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方百计 肃清敌特
1947年10月，“中统”改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由叶秀峰担任局长。
叶秀峰1900年生，江苏扬州江都人，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毕业。与陈立夫是北洋大学同学，毕业后又一同赴美留学，获美国匹兹堡大学硕士学位。他因与陈立夫的这层关系，跟陈立夫一同进入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当陈立夫升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后，他继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但不过数月，即调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后又续任西北工学院院长，西康省政府教育厅厅长等职。1945年春，徐恩曾被蒋介石撤职以后，叶秀峰出任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中统”改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他顺其自然地当上了“党通局”局长。
“党通局”组织条例规定该局“于各省市党部设置通讯组（各特别党部设置通讯员），办理通讯业务”。“党通局”组织条例还规定“各省市党部通讯组，设组长一人及各级工作人员若干人（各特别党部设主任通讯员一人、通讯员若干人）”。全新的人员配置在“党通局”各省（市）辖机关内，引起了五花八门的权力角逐。
由于新局长叶秀峰把主要精力放在清洗老长官徐恩曾的势力和培养自己的班底上，陕西方面也就大换血，以向离替代李茂堂。李茂堂的猝然卸任，为我党及时掌握全部“中统”系潜谍名单增加了困难。
可西安解放指日可待，敌人的潜伏名单必须马上到手，怎么办？
1948年3月，西安快要解放，国民党反动派特别疯狂，到处血腥镇压，西情处没有地方可挪了，转哪儿都不保险，就把东柳巷1号——也就是李茂堂生死兄弟李江波的家当成了西情处的第一据点。经常是李茂堂搞到情报，肖华杰赶到东柳巷1号，把情报交给李茂堂的夫人，再由她交给王超北。王超北马上利用楼上的电台发出去。
现在由于人事变动，西情处面临无法搞到敌人潜伏名单的困难，王超北、李茂堂紧急召集中共地下党到东柳巷1号开会，商量相关对策。
李茂堂的身边有一批能人，他们都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其中包括时任国民党铜川县党部书记长的陈子敬；曾任中统西安市调统室秘书的谢维杰；西情处的地下交通、东柳巷1号的男主人李江波；还有李茂堂的贴身警卫肖华杰，以及李茂堂的洋车夫张光明。他们个个神通广大，无一不是李茂堂的高参、智囊、得力助手。得力于他们的群策群力，王超北、李茂堂当机立断，决定双管齐下，先为李茂堂或其他地下党同志在敌人内部谋得一个重要位置，再获取敌人潜伏名单。
当时的中共“西情处”处长王超北亲自出马，找西安市长王友直摊牌，打破天窗说亮话，见面约在两人的共同朋友家。
为了王超北的安全，李茂堂带上“很能打、最年轻”的神枪手肖华杰在街对面的茶楼里挑了一个二楼临窗座位，一边喝茶嗑瓜子聊天，一边留意周围动静，腰里的盒子枪都大张着机头。
一是有周恩来的交情，二是有中共西安市委的前期工作，王友直最后选择了“合作”。王友直最后答应从中斡旋，力主解除现任市警察局长职务，推荐李茂堂继任。
然而，觊觎西安市警察局长一职的大有人在，他们都是“军统”的人，争得僵持不下，最后甚至都拔出枪来。面对这种情况，“西北王”胡宗南只能维持原状。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神枪手肖华杰奉命披挂上阵，在火车站附近，悄然射杀了向离的一个手下，一个直接负责拟定潜伏名单的铁杆敌特。向离不傻，他虽不知道那一颗置人于死地的子弹究竟出自哪一个枪口，却清楚知道此案告破绝非易事。他更知道即使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终查出，也于事无补。因为他千挑万选定的名单，那一份“党通局”陕西省通讯组的潜谍名单，已经报到南京。局长叶秀峰要是知道那份名单上赫然名列前茅的一个人，不仅突然死了，而且死得不明不白、不尴不尬，那还了得？！向离就怕惊动南京，惊动顶头上司。向离知道自己人缘不好，树敌太多，积怨甚深。一旦南京怪罪下来，四面楚歌，众叛亲离，他的组长宝座定将动摇，乃至倒塌。所以，快刀斩乱麻，向离一边严密封锁消息，对外一律说死者得了急病，一边重新起用李茂堂的旧部谢维杰，要他临危受命，顶了空缺。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向离越是欺上瞒下，自以为得计，就越是深深陷入给他设的局。
向离不知道，谢维杰有着双重身份，他明里是“中统”时代过来的资深特务，暗里却是中共“西情处”的骨干成员。向离重新起用谢维杰之举，为“西情处”获取“党通局”陕西省通讯组的潜谍名单及其背景资料提供了方便。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谢维杰的地位局限了他的活动范围。他还不能涉及核心机密，还不能接触整个谍网。向离当时对中共“西情处”的威胁比较大。于是，李茂堂就再利用“党通局”骨干人物王克平与向离的面和心不和，挑唆王克平带上重礼去南京晋见叶秀峰。
听说向离瞒天过海，谎报军情，将被人枪杀的部属说成是暴病而死，叶秀峰拍桌大骂，当即撤了向离的职，由王克平取而代之。接下来，李茂堂苦口婆心、循循开导，促使王克平悬崖勒马，重新做人。王克平迷途知返，临阵倒戈，就把“党通局”设在商县的电台调回西安，连同国防部签发的特许执照一并交给西情处使用。王克平还把谢维杰等人召集起来开“应变”会议，以“负责潜伏”为名，让谢维杰把全部“党通局”专网调工卡片，共5千余份，全部接收过来，如数转交中共西安地下党。
1949年初，当解放军攻入渭北一带时，国民党渭南县党部曾发现李茂堂与共产党联络时的破绽，报告给胡宗南。胡宗南半信半疑，质问李茂堂是否“通共”？李茂堂很镇定地反问胡宗南：“共党已到我们眼下，内部还要互相攻击？”一句话，竟把胡宗南给蒙骗了过去。
1949年5月初，西安解放前夕，李茂堂和王超北还一起趁国民党组织武装自卫总队之机，让进步人士闵继骞当上自卫总队的副总队长（总队长由同王超北有联系的西安市市长王友直兼任），从而在西安解放时，把这支拥有2000多人、1000多支枪的队伍变成中共地下组织指挥的地方武装。他们挖出了胡宗南部逃跑前在铁路、桥梁、工厂、机关、学校等处埋下的炸药，使文化古城西安免遭破坏，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安的行动。
当年5月17日，解放军逼近西安，胡宗南的部队向汉中撤退，李茂堂声称暂时留守西安，等各部队全部撤完，再到宝鸡与胡宗南会合。胡宗南留给李茂堂8000块大洋作为撤退经费，到宝鸡后却怎么都等不来李茂堂了。
3天后，解放军进入西安，对于肃清暗藏在西安的国民党特务这样的任务，李茂堂轻车熟路。不久后，李茂堂还在一次市民欢迎大会上，抓获了一个企图暗杀贺龙的“中统老部下”。那个部下看到抓自己的竟是“李主任”，先是表情复杂，既而垂头丧气。
西安解放后，李茂堂向有关部门递交了一份6000多人的国民党潜伏人员的大名单，为整个西北地区扫除了巨大的隐患。
革命父子 冰释前嫌
建国后李茂堂担任了国内贸易部第一任副部长，但任职不久就因中统的事情“说不清楚”，于1950年12月被人以戒毒为名逮捕，关在北京的一所监狱。1953年5月在北京因病死在了监狱里。除了李茂堂的家人，还有很多知情人心里都感到沉痛。
李茂堂的儿子李克前1938年参加革命，历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冀鲁豫军区司令部译电员、冀鲁豫五军分区司令部作战参谋、晋绥军区司令部一科作战参谋、中央军委作战部一局参谋、军训部战术训练处参谋、军事科学研究部条令处参谋、军委军科学院战役研究部研究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宝鸡军分区副司令等。他对自己的父亲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变化过程。
最初当李克前知道李茂堂是中共地下党后，对父亲很崇拜，以有这样一个父亲感到自豪。但是1935年李茂堂被捕，后遵照党的指示卧底中统后，儿子李克前不知内情，在他父亲活着回来后，就怀疑他成叛徒了。
李克前曾回忆说：“1935年9月，我父亲给我继母来了一封信。信是从南京来的，我继母读了偷着哭，我也不敢问。只能是放学回家，趁我继母不在，把信找出来看。就这样，知道我父亲被捕了，关在南京。原来我对他很崇拜。后来他活着回来，我不再认为他是好人。我认为他叛变了，一定叛变了，投降国民党了。所以我就离家出走，投奔革命，只身去了延安。不为别的，就为背叛反动老子。我以为我父亲是叛徒、特务、反革命，我要跟他划清界限、彻底决裂！我的心里埋藏着对他的仇恨。”
1946年4月，李克前从抗大七分校调到晋绥军区司令部任一科作战参谋，在贺龙身边工作，认识了当时晋绥边区公安总局副局长陈养山。陈养山告诉李克前，说他父亲是中共党员，正在西安潜伏，搞到不少情报，立了大功。李克前还不相信，说：“你开什么玩笑？我没有出卖革命的老子。”陈养山说：“你不信，我给你转一封信去。他们那里缺懂军事的人，你去正合适，给你爹当助手。”李克前这才明白，原来父亲白皮红心，明里是国民党的大特务头子，暗地里是共产党的“西情处”副处长。
1949年3月下旬，李克前随中共中央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师北平，先驻香山，后进中南海。同年10月1日，也就是新中国的开国日，他一早去西南军区驻京办事处见老首长贺龙。贺龙对他说：“你父亲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在西安做地下工作，给我们搞了许多情报，为我们解放大西北作出很大贡献。他很想你，你能不能回去看看？”李克前说：“感谢首长关心。过些日子，我一定回去看他。现在不行，刚解放，忙得很，实在没时间。”
1950年7月，李克前回老家探亲。李茂堂听说了，从西安赶来见面，两人在一起呆了一天，不过没有多说什么。
对于解放以后的李茂堂，李克前的坚强党性决定了他三缄其口、恪守沉默，只字不提他父亲的冤屈；1953年5月，李茂堂不幸黯然病逝于北京的事，李克前只说他父亲死于一起不明不白的冤案。
1980年7月7日，李克前给原西安情报处处长王超北写信，信中说“您与我父亲不但在西情处一起工作，而且以前一直是同舟共济的生死战友。我父亲的一切，您是最了解了，是最有发言权的。”当时王超北“中风”后已不能动笔，7月17日嘱咐其次子王乃宁代为复信李克前，信中他特别强调：“李茂堂是革命的，我和在廿、卅年代领导我们的王世英同志是十分了解他的。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是很有本事的人。硬是在蒋介石、胡宗南肚皮里把他们搞垮，而没有被他们识破他的真面目。原西情处的工作能坚持到胜利，李茂堂的功劳是不小的。这是事实，应该肯定。”
徐曼玲是李茂堂的入党介绍人罗承运的遗孀。徐曼玲说：“最可怜最可怜是李茂堂！从外表上看，和潘汉年一样，李茂堂是很帅气的一个男人。为了西情处，为了党的事业，他风里来，雨里去，老婆都不要了，子女都不要了，家产都不要了，就是埋头革命，拼命干！”
1982年3月，这一起“不明不白”的冤案，经有关部门甄别复查，方始水落石出，昭雪天下。经中共有关部门的复查，李茂堂去世三十年后组织上为其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有关部门给李茂堂作出的结论：一是“为党做了工作，有一定的贡献”；二是“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骨灰送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李克前心里感到知足了。有一年10月，李克前去北京八宝山扫墓，坐着轮椅，鞠躬不方便，只在心里默默地说：爸爸，我错怪你了，对不起。我为我曾经误解你而深感内疚。现在我知道你是好人。我永远崇拜你！
李克前说：“我为我曾误解我父亲而深感内疚。我父亲克己奉公，忍辱负重，以一生的奋斗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证明了自己对党的热爱，对人民的忠诚。他的使命就是潜伏。他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底下。他倒在莫须有的猜疑、诬陷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但愿这样的悲剧再也不要重演！”
李茂堂1935年借敌劝降之机潜入国民党高层特务机构中统局，为党一干就是14年，并担任重要职务。在此期间，遇到过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险境，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但是，他在共产党人崇高信仰的支持下，不仅完成了许多艰巨的任务，为我党我军提供了重要的情报，而且掩护我地下运输队，运送大批医药、武器装备、军需物资通过国民党的禁运站口，并在保护中共组织、营救中共党员、分化瓦解敌人等方面也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李茂堂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特殊使命，这就是信仰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