道，对该校校务负责人应予更易，另选党内干员接充，始足以辟邪说，攻异端，挽学风，正视听，防患未然等情，希注意切实整顿为要。”从这里可以看出王星拱的政治包容性，然而这种包容性却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涉及政治倾向与革命立场。
王星拱被迫提出辞呈。1949年10月8日，王星拱病逝于上海，不久安葬于老家怀宁县高河镇凌桥村王家大屋。几年前，墓地升级为墓园，简洁无华。设计者也许读懂了王星拱，进入墓园的道路正中，以石刻形式突出他主张的“科学万能”四个大字。主墓采用方形设计，象征他治学严谨。主墓正后方的大型石刻，则为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在他去世时题写的“一代完人”四个大字。“完人”，是指思想情操和学术尊严吧！
最后，我对王星拱1916年之前的情况补叙如下：
1888年出生，1902年考入安徽高等学堂（这是一所新式高等教育学校，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曾于1906年至1907年这里任教，据说他很赏识王星拱），1907年从安徽高等学堂毕业，1908年参加全省第一批公费留学生考试被录取，进伦敦理工大学主攻化学专业。1910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开展反清活动。1912年，和皖籍留学生丁绪贤（现代化学家）等人发起组织“科学社”。1916年，魂牵梦萦于祖国，终于结束八年留学生涯。
原载于2014年3月20日《新安晚报》
皖江研究《庄子》的大家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在《我的学习之路》一文中写道：
“我十六岁那年（1914年）进入安庆第一师范学校，插班学习了三年。教授我们国文课的是前清举人、桐城古文派大师吴汝纶的弟子胡远浚先生。胡先生在当时很有文名，晚年执教于前中央大学哲学系，治老庄甚勤，有《老子通义》和《庄子诠诂》行世。胡先生的国文课是我在师范里最喜爱的功课，桐城古文派以复古为革新，复古即‘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革新则主张‘惟陈言之务去’，一扫明清以来的四六骈体文和八股的陈词滥调，提倡做明白浅显的古文，编集了《经史百家杂钞》和《古文辞类纂》这样的选本，使初学者循序渐进，一方面能逐步掌握文言文，进而能直接阅读三代两汉的典籍；另一方面又可以懂得读书的门径，掌握必要的书目知识。”
吴汝纶爱好古文辞，诸子百家中最推崇庄子，著有《庄子点勘》。弟子胡远浚对道家哲学即《庄子》的研究也堪称一家。胡远浚（1869～1933），字渊如，号天放散人，是安庆“胡玉美”酱园鼻祖胡兆祥的孙子，其父为“胡玉美”酱园第二代传人胡椿，其叔父是晚清著名的书法家、诗人胡竹芗。胡远浚自幼跟随叔父胡竹芗在家塾读书，在其影响下，诗书画都有一定的造诣，当时人们称二人为“叔侄书法家”。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胡远浚中举，随后任怀宁县教谕。胡远浚不是只研老庄之学，对地理、天文、数学、农桑都感兴趣，倡导实学，锐意以振兴教育为己任。他曾与严复、朱光潜、冯友兰等共事，交谊颇深，并有诗文酬答。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应严复之聘，任教安徽高等学堂，教授国学及哲学。1927年，他又应美学家宗白华之邀，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教授。
胡远浚博览群籍，在哲学、儒学、书法、绘画方面都很有成就，写了不少书，如《老子讲义》、《庄子诠诂》、《周易识》、《易述》、《周易正蒙》、《劳谦室读易随笔》、《劳谦室易说四种》、《老庄哲学与黑格尔、马克思学术之比较》、《谭嗣同仁学之批判》、《天放散人词稿》、《天放散人画稿》等。胡远浚对徐中舒亦是“极深的影响”，使之“奠定了一生的学业基础”。师承关系形成学术渊源，这是国学传承的一种传统，特别有效。后来出现所谓的文化断层，何尝不跟师承关系脆弱有关，以至于国学不振。
胡远浚是研究《庄子》的权威，至少是顶尖级专家。他的“庄子救世之情与孟子同”的观点，在清末民初社会变革时期具有特别的积极意义，因为不少知识分子有逃避现实的心理，或者以为“无政府”便可逍遥自由。
有人认为，胡远浚能够从人格和精神境界上，对庄子其人其书予以充分的理解和肯定。例如：《庄子诠诂》中解《庄子·天道》篇“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一句，引欧阳修语说：“悲夫一语，不尽有态，是庄子语。”解《达生》篇“悲夫，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一句，引吴汝纶语说：“吴汝纶曰：悲愤沉痛！”解《山木》篇“今处昏上乱相之间”一句，引梅曾亮语说：“庄周、屈原、司马迁皆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也，皆怨悱之书也，然而庄周之怨悱也隐矣。”解《则阳》篇“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一句，引马其昶语说：“马其昶曰：柳宗元谓博如庄周，哀如屈原。又曰：参之老庄，以肆其端。案其博也，正其哀之所激而肆者。刘勰并韩柳皆以屈原介庄周、司马迁之间，鸣呼！此深知庄子者也。”
历史上注解《庄子》的书非常多，吃《庄子》饭的人就更多了，正如著名报人曹聚仁所说：“古今替《老》、《庄》作注的，据不完全的统计，各有一千种以上。”胡远浚说：“《庄子》注，纷纭充栋，今必聚世间所有，足吾一人目力，遍观而尽识之，势固不能，然又奚取焉？”面对这么多注解《庄子》的著作，怎么办呢？胡远浚接着提供了一个方法：“注者于古人所窥深浅不同，彼此推测不能一致，漫无简别，将愈纷岐而不可理，故只取适吾目而止。”所谓“只取适吾目而止”，也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来读。
胡远浚的《庄子诠诂》国立中央大学出版，后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黄山书社都出版过，说明其生命力是很强的。民国十三年（1924年）《安徽通志稿》选用胡远浚撰写的《老子述义》、《庄子诠诂》，列入《文艺考·子部》，评赞他：“学问渊博，为世所宗，尤深于老庄之学。”
胡远浚精研老庄学理之外，还对庄子养生之道“听息法”也有涉猎。“中华仙学”巨子陈撄宁早年曾在胡远浚执教的安徽高等学堂上学，陈撄宁后来说：“胡渊如先生，乃吾乡之前辈，为人诚笃不欺，书法学邓完白，文章宗姚惜抱，皆卓然成名。余因其为父执，呼之曰‘胡老伯’。而彼则呼余曰‘陈老师’。闻者咸匿笑，胡正色曰：‘我等各守本分耳，何笑之有？’余父戏谓之曰：‘汝呼吾子为师，将认吾为师祖耶？’胡曰：‘非也，君子不当重新交而弃旧谊，吾二人旧日交情在先，永宜保守，仍是你兄我弟可耳。’相与抚掌绝倒，于以见前辈风流之不可及。”胡远浚的学生李朝瑞给他写了十二封信，专门谈研究内丹，陈撄宁进行注释点评，发表在《仙学月报》上。
据《陈独秀年谱》记载，胡远浚与陈独秀也有交往，1909年9月，陈独秀回国，“年底，与胡渊如一起去程演生家拜访，从此与程结为友好，旋即赴杭州，与妻高大众之同父异母之妹高君曼正式同居，相处甚欢；任杭州陆军小学历史、地理教员，通过在该校任教的刘季平，认识沈尹默。”
胡远浚当时在书法上也是很有名气的，陈撄宁称其“书法学邓完白，文章宗姚惜抱”。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安庆古刹大士阁新址落成，迎江寺主持竺庵设素宴阁上，邀他挥毫，即席题横条及中堂诗各一幅，每字大楷20厘米见方，极为浑厚雄健，传览一时。民国四年（1915年），胡远浚参加《怀宁县志》的编纂工作，编纂主任舒景蘅在成书跋中云：“胡君既领分纂事，删并道光、同治两志，独任其劳，功亦多矣。”他还为《怀宁县志》题签行、隶两种。民国十七年（1928年）为西周《虢季子白盘铭文》拓片写的释文和跋，是他的小楷珍品，也是我国早期研究、考证盘铭的纪录，原件现藏安庆市博物馆。
胡远浚说：“物之生机不遂而腐乃生，国之仁化不通而乱乃作。”
胡远浚说：“山日受泽之冲塌，山渐颓，泽渐塞，损之象也。君子惟忿欲宜惩窒之，一以体山之颓，一以体泽之塞。”
胡远浚说：“庄子借鲲鹏变化以寓养浩然正气立大化不可知之本归结于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他的这些话永不过时，闪烁着朴素的思想光芒。
原载于2014年5月17日《安庆晚报》
为文不拘桐城派“家法”
“我被他骂得不敢写诗了。上次一个很熟悉的朋友，问我能不能不写诗了，他说他看不下去……”一位文学爱好者向我诉说。
我回答她的是一些激励的话，如：“想写就写，不要听别人瞎说。”“可以学习别人的好作品，但不要相信别人今天说这么写，明天说那么写。”“不要理睬他的取笑和讽刺。”……
突然，我想起一位清末民初的作家陈澹然（1860～1930）。曾经，我一听说他是桐城人，第一反应——他属于桐城派作家吧。然而，他竟然不是。《桐城文学渊源考》、《桐城文学撰述考》等书介绍的桐城派作家数百人、上千人。从康熙到清末，泱泱华夏几百年间虽然也有其它文学流派的生存空间，但桐城派阵容最强大，门户最巍峨，传承最持久。它代表了国家文化（文学）的正统和主流。除了桐城本土学者和皖籍学者组成的“班底”，全国无数知名人士皈依了桐城派，如湖南的曾国藩、福建的林纾等等。待在桐城派圈子里面，是很荣耀的，也是很有安全感的，不寂寞，不孤立。陈澹然虽然“近水楼台”，但他却不需要明晃晃的“月亮”。不仅不需要，他还讥讽桐城派的文章为“寡妇之文”。
陈澹然对国学大师汪辟疆说：“桐城文，寡妇之文也。寡妇目不敢斜视，耳不敢乱听，规行矩步，动辄恐人议其后。君等少年，宜从《左》、《策》讨消息，千万勿走此路也。”这种言论，打击面是很广的，桐城派作家及学子们感到尊严受到了侵犯，纷纷怒责陈澹然为“叛逆”、“狂生”。陈澹然毫不在意，照旧坚持自己的观点，常常贬低桐城派及其文章。
难道陈澹然在“文青”的时候，不被桐城派老师接受而急红了眼，一日有了名气就跳出来骂桐城派不成？显然不是这么回事。陈澹然曾师从桐城老乡、著名学者方宗诚。方老师对他很不错，他也学得很入心。可是后来，他却越学越“反动”，不再恪守桐城派的文理教义，也不顾什么“师道尊严”，竟自破“桐城家法”，而竭力主张做学问须调和汉学与宋学，反对“汉宋”争斗。陈澹然写文章喜欢用一些性灵文字，这恰恰是“桐城家法”所不允许的。他有一幅对联：“功名、事业、文章，今岁已无望；嬉笑、悲欢、怒骂，明年可再来。”可见，他不是一般的“狂异”。
何谓“桐城家法”？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桐城派以明代归有光接绪唐宋八大家而“上追史迁，远溯秦汉”，为其文统之源流，故其文论不仅完整、系统，而且具有权威性。姚鼐编辑《古文辞类纂》，以其作为散文创作的“样板”刊行于世，从而在文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扩大了“桐城家法”的影响，天下文人宗法桐城者趋之若鹜。姚氏及其弟子意欲“举天下统为一派”、“奉桐城一先生之言”为不得移易之“家法”。
“异人久不作，世乱吾焉寄？”陈澹然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拳拳济世情怀。他看到了桐城派的衰弱之象，已没多少雅正阳刚之气。“浮渡夕阳，白云青鸟，葆此名山间气，乾坤雷雨待贤豪。”他明确表达了社会变革的宿愿。勉强维持的桐城家法已不符合他的社会抱负，以及为人为文的性情与审美倾向。于是，他毅然挣脱羁绊，索性写起性灵文章。陈澹然的创作实践接近于“公安三袁”，主张“言文合一”。他先后著有《江表忠略》、《异伶传》、《原人》、《原学》、《蔚云新语》、《契庵文简》、《晦堂文论》、《寝言》、《权制》、《中国通史》、《田间兵略》、《波兰泪史》、《江苏通志》等书稿百余卷。
在陈澹然的一生中，“叛逆”是他的主要性格。他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中举，授资政大夫。民国初年充任大总统府高等顾问，陆军部编修，后任江苏省省长公署顾问、安徽水利局长、安徽通志局总裁、安徽商业学堂总监等。他曾先后受到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徐世昌等人器重，可都因他的“叛逆”——不愿趋时应世，以至于任职总是时间不长，就被罢黜或自己挂冠而去。在北京，他曾上书李鸿章，论富国强兵之道。在湖南，他又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湖南巡抚陈宝箴进言，主张推行新政，起用新人。他在充任袁世凯总统府高等顾问期间，竭力反对袁氏称帝。这说明他懂得“叛逆”与“倒行逆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前者或许会付出牺牲，而后者必然没有前途！叛逆是对固有的观念、模式和既得利益者、权威说“不”，体现在文学和学术上，不盲从传统，不依傍门户，随心灵的指引，走自己的路，达到精神独立与思想开放的境界。
实现自我，个性不淹没于共性。也就是说，人要成为自己，而不是成为他人。这样，人才有灵魂，文章才有生气。陈澹然著《异伶传》，标举一个“异”字。艺术生命及其价值，就是“标新立异”。于是，“伶圣”程长庚及其弟子简三、谭鑫培、汪桂芬等这些“异士”都被他尊重地还原了人性，通过他们自身鲜明的性格，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形象。
陈澹然自己的“异”，达到了极致。有一个故事可以佐证：民国初年，陆军总长段祺瑞宴客，也邀请了陈澹然。在段府，陈澹然不慎将一只痰盂踢翻打碎。段祺瑞心里不快活，假笑着问道：“先生莫非眼睛有毛病？”陈澹然直呼段祺瑞的别名，笑道：“芝泉，我不同于你，你拿枪，要啥有啥；我拿笔，身居斗室，光线暗淡，视力自然衰退。投足触器，实出无心，难道你还要拿我过不去么？”宴会还没结束，陈澹然就拂袖而去。
我特别喜欢陈澹然的这句话：“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
陈澹然，字剑潭，号老剑。他曾题书“仗剑横江”四字。有人夸奖其书法，“激情豪迈，笔势大度而尽显侠肝义胆之高尚气节”。
原载于2014年11月15日《安庆晚报》
陶行知的安庆搭档
读《陶行知全集》，发现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他回答操震球的提问之中，即《答操震球之问》、《生活即教育——再答操震球之问》、《社会即学校——三答操震球之问》。操震球是安庆一位非常长寿的教育家，1902年生，1995年去世。
1925年，操震球考入清华大学教育心理学系。1927年他得知陶行知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实验乡村师范学校（培养训练乡村师资，开展乡村教育运动），特别感兴趣地赶往晓庄，受到陶行知的热情欢迎，遂成为晓庄师范第一届学生。一开始，操震球对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不甚理解，写信请教，陶一一解答，指出：“我们办好乡村教育，要改造乡村社会，总须有宽阔的胸怀和奉献精神，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作为一名教师，必须“到民间去”，因为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要用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于是，操震球领悟了“教学做合——是全人类教育历程之真相”；明白了“生活即教育”——“教育从书本到人生的，从狭隘到广阔的，从字面的到手脑相长的，从身体到身心全顾的”之真谛；懂得了“社会即学校”之主旨——知识分子可以拜工人、农民等一切人为老师，来改造教育，改造社会。
1928年，国立浙江大学考虑师资短缺，决定在浙江湘湖办一所师范，浙大领导请陶行知推荐一位校长人选，陶行知立即想到了操震球。8月，操震球临行前，陶行知亲书三副对联相赠：“以社会为学校，奉万物作宗师”；“以教人者教己，在劳力上劳心”；“和马牛羊鸡犬豕作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工夫”。
有“浙江晓庄”之称的湘湖师范，创建时又名“浙江省立乡村师范学校”，操震球当了不到两年的校长就离开了，原因是1930年4月陶行知遭通缉，被迫流亡日本，晓庄师范被强行封闭，湘湖师范也难逃劫难。操震球辗转回到老家怀宁，同晓庄师范学生查淑恬（后成为夫人）一道在同心村创办莲花庵小学。陶行知1931年回国后，在上海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邀请操震球任上海工学团指导，操欣然前往。陶行知曾来安庆多次，1935年，他推荐操震球任池州师范教务主任兼附小校长。这年寒假，操震球到上海参加了邹韬奋、李公朴、陶行知等人发起的“抗日救国会”。从上海回校后，操震球在池州师范组织发动了抗日救亡运动。
抗战时期，操震球在重庆育才中学任教。1945年，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他回安徽执教，出任安庆高级中学校长，1951年出任安庆市副市长，1952年出任安徽省教育副厅长，后任安徽大学副教务长、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省陶行知研究会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顾问等职。操震球曾编著《农民课本》8册，《小学行政处理法》和初中语义课本补充教材4册，还撰写了《火烧圆明园》一书。
除了操震球，安庆还有一位陶行知的“得力搭档”及合作伙伴，他是现代知名科普作家、翻译家、教育家丁柱中（1899～1940）。丁柱中留学法国，1927年回国。这年恰逢陶行知在南京晓庄搞“乡村教育”并积极联络从欧美留学回国的专家学者，邀请他们参加平民教育运动，丁柱中应邀来到晓庄。据丁柱中的儿子、书法家丁孔夷先生回忆，丁柱中回国后闻讯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主动前往，多年一直紧密追随。而《怀宁县志》上说，丁柱中“经好友操震球介绍，到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任物理教师”。不管是陶行知的邀请，还是丁柱中的主动，或者操震球的介绍，丁柱中为陶行知教育理论的推行者和实践者，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丁柱中对中国教育的最大贡献，是在“科学下嫁”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编写和翻译了大量浅显易懂的科普读物。1931年，陶行知从日本回上海，为了普及科学知识、培养科技人才，他在《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资助下，与丁柱中、高士其、戴伯韬、董纯才、吕镜梅、方与严等人搞起“科学下嫁”运动，力图将科学知识普及到大众中去。他们租下上海西摩路一所3层楼房，创立“自然学园”，进行自然科学的实验探究和科普创作工作，编辑出版《儿童科学丛书》、《大众科学丛书》、《儿童科学活叶指导》100种。其中丁柱中编写的有《电的把戏》、《磁的把戏》上中下全3册、《儿童的电机工程学》全4册、《时钟的故事》、《儿童的度量衡》上下册、《我们的地球》等，还翻译了30万字的传记《巴斯德传》（巴斯德，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等。
丁柱中与陶行知等人，在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所开展的平民教育运动和“科学下嫁”运动，其意义已被历史所认可和肯定。科普作家高士其在回忆录中写道：“陶行知、丁柱中、陈鹤琴等，为普及儿童科学教育起见，特约集专家创设儿童科学通讯学校。该校创设宗旨，在造就科学的儿童与科学的民众成为科学的民族，以适应科学的世界。他们相信，科学要从小教起……”1932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宣布取消对陶行知的通缉令，陶行知和他的同事们可以公开活动了，于是他们创办起“儿童科学通讯学校”，普及科学教育。陶行知任校长，丁柱中为专家指导。他们是没有报酬的，甚至还要把个人的稿费搭进去。“儿童科学通讯学校”，是一种函授性质的科普学校，其招生对象主要是少年儿童，其次是小学教师。
同时，丁柱中还配合陶行知在上海大场创办“上海工学团”。工学团的宗旨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这是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思想的延伸与拓展。工学团在市区建立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在郊区建立木工工学团、棉花工学团等。
1936年，丁柱中返回家乡，在安庆高级工业专科学校任教务主任。1938年安庆沦陷后，丁柱中回老家高河丁家栗树嘴村，被推选为怀宁县抗日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兼指导员，直到1940年去世。
原载于2012年9月27日《合肥晚报》
“红与黑”和“白与黑”
美学大师朱光潜和宗白华“学如其名”。朱是红色，热情、奔放，充满创造力。朱光潜认为审美主体是直觉创造——“意象与情趣的契合”，诗境是“情趣与意象”二元结构在主体心灵呈现的艺术世界。白是留白，是中国画空灵意韵的艺术生命之渲染。宗白华参透中国传统哲学与艺术的真谛——“计白以当黑”，认为艺术境界在于主体的心灵妙悟（禅悟），充盈“灵的空间”。
朱光潜到欧洲学习，接触了不少西方哲学著作，他被黑格尔著作中的一段话打动了：“……一个男孩把石头抛在河水里，以惊奇的神色去看水中所现的圆圈，觉得这是一个作品，在这作品中他看出他自己活动的结果。这种需要贯穿在各种各样的现象里，一直到艺术作品里的那种样式的外在事物中进行自我创造。”是的，艺术高于自然，需要“贯穿”，需要“创造”。这个原则，影响了朱光潜，并且成就了他的美学思想。
黑格尔美学及艺术哲学，包含其特有的辩证法与历史观，非常注重思想逻辑性，且将全人类的艺术看作一个运动着的整体系统。朱光潜推崇“黑学”，他在《美学的最低限度的必读书籍》中将黑格尔的《美学》放在重要位置，向北大学生推介。1933年朱光潜写了两篇介绍黑格尔的文章《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原理》、《唯心哲学浅释》。后来，他进一步将“红”，即“赤心”即“主观”视作审美的主体，说人所欣赏的是自己劳动所征服和改造过的自然，自然美是主观和客观统一的产品。“黑学”得力于朱光潜的阐释与发扬，在红色政权之意识形态下，转变为“朱学”而成为一个颇有影响的美学流派。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第一次“美学热”，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邓和朱都是安庆人，宗是“半个安庆人”（生于安庆，祖籍浙江）。就是这半个安庆人的美学大师宗白华，不同于朱光潜的“红与黑”，他的美学思想体现了“白与黑”——用当代著名学者李泽厚的话说：“朱先生是近代的，西方的，科学的；宗先生更是古典的，中国的，艺术的。”（《美学散步·序》）
宗白华的“黑”不是西方之黑格尔哲学，而是中国古典艺术之黑与白、虚与实交织所表现的传统哲学。宗白华追求的是“画境”，“以白为宗”，写意，隐喻，象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即使胸中有千壑，也要恬淡宁静。“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为第一境；“空山无人，水流花开”是第二境，第三境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他说：“在中国艺术中，没有孤立的空间意象，任何艺术意象都是在时间中展开的，以时间的生命之流融汇意象。”宗白华将中国哲学、中国诗画中的空间意识和中国艺术中的典型精神融合一体，他说：“山川大地是宇宙诗心的影现；画家诗人的心灵活跃，本身就是宇宙的创化，它的卷舒取舍，好似太虚片云，寒塘雁迹，空灵而自然！”（《美学散步）
宗白华出国留学8年，难道就没有研读黑格尔或其他哲学家的著作？他似乎有意识地走一条有别于朱光潜“红与黑”的道路，而迷恋于“白与黑”的探索，将自己的思想根基深扎于中国传统哲学。当然，他对中西方哲学智慧做过某些融通，例如他在《看了罗丹雕刻以后》一文中，就强调了自然和艺术的生命活力，他说：“大自然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推动无生界以入于有机界，从有机界以至于最高的生命、理性、情绪、感觉。这个活力是一切生命的源泉，也是一切‘美’的源泉。”但他更热爱本土文化和艺术传统，说：“作为中国的欣赏者，不能没有民族文化的根基……我在欧洲求学时，曾把达·芬奇和罗丹等的艺术当作最崇拜的诗。可后来还是更喜欢把玩我们民族艺术的珍品。”（《我与艺术》）
宗白华喜欢本民族艺术，不等于说朱光潜就抛开了本土哲学和艺术传统。朱光潜认为“诗的境界是情景的契合”，便与传统诗学一脉相承。只是他更注重物的形象（意象）与审美者的情趣之不可分割性，强调物的形象包含审美者的创造性。他的审美“意象说”同中国传统艺术所主张的生命情调有所不同，倾向于物质世界的超越而达于精神灵境的自由——这就需要创造，而不是直观于自然。艺术来源于生活或自然，但高于生活与自然，人性通过“创造”而得以张扬。
这就是朱光潜“红与黑”和宗白华“白与黑”的区别，前者持守思维“直觉”，后者相信心灵“妙悟”。
原载于2009年6月11日《安庆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