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位卓越的领导都懂得如何吸引各类杰出的人才为自己效力,并很善于看清人才的优缺点,挖掘人才的最大潜力,发挥人才的最大价值。曾国藩就是这样的领导,他在识人用人方面有着一套成功的方法。他更懂得“自立立人,自达达人”和“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的道理,所以他身边汇集了众多顶尖人才,为他成就惊天伟业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好领导要以知人晓事为职
对一个领导者来说,事业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决定在“用人”上,而能不能用好人才,则关键在于他们能不能做到“知人晓事”。
一个什么样的领导才算是好领导呢?不是干得最多就算好,不是很有手段就算好,也不是很能和下属打成一片就算好……一个好领导最重要的是要会用人,也就是能找到合适的人才,并把他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让他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这其中,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人才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要从品德上去判断他是君子还是小人。判断人才的标准应该是德才兼备,但要以德为主。一个人如果没有良好的品德,那他的才能就不会用到有益于自己和别人的地方。而一个领导者“知人”,不光要了解他的才干,也要了解它的人品和为人处世的风格。
一些不那么高明的领导者总给人任人唯亲、私心太重的不好印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知道去了解自己的下属,或者不知道怎么去了解。他们压根儿不知道在他的身边其实还有很多合适的人才,他们的眼光只停留在身边那些亲近的人身上,遇事就在这几个亲近者身上考虑,从而给人用人唯亲的印象。这就是很多领导者不懂得“知人晓事”的原因。
曾国藩说:“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他在一封信中写道:“盖大非易辨,似是之非难辨。窃谓屑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黾勉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以冀和衷。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固谬;乡原固谬,狂狷亦谬。重以不知人,则终古相背而驰,决非和协之理。故恒言皆以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晻暖,即为小人。故群誉群毁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
曾国藩的这段话阐述了“晓事”的重要性,如果不“晓事”则上品如君子,下品如小人,肮脏如乡原,清高如狂狷之士,都会变得荒谬。他把“晓事”作为“知人”的判断标准。在这段话中曾国藩否定了绝对的君子或绝对的小人,他强调必须根据人的行为去判断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而正是因为采用了这个标准,他在识人、用人上提出了很多标准和方法,这对他选拔有识之人提供了良好的机制上的保障。
民国时的著名爱国将领蔡锷对曾国藩的“知人晓事”有这样的评价:
“文正公谓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为职,且以能知人晓事与否,判别其为君子为小人。虽属有感而发,特论至为正当,并非愤激之说。用人之当否,视乎知人之明昧;办事之才不才,视乎晓事之透不透。不知人则不能用人,不晓事则何能办事?君子小人之别,以能否利人济物为断。苟所用之人,不能称职,所办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贻误大局,纵曰其心无他,究难为之宽恕者也。
“昔贤于用人之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其宅心之正大,足以矜式百世。曾公之荐左中堂,而劾李次青,不以恩怨而废举劾,名臣胸襟,千古流芳。”
这段话的意思是:曾国藩认为身居高位的人应该以知人晓事为职责,并以他能否知人晓事来判断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虽然是有感而发,但所持的观点却非常公允,并非是一时的愤激之说。用人是否得当,取决于是否真正地了解人;办事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对事情的理解是否透彻。不了解人,便不能任用人;不明白事理,又怎么能办事呢?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以能否利人济物为判断的标准。如果委任的人不称职,所办的事措置失当,以致影响了大局,即使当事人并无其他私心杂念,终究是难以得到宽恕的。
以前的贤德之人在用人的时候,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其心理的光明正大,足以成为百世的楷模。曾国藩推荐左中堂、弹劾李次青,并不因为个人的恩怨而影响推荐和弹劾,一代名臣的宽广胸怀,自然千古不朽。
自古以来,好的领导者都是识人用人的高手。他们自有一套辨别人才的办法和标准,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全面考察人才,了解人才,真正做到“知人晓事”,而做到了全面地认识人才,才能为后面的正确用人提供借鉴。所以,对一个领导者来说,事业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决定在“用人”上,而能不能用好人才,则关键在于他们能不能做到“知人晓事”。
选对人才,就能加速成功
不但要选才,还要“选对”人才。所谓“选对”人才,就是选择自己需要的,能够弥补自己缺点和不足的,能够给自己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的人。
一个好的领导者未必是个专业人才,但是他必定很善于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善于借助别人来成就自己的事业。曾国藩,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羸弱书生,带兵打仗并不是他的强项,但他最大的政治资本却恰恰来自于自己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并彻底镇压了太平天国,消除了清政府的心腹大患。文弱多病的他,居然成为了驾驭千军万马的湘军最高统帅,打出了“无湘不成军”的传奇,并被朝廷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文人封武侯”第一人。而这一切,都来自于曾国藩过人的“人才战略”。
当《天下无贼》中的黎叔颇为戏谑地说出“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这句话后,一时间这句话风靡各种场合,因为“贼王”黎叔说出了一句众多管理者最想说的话。也由此可见,人才对团队、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才是企业的最大财富,没有人才就没有企业的发展,没有人才就没有企业的成功。
通用汽车公司前总裁史龙·亚佛德说过:“你可以拿走我全部的资产,但是你只要把我的组织人员留下来给我,五年内我就能够把所有失去的资产赚回来。”宝洁公司总裁也说:“假若你拿走了宝洁的人才,却留下了金钱、厂房和产品,宝洁将会失败;假若拿走了宝洁的金钱、厂房和产品,留下了人才,宝洁将在10年内重建王国。”这深刻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在企业的各种要素和资源中,人是最宝贵的。
既然人才对于团队、组织、企业来说如此重要,那么选人就极为重要了。事实上,选对人才,就能成功;选错了人,就会失败。
曾国藩深知这一点。他曾提出过“取人之式”,是以有操守、多条理为主。而孟子和韩非子对选对人才的宏论,相信曾国藩也深有感触。
春秋时期,齐宣王问孟子:“怎样去识别那些缺乏才能的人而舍弃他呢?”
孟子答道:“国君选拔贤人,如果迫不得已要用新进,就要把卑贱者提拔到尊贵者之上,把疏远的人提拔在亲近的人之上,对这种事能不慎重吗?因此,左右亲近之人都说某人好,不可轻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好,也不可轻信;全国的人都说某人好,然后去了解;发现他真有才干,再任用他。左右亲近的人都说某人不好,不要听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不好,也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某人不好,然后去了解;发现他真不好,再罢免他。左右亲近的人都说某人可杀,不要听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可杀也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某人可杀,然后去了解,发现他该杀,再杀他。这样,才可以做百姓的父母。”
孟子又说:“虞国不用百里奚,因而灭亡;秦穆公用了百里奚,因而称霸。不用贤人就会招致灭亡,即使要求勉强存在,都是办不到的。”
韩非子对这一问题则有他独到的论述。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