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周旋在“恶魔”之间的超级共谍
1941年秋的一天，时任汪伪政权立法委员，同时兼任伪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的李时雨，派他妻子孙静云秘密来到中共北方分局所在的晋察冀边区，向中共北方分局委员兼社会部长许建国汇报工作。临走时，孙静云请示许建国说：“时雨很担心，他的官越当越大，将来可咋办呢？”官做大了为什么不好？因为此时的李时雨作为一个“汉奸”正周旋于“恶魔”之间。穷凶极恶的敌人的枪口，还有不知内情的自己人的枪口，随时都可能对准他……
得名《水浒》 侠义抗日
李时雨，原名李廷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近郊巴彦县人，1908年出生于巴彦县万发镇宏新村雌凤岗屯的一个地主家庭。李时雨八岁时开始上私塾读书，先后于四合泉和兴隆镇读私塾近五年，后又到兴隆镇南校念书。在校期间，李时雨最爱读《水浒传》一书，经常和同学谈论“及时雨宋公明”非常尊崇与赏识好汉宋江，所以学友孔繁文便给他起号“时雨”，此即李时雨名字的由来。
李时雨后来考入绥化省立二中，半年后因继祖父去世，家中不愿供给学费而辍学。辍学后他仍没有打消升学念头，一边回四合泉在同学孔繁文的私塾温习功课，一边与家庭交涉升学的问题。1924年在兴隆镇新发屯绅士张二爷出面说情下，家里同意他继续升学，于是他同张二爷之子张学孟到齐齐哈尔省立一中上学。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李时雨参加学校学生上街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的活动，遭到当局的压迫，省城的学校被解散，学生被迫回家。虽然在省城只学习一年多的时间，可是李时雨却增长了很多知识和见闻。特别是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受到极其深刻的爱国教育，心里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种子开始萌芽。
1926年李时雨和兴隆镇大房身屯张敬载一同考入天津南开中学。这是一所进步的学校，在这里结识了同学林枫（中共地下党员），读到高尔基的《母亲》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进步书籍，受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启蒙教育。这年冬天，因家庭反对李时雨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他不得不回到塞北家乡。经过几番周折，他才说服家长答应继续提供学费，但家里要他到北京去求学。
1927年春节过后，李时雨随同兴隆镇李珍店村同学李延山来到北京。李延山当时在北京俄文法政大学上学，后到北平大学法学院读俄文系。在李延山的照应指引下，李时雨考入北京弘达学院中学部四年级。毕业后，考入国立北京法政大学。入学不久，该校改名为“北平大学法学院”。1930年暑假期间，李时雨同邵桂丹、刘极天等十几名同学回乡与张甲州等人共同组织巴彦在外念书的大学生，开展驱逐贪官污吏巴彦县县长瞿兴凡的“驱瞿”斗争。
回到北京后，1931年李时雨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京学生南下示威，请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李时雨担任北平大学法学院学生示威游行总指挥。但国民党当局对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的无动于衷。李时雨等一批爱国热血青年在报国有志，请缨无路的情况下，义愤填膺，无不矢志投笔从戎，杀敌报国。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号召东北青年打回老家去，组织抗日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
1932年4月间，李时雨受中共地下党组织派遣，从华北潜入哈尔滨组织抗日武装。到哈尔滨后，他住在福顺栈旅馆，与地下满洲省委接头联系后，遵照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分别到呼兰、绥化、庆城等地联系有关人员之后，回到家乡兴隆镇，找到童年结识的绿林好汉“青山好”（原名王英魁）和其姐夫龙庆海、舅舅孙贵以及雌凤沟的三叔刘强。向他们宣传抗日道理后，这些人都表示愿意参加抗日义勇军。李时雨经过几天的奔波，已经联系到3000多人，决定以兴隆镇锦和厚中药铺为地下联络点。此后他又到巴彦中学找到校长孔庆尧和自卫团团总王家善，此二人抗日救国思想强烈，与李时雨志同道合，一致同意共同组织抗日武装起义。
这时，清华大学政治系学生、共产党员张甲州也回到巴彦县城，他们决定联合起来，共商抗日大计。张甲洲，字震亚，号平洋，笔名火花，1907年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张家油坊的一个地主家庭。张甲洲1929年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平西郊区委书记、北平市委宣传部长、代理北平市委书记。1931年夏季，北平市委被破坏，他逃亡至上海劳动大学（党中央驻地）。不久，党中央派他回东北做秘密工作。他到哈尔滨以后，满洲省委宣传部长冯仲云派他去依兰和王一非同志共同搞国际情报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他去北平动员黑龙江籍的同学回来组织抗日游击队，枪对枪、刀对刀地打日本鬼子。
一切事宜商讨就绪后，大家分头行动。李时雨回到兴隆镇一带，通知所联系发动的人员届时携带武器到洼兴桥参加抗日武装起义。临行前，张甲州委托李时雨顺便到白奎堡于家粉房找于九公（后改名于天放），告知有关情况。此时，正值满洲省委戴某来兴隆镇了解有关工作情况，并要到所发动的队伍去看一看，李时雨就和戴某一同到白奎堡去找于九公，在白奎堡车站遇到于九公到呼兰去，说明天回来让他俩在于家等候。可过了两天，于九公仍未回来，李时雨二人只好返回兴隆镇。然后李时雨把队伍发动起来，由王英魁、龙庆海、刘强、张功显等人带领，分头出发到洼兴桥。
因为在白奎堡耽误两天，所以，李时雨等人到洼兴桥后，已是起义的第二天。当时，只见到孔庆尧和王家善，而没有见到张甲州。原来情况发生了意外，张甲洲和王家善分家，张甲洲、赵尚志等组建红36军，张甲州将队伍拉到东山里一带抗日去了。王家善，孔庆尧、李时雨等人决定另打旗号，组织成立黑龙江省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推荐王家善任总司令（又称总指挥），李时雨任副司令（副总指挥）兼秘书长，孔庆尧任参谋长，邵桂辛任军法处长，王长令任副官处长，王英魁任第三支队长，邵桂丹任第四支队长，刘强任联络参谋，张功显任第三支队第二中队长，龙庆海任副官联络处联络官。
与此同时，他们派人到绥化、兰西联系事先已约好的武装队伍，发给番号和委任令。当时队伍号称三千多人。他们张贴揭露日寇侵华罪行的宣传画，号召青少年参加抗日义勇军，动员社会各界爱国人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踊跃捐献，共赴国难。日本侵略军占领呼海铁路沿线后，义勇军便展开游击战，李时雨直接组织指挥了二次作战：一次是这年8月初，炸毁泥河大桥附近的铁路，截击日寇火车，夺取一些枪弹和物资；又一次是在8月中旬的一天深夜，伏击兴隆镇火车站的日寇，打死打伤日军数十人，缴获许多弹药与军装。但敌我力量太悬殊，这支队伍被敌人打散了。
这支队伍中的王家善，后来被策动去齐齐哈尔当了伪军，有人说是投降了鬼子，也有人说是去卧底。李时雨、邵桂辛、刘强等人去兰西联系其他义军联合作战事宜，但没有成功，只好返回哈尔滨找满洲省委。因原定联络地点出事，未能接上联系，无奈之下李时雨回到北平。经中共地下党组织批准后，李时雨回北平大学法学院复学。
潜入“剿总” 亲历“事变”
1934年，李时雨由北平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党组织决定派他打入东北军，以便更好地进行抗日救亡工作。法学院党支部书记张敬载主张由李时雨给时任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的张学孟写信，请他帮忙把自己介绍到东北军去工作。
张学孟是李时雨的同乡好友，也是他少年时的同学。张二爷家的这位公子曾留学日本，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在东北军当过连长、营长，此时已调任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这确实是个可以利用的好关系！同窗之谊尚在，张学孟慨然答应了李时雨的要求。过了一段时间，这件事情有了结果。经他举荐，李时雨进入西安“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
当时背负着“不抵抗将军”罪名的张学良，已率领东北军到西北，蒋介石给了他个“副总司令”头衔，让他与西北军的杨虎城一起对付陕北的红军。1936年2月，李时雨来到了古城西安。3个多月后，他的党组织关系由北平转到西安。李时雨找到当时地下党的领导人刘宇新，接上了关系。刘宇新是党组织特派来做东北军工作的，受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当时刘宇新给李时雨交待两项主要任务：一是了解东北军的基本情况；二是做张学良公馆内警卫人员及“剿总”各厅处人员的工作，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思想，鼓励他们打回老家去。
张学良的公馆在西安金家巷5号。由于张学孟担任张学良公馆的警卫室主任，给李时雨的工作造成极为便利的条件。李时雨利用去看望同乡好友的机会与公馆工作人员打交道，很快就与公馆的警卫人员混熟了。他常利用闲聊天的工夫，向他们宣传我党提出的有关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抗战的主张，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亡国奴不如丧家犬”、“东北人不能长期流亡”、“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等等。不仅如此，他还把东北沦陷后，家乡父老兄弟姐妹惨遭日军屠杀蹂躏的情况讲给他们听。
李时雨的宣传工作不仅对这些年轻的警卫人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他们把李时雨所讲的事传给张学良将军。不久，一位年轻的侍从副官告诉李时雨：“有一次，张副司令听到东北人民所受的苦难，‘叭’地把茶杯放在桌上说：‘他妈的，咱们这只顾中国人打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打回老家去呀！’看样子很苦恼。”李时雨的宣传，看来对东北军将士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当日拂晓前，第四处处长卢广绩召集全处官员紧急集合，传达“西安事变”这一令人意外的消息。而后，卢广绩派四处中校秘书张松筠和李时雨负责接收《西京日报》，并将其改名为《解放日报》。李时雨他们主要是接收该报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编辑方面的工作另派人接办。
事变发生后的当天上午，刘宇新即来到李时雨家，他们一起分析情况，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当时，他们对形势的发展尚无肯定的估计，刘宇新嘱咐李时雨：一定要沉着应对！一方面做好掩护职业的本职工作；另一方面与已经联系好的官兵进一步加强联系，策动他们跟我党走。
在处理“事变”善后的过程中，张、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当时《解放日报》向民众宣传：在一定的条件下，释放蒋介石，促成抗日统一战线，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图存；否则，会发生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日寇以可乘之机，对国家、对人民不利。这些宣传发挥了报纸的应有的舆论导向作用，为后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了积极的影响。
12月14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正式取消，所有“剿共”工作完全停止，另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公推张学良为委员长，杨虎城为副委员长。张、杨即日到会视事，并通电全国。西北抗日联军军事委员会成立之后，即将原第四处改为政治处（党政处），派应德田为处长，刘澜波为第一科科长，李时雨仍负责办公室的工作。
在多方共同努力下，蒋介石被迫应承了6项诺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被扣押问罪。这对东北军来说，真是晴天霹雳，李时雨当时听了也十分震惊。
东北军上层对于何去何从的问题上主张不一致，产生了矛盾，1937年2月2日，发生了枪杀王以哲军长的事件。3月，东北军开往蚌埠，后东北军又被调往苏北，随之整编改组，遣散部分官兵。到苏北后，总部各厅处人员驻淮阴和淮安一带，大部分住在老百姓家里。接着，东北军著名将领于学忠的部队也调到这一带驻防。6月间，东北军宣布整编改组，成立绥靖公署，由于学忠任绥靖公署主任。整编时，总部各厅处大部分官员被裁减下来，李时雨也是其中之一。不久，经党组织的安排，李时雨被派往天津，继续在平津一带从事党的地下情报工作。
护送电台 营救冯骥
1937年7月4日，李时雨来到天津。不料，第三天发生了卢沟桥事变，紧接着日寇占领了天津。李时雨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后，见到了他的上级领导于毅夫，便按党组织的建议，在英租界安居下来。
于毅夫1903年出身于吉林省双城辛家窝堡，1922年考入北京平民大学，两年后转入燕京大学。期间担任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三?一八”惨案中曾带领学生游行示威。1926年大学毕业后投笔从戎，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流亡北平、东北、天津等地，1930年秋任天津市长张学铭的秘书。“九?一八”事变后因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辞职迁居北平。1933年开始参加中共地下情报工作，193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利用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参事身份，收集政治军事情报。
于毅夫安排李时雨仍做情报工作，归属中共中央北方局社会部领导，直接联系人是平津联络局何松亭。何松亭是辽宁昌图县人，1902年生。他曾赴英国勤工俭学，抗战爆发后，何松亭在白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公开身份是天津法商学院教师，同时在天津边业银行兼职。
天津沦陷后，在日寇的扶持下成立了一个治安维持会，该会的总务科长吴光弼，曾在“西剿”办公厅金家巷10号资料室工作，与李时雨相识。为了找份工作掩护自己，李时雨请他帮忙推介。经吴光弼向天津法院院长方若推荐，不久李时雨当上了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
1939年初，李时雨与何松亭接头，何松亭交给他两项艰巨的任务：一是由租界地往外运送电台机件和马达；二是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冯骥出狱。
当时，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党组织在天津购置了一些电台机械和马达，分装在两个箱子里，寄放在英租界达文里李时雨家中，由他妻子孙静云妥为收藏。何松亭指示他们将这批东西运送出去，交给河北一个转运站。
怎么才能运出去呢？几个人在一起商量此事。何松亭建议，由孙静云化装成新娘子，佯作春节串亲戚，坐出租汽车，把箱子放在汽车后备厢里，以混出日军检查口。经大家反复推敲，认为这个办法不甚保险。后来，大家研究决定，由李时雨向伪法院要汽车，假托进租界办事，顺便带出两箱东西。恰好几天之后就遇到了机会。李时雨要到了汽车，把两箱电台机件经过日军检查口，安全地运到了伪法院，放在他的办公室里。
过了些日子，何松亭又送到他家一个装有电台机件的箱子。此时，李时雨不好再借口要汽车，但又急着把东西送出去转运，只好另想办法。
为了早日一齐交运3箱电台机件，李时雨壮着胆子，在一天凌晨冒着危险搭乘三轮车，把一箱机件运到“法国桥”边。日军不准三轮车过去，他只得用肩扛着箱子走。他夹在人群当中，一手提着箱子，一手举着通行证，顺利地通过了日军检查口。紧接着，他把这一箱电台机件，连同上次运出的那两箱，一起送到了指定地点。对上暗号后，他把东西交付了。
后来，这批电台机件完整无损地运送到目的地，对抗日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上级领导对李时雨机智勇敢地完成转运这批重要军用物资的任务，备加赞许。李时雨自己对地下工作的意义和作用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再对担任伪职有思想包袱或感到不舒服了。
再说营救冯骥的事。在实施过程中，此事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冯骥1919年生，河北南宫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新河县委、宁南县委书记，邢台地委组织部长。冯骥是在天津沦陷前，因共产党案被关押在天津监狱的。何松亭交给李时雨这一任务时，仅仅说冯是共产党员，案子正在伪高等法院审理之中。具体情况，他也不知道，只是嘱咐李时雨要千方百计地把冯骥营救出狱。
李时雨接受这一任务后，首先在伪法院进行了解，证实伪高等法院刑庭确有此案，冯骥也确实被关押在看守所。李时雨了解到：此案的审判长是刑庭庭长胡凤起，主审推事（审判员）是吴璇，陪审推事是邓肇金、高乾一，检查官是郑煊，书记官姓康。胡庭长、吴推事与李时雨是一般同事，不好说私话托人情。邓、高二人与李时雨是法学院时的同学，郑煊是他的东北老乡，对他们三人还可以说私话，但他琢磨也不可冒昧行事。经反复考虑，他拟定了行动方案，决定此事采取3个步骤进行。
当时，李时雨已转任伪天津高等法院书记长兼天津地方法院书记长，他有权检查各书记官的工作。
李时雨的第一个步骤是：在那个姓康的书记官外出时，查看了他管的案卷。他暗中抽去了冯骥的全部案卷，装入皮包带走，回家看后付之一炬。康书记官回来后发现丢了一份案卷，急忙向李时雨汇报。李时雨故作姿态责备他几句，尔后又换上帮他掩饰过失的态度，示意他可以推说根本就没见过冯骥的卷宗，只是在登记簿上有个案由，可能是法院被炸时毁掉了。因为日军攻占天津时，确曾炸过法院，伪法院成立后有些案卷找不全了。康书记官照他指点的那样一说，庭长和推事就信以为真了。
第二个步骤是：李时雨以检查监所的名义到监狱看守所去。他到那里说，北平伪华北临时政府法制部可能要来检查监所，他先来看看他们的管理情况。典狱长兼看守所长朱××同李时雨一起到各监房外走了一圈之后，李时雨便要求单独到监房里找在押犯人问话，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李时雨先装模作样地与几个一般刑事犯谈了谈，接着到政治犯单人监房与冯骥谈话。李时雨见到冯后，先问了问他吃住等方面的生活情况，然后悄悄地告诉他：“法院已没有你的案卷，只是在登记簿上写有‘共党嫌疑’的案由。你在审讯时翻案，就说是与人打架，被仇人诬陷入狱的，根本不是什么共党。”
第三个步骤是：李时雨视察监所时向朱典狱长交待说，要搞好监房的卫生，搞好伙食，保持犯人的健康，对青年犯人要优待，像冯骥那样未定案的青年嫌疑犯应特别优待。李时雨还向他的两个同学邓肇金和高乾一打招呼说：“我朋友的亲戚冯骥是被诬陷入狱的，此案积压至今未进行审理，经查是分给吴璇主办，你们二人是陪审的，请你们向吴璇催一下。”他俩按李时雨的意思给吴璇递过话之后，吴璇主动向李时雨表示一定抓紧进行。李时雨顺水推舟地说：“这确是个冤案，年轻人火气大，容易得罪人而受到陷害，希望你帮忙早点给结案，让他恢复自由。”与此同时，他还分别向与此案有关的办事人员打了招呼。如希望胡庭长能做无罪的判决，希望郑煊检查官能在起诉书上笔下留情，希望伪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张春孚为被告多作些有利的辩护等等。
为了推进案件审理的进程，李时雨还私下给胡庭长送了礼，在登瀛楼请了吴、邓、高几位大吃了一顿。经过他的周密计划和一系列积极的活动，最终使冯骥得到了无罪的判决而释放出狱，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又一项重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