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充代表 独闯敌营
1939年8月，汪精卫进行投敌卖国活动，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策划建立伪政权。为了准备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派人到各地网罗出席会议的代表。派往北方网罗代表的是周化人、邓一舟和朱晶华3人。朱晶华曾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参加过国民党改组派。抗战初期，朱晶华与抗日联军驻天津办事处的孟幻飞有过联系，他来津后即托孟幻飞帮忙拉几位代表。
孟幻飞与李时雨商量，要他冒充国民党的北方代表出席汪伪政权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之前，何松亭曾与李时雨谈过，要他注意搜集汪精卫卖国活动的情报，但当时感到这方面的线索不多且不直接，所获得的情报资料也不及时具体，现在有了打入汪伪内部的好机会，当然不应放过。但他转而一想，自己不是国民党员，怎么能当国民党的代表去参加他们的代表大会呢？
经孟幻飞介绍，李时雨与朱晶华见面了。朱晶华坦率地自我介绍说：“我是吉林人，家乡沦陷多年。我现在已成了亡国奴，流浪内地，真不如丧家之犬。”他还解释说：“我虽然是个国民党员，但没有达官显贵的后台，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以求温饱而已。我不是来跟着汪精卫当汉奸的，而是受国防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派遣来的。由于我是改组派，故得到汪精卫、陈公博的信赖。”
因为是初次见面，李时雨先是向他打听跑到重庆去的同乡同学们都怎样，后方的生活如何，接着又谈到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进行到什么程度等。谈到去当国民党六大代表一事，李时雨没有表态。朱晶华知道他心存顾虑，就宽慰他说：“你放心吧，跟着我打进去，没有错，咱们是有保险带的。”李时雨听了他这番直截了当的话，几乎怔住了。他虽然也是个爽快人，但还是没敢贸然表态。
尽管是初次相见，他们却谈得很投机。
他们后来又见了几次面。经过多次接触和倾心交谈，李时雨和朱晶华已经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了。朱晶华劝李时雨参加代表大会并保证为他保密及负责掩护他。他们商定，就说李时雨在北方上大学时经朱晶华介绍加入国民党，后来又跟他参加改组派，因一直埋头读书，很少参加活动，故与其他国民党人相识甚少。朱晶华还对他说：“汪精卫这一派急于拉人，不会仔细审查的，我一定够朋友，负责到底，你放心吧！”
党组织听了李时雨与朱晶华接洽的情况汇报后，经研究决定派他冒充国民党北方代表去上海参加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8月下旬，以焦莹为首的所谓国民党“六大”北方代表团组成，有北平、天津及河北省的代表共20余人。由朱晶华拉来的李子琢、张尔康借故天津发大水不能去，只有高风舞与李时雨一同去。他们从天津乘船到大连，然后转往上海。到上海后，他们住在日租界虹口新亚饭店，开会地点是沪西极斯菲尔路76号即汪伪后来的特工总部所在地。
开会前，汪精卫派他的亲信陈春圃、林柏生与各地代表团分别谈话。他们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宣传汪精卫一伙搞的“和平反共建国”的方针，极力渲染汪精卫如何“不避艰险”，从重庆叛逃，到河内遇刺幸免，以及日本派人接迎他的经过。他们还透露了一些汪精卫去东京谈判，向日本投降乞和的情况。说汪精卫在日本会见了当时的首相平沼骐一郎、陆军大臣坂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财政大臣石渡庄太郎、外务大臣有田八郎以及前首相、枢密院议长近卫文麿等人。他们一致表示支持汪精卫建立伪中央政府，收拾残局，日本朝野对汪都很信赖。同时，陈、林二人也透露了汪精卫在与日本政府谈判（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时所遇到的困难。陈春圃和林柏生在讲述汪精卫卖国交易时，还散布了不少关于汪精卫、周佛海的汉奸言论。如“对日本的冤仇宜解不宜结”，“要努力转敌为友”，“战必大败”，“中国唯一的出路，只有接受日本的条件，实现对日和平”等等。他们鼓动大家反对抗战，支持他们的和平主张。
听到这些无耻言论，李时雨的肺都要气炸了！但对于情报人员来说，这是平时难以取得的第一手资料，这时李时雨唯恐听不准、记不牢。其实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和恬不知耻的卖国言论，早在北沦陷时就暴露无遗。1937年7月29日北平失守的那一天，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在南京发表了一篇《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公开散布抗日失败论。同年8月4日，他又在南京发表《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广播讲话，进一步鼓吹对日求和，称不和是会吃亏的，要老老实实地承认打败仗，不要掩饰，不要唱高调，以免引起无谓的冲突等。现在汪精卫一伙故伎重演，李时雨把它一一记了下来。
1939年8月28日至30日，汪精卫卖国集团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各地代表有233人。会议选举汪精卫为临时主席团主席，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陶希圣、高宗武、陈璧君等为副主席，梅思平为秘书长，罗君强、陈春圃为副秘书长，通过了整理党务、修改国民党政纲、调整中日关系等提案。会议还通过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布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其卖国投敌纲领。
会议结束后，李时雨从上海乘日轮到了大连。他顺便由大连到哈尔滨，会见了伪满哈尔滨市长赵东藩。此人与他同乡，早就热识，从他那里李时雨又了解到不少伪满的情况。李时雨回到天津后，把参加这次会议所了解的情况以及沿途所搜集的情报资料向党组织作了详细的汇报，受到组织及领导的赞许和嘉勉。
同年9月，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北方党务办事处，派焦莹任办事处主任。12月，伪第六次常委会又决定改组天津市、北平市及河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指定李时雨和房勤、徐廷斡为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0年1月上旬，伪北方党务办事处通知天津、北平、河北三个党部的新任常委到上海去，听取上级指示。他们一行12人乘火车来到了上海，住在愚园路一幢小楼里。汪精卫在愚园路公馆接见了北方一省两市伪党部的常委。
汪精卫在一个会客厅里同他们见了面。他与李时雨他们一一握手之后说：“中国现在除了和平，没有别的出路，必须与日本携手，才能内则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外则同负保障东亚之责，实现共存共荣。”他在讲话中还透露了他与日方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事项》。这两个卖国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满洲国；确保日本在中央政府外交、教育、宣传、文化以及军事等各方面的权力和合作关系；承认日本在内蒙、华北、长江下游、厦门、海南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政治、经济以及对地下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力，承认在以上地区防共和治安的驻兵权等等。汪精卫恬不知耻地声称，这些和平条款的签订，是来之不易的，是他和周佛海等不辞辛劳奔走谈判的结果。
总之，通过参加大会，李时雨对汪精卫一伙投敌卖国的罪恶活动，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取得了对我党来说十分珍贵的第一手情报资料。
打入汪伪 虎狼为伴
1940年3月30日，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一群汉奸粉墨登场了。汪精卫及各院、部、会主要负责人陈公博、周佛海等宣誓就职。这一时期，李时雨的工作面临较大的转折。在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立法委员名单，共50人。李时雨被任命为立法委员，同时还被任命为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开始，李时雨对于去南京开拓新的工作曾有过剧烈的思想斗争，因他在平津打下了相当好的地下工作基础，现在又要单枪匹马、赤手空拳地闯入敌营，不知何时才能站稳脚跟。何松亭听了他的想法后鼓励他说：“你具有开拓者的才能，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大显身手，为党做出贡献。”华北社会部的许建国（建国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很快就作出决定，批准他打入汪伪政府。李时雨坚决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为了他的行动方便，决定暂不带家属，他的妻子孙静云仍留北平工作，由他一人只身前往，以后可以探亲为名，回北方汇报工作。
4月中旬，李时雨同焦莹等10余人乘火车抵达南京。李时雨与朱晶华见了面。他告诉李时雨，汪伪政府之所以任命李时雨为立法委员，是因为他当过“六大”代表，又是天津市党部常委，是论功行赏分配的；加上他是学法律的大学毕业生，当过法官，资格条件也具备。主任委员是个有职无权的差事，但地位较高，接触可上可下，又不用上下班坐机关，这对于李时雨的工作来说，倒是很相宜的。他就利用这个便利条件，活动于敌、我、友之间，广泛地结交朋友，逐渐扩大接触面。
作为伪立法委员的李时雨，免不了要与伪立法院长陈公博打交道。陈公博是个政客，1892年10月生，广东南海人，青年时能说会写，被称为“风流才子”。五四运动时初露锋芒，为陈独秀赏识，曾加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出席党的“一大”；后因犯错误受留党察看处分，不久被开除出党。1925年他加入国民党后，以“左派”自诩，后来演变为反蒋的改组派的代表人物，深受廖仲恺与汪精卫的器重。但他不久又与蒋介石合流，是老蒋的座上客。曾任广东省农工厅厅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兼工人部部长等职。廖仲恺被刺遇害后，陈便投靠汪精卫，是汪氏的左右手，成为国民党改组派的元老之一。
李时雨第一次与陈公博谈话，是在伪立法院院长办公室。伪立法院第一次例会，对于立法程序中的“三读通过”发生了争论。有的委员主张凡经立法院讨论通过的法案，必须要三读通过，才算合法完成；有的委员则主张不必那样机械。伪立法委员中，真正学过法律，懂得立法、司法的人不多，没有什么专家学者。虽然有几人曾当过律师，但他们对法律大都是一知半解，因此对这一小小问题争论不休。陈公博听说李时雨是学法律的，当过法官，加上听他在会上发言的观点很有见地，知道他是有真才实学的内行，便由他的女秘书、伪立法委员莫国康约李时雨同他谈谈。
陈公博是李时雨的顶头上司，这个大汉奸是个民族的罪人，李时雨本不想和他走得太近。但考虑到可以将他作为最合适的获取情报的对象，李时雨心里也就坦然了。与这样一个汪伪政府的高官元老初次相见，怎样更好地把握分寸呢？李时雨想来想去，还是按照与何松亭在天津总结的那几条经验，在敌区做情报工作，首先当然是分清敌、我、友，但是在不暴露自己的政治面貌、不泄露党的机密的原则下，对任何人都要“谦虚、谨慎、诚挚、坦率”。只有显出忠厚诚实，才能取得人家的信任，也才能得到真实情况。千万不可像国民党特务那样，狡诈奸猾，锋芒外露，使人望而生畏。
李时雨想，大汉奸固然丧失了民族气节，但他们对部下还是要求有真才实学，以利于他的使用。为此，李时雨便以青年老成，有礼不卑的姿态出现在陈公博的面前。当陈公博提出问题时，李时雨就有条不紊、有理有据地对答。他很自然地表白自己曾是国民党改组派，是陈公博的追随者，对陈公博仰慕已久。陈公博是政治舞台上的老手，见多识广，老奸巨猾，李时雨不能对他肉麻地吹捧，只能给他轻轻地戴上一顶高帽。初次见面，效果很好。事后，莫国康对李时雨说：“陈先生对你的印象很好，说你为人敦厚诚实，法学很有根底，是个有才能有作为的青年。”
从此，陈公博经常找李时雨谈问题，李时雨与他常接近，逐渐得到他的“信任”和“重用”。李时雨从他的谈话中，得到许多敌伪方面的重要战略情报。
陈公博的女秘书莫国康是广东东莞人。她身材纤弱，面貌清秀，不怎么爱打扮，故作老成之态。她毕业于北大文学院，精明干练，政治欲望很强。她想借陈公博的权势拉拢一部分人，在汪伪政府中形成一种势力。闲谈中，李时雨说他是北大法学院学生，她说她是北大文学院学生，于是他们便拉上了同学关系。他们彼此表示今后要互相帮助，在陈先生的领导下做出一番事业。
伪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和工作人员都不知李时雨的底细。他们见他能经常面见陈公博院长，并与他的女秘书那样熟，误认为他是陈公博的亲信了。这时，李时雨便摆出法学专家的架势，但又平易近人地活动在大家当中。很多人也主动跟他套近乎，包括他的法学院同学罗贯一和高跃武等（他们都在各科室工作）。于是，李时雨在伪立法院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上上下下通行无阻了。仅3个多月，李时雨就把汪伪政府的人事组织及他们活动的种种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了。
1940年7月，李时雨借伪立法院暑假休会的机会，回到北方向何松亭汇报工作。10月，借口看望家属，又回北方汇报一次工作。
在南京几个月的活动中，李时雨同各方面都建立了良好关系，肯定能站稳脚跟，进一步开展工作的。经与何松亭研究，认为孙静云有必要去南京与李时雨一起工作了。因为李时雨经常请假回北方，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和怀疑，还是由孙静云担任机要和交通为好。她没有社会职业的约束，可以自由往来，传递情报，不仅及时而且灵活方便。经党组织同意，李时雨全家于1940年11月间迁往南京。从此，孙静云便担当起情报交通工作。她经常往返于天津、南京，将李时雨搜集到的情报资料送给何松亭，何松亭随即转报晋察冀根据地的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
许建国是湖北黄陂人，1903年生于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曾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任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副处长。从1939年3月起，担任中共北方分局（晋察冀）委员兼社会部部长。晋察冀边区的情报工作是许建国负责的，他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工作经验。
1941年，陈公博兼任伪上海市长。为了筹备成立伪上海保安司令部和收编伪保安团队，当年8月，他调李时雨去上海兼任伪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此时，上海已是汪伪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对于做情报工作的李时雨来说，在这里更可以向全面纵深发展。况且李时雨的秘书处长是兼任的，立法委员不动，还可以两个星期回南京参加一次立法院的例会，丰富情报来源的渠道。孙静云在一次回北方汇报工作时，把李时雨不失时机地进一步深入虎穴的情况向何松亭作了汇报，何松亭当即表示赞成。关于他们提出的工作计划，何松亭认为需要由孙静云去晋察冀根据地亲自向许建国汇报，并请示今后如何开展工作。
孙静云见到许建国后说：“我们已在敌营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可以步步深入敌人的心脏了。”许建国高兴地说：“你告诉时雨，对伪组织不管它什么部门，应广泛打入之！”临走时，孙静云请示许建国说：“时雨很担心，他的官越当越大，将来可咋办呢？”言下之意是，李时雨在汪伪政府中的官越大，将来就越难洗脱“汉奸”的罪名。许建国却说：“那可太好了，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情，你回去告诉时雨，让他尽管大胆地往上爬，官越大越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嘛！”
有了上级的指示后，李时雨在上海大胆地干了起来。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电台台长的张友恒说：“李时雨当时官居高位，住洋楼，坐汽车，‘大官僚’的派头十足；孙静云则打扮入时，文雅端庄，俨然一个‘官太太’，没有人能想到——他们竟然是共产党的高级特工。”
廉洁办案 铁面无私
1942年5月间，陈公博因原伪军法处处长单钰积压案件、关押犯人久不处理等问题而将其撤职，随后李时雨被调去兼任伪军法处处长。
同年8月，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成立，陈公博兼任主任委员，许金源任办公厅主任，史思放、吴耀中、李镜涵和李时雨分别任办公厅第一至四处处长。李时雨所在的四处，主要负责“清乡”军政人员犯罪的侦察审判，以及“清乡”区烟、毒、赌博等犯罪的侦缉审判。鉴于江苏“清乡”官员敲诈勒索严重，特设执法队及分队，以纠查违法犯纪，并兼管禁烟、禁毒和禁赌，李时雨兼任执法队队长。
南汇“清乡”区执法分队队长冯某，在开始工作不久就执法犯法。他包庇南汇一个赌场，受贿几千元。有一天，他携带巨款来李时雨家行贿。李时雨问明了这笔款的来源之后，即打电话叫四处军法官孙增原及执法队的一位督察来，将冯某带去关押审讯，判刑治罪。此事发生后，伪上海市政府、伪上海保安司令部及上海“清乡”分会颇为震惊。
陈公博知道李时雨办事认真，为他提倡的“廉洁政治”增光，非常高兴。伪上海保安司令部日本联络官五十岚大佐和池田少佐也都称赞他“执法如山”，“不贪污受贿”。在此之前，李时雨一接管伪军法处就提出依法办案，不许用刑，不许受贿，不许虐待犯人，病犯准许保外就医等。他还主张速判速决，能放就放，所以监所犯人骤减。五十岚大佐因此而称他为“快刀子李”。
经过一番努力，李时雨已有了实力地位，又因不受贿赂、依法办案树立了威信。因此，李时雨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各方面都来与他拉关系，包括伪上海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卢英、参谋长许金源，以及伪上海市政府各局局长等都愿意与他交往，有的人甚至常到他家叙谈。借此机会，李时雨也就顺水推舟，与他们来往应酬。
自从伪上海保安司令部成立以来，李时雨几乎每天到伪市政府面见陈公博，给他送批重要公文，并请示解决一些问题。与此同时，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与各部门负责的伪官员接触，每隔两周还去南京参加伪立法院的例会，借机与南京已建立的关系人员晤谈，从而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资料。
1943年3月，中央社会部的张友恒来上海，听取了李时雨的汇报，研究、布置了他们今后的工作，并帮助他们在津浦路下关火车站建立了一个转运点，供他们传递情报。张友恒要他们把情报资料伪装好，送到下关车站，由火车上的工作人员带到天津。他还告诉他们，组织上委任李时雨为特派员，孙静云管机要，并派杨宁来沪，由他们3人组成一个党小组，共同研究工作和一起学习。李时雨给杨宁起个化名叫“杨德修”，委他为伪上海保安司令部少校军法官。
同年8月，汪伪政府接收上海租界，将原法租界区域改称第八区公署，将公共租界区改称第一区公署，陈公博兼任署长，调李时雨任伪警察局司法处处长。从此，李时雨去南京的机会较少，以后搜集到的情报资料多由杨宁去南京下关火车站交转运站。
上海租界地是个冒险家乐园，这里豺狼横行，无法无天，李时雨这个赤色的伪警察局司法处处长在这里工作，又是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真可谓“深入虎穴”了。李时雨在那些坏人堆里，既要摆出司法专家的架势，又要严于律己，不能与他们同流合污。伪官们没有不搞钱的，李时雨硬是不要钱。那些大汉奸们，本来是卖国求荣，唯利是图，但他们却要装出忧国忧民的样子，不许他们的下属贪赃枉法，以达到欺世盗名的目的。如汉奸陈公博就大讲什么“廉洁政治”、“奉公守法”。李时雨利用推行其“廉洁政治”的机会，首先整顿了原租界地的“包打听”（上海便衣警探的通称），并强调禁烟、禁赌、禁毒，禁止敲诈勒索、禁止流氓扰乱社会秩序，对侵犯民众利益者，绳之以法，从严处理。李时雨利用伪职，雷厉风行地惩治了邪恶势力，狠狠地打击了刑事犯罪分子。
李时雨的做法让日军、豪绅、流氓及大小汉奸们都摸不着底细，他们真的以为他是奉陈公博之命推行其所谓“廉洁政治”的呢！他们见李时雨如此铁面无私认真执法，就不得不“买账”了。原租界地的上层人士，所谓“三老”，即闻兰亭、袁履登、杜康侯，以及青帮头子黄金荣、红帮头子徐朗西等，都转弯抹角地设法与李时雨接触、拉交情，他也就顺水推舟与他们周旋。
